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的角色与规则”中国-瑞典当代艺术交流展 | 斯德哥尔摩

“艺术家的角色与规则”——中国-瑞典当代艺术交流展
Artists Roles/Artists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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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艺术家的独立创作都是基于个人底线与立场,也是对理想世界的想象。“艺术家的角色与规则”是一个关于艺术家的使命、责任和社会姿态的展览,这些定位有时是被动的,有时则是自我设定的。
项目的初衷是中国和瑞典的艺术家们渴望通过探索和讨论不同条件下的艺术家的差异性和相似性。
我们渴望通过此次交流项目,作为艺术家能获得对他人以及各自社群更广阔的认识。
语言障碍使得书面交流十分稀缺,在这个项目中参与者之间唯一的共同语言是图像。最初,我们通过在微信群里发布短视频来交流,这对中国和瑞典艺术家来说都是一种开放的可能性。通过这种交流我们也彼此认识互相学习。这些视频目前已经被合并成了一件集体作品在画廊展出。
“艺术家的角色与规则”展览将包括一件集体录像作品以及艺术家个人的录像、装置、拼贴、摄影、绘画以及行为艺术文献等作品。
该展览第二部分将于2017年在中国昆明展出。

项目发起人:Madeleine Aleman, 罗菲
艺术家:
中国:雷燕、罗菲、薛滔、资佰
瑞典:Madeleine Aleman, Jannike Brantås, Rikard Fåhraeus, Ylva Landoff Lindberg

开幕式时间:
2016年8月19日 17:00—22:00
18:00, 策展人、艺术家罗菲导览介绍参展作品
20:00, 瑞典艺术家Jannike Brantås行为表演

展览时间:2016年8月19日—9月11日
画廊开放时间:周四至周五12:00—18:00,周六至周日12:00—17:00
地址:Studio 44画廊, 瑞典斯德哥尔摩Tjärhovsgatan 44号

主题讲座:
《替代性关系的实验:来自中国的行为艺术》
主讲:罗菲
2016年8月20日 15:00

项目支持:NKF北欧艺术协会(瑞典)、TCG诺地卡(中国)、KAiM文化学院(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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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录像作品《艺术家角色与规则》,2016年3月1日–5月31日,该项目艺术家每人轮流用手机在项目微信群里发布一条10秒左右的录像,最终汇编在一起,时长:18分55秒

艺术家自述:

Madeleine Aleman

自2012年我在瑞典史威登堡的夏季房完成了表演“一顿餐宴”,我就不断尝试把我的成长经历和毕生感兴趣的心理学以及灵性整合到我的艺术作品中。我借用诸如催眠术和冥想等方法来使自己超越逻辑和日常生活,进入另一种状态。我用炭笔在纸本上描绘的每幅画,即是一种表述行为的冥想。
在一个新项目之前,我会根据自己的内在经验来选择多样性的材料和表达方式。此次展览中的绘画是“宇宙之轴”系列的一部分,“宇宙之轴”是一个关于地球和宇宙间的中枢以及天堂和人间彼此相连的某种观念。围绕这个观念来展开工作是为了让我的艺术和个人成长史交织在一起。我的祖父曾是史威登堡的牧师,他深信18世纪神秘主义者伊曼纽·斯韦登伯格对《圣经》的解释,斯尔登伯格研究的微观世界彼此镜像的“应和论”与“宇宙之轴”的观念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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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leine Aleman, Axis Mundi 1:2, Charcoal on paper, 50cm x 70cm, 2016

罗 菲

我在云南师宗菌子山的自然环境中不断锤击自己的胸膛,同时大声发出“freedom(自由)”这个单词,伴随着持续激烈的锤击运动以及高原环境的影响,我很快体力不支,发出“freedom”一词越加困难,甚至呼吸也变得极为困难,直到最终难以发出这个词为止,行为表演结束。
我在风景如画的环境里实施行为,以带有大猩猩示威般的肢体语言来宣告一个对人类而言极具解放意味的词汇,自然场景和人的行为形成一种看似毫不相关的关系,却在风光明媚的风景里透出希望与绝望、激昂与疲惫、自然与政治的混合状态。
艺术家的角色之一,就是在有限的时间中不断激起自身进行这样一种抗争吧。
之所以选择英文,是因为英文freedom由free(自由的)和dom(状态、领域)构成,这恰好构成了这件作品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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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菲,《自由节奏》,行为录像,2015

Rikard Fåhraeus

作为年轻人我想成为一名探索者。自由和冒险吸引着我,这是我的生活方式,我也将其带入到我的艺术中,我想艺术本是为此。然而艺术界有自身的限制和规则。我一直持续个人探索,寻找我自己的独特感受。我最初想要得到的那种艺术家角色已经让我越加不爽,甚至想去挑战那些规则,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是这样。
但有一样是我想要提出并为之贡献的,就是让我最深处的内心世界被人看到,被表现出来。
有时抗议也是为了表达一种潜在的需求,其结果就像是对某人吐唾沫。
艺术是一种持续的工作,需要吐点唾沫在手上,挽起袖子来斗争,绝不言弃。
水彩画是我的主要工作方式,我在年幼时就学会了,但我从未展出过,甚至不敢。其他任何作品都可以展出,没问题,但水彩除外,它被看作是次等级别的艺术,甚至被人唾弃。我现在为这些公开展示的一组水彩画感到恐惧。但我最终仍坚持这样做,因为水中也充满着潜在的危险、障碍、规则、视野和任务。这是一次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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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kard Fåhraues, Offering, Watercolor and Spit, 77x58cm, 2016

雷 燕

当代艺术创作总是要与心灵、社会、文化发生关系,总是要与时代思想、历史息息相关。我的作品《冰冻红色》、《冰冻青春》、就是从个体心灵出发,以个人话题转化为一个公共的话题。《冰冻红色》里的符号影响了我们这代人的成长,《冰冻青春》里那些模糊的影像传递了那代人眼里的迷茫与困惑,这段历史注定会影响我们这代人对今天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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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燕,《冰冻青春》系列,图片,2007

