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滔:北欧旅行随笔(二)

薛滔在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工作照(图:罗菲)

薛滔在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工作照(图:罗菲)

薛滔:北欧旅行随笔(二)

文:薛滔

离开马尔默,我们坐上火车,火车结束后又转了两趟汽车才来到玛丽安娜隆德,这是个非常理性的村庄,理性得只有大自然及汽车来往的声音。这里非常安静、有序,安静得甚至没有多余的人在路上行走,我和罗菲每天在路上走来走去,轻而易举就获得了马路占有率第一的好成绩。村庄到处鸟语花香,一尘不染,对于受够了烦透了乱哄哄的人来说,这当然很舒服,但对于野惯了的我来说,这简直舒服得有些拘谨过分。作为农村,我还是比较认可咱老家那种杂乱无章,鸡飞狗跳,大人喊娃娃哭,横七竖八的长棍短棍,一堆一堆的牛屎猪屎等等,看来我已经无药可救了。

在离开马尔默时,罗菲我们双双把东西遗忘在杨瀚松家,对于两个新世纪细心男来说,发生这种事情简直就不可思议。不过我忘记的是无关大局的牙刷毛巾,他遗忘的则是工作用的必备工具相机。没了相机,他便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他的采访,他的行为难道要让我用文字记录,这是不可能的。那么, 这几天,罗菲吃完早点便开始等待他的相机,路边每开过一辆货车,他都怀疑是送相机来的,这时他便在路边流露出望眼欲穿的神情。对此,我很同情他,但又不能表露出来,大多数情况下我还是沉着脸。再说了,刘丽芬说我笑起来像个坏人,我虽然很幽默,但为了避免给人留下坏印象,一般情况下我都沉着脸。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安娜是热情开朗阳光灿烂极具活力的人,她总是对我们笑脸相迎,似乎她无论在哪里都能折腾出事儿。十多年前她到昆明,于是昆明便有了TCG诺地卡,后来她来到玛丽安娜隆德,于是这个村子的废弃火车站与教堂便成了画廊,这个安静了几个世纪的村庄便有世界各地艺术家的进驻和来访。

安娜的先生佩卡,就是在上一篇游记中提到的佩克,应该叫他佩卡,我不会说英语。佩卡与安娜是在去印度的旅途中认识的。那时他们高中毕业,并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立即去上大学,而是选择了旅行,去亚洲旅行。他们开车花了一年时间,从瑞典到伊朗到印度、尼泊尔等。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出那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正是在这此旅行中安娜与佩卡决定以后一定要再回到亚洲,后来的事情果然应验了他们的决定,这简直就像是电影镜头。

佩卡,2015年(图:罗菲)

佩卡,2015年(图:罗菲)

佩卡与安娜,2012年(安娜供图)

佩卡与安娜,2012年(安娜供图)

佩卡的故事从后来说起。后来,安娜与佩卡再到亚洲的决定应验的时候,佩卡第二次到了昆明(几年前他曾途经昆明待了两天),作为脑外科的专家被昆明医学院和几大医院联合邀请去做临床指导。脑外科就是那种把脑壳撬开,处理脑子里出现的各种问题,例如肿瘤啊、瘀血啊、创伤啊什么的。撬开脑壳的重要性人人都明白,这是极其尖端高危高风险的职业。佩卡作为外国专家被邀请到昆明做临床指导,那么他所受到的重视与热情接待是可想而知的。在工作结束临分别时,中国领导自然会说一些“希望下次再来”,“希望常来指导”或者“期待着有机会到医学院来工作”之类的话,这是中国人常见的客套。而问题是佩卡是瑞典人,他听到这样热情的期待后,决定真的要来昆明工作。当佩卡把来中国的决定告诉昆明医学院的时候,外事办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面临什么,在向佩卡出具邀请证明时他们同时告诉佩卡一些在中国将要面临的困难,想用这些困难来打消佩卡前往中国的想法。可佩卡和安娜在高中毕业时就开车从瑞典到印度,他们哪里是困难能够阻挡得了的,很遗憾医学院外事办似乎不太了解这些。于是佩卡回国花了很长的时间准备了厚厚一摞上课用的讲义,估计可用两学期的或者更多,辞去瑞典的工作,带着安娜和三个十岁左右岁的孩子来到昆明。天哪,带着三个上小学的孩子,辞去瑞典工作,就这样冒冒失失的来到中国,他们可都不会说中国话啊,这种事情想想我都会急出心脏病。

