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仁奎访谈:画自己的生活

严仁奎访谈:画自己的生活

文/罗菲

时间:2012年7月11日下午
地点:昆明明日城市小区

遛索

遛索

罗菲:我们都是2000年进云艺的,你当时学美教,我学版画,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住麻园村同一栋楼里。那时我刚来云南,常在你那儿蹭饭,印象中你是同学中混得最好的,一年级就很独立,有自己租的房子,有煤气炉做饭,还画一些重彩画,同时还带学生,我们都从你那儿打听一些活路来做,你比我们都更有社会经验。先谈谈你的经历吧。

严仁奎:你一讲麻园村的事我就很高兴,我常常跟明日城市的年轻艺术家吹麻园村的故事。那是一段很难忘的经历,虽然那时有压力和困惑,但那时的压力和困惑很单纯,不像现在复杂。回想起非常美好。

罗:是什么让你觉得美好?

严:毛老师(毛旭辉)说我喜欢往后看,有过去的影子。我小时候有很多经历,在我这个年龄中算是不幸的,可回忆起来,能找到一种幸福的感觉,尤其是那些刻骨铭心的事。
我来自昭通巧家县,从巧家到我们镇坐车要四小时,从镇到村,换马车还要赶四小时,村子到家里走路还要两小时。从小上学就很不方便,我们村读书的非常少。我父亲因为在外面工作,就明白还是应该上学,但一般村里的人上到小学就结束了。
那时从乡镇到学校,要背十多二十公斤的东西走20公里山路,十小时左右,背的都是些吃的,油和调料什么的。当时虽然很辛苦,但我们每次爬到山顶就要大声唱歌。金沙江那一带,热天三十多度,爬到海拔两千米左右,气温只有十八九度,这一段非常兴奋。这是上学要经历的路途,每个月都要走这一段,走完后肩膀肿起来,因为背的太多了,我从小学五年级一直走到初中毕业。初中的时候,在四川凉山那一代,我们常常捡一些当时妇女梳头掉下的头发,背着一大包去换火柴,要走十二三公里路。累了我们就住在农民家里,都不收钱,民风很好。有一回连续跑了二十多天,最后才挣21块钱。那时生活特别苦,也磨练人。
我12岁时父亲去世。那时金沙江上有遛索,连接两匹山,山下是五百多米的悬崖,遛索一次可以载二十多人。我父亲是乡镇上法庭的法官,出去办公事,他担心我们在家时间太长,就急着赶回来,当时超载,拉动了两边的基石,27个人全部掉下去了,一个都没起来。这些经历说起来像一部电影,父亲去世时没有感觉。但在一个单亲家庭里长大,逐渐会发现和别人不一样,不经意会被碰到一些敏感的东西,别人一不小心说的话让你很不舒服。在一群人很开心的时候,突然因为别人一句话,全身冰凉。有一种莫名的敏感。后来我画的一堆人重叠起来打鸟,名为《惊弓之鸟》,就是想表达这种感觉。
1996年,我十八九岁,一个人出来考云艺附中,那是我第一次进县城,经过巧家、会泽、昭通,到昆明东站。我一个人晚上到了昆明,黑漆漆的,第一次来到城市,不知所措,楞了一阵,想想决定先找个地方住,第二天买地图找学校。

惊弓之鸟

今日寓言-惊弓之鸟-2009年-200cmx300cm-布面油画

罗:为什么会选择离开家乡,都市生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严:最开始是对自己喜欢的事情的热爱,想走艺术这条路。在附中我跟同学讲我的经历,他们觉得我在讲故事。我当时走的时候,家里有二三十人的亲戚一起来送我,一路走出村子。我在外面最艰难的时候能撑下来,我觉得这种亲情给我很大鼓励。当时能到城里打工的人还很少,我头一次到城里很恐惧,过马路都要跑。有一回遇到一张摩托车我就跑,结果把摩的司机吓坏了,一个劲地骂我。
附中毕业后本来在乡镇上有个小学已经要我了,当美术老师。但当时附中的美术老师一直给我做思想工作,做了一个月的思想工作,要我一定要尝试上上大学,有保送名额,后来就上来云艺。当时因为我兄弟已经考上了师范,如果我们都上学会花很多钱。家里其实很支持,只是我自己很矛盾。

罗:这么多年,家乡有没有一样变化是你从未料到的?

严:超出预料的变化就太多了。首先,每个人不管老小都用手机了。第二,每家人出来打工的,回去都要盖砖房。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最恐惧的变化,是人的观念,从开始二三十人的亲戚送我出来读书,到他们开始彼此攀比,以经济发展为唯一理想。大家都富了,生活改善了,但也开始欺骗了。我觉得很恐怖,一点也不朴实了。

碰壁快感3

今日寓言-碰壁快感3-2007年-200cmx230cm-布面油画

碰壁快感1

今日寓言-碰壁快感1-2007年-80cmx170cm-布面油画

罗:我们接下来聊聊你的作品,2009年的时候你和张兴旺在诺地卡做过一次展览,叫“不安的肉身”。是室内封闭空间里的人体,充满了自省、矛盾、冲突、秘密和不断突破。这能代表你成长过程中心态的某种变化吗?