Ylva Landoff Lindberg

我用时尚杂志的碎片做拼贴作品,像是色彩斑斓的马赛克一样。钳子和时间是必须的。我最常选择的是在水里或水边的场景。诱人的美,却暗示着世界的末日。
在“艺术家的角色与规则”项目中,我在创作的同时也有了些许思考:在时间总是不够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创作?在日常生活的需求和安全中,艺术家作为父母亲与理想中“自由艺术家”的矛盾在哪里?
工作室是我私密的泡沫空间吗?或只是从一切现实中逃遁隐蔽的地方?在拼贴作品“工作室是我的洞穴还是解决问题的幻象”中,我思索坐下、裁剪、粘合……这一切是为了什么?自孩提时,我总是想象自己会成为一名艺术家,做非凡的作品,我的艺术甚至会给人们带来一些改变。这是我起初做艺术家最重要的冲动,现在仍然是,只是我找到了比艺术更直接更有效地的其他方式来让现实稍有点不一样。如今,我甚至不确定,艺术家是否真有要去解决任何现实问题的任务或责任?也许这只是一种幻象。
“工作室是我的洞穴还是解决问题的幻象”是一幅坐落在表象下的元自画像,在纸本以外建造着自己的世界,创造属于自己的那份危险与美丽。我一面望见儿子和丈夫以安全距离飘摇在海上,一面却看到这个充满危机的世界仿佛一艘难民船,正在下沉……
我生活和工作在斯德哥尔摩,同时也在靠近中国的越南北部的一家徒步旅行公司“Sapa姊妹徒步探险”担任总经理。“Sapa姊妹”是一家由黑苗族女性拥有的社会性企业。我是2003年作为艺术学生去到越南河内美术学院学习,这些年来我一直往返于河内和斯德哥尔摩。

Ylva Landoff Lindberg, My Studio is My Cave or The Illusion of a Solution, Paper collage, 2016

Ylva Landoff Lindberg, My Studio is My Cave or The Illusion of a Solution, Paper collage, 2016

薛 滔

从2000年我开始做第一件报纸作品,最初是对报纸材料的接触所产生的直观感觉,后来做了一些很有雕塑感和空间感的作品,再后来我开始削弱作品的雕塑感,呈现非造型、非审美的视觉特征。
直到今天我才发现,这十多年来,那些形式、空间、造型等等都是假的,其实我对报纸动手了,这才是真的。我们(这儿)的报纸全是让人恶心的谎言,在一个充斥着谎言的社会中,我必须对这些谎言做点什么。报纸这一张张可恨的谎言,日复一日的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没有比对它“动手”更好的选择了。

薛滔,《意料之外的事情》,材料:报纸,尺寸可变,2015

薛滔,《意料之外的事情》,材料:报纸,尺寸可变,2015

Jannike Brantås

我从不把自己看作是艺术家。直到几年前,这种以充满危险的方式来处理生活和死亡的生活方式才真正成为了我的选择。既然开始了,我就以自己的方式活出艺术家的角色。尽管我仍然十分脆弱。
我在装置和行为表演中结合了各种不同的成分来看它们之间能否建立某种关联。作品中的物品我通常都是用的二手货或已经被用过的材料,装作没有什么苛求。
我喜欢简单,如影子那样简单。因为杂烩式作品通常都止于不确定性的本质:我发现很难给自己的作品有足够多的时间,这样往往只能产生一些缺乏事实、清晰度和精准度的形式。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加入一些开放的不确定性、裂痕、分歧乃至令人焦躁的批评声。我喜欢破坏又同时建构,使其“真实”。同时,我想呈现那些支离破碎的生活经验,我们的生活如此不同却都难以掌控——多么希望这些支离破碎的经验可以成为一个整体。我想呈现我们努力融入到碎片中的样子。将这些碎片视作或多或少彼此连接的膜或薄纱,打开来看一看,谈一谈,感受一下。
行为表演既更容易上手同时也更难,在作品中你只能怪你自己。有时我表演失败了,我还只能站那儿。这是一种非常直接的失败感。当我用材料来表达的时候,我被材料所代表了,也许没人说任何话,我甚至不会注意到别人的反应,那这更难。
我的艺术不能成为任何一种投资项目。我只能呈现生活于我而言的那个样子。艺术家的使命是要去展示未曾揭露的事物:如果我不能在作品里加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宁愿此刻放弃,等下一个好的想法。艺术家的责任就是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工作。只是这种历史是由人自己去书写的,这并不适用于我。
艺术,就是我最终进入到内室里,正要去做的那件事。

Jannike Brantås, Still Life, Installation

Jannike Brantås, Still Life, Installation

资 佰

我习惯性的跟人群保持一定的距离,独自进化,不是为了遗世独立,是为更准确对焦,以还原于事·物本身。确保自己的态度和主张。
如今社会完全是为了物质目的而存在的,艺术过剩被视为社会面临的困境。
我看到太多有天赋的艺术家们,不得不必须以非艺术的方式谋生,牺牲掉在世界上被喝彩的渴望。这跟19世纪不同,那时的艺术家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逐步被奉为英雄,先知和天才。
疏离是态度,也是讲究姿态的“挣扎”。
我以垃圾与环境,废弃物与城市的关系,以及生命的凋零为创作题材。摄影是直述,表达着我对存在的事实的批判态度,以镜头捕捉存在的奥秘,试图让人们得以对其进行关照。借助艺术能使人以更强烈的方式感悟重大的人生问题:诞生、死亡、爱情、肉体和灵魂!