T咖啡画廊,2000年(TCG诺地卡供图)

T咖啡画廊,2000年(TCG诺地卡供图)

当他带着准备好的资料坐在医学院外事办的领导面前时,可以想象得出那个领导有多么的六神无主。这种意外对领导来说过于挑战了,他应该没有权利做出决定,决定一个外国脑外科专家在中国的医学院任教,开什么玩笑这是多么重大的事情他当然决定不了。但他也不能立刻拒绝佩卡,万一哪天上头发起神经,说你居然你把一个外国专家拒之门外,这也是他吃不消的。在为难与尴尬中,外事办领导对佩卡说:好吧,但只能教英语。教英语!让一个外国脑科专家去教英语,佩卡有多生气是可想而知的,但他还是同意了,他认为这是上帝对他的磨练。

那么,此时医学院有了一名英语外教——佩卡。作为英语老师的佩卡,教学是很给力的,经常有学生围绕在他身边,来他家里,那是一种非常鲜活的课堂。而中国教师的英语课大多数情况都下可以做到要多枯燥有多枯燥。由于有众多学生的围绕,学生对瑞典老师的好奇,再加上安娜与佩卡希望有更多的事情可做,于是他们一起讨论出一个看似正常实则非凡的决定,在中国做一个中瑞两国文化交流的民间机构,促进两国人民对彼此的了解。这当然是个非常好的想法,但任何事情都需要资金的支持,钱从哪里来呢?他们的办法是把瑞典的房子卖掉,用这些钱来中国做一个文化艺术交流的机构。我的天,这又是一个可以让人得心脏病的想法。

佩卡、安娜、栾小杰和瑞典学生在T咖啡画廊,2001年(TCG诺地卡供图)

佩卡、安娜、栾小杰和瑞典学生在T咖啡画廊,2001年(TCG诺地卡供图)

1999年的某一天,安娜与佩卡卖掉了瑞典的房子,在昆明红菱路租了房子准备他们在中国的事业。两个老外在中国做文化机构这当然是中国政府所不允许的,那么他们只能注册一家商业用的咖啡厅,作为商业投资中国政府当然很欢迎。那么,昆明红菱路上的一家外资企业“T咖啡”便诞生了。为了让咖啡喝得更有品质,实际上他们在T咖啡里举办了很多文化活动,例如音乐会、画展、诗会等等。很自然的,T咖啡那里便聚集了很多艺术家及文化人。我记得参加了一次T咖啡的活动,有画展和小提琴演奏,开幕式的酒水和各位外国绅士笔挺的尾巴开叉的正装,让我印象深刻。

整个中国的艺术界在2000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昆明也不例外,其中2001年在昆明西坝路开业的“创库艺术主题社区”成为中国首个正式形成的艺术社区。2002年以后,以上海M50、北京798为代表的艺术社区在中国各大城市凭空崛起。目前,艺术社区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现代文化标志,改变着中国城市发展的基因。在著名艺术家叶永青、唐志冈筹建昆明创库的时候,T咖啡作为创库早期的艺术机构在唐志冈的强烈邀请下进驻,进入创库的T咖啡改名为“TCG诺地卡”。

2014年3月挪威行为艺术之父赫尔马·弗雷德里克森与中国行为艺术家罗菲、和丽斌、黄越君表演“艺术真容易”,TCG诺地卡画廊(TCG诺地卡供图)

2014年3月挪威行为艺术之父赫尔马·弗雷德里克森与中国行为艺术家罗菲、和丽斌、黄越君表演“艺术真容易”,TCG诺地卡画廊(TCG诺地卡供图)