严:对,开始觉得只要念好书,前景就很好。但我们这一代读书,实在很惨,学校批量生产,扩大招生,最后出来之后没有方向,没有工作,没有保证。读书的时候父老乡亲都觉得读大学是一种非常大的期望,可最后理想破灭了。2006年开始画这组《室内系列》,那是毕业后两年的作品。非常彷徨,不知道怎么走。我本来从来不怕高,但那之后开始怕高,怕进高速公路,速度太快受不了。那时坐在画布前几个小时不知道怎么办,发呆,很恐惧。那段时间的画我觉得是最贴近自己内心的作品,最诚实。为什么后来没有继续画呢,因为只要一画,就痛苦,就失眠。后来一些老艺术家建议,艺术也要轻松一点。所以就开始画《寓言故事》,开始隐藏一些东西,伤痛不是那么直白地表达。我发现中国的寓言故事一直都很隐藏,那种伤痛不是直接的告诉你。《寓言》也是画自己的生活。

罗:这让我想起蒙克(Edvard Munch)的画,他不仅画自己是一个病人,把所有人都画成病人,像幽灵一样。对我来说,我看你《室内系列》的时候可以看到艺术家自己的痛苦和矛盾,是一种非常真诚的感受。你怎么看艺术家的诚实?

严:其实后来我在艺术上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在想,是否要把自己的痛苦带给观众,能不能让那些压力很大很痛苦的人,看了我的艺术之后会轻松一些,而不是更加痛苦。我觉得艺术应该带给人安慰,这是后来我想去做的。当然,也在尝试,画些美好的东西先安慰自己。当然,毕竟人生阅历有限,那些美好的东西其实不确定。这也是一种矛盾,在徘徊。

罗:马蒂斯(Henri Matisse)认为“艺术应该是把安乐椅”,应该让人舒服,这可能是艺术追求美好和安慰最好的表达。但另一种艺术家,比如蒙克,他揭露人的真相、病态、恐惧,仿佛整个人类灵魂的精神肖像。其实美好和真相,安慰和批判本来是艺术的两面,是统一的,现代主义之后似乎不再统一,分作两个阵营。当代艺术,基本站在批判的一边,缺少真正能安慰人的艺术。

严:我这一两年还真在这两个方向徘徊,是揭露真相,还是追求美好。我跟一些长辈也讨论过,他们也下不了结论。

罗:有时候痛苦的经历也可以成为美好,比如你刚才说的小时候的经历。有时我们刻意去营造安慰的气氛和效果,反而可能显得虚假,或者不着痛痒。我觉得重要的是对自己内心的感受诚实,然后找到合适的形式真实地表达出来。

严:这样说来,安慰不是来自安慰的外在语言。

罗:有一位荷兰的天主教神父,叫亨利•卢云(Fr. Henri J.M.Nouwen),伦勃朗和梵高的老乡,他认为作为灵魂的陪伴者,其实也是“负伤的治疗者”(the wounded healer)。我们去安慰人,是因为我们正视自己的无助、破碎和绝望,承认自己是容易受伤的。正是我们自己所经历的创伤,可以成为他人被医治被怜悯的源头。当我们真诚面对自己的破碎,将这破碎毫无掩饰、毫无矫情地拿出来与人分享,别人会从中得到安慰。因为人本性趋于伪装和回避自己的痛苦和破碎,说出来害怕别人笑话。但当我们真诚地分享出来,许多人会发现,其实自己不是那唯一的孤独者、破碎者,不是唯一痛苦、矛盾、焦虑的,而是每个人的真相,是人类的真相,从而企盼真正的美好,而非伪善和替代品。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艺术家也是“负伤的治疗者”。真实让安慰更深沉,这比简单说安慰的话更深刻。

严:我也发现,人越成熟,伪装越厉害。

碰壁的快感7

今日寓言-碰壁的快感7-2007-80cmx150cm-布面油画

罗:你画面中的人物姿势都有比较强烈的体态,身体的冲突感和趣味性同时存在,很像插画,感觉每幅画背后都有故事。

严:《寓言系列》本身是基于故事,香港的艺评人说我是用绘画讲故事。我最开始的初衷也是这样。其中一幅画是我自己在山上射箭,对面一只黑色的鸟,我们农村叫做老鹰。我很有力量地射出去一只箭,距离很近,但最后箭飘出去没有力度。那是2008年,很努力很辛苦做了一些事,可生活还是很吃力,只有微乎其微的效果。
另一组画,是一组人搭成一个桥,前面的人倒过来看后面一个人的裤裆,看似开玩笑。我认为表达了我内心的看法,社会上很多人看似在做一些很有意义,但过后看其实并不是那么有意义的事。在艺术家群体里有,在政府行业中也有。城市建设那么有规模,之后看那么多无用功,这些建设让我们若干年后发现,不但无用,而且更加让我们困惑。

