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变与扩张——唐志冈绘画中的疾病隐喻
文/罗 菲
本文发表于《画廊》杂志2016年10-11月刊
在劳改农场长大，而后在部队从事过多年宣传工作的唐志冈深谙管教与被管教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深谙权力运作的方式方法，深谙体面政治生活背后的荒诞与无力。这一切都反映在唐志冈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创作的大批令人印象深刻、幽默而尖锐的讽喻画作里，如“儿童会议”系列、“永远长不大”系列、“中国童话”系列等。艺术家通过把懵懂、调皮甚至看上去十分无辜的儿童放到严肃的政治生活、军事场景和寓言场景中，戏仿成人世界的拉帮结派、装腔作势、世故圆滑、老谋深算……从反面看，也反映出成人世界的幼稚、反智、荒诞和深刻的孤独。这也正是唐志冈画作通常令人莞尔一笑，却又发人深思的缘故。一种在场的旁观者的机智。
唐志冈，《永远不长大：勇往无前》，布面油画，168x179cm，2007
在近期画作中，唐志冈的艺术正在被另一种更强大更具破坏性的诱因所占据——疾病。甚至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唐志冈就已经对疾病入侵、感染导致的溃烂，以及医疗图像这类视觉效果产生浓厚兴趣，比如图片作品《病毒报告——艾滋病》（1994年），油画《性病》（1995年）、《透视》（1995年）、《苍蝇》（1998年）等。随着影像技术的发展，腐败与溃烂，这种特定的视觉图像为九十年代和世纪之交的许多中国艺术家提供了灵感，并发展成为一种审美趣味。从品味上反映出艺术家对主流社会价值的疏离。
然而近期作品里的疾病，源于艺术家亲身经历的让人痛苦的癌症。和许多患者甚至医生选择隐瞒不同，唐志冈选择与人分享这种令人难以启齿的疾病给人带来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以及微观世界里的病理学视觉经验。他意识到那种基于政治讽喻的画作，已经不足以表达他在疾病中所经历的一切，那个他所讽喻的政治系统和接受作品的资本系统，已经具备了超强的免疫力。讽喻作为一种病菌，已不足以令其严重感染并揭示其问题。
和病菌感染所导致的疾病不同，癌症与体内异常细胞突变有关，这些异常细胞最终离开其原先所在位置或器官，向其他器官或系统大举扩散，这是一个内部颠覆的过程，一个微观却最终走全局终结的过程。
人们从不只是谈论一场疾病本身，疾病一直被当作死亡、人类的软弱和脆弱的一个隐喻。疾病隐喻还不满足于停留在美学和道德范畴，它经常进入政治和种族范畴，成为对付国内外反对派、对手、异己分子或敌对力量的最顺手的修辞学工具。
隐喻，按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的定义，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
唐志冈，《膀胱上皮细胞癌》，130×162cm，布面油画，2015
在一幅蓝绿色调的画中，八个身着黄褐色军装的男孩正站在坐便器或他人头上朝观众小便。他们以某种内部商议好的等级和序列出场。他们的生殖器生长出肖像，露出诡异的笑容。这些“童子军”还长出了轻盈的翅膀，这暗示着他们就地解决后很快就要转移战场，飞去下一个地方继续肆意小便，他们有超常的迁徙自由，能随意对远处目标发起攻击。画面有一种生殖与军事混杂的双重意味。这幅画被命名为《膀胱上皮细胞癌》（2015年）——正是艺术家相伴多年的疾病。
癌症和其他疾病不同，癌症通常攻击一些令人羞于启齿的部位（结肠、膀胱、直肠、乳房、子宫颈、前列腺、睾丸）。身体里的肿瘤通常唤起羞耻感，患者经常被恐惧和痛苦折磨得毫无尊严。那些癌变细胞在身体内部扩散、增生，俨如一个“他者”的存在。艺术家把人们羞于启齿的病名、身体部位和细胞活动像一台戏一样暴露在观众面前，如同他之前把“会议”当做一台戏呈现那样。疾病和政治都具有神秘性，而神秘性正是隐喻的滋生地。在这张画中，艺术家以疾病隐喻来描绘一幅神秘的恣意妄为的扩张行动。