TCG诺地卡作为创库重要的艺术机构,对昆明本土的艺术生态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很多云南艺术家都以不同形式参与过诺地卡的项目。十多年中,诺地卡举办了上百场展览,通过TCG诺地卡的各种项目,包括艺术、音乐、诗歌等活动让数以千计的人次来往于中瑞两国,其中就有至少260个以上的云南人(包括艺术家、作家、诗人、音乐人)在TCG诺地卡的项目中到过瑞典。每年都有长达3个月的艺术家进驻项目在交换着云南和瑞典的艺术家来往于中国和瑞典。很多云南青年艺术家通过TCG诺地卡来到欧洲,不仅参观在教科书中学习到的各种美术馆、博物馆,还和瑞典艺术家一起工作,了解彼此的差异和共同点。瑞典则有上千人次(包括艺术家、教师、学生等)通过TCG诺地卡来到中国云南,对中国社会有了直观真切的了解和感受。除了大型项目外,TCG诺地卡十多年来的举办的讲座、英语角、创意市集和各种演出更是不计其数。昆明人可以在这里看到北欧人的圣诞节是怎么过的,当然还能在这里吃到正宗西餐喝到地道咖啡等等。可以说云南青年艺术家通过TCG诺地卡打开了国际视野。TCG诺地卡带到欧洲的很多云南艺术家是第一次出国的,对于一个学习西方艺术的人来说,第一次到欧洲在博物馆、美术馆中看到课本上的原作,这意味着什么,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诺地卡的艺术家进驻项目进行数年以后,昆明市政府才与瑞士苏黎世政府开展类似的艺术家驻留计划,但这个由市政府主持的工作其效果和影响力远远不能和诺地卡相比,尽管市政府使用的资源是诺地卡望尘莫及的。当看到诺地卡让昆明与北欧产生链接,成为中国昆明与瑞典之间重要的交流文化艺术平台与纽带的时候,我的心脏病稍稍好了一点。

作为诺地卡灵魂人物的安娜在中国做了大量的工作,她出色的个人魅力感染着整个工作团队,团队中有不少人在崇拜她,甚至模仿她。员工在诺地卡的工作中,都有很强的参与感,他们能够看到自己在诺地卡的贡献,能够明显感受到自己在团队工作中的价值。没人觉得安娜是老板,都把她当朋友看待,大家都感觉诺地卡是共同的家,很多人从中得到锻炼与成长,安娜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

安娜在玛丽安娜隆德创建了儿童电影博物馆(安娜供图)

安娜在玛丽安娜隆德创建了儿童电影博物馆(安娜供图)

再后来,由于佩卡要回国工作,他不能一直在昆明做英语外教,瑞典一所神学院需要他回去当院长,所以安娜开始有意培养中国团队来接管诺地卡。随着时间推移,安娜从诺地卡的事务中逐渐淡出,直至2010年完全退出,诺地卡则移交到逐渐组建起来的中国团队那里继续运作。

在瑞典南部的小镇玛丽安娜隆德,一个要把地图放到最大才看得见的地方。在朋友家四处蹭住两年以后,2005年以后,安娜与佩卡把家从中国搬迁到这里,慢慢的这里废弃的火车站与教堂便成了画廊和艺术现场,陆续有中国艺术家来这里工作访问。2014年,安娜在这里创办了“造访2014”的艺术项目,小镇上所有闲置的空间都成了展览现场,除了前面提到的火车站和教堂,还有仓库、厂房等闲置空间。这个一直平静的小镇,很多人一辈子都待在这里,突然在他们门口看到了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及作品,让他们接触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这是多么的让人觉得惊艳。今年,因为“造访2015”的项目,我和罗菲来到这里,开始我的疯狂潜水者行动与报纸创作,这一切的缘由都是因为安娜。

通常我不是一个喜欢赞美别人的人,因为那样看起来特别假的样子。但今天的故事让我不能不用最不擅长的赞美语法来讲述,对安娜的赞美其实再多一些也不嫌过分,她确实在中瑞两国民间文化交流上做出很大贡献,就个人力量而言,她的成绩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这些事情都是这些年我们看到并经历的,我想很多云南艺术家都不会觉得陌生,甚至会有一种久违了的熟悉。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太过匆忙,匆忙得没能够去细心体会,每当我们稍有回顾的时候,就会发现许多宝贵的事物就在身边,一点都不遥远。

2015年5月21日星期四

2011北欧游记(1):玛瑞安娜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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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8个小时十分疲惫的长途旅行,我和太太18号到达瑞典玛瑞安娜伦德,在这里进驻9天。2008年夏天我参加Folk08(人民08)艺术节的时候来过这里,这是一个只有1500人的小镇,夏天正值瑞典人出去旅行度假的时候,镇上基本就剩下老人、外国难民和一些为9月预备艺术活动的文化工作者。镇上非常安静,夜不闭户,自行车丢在街上也不上锁的,过几天回头再接着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图书馆、艺术馆、档案馆、市场、油站、银行、邮局、教堂(3间),就是没有警察局。贯穿全镇的主干道是一条从瑞典南部通往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马路,从这里匆忙经过的货车、房车川流不息。