资佰,《山高人为峰》,图片尺寸:240x20cm ,版数:8

资佰,《山高人为峰》,图片尺寸:240x20cm ,版数:8

Studio44空间:
Studio 44 空间是由一群斯德哥尔摩的艺术家于2003年基于独立和非商业而创办的当代艺术空间。空间位于斯德哥尔摩CCF摄影艺术中心。

TCG诺地卡文化中心
由瑞典文化人Anna Mellergard和中国文化人吴月蓉女士于1999年在中国昆明西坝路创库艺术社区共同创办的多元文化对话交流的国际性文化中心。目前设有画廊、LC舞蹈工作室、舞台、文化旅游、国际文化课程、艺术家进驻等项目。

KAiM
由瑞典文化人Anna Mellergard于2006年在瑞典玛丽安娜隆德乡村建立的为世界各地艺术家进驻和交流的机构。

薛滔:北欧旅行随笔(二)

薛滔在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工作照(图:罗菲)

薛滔在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工作照(图:罗菲)

薛滔:北欧旅行随笔(二)

文:薛滔

离开马尔默,我们坐上火车,火车结束后又转了两趟汽车才来到玛丽安娜隆德,这是个非常理性的村庄,理性得只有大自然及汽车来往的声音。这里非常安静、有序,安静得甚至没有多余的人在路上行走,我和罗菲每天在路上走来走去,轻而易举就获得了马路占有率第一的好成绩。村庄到处鸟语花香,一尘不染,对于受够了烦透了乱哄哄的人来说,这当然很舒服,但对于野惯了的我来说,这简直舒服得有些拘谨过分。作为农村,我还是比较认可咱老家那种杂乱无章,鸡飞狗跳,大人喊娃娃哭,横七竖八的长棍短棍,一堆一堆的牛屎猪屎等等,看来我已经无药可救了。

在离开马尔默时,罗菲我们双双把东西遗忘在杨瀚松家,对于两个新世纪细心男来说,发生这种事情简直就不可思议。不过我忘记的是无关大局的牙刷毛巾,他遗忘的则是工作用的必备工具相机。没了相机,他便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他的采访,他的行为难道要让我用文字记录,这是不可能的。那么, 这几天,罗菲吃完早点便开始等待他的相机,路边每开过一辆货车,他都怀疑是送相机来的,这时他便在路边流露出望眼欲穿的神情。对此,我很同情他,但又不能表露出来,大多数情况下我还是沉着脸。再说了,刘丽芬说我笑起来像个坏人,我虽然很幽默,但为了避免给人留下坏印象,一般情况下我都沉着脸。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安娜是热情开朗阳光灿烂极具活力的人,她总是对我们笑脸相迎,似乎她无论在哪里都能折腾出事儿。十多年前她到昆明,于是昆明便有了TCG诺地卡,后来她来到玛丽安娜隆德,于是这个村子的废弃火车站与教堂便成了画廊,这个安静了几个世纪的村庄便有世界各地艺术家的进驻和来访。

安娜的先生佩卡,就是在上一篇游记中提到的佩克,应该叫他佩卡,我不会说英语。佩卡与安娜是在去印度的旅途中认识的。那时他们高中毕业,并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立即去上大学,而是选择了旅行,去亚洲旅行。他们开车花了一年时间,从瑞典到伊朗到印度、尼泊尔等。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出那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正是在这此旅行中安娜与佩卡决定以后一定要再回到亚洲,后来的事情果然应验了他们的决定,这简直就像是电影镜头。

佩卡,2015年(图:罗菲)

佩卡,2015年(图:罗菲)

佩卡与安娜,2012年(安娜供图)

佩卡与安娜,2012年(安娜供图)

佩卡的故事从后来说起。后来,安娜与佩卡再到亚洲的决定应验的时候,佩卡第二次到了昆明(几年前他曾途经昆明待了两天),作为脑外科的专家被昆明医学院和几大医院联合邀请去做临床指导。脑外科就是那种把脑壳撬开,处理脑子里出现的各种问题,例如肿瘤啊、瘀血啊、创伤啊什么的。撬开脑壳的重要性人人都明白,这是极其尖端高危高风险的职业。佩卡作为外国专家被邀请到昆明做临床指导,那么他所受到的重视与热情接待是可想而知的。在工作结束临分别时,中国领导自然会说一些“希望下次再来”,“希望常来指导”或者“期待着有机会到医学院来工作”之类的话,这是中国人常见的客套。而问题是佩卡是瑞典人,他听到这样热情的期待后,决定真的要来昆明工作。当佩卡把来中国的决定告诉昆明医学院的时候,外事办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面临什么,在向佩卡出具邀请证明时他们同时告诉佩卡一些在中国将要面临的困难,想用这些困难来打消佩卡前往中国的想法。可佩卡和安娜在高中毕业时就开车从瑞典到印度,他们哪里是困难能够阻挡得了的,很遗憾医学院外事办似乎不太了解这些。于是佩卡回国花了很长的时间准备了厚厚一摞上课用的讲义,估计可用两学期的或者更多,辞去瑞典的工作,带着安娜和三个十岁左右岁的孩子来到昆明。天哪,带着三个上小学的孩子,辞去瑞典工作,就这样冒冒失失的来到中国,他们可都不会说中国话啊,这种事情想想我都会急出心脏病。

T咖啡画廊,2000年(TCG诺地卡供图)

T咖啡画廊,2000年(TCG诺地卡供图)

当他带着准备好的资料坐在医学院外事办的领导面前时,可以想象得出那个领导有多么的六神无主。这种意外对领导来说过于挑战了,他应该没有权利做出决定,决定一个外国脑外科专家在中国的医学院任教,开什么玩笑这是多么重大的事情他当然决定不了。但他也不能立刻拒绝佩卡,万一哪天上头发起神经,说你居然你把一个外国专家拒之门外,这也是他吃不消的。在为难与尴尬中,外事办领导对佩卡说:好吧,但只能教英语。教英语!让一个外国脑科专家去教英语,佩卡有多生气是可想而知的,但他还是同意了,他认为这是上帝对他的磨练。