射雕英雄

今日寓言-射雕英雄-08年3月23日-200×180-布面油画

邻居

今日寓言-邻居-2010年6月-70cmx90cm-布面油画

罗:留意到你2009年有一系列的作品似乎跟性有关系,比如刚才你说的那张,还有一连串人搭成拱桥,有男性对女性的好奇,也有男性对自身的好奇,有很强的趣味性。是否可以理解,之前的封闭空间是心理感受在身体上的表现,而后是性意识在身体上的表现?身体是你一直关注的语言和载体,他们在一起形成圆形、拱桥、阶梯等等形式。

严:关于身体,我觉得只是一种题材,如果我喜欢和性有关的东西,画面应该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反映。我觉得不是跟性,是跟人性有关,而不是动物性。用身体来表现是我一直比较擅长的。我自己很喜欢好多艺术家能画出抽象的艺术,我自己在这方面很弱。我画人,是因为对人熟悉,也是因为跟学院受的教育有关。不是喜欢学院派,但学院风格对我的确有影响,这个不能回避。画人体也算是扬长避短吧。

罗:我理解,你的作品有乡村绘画的感情,当代艺术的身体意识,卡通风格的造型语言,插画风格的叙事特征,这些外在特征和内在情感混杂在一起,是否说明了你在接触艺术的过程所受到的不同影响?

严:我觉得你说得很准。毛老师和唐老师(唐志冈)都说我在往后看,就是我以前的经历。但我真正接受的教育,是多年来接触的当代艺术,我觉得过去和当代这两方面丢不掉。而乡土是我成长的地方。

罗:你画面中的人物很多都有往外看的冲动,在“室内系列”里有,在郊外场景和其他场景有,偷窥、远眺、打探等充满好奇的心态在你作品里普遍存在。甚至包括动物,如睁大眼睛的青蛙。这是有意识地表达吗?

严:我有三种系列,一种是空间里的行为,一种是一串人的连接,还有一种是偷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好奇。为什么好奇呢?是因为我们在城市里虽然离得很近,可又觉得太生疏,太遥远。看似每天都有很多人在一起,但都抱着一种既好奇又恐惧的眼光在观看他人的生活。

罗:你怎么看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

严:现在我发现我不是一个虔诚的艺术家。因为我发现一个虔诚的艺术家可能会对家人还有朋友造成很大的负担。我从农村来的,我认为对家人要有一定的责任。而那些很虔诚的艺术家,甚至生命都付出的艺术家,我只能敬畏,一方面是敬仰,另一方面我的确畏惧那样的生活。我一直坚持走艺术的道路,是因为对艺术的热爱,对艺术深深的情感。但不能为此失去生活,失去家人。

罗:人本能会找一个膜拜并为之牺牲的对象,它可能是工作、权力、金钱、偶像,也可能是艺术,甚至自己。尤其是现代主义以来,为艺术而艺术,主张艺术家应该为艺术放弃一切,包括家庭,应该为艺术受苦,为艺术漂泊。很多人拿梵高做榜样,其实很多艺术家误会了梵高,以为梵高是为艺术殉道的。近些年西方对梵高的研究表明,梵高可能并非死于自杀。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证据是,他最后几天每天都能画出几幅自己非常满意的画作。你我作艺术家就能深深体会,如果我们有一天能画出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就不可能绝望想自杀,如果我们真的绝望,就不可能画出优秀的作品。

严:是的,如果一个艺术家在作品中能找到幸福感、满足感,他就不可能绝望。据我了解,国内对梵高的介绍也有好多版本,我就读过好几个不同的版本。

罗:今天我们要回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是做艺术家,还是做一个人?艺术家癫狂起来变成非人或者超人,而我们要选择做一个人。艺术不是我们膜拜的对象,尽管我们热爱她。

严:我也在艺术、生活和家庭间寻找一个平衡。

罗:说一下昆明的艺术社区,你从麻园到明日城市,艺术社区对你来说重要吗?

严:在麻园艺术社区之前是一个人画,后来圈子里有展览我都没任何信息。抱着学习的心态,去了麻园艺术社区,但那里交流过于频繁,有19个艺术家,每天都有人来往,有的艺术家其实都开不了工,每天都在交际,但真正能就艺术交流起来的艺术家其实只有三四个而已。在明日城市好的是,有需要的时候交流,没有需要的时候自己做自己的,这样更自然。

罗:今后有什么打算?