安娜是一位诗人、艺术策划人、当地政府的艺术顾问。佩卡是一位享有盛誉的脑外科医生,厄勒布鲁神学院院长。这对夫妇对文化艺术方面有着共同的方向,他俩所到之处总能为当地赋予相当特别的“精神文明生活”之活力。当然,这二位的人格魅力那是非同小可,充满风度、魄力、谦卑、喜悦和创造力。他们在几年前搬来这座小镇,在这里把废弃的火车站和附近的一些房子买下来做成艺术空间。火车站一楼成了一间咖啡厅兼展示瑞典最早一代电视机收音机的博物馆,二楼用来接待客人,我们目前就住在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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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兴奋地跟我们说,他们不久前刚刚获得了一座老式教堂。我好奇多少钱,她说不要钱,怎么回事呢?这座老式小教堂基本没有什么人聚会了(见下图,摄于早晨4点),人们大多去了镇中心的两间大教堂。这里剩下几位老人,作为教产所有人,他们也没法运作下去,想到卖掉可以用于支持宣教,但又舍不得。于是问镇上的人谁要来继续运作这件教堂并牧养会众,没一个想接手的。不久安娜家女儿丽贝卡收到邮件,她想到她和她的伙伴们或许可以接过来,用来做成一个祷告中心。一些年轻人住进去,他们中间有护士、神学生、网站工程师、按摩师什么的,他们把这里做成一个开放的祷告中心,人们每天上班前和晚上可以来这里祷告,他们想通过这个空间与人们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建立更贴近灵魂的人际关系,而非整天忙于工作,他们也要处理一些邻居们的各种生活难题……这个想法就这样获得了通过,她们无偿获得了一栋教堂。当然,如果有一天他们没法做下去了,他们可以自己卖掉,但款项仍须用于宣教事业。这样一栋老宅就在一群有异象的年轻人手中活过来了。要是在中国,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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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甚至将一间铁路边的一间十五平方米的茅屋也改造成了艺术馆,这几乎是世界上最小的艺术空间之一,而我这次来就是为里面做作品,我是第十位受邀来这里做作品的艺术家。云南艺术家雷燕于今年2月曾在这里短暂进驻,用雪创作了一件浪漫的地景作品,这里有她的博客记录。我想其他艺术家大概和我一样,每天都在不断地观察、构思、尝试、又推翻各种方案,几乎每天都在焦虑中。呵呵。

不断地在房子里外转来转去,骑车在镇上和森林里找灵感。在有限的时间、材料和资源中根据一个特定空间和环境来创作“场域特定艺术”十分挑战艺术家的综合能力,而且要在很短时间内出一定的效果,这并非容易的事。前两天当地报纸记者来采访,问我要准备做什么,我说:“嘿嘿,这是一个秘密!”事实上我连个谱都没有。方案直到今天才稍微有点眉目,这在后面的日志中再单独讲吧。

除了让人不断深思和实践的艺术项目,文化交流也十分有趣,每顿饭上来自瑞典、荷兰和中国的年轻人就会在一起讨论一些非常有意思和争议的话题,比如同性恋、信仰、前卫艺术、社会制度、历史、童年生活、梦境……

最后,奇妙的生活体验更是必不可少的。昨下午,丽贝卡和安德里亚斯带我们去森林里采蘑菇,那种金黄色的蘑菇被称作蘑菇里的皇后,市场上基本买不到,买到了至少也是200克朗一斤,我们全副武装,就是要去寻那个宝贝。也正因为稀罕,在森林里艰难地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一枚,于是我和太太摘了些野梅,太累,就先撤了。傍晚十分,他们竟然摘来了两篮子的皇后蘑菇,他们觉得我们那么远来一定要尝到这个不可。夜里,他们赶着做成了可口的蘑菇汤和三明治,饱享了一顿山珍极别的宵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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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孙国娟

安娜对话孙国娟
参与者:孟安娜(Anna Mellergård,以下简称安娜)、孙国娟(以下简称孙)、罗菲
翻译:吴月蓉
录音整理:筱琳
编辑校对/摄影:罗菲

时间:2010年5月2日
地点:TCG诺地卡画廊

安娜:在中国艺术家中你是最早在T咖啡画廊(TCG诺地卡前身)举办展览的,展览有一个糖做的女人和其他的装置作品,还有很多粘满糖的瓶子,我很好奇你用糖作为材料。你说现实有时是很丑陋而且困难重重,因此你要把糖覆盖在上面使它显得更甜美,是不是这样的?