那么,此时医学院有了一名英语外教——佩卡。作为英语老师的佩卡,教学是很给力的,经常有学生围绕在他身边,来他家里,那是一种非常鲜活的课堂。而中国教师的英语课大多数情况都下可以做到要多枯燥有多枯燥。由于有众多学生的围绕,学生对瑞典老师的好奇,再加上安娜与佩卡希望有更多的事情可做,于是他们一起讨论出一个看似正常实则非凡的决定,在中国做一个中瑞两国文化交流的民间机构,促进两国人民对彼此的了解。这当然是个非常好的想法,但任何事情都需要资金的支持,钱从哪里来呢?他们的办法是把瑞典的房子卖掉,用这些钱来中国做一个文化艺术交流的机构。我的天,这又是一个可以让人得心脏病的想法。

佩卡、安娜、栾小杰和瑞典学生在T咖啡画廊,2001年(TCG诺地卡供图)

佩卡、安娜、栾小杰和瑞典学生在T咖啡画廊,2001年(TCG诺地卡供图)

1999年的某一天,安娜与佩卡卖掉了瑞典的房子,在昆明红菱路租了房子准备他们在中国的事业。两个老外在中国做文化机构这当然是中国政府所不允许的,那么他们只能注册一家商业用的咖啡厅,作为商业投资中国政府当然很欢迎。那么,昆明红菱路上的一家外资企业“T咖啡”便诞生了。为了让咖啡喝得更有品质,实际上他们在T咖啡里举办了很多文化活动,例如音乐会、画展、诗会等等。很自然的,T咖啡那里便聚集了很多艺术家及文化人。我记得参加了一次T咖啡的活动,有画展和小提琴演奏,开幕式的酒水和各位外国绅士笔挺的尾巴开叉的正装,让我印象深刻。

整个中国的艺术界在2000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昆明也不例外,其中2001年在昆明西坝路开业的“创库艺术主题社区”成为中国首个正式形成的艺术社区。2002年以后,以上海M50、北京798为代表的艺术社区在中国各大城市凭空崛起。目前,艺术社区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现代文化标志,改变着中国城市发展的基因。在著名艺术家叶永青、唐志冈筹建昆明创库的时候,T咖啡作为创库早期的艺术机构在唐志冈的强烈邀请下进驻,进入创库的T咖啡改名为“TCG诺地卡”。

2014年3月挪威行为艺术之父赫尔马·弗雷德里克森与中国行为艺术家罗菲、和丽斌、黄越君表演“艺术真容易”,TCG诺地卡画廊(TCG诺地卡供图)

2014年3月挪威行为艺术之父赫尔马·弗雷德里克森与中国行为艺术家罗菲、和丽斌、黄越君表演“艺术真容易”,TCG诺地卡画廊(TCG诺地卡供图)

TCG诺地卡作为创库重要的艺术机构,对昆明本土的艺术生态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很多云南艺术家都以不同形式参与过诺地卡的项目。十多年中,诺地卡举办了上百场展览,通过TCG诺地卡的各种项目,包括艺术、音乐、诗歌等活动让数以千计的人次来往于中瑞两国,其中就有至少260个以上的云南人(包括艺术家、作家、诗人、音乐人)在TCG诺地卡的项目中到过瑞典。每年都有长达3个月的艺术家进驻项目在交换着云南和瑞典的艺术家来往于中国和瑞典。很多云南青年艺术家通过TCG诺地卡来到欧洲,不仅参观在教科书中学习到的各种美术馆、博物馆,还和瑞典艺术家一起工作,了解彼此的差异和共同点。瑞典则有上千人次(包括艺术家、教师、学生等)通过TCG诺地卡来到中国云南,对中国社会有了直观真切的了解和感受。除了大型项目外,TCG诺地卡十多年来的举办的讲座、英语角、创意市集和各种演出更是不计其数。昆明人可以在这里看到北欧人的圣诞节是怎么过的,当然还能在这里吃到正宗西餐喝到地道咖啡等等。可以说云南青年艺术家通过TCG诺地卡打开了国际视野。TCG诺地卡带到欧洲的很多云南艺术家是第一次出国的,对于一个学习西方艺术的人来说,第一次到欧洲在博物馆、美术馆中看到课本上的原作,这意味着什么,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诺地卡的艺术家进驻项目进行数年以后,昆明市政府才与瑞士苏黎世政府开展类似的艺术家驻留计划,但这个由市政府主持的工作其效果和影响力远远不能和诺地卡相比,尽管市政府使用的资源是诺地卡望尘莫及的。当看到诺地卡让昆明与北欧产生链接,成为中国昆明与瑞典之间重要的交流文化艺术平台与纽带的时候,我的心脏病稍稍好了一点。

作为诺地卡灵魂人物的安娜在中国做了大量的工作,她出色的个人魅力感染着整个工作团队,团队中有不少人在崇拜她,甚至模仿她。员工在诺地卡的工作中,都有很强的参与感,他们能够看到自己在诺地卡的贡献,能够明显感受到自己在团队工作中的价值。没人觉得安娜是老板,都把她当朋友看待,大家都感觉诺地卡是共同的家,很多人从中得到锻炼与成长,安娜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

安娜在玛丽安娜隆德创建了儿童电影博物馆(安娜供图)

安娜在玛丽安娜隆德创建了儿童电影博物馆(安娜供图)

再后来,由于佩卡要回国工作,他不能一直在昆明做英语外教,瑞典一所神学院需要他回去当院长,所以安娜开始有意培养中国团队来接管诺地卡。随着时间推移,安娜从诺地卡的事务中逐渐淡出,直至2010年完全退出,诺地卡则移交到逐渐组建起来的中国团队那里继续运作。