严:随缘吧,有钱就画画,没钱就挣钱去。有的艺术家做工程就做不了艺术,做艺术就不做工程,我可以在两者间根据需要调整。家人需要照顾,朋友需要交流,还有自己的生活,都很重要,保持生活的平衡很重要。做艺术不是做一个工程,赶着几号就要拿出来大放光芒。艺术,我喜欢一天一天去做,有新鲜的东西去思考去解决,希望到八九十岁也可以保持这种心态。

(完)

本文刊于《艺术云南》2013年第6期,收录罗菲著《从艺术出发:中国当代艺术随笔与访谈》

放大始末

起始的冲动

稍有点理想的年轻人在读书期间就老琢磨着要干点什么,以证明自身的才华和精力与别人不同,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发自内心的冲动和期盼。

早在二00二年底,赵庆明,郭鹏和黄佑华就经常聚集在我麻园村的小屋内商讨准备做展览的事情,因为大伙都被认为(或自认为)在云艺属于那种”不太听话”的学生,而且还志趣相投,时不时尝试着做点所谓的当代艺术,黄佑华又是一直在做实验戏剧,”大家应该一起做点什么”这是大家的初衷和共同愿望。而且在这之前我们都没有参加过一次当代艺术展,有展览经验的也就只是普通的画展而已,都是各自私下里尝试着做行为艺术或图片什么的。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够有个展示的机会,并且是自己亲自来做。我们同时也谙知,这是提高自己作品水平的一种必然途径。

大伙就这样时不时地聚在一起讨论:”该定个什么样的主题?是什么样式?由哪些人来参加?”讨论一直持续到二00三年初,经过多次的讨论以后,我们决定,把展览定成”实验艺术现场–放大”,定位为”现场”,因为现场是流露冲动和不羁的最佳方式。强调”实验”,说明这不是在既定标准之下发生的事情。而主题定为 “放大”,它具有包容和可塑性强的特质,我们还决定是以行为表演为现场的主要推进形式。那个时候艺术家基本确定的是我们身边具有潜力的朋友,我,赵庆明,郭鹏和黄佑华等。那时喻晓峰从川美毕业来昆明和云南师范大学签约,回重庆时我嘱咐他帮忙推荐一下重庆的年轻艺术家,于是就有了汤艺和刘卜天,他们在川美读书,和我们一个年级的,以前有参加展览的经验。而贵阳的郑辉和谢凯是云艺二00二届毕业的,回贵阳任教,在校读书期间我们就在一起相处很好且趣味相投,我把我们这边的想法和展览的情况告诉他们以后,他们随即答应加入我们的行列。因此艺术家基本就是一群八十年代左右出生的年轻艺术家。

由于是一次自己组织的且是年轻人的活动,大家都没有做展览的经验,更没有拉赞助的经验和可能。当然,一开始我们并没有考虑需要去拉外来资金作赞助支持,我们的办法是:自筹资金,每人出一百五十元作为公共费用,用于海报,请柬,胶卷,DV带,光盘,酒水等花消。另,无论是昆明本地艺术家还是外地来的艺术家,一切车旅费,食宿费还有作品材料费自理。展览空间是向卫星免费为我们提供的ALAB实域艺术空间。等于整个活动完全是由大家齐心协力志趣相投所至,在没有任何外来资金帮助下,我们仍然一腔热血兴奋不已,我们整天都在讨论作品和现场,想来真是天真和幸福。就这样,我们把展览定在了二00三年五月十一日晚上进行。

记得我那时的行为方案是和黄佑华裸体坐在ALAB实域的近五米高的钢架上(当时ALAB实域还在灯具厂内),然后用橡胶管子一头套在自己的生殖器上,另一头垂吊在地面,地面上堆砌有大面积生石灰粉,里边插有各种鲜花。行为过程就是朝下边的石灰粉撒尿,尿液通过橡胶管道流向下边堆砌的石灰粉,因为尿液和生石灰发生化学发应而发出的扑哧声和阵阵恶臭对观众造成巨大感官刺激,最终花儿都被”烧死”掉。这就是那个时候我的认识水平,作品流于宣泄和一味追求感官刺激,作品因素经不起推敲。而同时,其他人的方案也都没有考虑成熟。

二00 三年四月,疯狂的”非典”席卷中国大陆,政府下令禁止二十人以上的群众聚会,当时全国很多展览都被迫推迟,我们也不例外。一推就是四个月,我们改在了九月三十日晚上进行。现在看来,推迟完全有必要,如果按原定时间举办的话,那一定是准备相当不充分的一次展览,作品不够成熟,很多展览相关问题没有考虑进去。