孙:我想可能说过,但我不记得了。

安娜: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当在谈这个话题时我就想到,盐也有另外的意义,《新约》里耶稣曾谈到,做门徒的要在这个世上做盐。他的意思是你不一定要承受所有的事情,但要在里面产生作用,要带出一种更新和变化来。“糖和盐”项目之后不久,不同的人就产生了对所在做的事情的不同理解,对我来说很有意思的是糖和盐之间似乎就产生了一些差异和相互抵消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最初在你的艺术中用了糖,然后发展成为了“糖和盐”的项目,所有发生在糖、盐这两种材料当中,却激发出多种不同的思想。你现在回顾以前,怎么样来看这个项目?你之后的创作有没有更换材料?

孙:没有换过材料,做完后当时我有很多感触,我有很多机会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另外一种文化就给了我他们看待糖和看待盐的方式。更重要的一点是,以前我理解的交流是,比如我和德国人展览,德国画家就把他/她的画挂着,作为中国画家我也把我的画挂着,中国大部分艺术家就把这个理解为交流,展览完了吃顿饭各自把画拿走。所以“糖和盐”这种合作,海伦(Helen Goodwin)就很重要,以前我不理解她说的社区艺术家是一种怎么样的艺术家,但是后来通过她的活动我才知道社区艺术家有指导别人的一种能力。还有一个也从“糖和盐”理解到的,糖在云南是很自然的一个东西,甘蔗嘛,是山地的产物,盐是大海的产物,这些都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体验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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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这个项目之后,有没有参与过这样类型的合作?

孙:没有,再也没有。

安娜:你有没有和其他的中国艺术家预备好迈出这一步,你们自己来开展这种项目?

孙:没有,困难特别大,当时和苏亚碧讨论过,把朋友召集起来做这样的训练,但是后来还是没有成功。

安娜:这很不容易,你们只是经历了一次这样的体验,而从西方的角度、瑞典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常常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受如何在群体中发展和训练。而对我们来说来到中国的环境里也是一个新的体验,你们有共*产*主*义的背景,或许在团体中的合作会更容易,因为你们是集体主义。这并不是很表层的来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透过这个项目我们也认识到了有很多个人主义的状态和观念在里面。在所有的交流项目中我们都体验了类似的经验,从每一个项目都能学到一些东西、新的知识。

孙:是,在合作中,她们瑞典艺术家都很自然的就会配合,不要自己的名,作品都是合作出来的,没有谁是谁的作品,每个人都会马上进入合作状态。但是中国艺术家会觉得这个作品是我做的就是我做的,她们很难融入一种无名的状态,而且她们会觉得我做一个作品就是要展出,我不要走过程。整个“糖和盐”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展示,但是中国人只想要展示。这个就是很大的文化差异,我们从小就没有经历过“合作”这方面的训练。

安娜:或许有很多比较深的文化根源。我记得当我们两个在北京城外,我被安排在第一级重要人物的位置上,但我完全考虑不到我的地位是高还是低,头脑里完全没有这种概念。

孙:我们很清楚,很清楚这些东西。

安娜:对我们来说不同的人承担了不同的工作,有些人就是做了首相的工作。在昆明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厄勒布鲁(Örebro)省长来访问,他很亲切,立刻给我了拥抱,在场的所有人都很惊讶,我当时不明白,后来才意识到他是厄勒布鲁的大省长,我只是经营着一家小咖啡厅。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来审视这个事情。

孙:中国人马上就势利了,哇,这个人我们要重视她。

安娜:当没有进入项目时,你很难深刻的理解这些事情,只有亲自体验之后才会有更多的了解。

孙:是的,是这样的。

安娜:你现在已经决定离开昆明搬到北京?

孙:也不完全,还是和现在的状态一样。

安娜:就是说你现在多了一个工作室,你根据情况来调节?

孙:对,是的。

安娜:当我们谈到艺术社区的发展时,你觉得从2000年到现在这十年中,昆明的变化怎么样?

孙:我当然觉得变化是非常大的。那个时候是没有社区的,现在有这样一个社区就很依赖它,它就像一个单位一样,你要来这个地方才能找到归属,同类都在这里。

安娜:在这样的社区中,男性和女性的比例是多少?