在瑞典南部的小镇玛丽安娜隆德,一个要把地图放到最大才看得见的地方。在朋友家四处蹭住两年以后,2005年以后,安娜与佩卡把家从中国搬迁到这里,慢慢的这里废弃的火车站与教堂便成了画廊和艺术现场,陆续有中国艺术家来这里工作访问。2014年,安娜在这里创办了“造访2014”的艺术项目,小镇上所有闲置的空间都成了展览现场,除了前面提到的火车站和教堂,还有仓库、厂房等闲置空间。这个一直平静的小镇,很多人一辈子都待在这里,突然在他们门口看到了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及作品,让他们接触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这是多么的让人觉得惊艳。今年,因为“造访2015”的项目,我和罗菲来到这里,开始我的疯狂潜水者行动与报纸创作,这一切的缘由都是因为安娜。

通常我不是一个喜欢赞美别人的人,因为那样看起来特别假的样子。但今天的故事让我不能不用最不擅长的赞美语法来讲述,对安娜的赞美其实再多一些也不嫌过分,她确实在中瑞两国民间文化交流上做出很大贡献,就个人力量而言,她的成绩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这些事情都是这些年我们看到并经历的,我想很多云南艺术家都不会觉得陌生,甚至会有一种久违了的熟悉。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太过匆忙,匆忙得没能够去细心体会,每当我们稍有回顾的时候,就会发现许多宝贵的事物就在身边,一点都不遥远。

2015年5月21日星期四

罗菲:从“国际机场”到“家乡”(时玉玲)

罗菲采访和丽斌现场照片,和丽斌工作室,昆明,2014年

罗菲采访和丽斌现场照片,和丽斌工作室,昆明,2014年

罗菲:从“国际机场”到“家乡”

文/时玉玲

“日瑟浩奕”,纳西语,意为“时间很长,气很长”,是云南艺术家和丽斌个展的标题。对于一个“多数民族”——汉族人而言,我们不知用怎样的音调正确的发出这句纳西语,正如我们不懂它所传达的含义,以及我们无从了解它背后那个与我们平行的文化。所幸,我们看得懂艺术家绘画中的风景,我们能够感受到艺术家在绘画中所寄托的对内心体验观照与沉思。

在云南这个多民族文化融会的区域,许多艺术家的民族身份和记忆所面对的是一个汉文化的框架,正如中国文化面临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能体会纳西语言的微妙,正如我们无法用另一种语言完全翻译出汉语言的魅力。但这不代表交流是无效的。正是交流打开了一扇通往外界的窗,让我们以更开阔的眼界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根源。正如策展人罗菲所比喻的,从“国际机场”回到“家乡”。

时玉玲:2008年,诺地卡曾经做过和丽斌的个展“行者日志”,当时是管郁达策的展,您来做学术主持。在六年之后,2014年诺地卡又做和丽斌的个展“日瑟浩奕”,您来策展。在这六年中,和丽斌在创作的思想上有哪些大的变化,又有什么是没有变的?

和丽斌作品《花园—七天行为计划》行为 2014年 北京798妙有艺术空间

和丽斌作品《花园—七天行为计划》行为 2014年 北京798妙有艺术空间

罗菲:“行者日志”个展主要是对和丽斌2006至2008年间的“荒原”系列的呈现,那个阶段是对他更早时期一些用综合材料制作的观念类作品的转向,从符号性、制作性、观念性的创作转向意象性、书写性和表现性的创作。那个阶段的作品和丽斌往往把自己在自然中独处的体验以表现主义手法描绘出来,一批冷峻的黑白色调的荒原风景,和丽斌把那个阶段的作品当做认识自我的开始。是的,他把艺术当作认识自我的途径。

2008年个展后,和丽斌更深地进入到风景与自我的关系中,或者说完全打开了对自我状态的叙述。画面中普遍有一个小人物的出现,这个人总是追随着太阳,攀爬在山间,漫步在山花烂漫处。他把这些画作分别命名为“荒原”、“逐日”和“幻灭”系列,它们讲述着和丽斌个人的心灵史。我理解那些作品也表现了人的三种存在状态和场景:追寻—荒原,希望—逐日,绝望—幻灭。在这些画作中他开始大量使用刺激的红色、蓝色,具有强烈视觉冲击感。在这六年里和丽斌还同时创作了大量在自然环境中的行为艺术,并且在创作绘画或行为的过程中还写诗。

当我把和丽斌自2006年以来的油画、诗歌、行为艺术放在一起反复观看,它们更像一部部自传体电影的分镜头剧本。这些片段构成了一部宏大的有关自我追寻与撤离的心灵叙事,令人炫目。它时而“向前,奔跑,冲刺,从自己的影子里撕裂、挣脱出去”,时而“安眠,在水一方”,而最终或许只是“消失在飞扬的尘埃里”。和丽斌的艺术,可以说是一部带着“夸父逐日”的理想主义色彩,讲述我们这个时代的“少年派”们在大地上奇幻漂泊的心灵史,它震撼人心,浪漫迷人,诡异又不安。

2014年7月TCG诺地卡画廊展出艺术家薛滔个展“非常日常·贰”

2014年7月TCG诺地卡画廊展出艺术家薛滔个展“非常日常·贰”

时玉玲:和丽斌不仅是一位艺术家,他本身也是策展人,也做了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研究。对于这个个展览他本身可能就会从艺术家和策展人的两个角度来思考,你与和丽斌在这个展览上的角色分工是如何实现的?会不会有冲突的地方,是怎么协调的?