凡事都有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事情的发生和消逝又多是缘分的促和与泯灭。五月底的一天,我在一次话剧表演现场遇到了”腰”乐队以前的成员李元涛。他那个时候毕业半年一直没有工作,比较郁闷,总想着折腾点什么事出来做,我把我们这边展览的情况跟他讲了,说我们这次想以实验艺术的现场为主做个展览,如果有乐队的参与那将更加不错。他听完以后非常感兴趣,话意甚浓,越谈越兴奋,说早想在云南做一次现场了,而且我们达成一致:只有现场才是最适合我们的。当晚彼此心里有了数约好过两天一起喝酒再叙。

七、八月份,正好是我大三的暑假,我和李元涛就常在一起喝酒,吃饭,谈天说地,谈艺术,谈音乐,并且开始完善展览的思路。我们仍然坚持”实验艺术现场– 放大”,强调”现场”的感知,强调”实验”的不可预知,以行为表演为主要的现场推进方式。那在我看来完全是一种”躲在胆大妄为后面的冒险策略”。而”放大 “只是作为一种包容的办法,一个自圆其说的点和展览主题的设定。后来我和元涛商量决定,我负责找艺术家,他负责找乐队,我们把活动做得大一点,好玩一点,酷一点!那个阶段艺术家这边基本上已经定了,中途通过毛迪,我和孙国娟电话联系上,跟她讲我们这个展览非常有意思,是现场性的展览,她在半个多小时的通话中像个小孩一样的天真兴奋,立马决定加入我们。我们获得了更大的信心,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位前辈艺术家的助阵。而乐队那边元涛找到了昆明本地的张大勇乐队和元涛家乡云南昭通的”赤脚的宫女乐队”。参展队伍基本定了以后,考虑到活动已经越做越大了,需要分工,除了组织艺术家和乐队,还得需要更多的酒水助兴和资金赞助。我和元涛决定再成立一个展览筹委会,由我,元涛,张大勇组成。大勇果然不错!把他以前的乐队成员后供职于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的林霆拖下了水。林霆以前玩摇滚,后来在云南红文化传播机构做事,还有点情结,试着想为艺术做点什么,再加上大勇的贫嘴,几顿饭和几次深夜的醉酒之后,林霆答应给我们现场提供六件云南干红,并且在活动完了以后印刷场刊,但是没有现金赞助,而且提出在活动现场须贴出云南重彩画以提示他们公司的企业形象这点小小的要求。我们欣然答应了下来。

经过七、八月份两个月的奔波和忙碌,”实验艺术现场–放大”已基本成型,相关赞助,策划文案,海报都是在那期间完成的,公共资金筹集了一部分,但已经可以开始运作了。剩下的就是各自方案的确定,怎样来协调作品的时间,空间,谁前谁后的问题等等。工作重心从忙于展览的前期相关工作转向作品和现场的大胆设想。就在那个阶段,我的行为方案已经定了,即”人人都是政治家”–全是忙碌这次活动身体力行之后感触的结果。

九月二十七日一大早,郑辉从贵阳来到了昆明,稍休息之后就去忙着喷绘他跟谢凯的图片和灯箱制作。第二天中午,汤艺和刘卜天也来到了昆明,下车后直达 ALAB实域艺术空间(那时ALAB实域已迁到了轴承厂内)。同时,郭鹏带着他的同学在安装他的”秋千”,黄佑华一个人在房顶上高空作业安装悬置他的塑料脚,喻晓峰正把厕所装修成一个私密的迷幻场,”实验艺术现场–放大”的布展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实验现场与现场实验

在我的印象里,每一次实验艺术的布展都是相当匆忙和急促的,无论你在这之前准备了多少都无济于事。因为实验本身已经把我们放逐在现场游戏不可预测的奔跑之中。就像我们的集体作品”狂欢”,是在开展前两天才构思出来的方案,于是购买气球、给一千支气球充气就成了开展前最急促的活路,我们动员了所有在场的闲置人员和亲朋好友来加班加点充气球。我们的原计划是把一千支气球装进一个大麻袋里安装在仓库九米高的顶上,吊下一个活结,结一拉,满堂欢呼雀跃,实现一场踩气球运动的大狂欢。其想法是直接援引重庆市民在政府禁止春节燃放烟花爆竹后而采取踩气球的拟声对策。但后来由于时间紧促,悬置到九米高房顶的技术等问题,我们不得不放弃原先比较酷的办法而选择在现场由艺术家向观众抛撒气球。而这,仅仅是在开展之前所面对的”不可预测”和作出的”急中生智”,真正的游戏较量还在后边呢。

由于活动是在晚上,在开展前,考虑到现场乐队演出的巨大声响可能会对轴承厂内宿舍造成扰民,我和赵庆明特地跑去跟他们打个招呼,让他们担待着点,说我们是在做庆祝国庆的活动,两个小时就结束了。没有想到他们很慷慨地说:”没事没事,过节嘛,一起庆祝,一起高兴。你们弄你们的,没关系!”哈哈,我们这下一路上都乐得合不上了嘴。