孙:还是男性多,而且他们说话是更重要的。

安娜:所以你认为这样很自然,而且都接受它。

孙:有时候我很痛恨这样,有一些男性特别觉得自己说话重要。但是也有一些,像毛老师(毛旭辉),他就很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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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当然,在世界各地常常能感觉到这样的事情,或许这样的观念在中国要更强烈一些。历史中也看到一些深层的文化根基,比如革命时期妇女都穿的和男人一样。

孙:对,就像秋瑾那样。她以为通过这样就获得一种权力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包括红色娘子军,那时候只是因为没有男人打仗了,政权需要而已,一解放这些人到哪里去都不知道了,没有属于她们的地方。我在瑞典听说男女很平等,很多女的不用男人的钱,家庭里男的女的都拿出钱来,很公平的。瑞典女人就是很女权的。

安娜:对我来说,这并不是女权主义的问题。而且女权主义并不像孔子思想一样根植得很深,持续变化了数百年。当然亚洲文化对女性的认识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女性要如何美丽漂亮,女性都会成为男性的私有产品等等。昨天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列举了云南十大艺术家,都是男性,我觉得非常奇怪。

孙:而且他们做这种事情没有一点负罪感,比如这个西方的策展人如果策的展其中没有一个女性艺术家参与的话,他是要被人看不起的。

安娜:我意识到这不是很好。我们有一些女性艺术家交流的项目,为她们举办不同的展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许我们可以做些男性的项目,让全部男性来参与。我们邀请女性艺术家来参与,就导致一些男性说我们选择的是女性参与而不是好的艺术家参与。因此我认为我们做的项目都要有男性和女性参与,但这也会带来很大的困难,会产生很多矛盾,你觉得呢?

孙:我当然觉得有男性的时候挑战更大。我参加过一次这样的项目,当时是中英艺术家,有男有女,也是有这种训练在里面,本来说是五天,很快才两天就不欢而散。

罗菲:训练什么?

孙:也是讲故事,和“糖和盐”很像。每个人随身带三件物品,然后讲它们的故事。但很快中国艺术家就不能适应这种形式,很快就吵架了,吃过午饭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

罗菲:男的吗?项目地点在哪里?

孙:英国的是两男一女,中国男女都挺多的,项目地点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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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我记得大概在2002年,男女艺术家共同参与,有一位西方的艺术家非常受伤害,之后我意识到问题是由于她是女性所以她没有得到接受。

孙:是“4+4”中国和欧洲艺术家的联展。

安娜:那个时候高翔也参加了,是个很大的项目,在大观公园。

孙:我认识那个策展人,是个德国人。

安娜:这是一个常常很难让人来谈的话题,但无论如何,诺地卡更愿意看到男女艺术家是平等的,选择女性艺术家不是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而是因为被选的女性艺术家是一个很优秀的艺术家。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人也注意到,但我们从最初就有这样的一个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有更多的人了解。

孙:我觉得如要邀请男艺术家和女艺术家一起做项目的话,男艺术家一定是年轻的,因为只有年轻人才有合作的精神。

安娜:西方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家有一个区别,西方人不是很愿意让别人来挂自己的作品,不需要策展人做很多事情,认为自己的作品只有自己挂才能显示出最好的效果。无论是画廊还是博物馆都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却只有一个策展人。这些也是西方和东方很不同的,在我们那边通常没有这么多人,没有很多钱来雇佣人手,艺术家到了北欧不能都坐享其成,认为会有很多工人来为自己工作。

我记得“航海日志”项目,我们和乌普萨拉(Uppsala)的博物馆合作,所有艺术家都工作得很辛苦,她们甚至还刷了墙,那时只有一个总监会过来,如果她们需要买灯或者其他工具的话可以提供帮助,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不同的视角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

非常高兴有幸成为你的朋友,你能参与到我们所做的项目总是令人激动,你和雷燕都是我非常感激的艺术家。

罗:我觉得孙姐和年轻人合作一直都很开放,气氛很轻松。从我最早策划的第一个展览,就把你们搅进来,尽管那个时候很不会策划。另外,在做交流项目邀请到老艺术家时,的确挑战很多,项目后面还要照顾人,特别是男性艺术家。

孙:记得你做艾滋病项目时邀请了毛老师,刚开始他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但是最后却非常快的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我觉得这样就很好,这样是一种很开放的态度。

安娜:我想不仅仅和男女有关系,还和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下一个问题,你怎么来看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你有没有想过要做什么?

孙:没有,我从来不做计划。

安娜:所以你只是等,等待事情的发生,只要做自己的作品就好了。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会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