罗菲:对,和丽斌是一位很有激情也很执著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位有行动力的策展人,他对自己的展览甚至每一个细节都有许多设想。我其实更像是他的陪伴者,我对他的艺术历程也非常熟悉,他的工作室就在我工作画廊的楼上,因此我们常常在一起看作品,讨论问题。我们之间的合作一直都比较默契,但也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比如这次布展,由于展厅条件的限制和对他作品展示方面理解上的差异,产生过一些争执,但最终我选择尊重他的决定,当然,他也考虑了我的意见,双方都做了一定调整。他在对待自己作品如何“真诚地”向观众“表白”方面,是相当在意的。这也是他的艺术感人之处,人们总是能从他的画作中看到那个固执己见的浪漫的身影。

我在这次展览中的角色主要是挖掘和丽斌这位艺术家的成长史、心灵史,这也是他艺术的内核。我们连续做了两天的对话,从对话中我理解到,他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是为了心灵而艺术。这种心灵反馈引发的艺术创作及其风格转向,在云南许多艺术家身上都比较突出,另一位更典型的是我们熟悉的毛旭辉老师。另一方面,和丽斌作为本土重要的艺术家,活跃的策展人,我也想借此次展览激发其他艺术家共同来讨论风景、自我还有地域性的问题,我理解这是云南艺术界近些年来比较突出的问题,因此我们也邀请了査常平老师来做学术主持,推动相互之间思想的碰撞。

瑞典艺术家奥斯卡·弗贝肯(Oscar Furbacken)的微型青铜雕塑 2013年 TCG诺地卡画廊

瑞典艺术家奥斯卡·弗贝肯(Oscar Furbacken)的微型青铜雕塑 2013年 TCG诺地卡画廊

时玉玲:云南历来有风景画的传统,不管是以风景为内心关照的表达,还是在某一个特殊时期作为一种艺术的策略。但是在今天新媒体热、观念艺术泛滥的当下,再谈风景画会不会被质疑?这个话题是否只能在特定的地域文化中生效?

罗菲:是的,自八五时期毛旭辉、张晓刚、叶永青等艺术家以田园风景和个人生活空间来表达内心体验的艺术以来,它就形成了云南式的现代主义精神文脉和表述模式,使得这里的艺术家普遍表现出对个人内心经验的关照,其中内心独白式的表达尤其突出,它往往又借助于描绘乡土风景和私生活表现出来。这种内心关照在其中一些艺术家身上就成为了对个人心灵史的书写,比如在毛旭辉、孙国娟等较早一代艺术家身上,你能从他们的艺术历程中明显看到心灵反馈运动和个人生活变迁的痕迹。在另一些艺术家身上,也有把个人心灵史转化为公共心灵史,比如心灵在公共记忆、国际冲突、消费文化里的反应与表述,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雷燕的创作。总体而言,云南艺术家们内心关照的艺术都是基于经验的关照,还没有出现先验的精神性关照,也就无法面对人性的基本问题,比如人的罪性,因此他们的表达主要集中在日常生活中的诗意与虚无。

绝大多数风景艺术家对“风景”(作为自然的风景)的兴趣可能远大于对艺术的兴趣,在精神层面这类作品主要延续着八十年代以来的乡土情结。事实上,风景并非一个对象化的画面,或者只是作为自然的风景,也是人类所处的场域和关系,这个场域及其关系包括了人与物质、生态、文化、政治、时间和语言等方面的关系,艺术家如何在这个关系中重新确立艺术表达与体验的方式,发现那些被隐藏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反思并付诸行动。

和丽斌的绘画,不只是风景艺术,也是风景与自我的关系,更深层面它是自我与真我的关系。我更倾向于把这些画和他的行为、诗歌放在“个人心灵史”这样一个框架里来理解。

2014年3月挪威行为艺术之父赫尔马·弗雷德里克森的行为表演“艺术真容易”,TCG诺地卡画廊

2014年3月挪威行为艺术之父赫尔马·弗雷德里克森的行为表演“艺术真容易”,TCG诺地卡画廊

时玉玲:这次的展览主题“日瑟浩奕”乍看之下让人颇为费解,后来看到报道才知道是一句“纳西语”,是和丽斌自己民族的语言。为什么会选择用一句纳西语来做展览主题,是想表达艺术家对于自己的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一种态度吗?由此延生出一个老生常谈却一直没有被很好地回答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怎样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

罗菲:是的,这是艺术家对待自己文化的态度。少数民族文化的讨论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尚没有被真正开启。对“大多数”人而言,这种关于“少数人”的讨论的价值还没有被看到。即便在云南,许多当代艺术家身上其实都有他们的民族身份和记忆,但这同样是被忽略的。

当代艺术一方面需要艺术家在个体上觉醒,自由表达;另一方面艺术家也需要把人们带入具体的文化政治领域。艺术实践如何从“国际机场”进入“家乡”,或者说,如何把“家乡”与“国际机场”连结并相互转化,这里有很大的讨论和实践空间,因为艺术家总是需要重新提出那些被忽略了的价值和生活方式。

艺术生成价值,这是艺术与生活模糊界限之后的一项重要功用。在那些被忽略了的价值与关系中,这种实验需要被充分开启,使我们生活的场域和特定文化成为引发共振的器皿和现场,让那些所谓的“少数民族”的“静默区”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方面,云南的艺术家其实有较大的实验空间。在和丽斌及其他云南艺术家的创作里,这种尝试也才刚刚开始。

苏亚碧,纸本彩铅、丙烯、炭笔,尺寸:75×101cm,根据荷兰诗人:戴尔波克(荷兰),诗歌:《她拎着一杯水上楼____给w》(多重编译 中国荷兰诗歌与艺术交流项目)

苏亚碧,纸本彩铅、丙烯、炭笔,尺寸:75×101cm,根据荷兰诗人:戴尔波克(荷兰),诗歌:《她拎着一杯水上楼____给w》(多重编译 中国荷兰诗歌与艺术交流项目)

时玉玲:像许多艺术城市一样,云南在2000年以后也经历了一个艺术中心的转移,曾经一度很活跃的艺术家分散到北京、上海等寻找更多的机会。杭州、成都等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转变。似乎艺术的中心只有北京和上海。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大城市提供了更加国际化的舞台。但是这几年,似乎这种现象有所改变,许多城市开始建立与国外的艺术交流,曾经去北京、上海的艺术家也回归到原先的城市,似乎“各自为营”的艺术格局慢慢形成。我知道TCG诺地卡每年都有一些和北欧的交流项目。这些交流对云南的艺术生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TCG对云南的艺术家而言有怎样的意义?

