读完《寻路中国》之后，很快读《江城》，这是何伟的第一本书。关于他刚来中国时在涪陵的生活（96-98年）。作为一个敏锐的外来者，他留心身边的一切人和事，真诚地讨论。可以看出来，作者竭力克制着自己来自西方文化的偏见与骄傲。在经历的一切事件上，他也通过观察记录，不断梳理他所在环境现实与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中国的发展变化速度超出想象，正如他在后记里提到，书的第一页写着“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2001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就通车了。城里多一条路或一座桥，甚至一座城因为一座大坝整体移民，对中国人来说实在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中国人已经在巨变压力下学会了对尊严和自由需求的克制。真正让我惊讶的是，这本书竟能在大陆出版！虽然我不会就此认为审查制度即将结束。除此之外，另一些变化也逐渐显露出来，比如九十年代中后期人们在三峡工程上反映出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的社群观念，与西方人打交道的方式等等。而今这些都在发生变化，都在渐渐改善，一个逐渐成型的公民社会（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进程）。

我看见一个不断犯错误，却又被不断抹去，不着痕迹的朝代在崛起。

何伟的书往往充满了对身边人物的尊重与爱戴，但也不乏对中国文化敏锐的觉察，以下是这方面内容的部分书摘：

如果没有一群棒棒军来围观，那交通事故也就不算是真正的交通事故。他们是一群悄无声息的人——有时即使是最惨不忍睹的事故，也唤不起他们开口的欲望——他们也不出面干预。他们只是在看。

第二条守则强调学生应该“坚持历史唯物观”，这说明了政治理论在中国时如何发挥作用的……但“坚持”才是关键。无需调查，无需冥想，无需分析——仅需“坚持”即可。……这正如奥威尔所说，语词和意义分了家。

我发现，我读不懂文学评论了，因为其中晦涩的学术性与作品的优美性相去甚远。对于绝大多数文学评论，我都不太明白，它们好似一团乱麻，无可救药地充塞着令人费解的字眼：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

我们都是逃亡者。他们逃避了“社会主义建设课程”，我逃避了“解构主义”。

中国这个国家早就习惯了作出困难的抉择，而这样的抉择可能是美国人连想都没想过的。

涪陵缺乏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社区感……近代以来的历史教导人们，要尽量少参和公共事务，同时，也伴随着对于公共事务缺乏了解意识。

一群乌合之众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把票买到手——但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把他们凝聚起来，于是，每一个个体都会拼尽全力，以尽快地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

这里并没有我们通常所定义的那种社区。这里的小团体很多，也不乏爱国主义，但跟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这种爱国主义的激发，既可能出于心系祖国的真情实感，也可能是因为恐惧和无知。你可以操弄这种恐惧和无知，告诉人们，尽管大坝可能会破坏江河与城镇，但却对中国意义重大。

她们（教堂里的老太太们）都是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在这些信众的身上有一种无言的力量，丝毫没有美国那些穿戴得体的教民身上所具有的矜持和装模作样。

对涪陵的人们而言，自我意识大多是外来的，你对自我的认识取决于别人对你的认识。儒学的目的跟这个不谋而合，它严格地根据她与身边每一个人的关系来定位她的角色：她是一个人的女儿、那个人的妻子，同时又是另一个人的母亲，每一个角色都有具体的责任义务。这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相当有用，但这样的和谐一旦打破，她就丧失了自我身份认同，因而很难再把那些东西聚合起来。

在中国，人们内心好像往往缺乏一种指南，使之无法承受类似的事件（如文革或大屠杀）。

集体思维有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你个人的身份认同来自某个群体，即便它发了疯，这个群体依旧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你个人的自我认识却可能在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中国人缺乏这样的传统，即将个人的身份认同建立在既定的价值体系之上，而不管别人怎么看待。

错误和谎言我都可以忍受，但我不能原谅幽默感的彻底丧失。一旦没有了笑声，中国也就成了个阴森凄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