晚上九点,现场如期展开,一段简短的开幕式之后,张大勇乐队的声效响起,整个仓库的灯光比较昏暗,由于张大勇乐队的声效几乎接近于电子噪音,而且是躲在没有光线的台上进行,十分钟后,观众开始显得无所适从,东转悠西晃荡,大多呆滞地围在王宇的作品面前观看浮在血水里的小鸡小鸭。有的观众甚至在外边吹起散牛来。但这样的情形很快结束,不知从什么地方穿出来一个年轻诗人,拿着他的诗歌开始向观众朗诵,为了吸引人们观看,他还找了一个同伙在他身边绕着他滚汽车轮胎。大伙很快就朝他围了过来,然而这并非事先安排的活动项目,令在场的参展艺术家都瞢了,刚开场就鬼使神差地冒出来一个诗人岔节目,而且还拿走了我事先准备表演用的无线麦克风(还好我另准备了一个在包里)。但这一切于观众而言是不知道的,是正常的,他们以为现场就是这样,他们以为张大勇乐队的声效就是为了给诗人做”背景音乐”。所以你不可能走上前去和诗人理论一番,那是”穿帮” !是对诗人的”穿帮”,是对实验这一概念的”穿帮”,是对在场所有人正在感受的现场的”穿帮” !现场继续进行下去,诗人朗诵很快结束–致谢,大勇的声效表演也随即完毕。”欢乐颂”响起,灯光亮起来,艺术家们向观众突袭:抛撒气球。面对突如其来的 “大狂欢”,大多数观众都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样的看傻了眼,然而”狂欢”已经开始,无论你明白眼前的场面是怎么回事也好,不明白怎么回事也好,你的身体已经在场,已经陷入了一场艺术家精心为你设计好的”大狂欢”之中。是的,你发现被艺术家”强奸”了,但你仍然非常兴奋地参与到了”狂欢”之中还放声尖叫!现场达到了第一次高潮。

事到如今,我发现现在很难按照一条线索把现场继续叙述下去了,因为整个现场就并非是按某一演出计划轮流上演的,而是多方同时进行。就在大家”狂欢”的同时,除了在场中不占据现场进程的图片、录象、录象装置、装置艺术以外,仍有其他的行为表演也正在进行或正准备进行。

在” 欢乐颂”刚响起的时候,留心的观众可能就已经发现,在舞台下面的一个角落里,坐着一位只着红色短裤的半裸男子,作”思想者”状,这就是黄佑华贯穿整个现场无处不在的即兴表演”穿红短裤的思想者会飞”,不动声色,默默的在那儿”思考”。而几乎同时,就在开幕式结束后不久,我就独自一人躲进了ALAB实域旁边的一间小黑屋里化装,准备混迹于观众之间然后行为表演”人人都是政治家”。然而实验艺术的不可预测总是让人喜忧参半,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在慌忙的准备中我一不小心提前弄破了本应在表演中才划破的血袋–血液开始从假发里往外溢,我只得不停地拿纸巾赶紧擦拭流到脸上的血迹,形势危急,赵庆明这时跑来告诉我”狂欢”已经结束,该我出场了!千钧一发情急之下,我有种赌徒瞬间输掉家产后的痛楚和绝望!头脑里几秒钟的一片空白之后,我决定:放弃此次行为…… 正当我起身想让屋外的人传话我这个决定到现场的时候,手边却突然摸到一支塑料袋–天哪!阿弥陀佛!谢天谢地!我又立马小心翼翼地把血袋装进塑料袋捆好并安放到假发夹层里去。这次真是上天帮了大忙!然后我走进ALAB实域现场,混迹于观众之间。

从第一次做行为艺术,我就天生地喜欢”即兴”地进行,处于一种无知与期待,对突发形势出对策的状态。那是让自己感性地到达”忘我”的”作品中的身体”。自然,这样一种行为近乎于草书的书写,有可能非常成功,也有可能因一小点纰漏而彻底失败。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奇遇,才成为吸引我做行为艺术的契机和可能,也才是优秀的行为艺术的魅力所在。