罗菲:诺地卡作为云南乃至中国最早的民间的国际文化中心之一,在本土当代艺术领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一扇通往外界的窗户,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学生、青年艺术家、策展人都是从这里成长起来的。
国际交流对于中国的艺术家而言十分重要,它是扩展眼界、重建经验与多元价值,建立民间社会的重要方式。诺地卡以及后来的丽江工作室、苔画廊等艺术机构引进的国际项目都使得国际交流在云南变得常态化,这里的许多艺术家积累了许多国际协作经验,也使得在以风景和内心关照为主的架上绘画以外,有了其他艺术实践与观念,比如行为、装置、特定场域艺术、社群艺术等。这种常态化国际交流、互访与合作有助于改变人们对他者和自己概念化的认识。

资佰个展“景观制造”展览作品《山高人为峰》 240x20cm (数字图片)TCG诺地卡画廊 2013

资佰个展“景观制造”展览作品《山高人为峰》 240x20cm (数字图片)TCG诺地卡画廊 2013

时玉玲:您不仅是策展人,还是机构的负责人,本身也是艺术家,在读了你的书之后,我发现在这些表面的身份之下,你其实更像是一个云南当代文化的研究者、推动者,去关注本地的艺术生态的生成,关注年轻艺术家的成长,努力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今天对于一个策展人的要求已经不仅仅是做好一个展览,你认为今天这个时代对策展人提出了怎样的要求?是否应该承担更多的文化推广的责任?

罗菲:正如今天的艺术家也不能只局限于思考画布上的事情一样,策展人更需要多方面的能力与眼光。尤其在云南这样的地方,很多角色和功能其实比较模糊,就更需要培养艺术工作者有全方位的眼光和行动力,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化生态的建立中。正如前面提到,当代艺术是要生成一种价值,这种有待生成的价值应该在文化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着,生活方式、态度、信念、教育、展览、交流、跨文化对话、协作、语言、写作、批评、收藏……这种转变要求年青一代文化艺术工作者具备跨界实践的热情,对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保持敏锐。

本文刊于《上层》杂志2015年第5期

《从艺术出发》自序/致谢/跋

《从艺术出发》自序

文/罗菲

2002年开始,我从事以行为艺术、录像和观念艺术为主的艺术创作。2003年我第一次策划了展览,展览名为《放大》,那是一个带有先锋精神的实验艺术现场。2005年至2006年,在云南乃至全国艺术界都引起关注的“江湖”项目中,我担任项目总监和策展人,通过写作,推动外界对云南实验艺术状况的了解。

2007年以后,我到TCG诺地卡文化中心工作,开始作为一个国际跨文化交流中心的常设策展人要做的工作:行政,沟通,与艺术家见面,组织安排展览,为观众介绍作品,布展,撤展,协助国际艺术家,联系媒体。在这以后,因为工作和家庭的原因,我自己创作的时间和空间都在逐渐缩小,这让我感到十分沮丧,仿佛一扇窗户被突然关闭。在不断与艺术家充满挑战和富有乐趣的合作中,我发现做策展人,好像是另一扇门正在打开。策展人的角色使我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艺术,深入观察一个地区的艺术状况,并思考什么是艺术,艺术为了什么,这些最基本、也最困难的问题。当然,我非常享受不断有机会看到各类艺术家的阶段性成果。

对策展人而言,需要向公众介绍艺术,其中一个办法即是写作。写作也给我带来另一种工作模式,促使我与艺术家建立关系,有深度沟通,做访谈,写展览前言。我也会在一些展览或项目的发展过程中,用文字记录下艺术背后的故事,和自己的思绪。如此,写作锻炼了我对艺术的直觉,促使我去阅读更多的书籍,提升学识,建立自己的判断坐标。

一位出版人说,编辑的工作是判断与决断,发现与呈现。我相信策展人很大一部分工作也是这样,发现艺术家和作品,在无数作品和艺术家中找到一些内在联系。决定哪些适合在一个展览上呈现,哪些作品需要挂这面墙,哪些作品需要挂那面墙,作品与作品之间如何对话。因此策展人的工作是在直觉、知识、思想、经验、空间甚至关系的框架下,为艺术家的劳动赋予意义。

这本书收录的文字大部分是为展览而写,有的已经收录在相关画册里,或发表在杂志上。有的只是一段时间挂在展墙上,供造访画廊的观众阅读。有一些是私底下写的,发在我的博客或诺地卡的网站上。还有一部分是最新写的,在这里首次发表。出于对文字质量的考虑和自己思路的重新整理,即使曾经发表过的每篇文章都经过或多或少的修订。

这些文章大多是关于一些具体的艺术家个案,主要是云南的艺术家,也包括一部分造访云南的国际进驻艺术家。这也是云南有别于中国其他城市的艺术状况,国际交流在这里因为诺地卡等机构的存在,变得十分常态。

这些文章是我自2005年以来所经历的一些现场,涉及到不少的艺术家和项目,时间跨度约十年。在中国,社会和人都经历着巨大转变,十年已经构成一段历史,一代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文章所记录的,构成了以云南为样本的中国当代艺术以及中西方交流史的一个缩影。我把这些零散之作,整理成一本书,分作五个单元。好像把一些零散的画作,做成一个展览,分在五个不同的空间里。它们分别是:转变中的风景,作为先知的艺术家,过去与现在,本土实验,以艺术筑桥。

转换的风景:风景艺术在云南拥有十分特殊的传统并延续至今。风景艺术也是最容易帮助人们了解环境和艺术家精神面貌的艺术。同时,我也关注在当代艺术语言中,能否使经典的风景艺术恢复一种新鲜的活力,对此我充满期待。