在另一幅被命名为《让领导先走》（2016年）的画作中，大厅里塞满了密密麻麻的孩子，无数双惊恐的眼神正在寻求一个安全出口。和唐志冈过去的“会议”系列相比，这幅画彻底调换了镜头，从前是台上的人物，现在是台下的人群。密集的人群不再有过去“会议”时期丰富的孩童表情，也没有任何肢体语言，只有数不尽的寥寥带过的青色的、褐色的、血色的人头，像是显微镜下观察到难以抑制的细胞活动，俨如一场细胞正在发动的政变与骚乱。艺术家认为这种密集人群的视觉经验可能来自军旅生涯中的人海战术，视觉上与细胞病理学图像具有相似性。
唐志冈，《让领导先走》，布面油画，160×200cm，2016年
这种类似对人群进行细胞化的处理手法在唐志冈近期不少作品里都有呈现，如“达卡”系列（2016年）、《历史之三》（2015年）、《曼谷》（2015年）、《苏捷的生日》（2015年）等。这种表现手法让人不再注意画面中具体的表情、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而是整体上的躁动与不安。这种不安感也源于这时期的作品不再传递“儿童会议”时期那种一目了然的寓意。这个阶段的画面色彩普遍笼罩在比较压抑的蓝绿色调（但也有部分作品非常明快），像黯淡的病房或军营一隅。这个时期的画作更具表现性，强调绘画语言的速度和反转的色彩系统。
在《让领导先走》中，艺术家用类似微观的细胞活动来表现社会的不安与躁动。在体面的政治秩序底下，隐藏着的不断增长的公信力失控风险。在体面撤离的同时，却在发生公共道德溃败的现实。这是艺术家通过疾病隐喻对社会与政治状况作出的警示。
针对疾病的响应措施，军事隐喻经常在宣传领域中被使用，如向癌症开战，向艾滋病开战，战争被定义为一种紧张状态，牺牲再大也不过分。疾病被看作外来入侵的“他者”，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基于这样的理由，人们往往把疾病妖魔化，但最终导致患者被妖魔化，如对患者的性情、为人、私生活进行评价。
身体也以自身的“军事行动”来对付这种入侵，例如调动免疫“防卫”系统，而药物则是“攻击性”的，如大多数化疗语言中所说的那样。对于一个有着职业军旅生涯又具备独立艺术表达的人来说，军事生活中的任何场景都可能被转换为针对自身经验和现状的一针见血的隐喻。在唐志冈2007年描绘的一幅凶险的溃坝画面里，孩子们为了抢险，组成人肉堤坝，却一起被洪水冲散，这幅画被命名为《永远长不大：胆结石》，从中不难看出艺术家在另一场疾病中的艰难抵抗。在另一幅《永远长不大：移山填海》（2008年）中，工兵形象的孩子们正在徒手搬运石头，扩张城市或搭建海上军事基地。这些攻防工事反映出国家在面对自身状况时所采取的紧急应对措施。对于身体层面的疾病来袭，人们有如兵临城下的紧迫感。
唐志冈还常常在画面里表现暴力以及人们看待暴力的态度，这在各个阶段的作品里都有表现，如批斗、武斗、欺凌、算计等等。在近期的《后台》（2014年）、《历史之一》（2015年）、《历史之二》（2015年）、《在妈妈的床上拉泡屎》（2015年）等画面里，出现了成堆的被肢解的玩偶形象。在唐志冈孩童时的记忆中，父亲赠送的玩具经常被幼儿园小朋友拆卸肢解。然而这些画面并不是简单反映他的个人经历，更没有交待那双实施肢解的双手，而是被肢解的结果，并且那些脱离身体的人体器官看似具有独立意志甚至行动能力。从疾病隐喻来看，与其说这些玩偶样式的孩童是被肢解，不如说他们是正在进行中的异常细胞的分裂活动——细胞突变。这是一种不断持续的分裂，但免疫系统无法对其进行识别。一些列不可见的“历史性”的裂变。
无论是“会议”系列还是如今的“疾病隐喻”，唐志冈的画作可以被看作一系列的社会性文本，一系列关于社会内部的变异：反智主张的蔓延，官僚作风的恶化，暴力逻辑的恣意扩张……癌症区别于艾滋病，在于它并非源于外在“污染”导致对免疫系统的彻底破坏，而是无法阻止的内在癌细胞的突变与扩张，直到整个机能死亡。也即是说，癌症作为隐喻，并不涉及病因，它只揭示其失控又不可逆的增长。正如唐志冈绘画所表现的，是一场视觉上的突变与扩张的过程。
在多年与疾病相伴的经历中，唐志冈深谙疾病不只是一种个人经历，不只是身体层面的战斗，更是一场象征领域的战斗。这些图像深深扎根于艺术家个人经验中，他从早年描绘动员、表态性质的会议样式，抗洪抢险等宏大叙事，发展出以细胞突变与扩张活动为隐喻的微叙事。他从个别历史困境中剥离出一种根本性的疾病隐喻的批判性图像。唐志冈正在织起一张基于疾病隐喻、军事隐喻和政治隐喻的复合性语义网，捕捞“癌变”这一微观却致命的现实。
而艺术，从不作出“包治百病”的承诺，它只负责揭示。
唐志冈 《青海坎布拉》，布面油画，160cmx200cm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