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寻路中国》之后，很快读《江城》，这是何伟的第一本书。关于他刚来中国时在涪陵的生活（96-98年）。作为一个敏锐的外来者，他留心身边的一切人和事，真诚地讨论。可以看出来，作者竭力克制着自己来自西方文化的偏见与骄傲。在经历的一切事件上，他也通过观察记录，不断梳理他所在环境现实与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中国的发展变化速度超出想象，正如他在后记里提到，书的第一页写着“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2001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就通车了。城里多一条路或一座桥，甚至一座城因为一座大坝整体移民，对中国人来说实在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中国人已经在巨变压力下学会了对尊严和自由需求的克制。真正让我惊讶的是，这本书竟能在大陆出版！虽然我不会就此认为审查制度即将结束。除此之外，另一些变化也逐渐显露出来，比如九十年代中后期人们在三峡工程上反映出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的社群观念，与西方人打交道的方式等等。而今这些都在发生变化，都在渐渐改善，一个逐渐成型的公民社会（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进程）。

我看见一个不断犯错误，却又被不断抹去，不着痕迹的朝代在崛起。

何伟的书往往充满了对身边人物的尊重与爱戴，但也不乏对中国文化敏锐的觉察，以下是这方面内容的部分书摘：

如果没有一群棒棒军来围观，那交通事故也就不算是真正的交通事故。他们是一群悄无声息的人——有时即使是最惨不忍睹的事故，也唤不起他们开口的欲望——他们也不出面干预。他们只是在看。

第二条守则强调学生应该“坚持历史唯物观”，这说明了政治理论在中国时如何发挥作用的……但“坚持”才是关键。无需调查，无需冥想，无需分析——仅需“坚持”即可。……这正如奥威尔所说，语词和意义分了家。

我发现，我读不懂文学评论了，因为其中晦涩的学术性与作品的优美性相去甚远。对于绝大多数文学评论，我都不太明白，它们好似一团乱麻，无可救药地充塞着令人费解的字眼：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

我们都是逃亡者。他们逃避了“社会主义建设课程”，我逃避了“解构主义”。

中国这个国家早就习惯了作出困难的抉择，而这样的抉择可能是美国人连想都没想过的。

涪陵缺乏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社区感……近代以来的历史教导人们，要尽量少参和公共事务，同时，也伴随着对于公共事务缺乏了解意识。

一群乌合之众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把票买到手——但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把他们凝聚起来，于是，每一个个体都会拼尽全力，以尽快地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

这里并没有我们通常所定义的那种社区。这里的小团体很多，也不乏爱国主义，但跟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这种爱国主义的激发，既可能出于心系祖国的真情实感，也可能是因为恐惧和无知。你可以操弄这种恐惧和无知，告诉人们，尽管大坝可能会破坏江河与城镇，但却对中国意义重大。

她们（教堂里的老太太们）都是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在这些信众的身上有一种无言的力量，丝毫没有美国那些穿戴得体的教民身上所具有的矜持和装模作样。

对涪陵的人们而言，自我意识大多是外来的，你对自我的认识取决于别人对你的认识。儒学的目的跟这个不谋而合，它严格地根据她与身边每一个人的关系来定位她的角色：她是一个人的女儿、那个人的妻子，同时又是另一个人的母亲，每一个角色都有具体的责任义务。这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相当有用，但这样的和谐一旦打破，她就丧失了自我身份认同，因而很难再把那些东西聚合起来。

在中国，人们内心好像往往缺乏一种指南，使之无法承受类似的事件（如文革或大屠杀）。

集体思维有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你个人的身份认同来自某个群体，即便它发了疯，这个群体依旧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你个人的自我认识却可能在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中国人缺乏这样的传统，即将个人的身份认同建立在既定的价值体系之上，而不管别人怎么看待。