作为先知的艺术家:这是一个以宗教性维度来讨论艺术家身份的单元。这也是一种试探性的提法,究竟有没有一种先知性的艺术家?艺术中有怎样的先知性因素?就是那些在作品里以直接的态度,表达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又对真理、对爱愿意担当的艺术家。当然,不是说这个单元里涉及的艺术家都是先知,它们中也有走向极端的个案。

过去与现在: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题目,但在中国,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状况,人们对人、对世界、对艺术的理解在迅速发生变化。现实的急剧变化对艺术家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对中国这样拥有悠久历史,又对西方怀着复杂感情的东方国家而言,我们过去和现在对待西方的看法,也同样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促使作为知识分子的艺术家做出反应。

本土实验:这个单元主要收集了关于云南本土一些群体展览的文章,其中以“江湖”为代表,也包括对诺地卡十周年的回顾,创库艺术社区的一场火灾,和一些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思考。

以艺术筑桥: 这个单元收录了2010年和2012年发生在昆明及瑞典的“桥梁”项目、“幸福五年计划”的工作日志与随笔。希望这个部分能为读者呈现一个跨文化交流的鲜活现场。

关于这本书,我取名为《从艺术出发》。我想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策展人,我们从手上的艺术工作出发,不断完善自己的想法,与人分享。通过努力与领悟,我们或许能去到关于艺术本源的地方。也可能通过艺术,让我们有机会以一种充满想象的方式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表达对自己内心的倾听。我想艺术不只是一个静态的房间让我们安静地待在里面(它也可以是),艺术是一种不断述说不断反馈的内心运动。也像一场游击战,你注定要经常改变行动方式。但无论它怎样变幻,我相信在艺术的背后,总有某种隐约的、具有穿透力的音色。至于那是什么,每个艺术家和观众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那也正是从艺术出发的动力,因为前方将要冒险,揭示出艺术背后更大的信息。

2013年8月15日,昆明

致谢

首先感谢辛勤抚育我长大成人的父亲母亲。

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完全没有一本书的想法,只是无心插柳,随性而作,没想到最后收集在一起,能呈现给大家一些或好看或丑陋的果实,为此我十分感激。这很大程度上和我从事的策展工作有关,我努力从纷繁的事务和匆忙的交谈中寻找到真实存在的确据,做艺术的意义。我想写作是一种有效的办法,因此,这本书是我不断理解艺术,不断认识艺术家,不断确认自己的过程。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艺术家鼓励我把这些文章收集出版,这推动我考虑此书的出版。因此我要感谢艺术家同仁们,你们在艺术上的探索与思考也激励我去探索与思考。
从2012年夏天有出版的想法,很快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尤其是TCG诺地卡创始人吴月蓉女士的大力支持,她也是最早鼓励我去写作的朋友,是她对我的信任,让我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发挥一名策展人的作用。
感谢TCG诺地卡另一位重要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见证者和推广者,孟安娜(Anna Mellergård)女士对我的支持。
感谢参与本书英文翻译的吕元兮女士(Becky Davis)、谢飞先生(Jeff Crosby)、肖笛鸣先生、马睿奇先生(R. Orion Martin)、周巧女士、李建波先生等。感谢朱迪女士(Judy Osborne)、汉娜与克奴德夫妇(Hanne Nilsen Nygård & Knut Ove Nygård)为本书英文做了细致的校对。
非常感谢査常平老师,杨富雷老师(Fredrik Fällman)和安德士•古斯塔夫松先生(Anders Gustafsson)为这本文集写了精彩又令人鼓舞的序言。
感谢上海三联书店总编黄韬老师给予的肯定与帮助,还有责任编辑钱震华先生的细心帮助,让这本书得以面世。
特别感谢我的太太汪洋、两个女儿和岳父母,在我奋笔疾书的日子,你们担当了我在家里的许多责任,体谅我在写作上所需要的时间和空间,不断给予我支持。
感谢在我背后默默支持的朋友们,你们的支持与祈祷,让我能怀着信心继续前行。
由于我的精力、学识和时间都十分有限,书中出现差错在所难免,望各位读者指出其中的谬误。如果你对本书有任何意见或反馈,欢迎与我联系。
愿这本书成为你的祝福。
罗菲
2013年9月26日,昆明

TCG诺地卡国际文化中心在过去十三年的历史中一直与不同的机构和个人展开合作。他们包括各所大学、北欧文化机构、美术馆、艺术家驻留项目机构和非盈利组织,同时也包括独立艺术家、诗人、舞者、音乐人。他们都是我们机构的重要支持者和网络。当然,没有他们在经济上的资助,我们许许多多的国际展览和文化项目都不可能实现。根据不同性质的项目,如下机构在财力和精力上都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瑞典学院、瑞典艺术委员会、挪威艺术委员会、斯德哥尔摩国际艺术家工作室驻留项目、北欧文化基金会、大使馆以及艺术北欧国际。
我们也感谢在此书的出版上给予信任、支持和贡献的每个人。

吴月蓉、孟安娜
TCG诺地卡创始人(本书由TCG诺地卡文化中心策划出版)

挪威行为艺术先驱赫尔马•弗雷德里克森在昆明

最近欧洲著名艺术家,挪威行为艺术先驱赫尔马•弗雷德里克森(Hilmar Fredriksen)和同样作为艺术家的太太安娜·罗夫森(Anne Rolfsen)进驻TCG诺地卡,最近和他们一起紧张地工作,为下周在云艺的讲座、行为艺术工作坊,以及3月15日下午5点的展览、行为表演做准备。这将是2014年诺地卡首个重要展览。

赫尔马•弗雷德里克森生于1953年,他是欧洲著名行为艺术家,35岁开始担任教授。遗憾我在网上能找到有关他的英文资料非常有限,挪威语倒是很多。我想能把他介绍给中国艺术界也是一件幸事。根据他赠送的个人画册上的英文资料,我大致整理出一些基本信息并翻译如下: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