在我嘴含麦克风站在台上”朗诵”《谈吐与举止》十多分钟之后,原计划悄悄弄破血袋造成满头鲜血直流的效果因蒙了两层塑料袋没有弄破而没法实现。但直愣愣地继续”朗诵”下去还不如化妆后拍照展示图片,没有必要用一个行为重复下去。所以我知道只有通过下台和观众进行”亲密接触”才有可能让行为有意思一点,可能性多一点。我走下台去和观众们拥抱。因为表演进入状态是一种亢奋中的神志不清!但一定有人,而且是知道我假发里藏有血袋的人,用利器戳破了我的血袋,我顺势倒地,继续即兴表演下去。我做出遭受迫害后的痛楚状在地上摸爬滚打。由于见了红,有观众开始向我递冥币和人民币以示同情。就在此刻,不知从什么地方朝我投来了鸡蛋(这是严凌霄的作品:银鸡蛋),砸到了我的头上,并且接二连三,让本来就遭受迫害的”政治家”更加雪上加霜更加惨不忍睹。我清晰地听见了自己的哭泣声,观众也开始混乱起来,有人在嘲笑,有人在怒骂,有人在赶紧躲开以免误伤,我爬起来向空中抛撒掉手中的钱币,然后走出门外,一个英国女人在门口见到此番情景大声疾呼:”Oh–My –God!”这是我头一次听见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英语感叹句从一个老外嘴里有感而发。这一场景让现场再次达到了高潮。


走出没多远,我扑通倒地,双脚一翘,停止了哭泣,以示”死亡”。整个气氛十分惨烈和悲壮,我安静了下来,但摄像师哽咽了,部分观众抽泣了,他们把我团团围住。几分钟后我爬了起来,行为结束,观众非常友好地掏出纸巾给我擦拭污浊不堪的头和身体。而这时,实域里边的鼓声响起–赤脚的宫女乐队表演开始。

乐队是躲在一块白色幕布后的舞台上进行的,通过舞台后面的射灯造成巨大剪影的效果。音响的混响被调至最大,每一声的鼓击都回荡着长久的回音。贝斯手拨弄极低且极慢的音效,听上去整个音乐是那种介乎于迷幻和氛围电子之间的效果。舞台下方喻晓峰在洗手间里做的录像装置透射出的幽蓝色的光芒在整个现场中更加浓重了迷幻的色彩。乐队主唱夏德瑞用喷漆在幕布上喷写”自由,变态,虚伪”等词汇。

但是在场的观众却并不认为这是乐队的专场演出,因为在舞台下方的黄佑华站在木桌上根据鼓点和气氛在摆弄各种肢体表演,动作幅度很大,而且相对于乐队的演出离观众距离最近,于是乎乐队在此刻就成了”配乐”,喻晓峰的影像装置就成了”灯光”,两者都在为他”服务”。直到乐队后来”发威”才把人们的视线吸引过去。

在夏德瑞喷写完诸多词汇以后,他用栓在吉他后端的刺刀刺向幕布,随着刺破幕布后的撕扯声,全场灯光熄灭掉。一阵阵刺耳的打磨噪音从台上滚滚传来。原来是鼓手马阳拿着电动打磨机在舞台的钢架上推来磨去,迸发出粒粒蓝色黄色的火花,十分漂亮,像是在燃放烟花一样。刺耳的打磨噪音和绚丽的火花把现场再次推向了高潮。这一幕在我看来是乐队最为精彩的表演,他们把机器噪音发挥到了视听感官刺激的美学层面上,让我想起了《黑暗中的舞者》里的比约克(Bjork)在工厂做工时的情景,有种工业噪音的美感和愉悦。

在这段高潮之后,灯光亮起来,更富节奏的鼓声和空灵变奏的音效暗示着现场的即将结束。舞台下已经人声鼎沸。

就在这个时候,有个愤青形象的伙子把我”人人都是政治家”的布标给扯了下来,并附之以炬。大家劝我赶紧阻止他的所作所为,然而我没有。这让我感到很欣慰,因为他焚烧了那可怕的诅咒和寓言;因为他们(观众)再次身体力行地干预了作品的所谓”作品感”,并再次为现场增添了戏剧性;因为他为现场划了一个看似完美的句号–现场就在一堆熊熊烈火的燃烧中偃旗息鼓下来。

末–意犹未尽

说实话,那个现场对于在场任何一个经历过的人来说都是感动的,这份感动不仅仅是现场作品展示所带来的亢奋和惊喜,还包括现场结束后大家通宵的烂醉如泥。太多的红酒和大麻成了我们的福祉和精神家园。整个现场或许还是”酒神意志”在作怪,才有了对自己前所未有的一次超越。

这样一个现场,如果说”将错就错”也是一种”对”,那么我们可以很自豪地声称这块红土高原因为我们而丰富多彩。也许它并不完美,因为我们不可完美;也许还有太多的遗憾,因为我们才只有一次–这只是”初夜”而已;也许,还有太多的也许,这让我们都期待下一次的到来。

二0 0 四年七月十三日 昆明

给一个年轻人聚会的地方(向卫星访谈)

采访者:罗菲(简称L),受访者:向卫星(简称X)
时间:2004年6月10日星期四晚上9:00
地点:昆明ALAB实域艺术空间

前言:向卫星在昆明年轻艺术家中是以“星哥”的头衔出现的,因为他为人处世的豪爽性格和中年人所具备的成熟让“小弟”们尊称他为“星哥”。星哥同志早已成家,喜得一子,今年3岁,他总是非常高兴地宣称自己是很幸运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因家庭而拖累自己想干的事情。昆明ALAB实域艺术空间就是他所干的事情之一,和另外一位云南师范大学教师喻晓峰合作建立。

L:先谈谈你的经历好吗,就是说你是怎么来到云南的,因为我知道你是川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的,好象是95年毕业的,是吧?