错误和谎言我都可以忍受，但我不能原谅幽默感的彻底丧失。一旦没有了笑声，中国也就成了个阴森凄冷的地方。

一口气读完了何伟（Peter Hessler）的《寻路中国》（Country Driving），真心写的好，立即推荐给身边的朋友。显然，他比许多中国人更了解中国和中国人，那些习以为常、被忽略的现实（或超现实），像一道道奇观被带回来。这让我这个中国人也好奇，原来我们的确是这样生活的。而我从前竟然不知道！

何伟写的中国三部曲，《江城》、《甲骨文》还有《寻路中国》都是非常精彩的作品，目前正在读《江城》。据说，《甲骨文》没法出版，因为太多内容敏感。其实《江城》是第一本，也有一些较为敏感的内容，因此该书的中文版最初在台湾。直到《寻路中国》在大陆颇受欢迎，才把《江城》的版权引进来，做了最大限度的放行。

《寻路中国》按三个场景讲故事，城墙、村庄和工厂，三幕剧。故事都是何伟经历并观察到的日常生活的琐事，开车、加油、问路，和当地人住在一起，给邻居帮忙，看村子里的人际关系，经济开发区的打工妹，白手起家的小老板……我十分好奇他是如何记住那么多的细节。从《江城》里得知，他每天晚上都写几个小时的日记和笔记。原来，白天的现实只是彩排，晚上的文字才宣布，现实正式开始。

最精彩的是，他能将身边无数的小故事小场景，准确地放到中国历史、地理、宗教、时事政策里，巧妙而准确地呈现出一个既有生活场景又有历史脉络的有温度的中国——而这，正是今日中国/中国人所不具备的。我们的生活、历史知识和常识太过于碎片化，彼此之间没有干系。何伟笔下的中国人，栩栩如生，有血有肉，像看完一部漫长而精彩的纪录片。同时，他又能对一些事情背后的状况作出有力的反思。比如谈到宗教信仰，他认为“中国人也还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人们信奉宗教的冲动，更多的是同寻求共同体有关。在中国，急剧的变化让很多人感到内心空虚……他们想借此与邻居和朋友分享与共担。”

这里也摘录一些书中有关反思的片段：

“有时候，他们似乎是本能地抓住了两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东西：最糟糕的现代生活，最糟糕的传统观念。”

“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的个体化，极度内在化。很多人都在探究，他们渴望某种宗教的或者哲学的真理，他们愿意跟他人建立起一种有意义的纽带和联系。……他们的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国家站稳根基，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同时，何伟也将中国的发展与西方工业革命，以及美国的城镇大开发时期做比较，并发现了不少关键性差异，比如这里写到：
“美国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而中国新兴城镇的存在，只有商业一样东西：工厂、建筑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没有私人报纸，没有独立的劳工联合会……”

“任何国家都面临浪费巨额财富的诱惑，而中国正巧面临的是对人力资源这种财富的浪费。”

“中国需要发展到某个点上，让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都感觉到，这样的体系对他们获得成功已经形成了障碍。不过，这种情形还没有发生……”

另外一处提到有关科学的差异，从中看到中国文化是非常注重经验的文化，而非形而上思考。这甚至也反映在地图制图方面。

“中国早期地图绘制相当不错，然而采用的基本原理却只考虑实用性，不大在乎科学性。在古希腊，制图学是从天文学里面分支出来的，人们因此借用了星象寻踪的主要原则。在此基础上，西方人提出了经度和纬度的概念，古代中国的地图却找不到它们的踪影。……他们的地图，主要依靠语言文字，不太看重各种符号的使用。……地理课本里，以文字描述居多……”

书中也有很多只有局外人才会注意的场景，这些轻描淡写颇具幽默感，比如我们常见的农民喜欢在马路上晒谷，他们把马路当作晒场和分拣场，车辆从上面碾过，可以起到去壳的作用。何伟说“这样做是违法的——很难想象还有别的做法，既公然违背交通安全法规，又违背食品安全法规”。——除了在神奇的中国！

我觉得何伟的书给我一个重新观察我所生活的中国的眼界和方法，而这将给我带来对身边的人，有更深的认识和感情。

继续读《江城》。读完写笔记与大家分享。

附录《身处中国变革时代－－访<甲骨文>作者何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