X:96年。

L:那你毕业后是怎么想到来云南昆明做事情的,来云南艺术学院工作的?

X:这真的是很偶然的。当时就是我们过来采风,看见了从来没有见过的蓝天,在重庆你无法遇到这样的气候。所以过来(工作)是很感性的事情。我们当时来的时候昆明的文化艺术氛围还相当本土化,和外界没有多少交流,所以当时我过来的时候我们美院的同学都觉得很奇怪,当时他们都有种“支边”的心理在里边,呵呵,认为我是过来支边的。

L:那个时候人们都往北京跑。

X:或者要么就是沿海呀,要么成渝两地。而做艺术的都往北京跑。

L:那我记得你们做“影子,新媒体艺术展”的时候是在2003年3月份的事,那时就有了ALAB实域艺术空间,当时在灯具厂那边,那么你是怎么想到做一个艺术空间的,当时是想做一个个人的艺术工作室呢还是就开始想吸引本土和外界的艺术家进驻了呢?

X:当时叶帅(叶永青)和其他的艺术家在昆明做了创库,并且在昆明作为第一个这样的形式已经有了一年多了,但是我们的经历让我们造成对艺术的认识和创库的有些东西不同的地方,想自己做点事,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的一个空间,一个形式。跟创库那边以传统型的架上绘画有点区别。

L:对,那边架上的画家比较多一点。那后面搬到这边是2003年7,8月份的事情,当时是怎么就搬到这边来的,过来后是怎么和这边轴承厂的人交流的呢?

X: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在灯具厂,一个仓库,比较大,可能有500平米,但后来那块地被艺术学院给买了,我们就失去了那个空间,很可惜。但是有些事情你必须得做下去,后来又找,就找到了这儿——轴承厂。轴承厂也是属于一个计划经济下的产物,随时都在面临破产,他们一直在争取最后的时间生存。尽管我们已经进来了,但他们还在做最后的残喘,就像它现在在做最后的一份定单一样。

L:是告诉他们你们要做艺术空间吗?

X:最开始我们说在这儿是做一个工作室,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是高校的老师。

L:那这边的租金和灯具厂那边比起来……

X:更便宜。因为当时这儿的破坏程度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完全就是一个颓势。我们来之后就把它稍稍地装修了一下,但后来有人出我们10倍的价钱要把这儿给弄下来,哈哈。

L:是什么人?

X:做生意的。

L:这儿大致有200多平米的样子,空间高度是多少?

X:有9米。

L:一个月的租金是多少?

X:550块一个月。

L:那边呢,灯具厂那边?

X:2400块一个月。那边要大一些,所以贵一些。

L:到现在为止,就ALAB搬过来以后又做过两次活动,一次是去年9月的一个现场“放大”,还有就是最近的“看图说话”展览。那我发现ALAB都是在离艺术学院非常近的地方,要么在隔壁要么在对面,这样的一种地利是否在一开始就考虑到的,是为了方便呢还是考虑到和学校有什么关系?

X:还是考虑到的。因为当时很多人去创库,而人们应该有个更方便去的地方,让一个年轻人聚会的地方,这个可能才是初衷。你看我们下半年安排的活动都已经超出了美术的范畴,实验音乐,实验戏剧等等,他们打算在我们这儿做一些表演,目的就是给一个年轻人聚的地方。

L:他们戏剧,音乐都是排练好了再拿过来做还是……

X:都是现场排练。这样的话让来聚会玩的人也可以接触到艺术,只要你不打搅他们。这样的现场是很重要的。

L:这样挺好,观众可以观看到一个戏剧的整个制作过程,等于你提供了一个平台给人们。

X:就是。所以人们来了这儿以后对艺术的各种手段不是很陌生,而是很熟悉。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对艺术的了解,并不是说去普及,而是去了解。还有就是艺术学院的最大的优势是各种传统的艺术样式都有,音乐,戏剧,绘画,电影,舞蹈等等,这是专业的美术学院所不具备的,因为它是综合的。这种艺术样式的互相接近是很好的一种趋势,特别是我们美术圈的当代艺术的样式也是越来越丰富化了。

L:这是和其他的艺术空间不同的地方,这儿离学校近,而且艺术学院具有各个门类都在一起的综合性的优势。那么你到这儿来把轴承厂开发出来做艺术空间,等于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了,后面我看到有其他的艺术家的工作室也有进驻,那现在在这里做工作室或艺术空间的有几家了?

X:有三家了,因为它这个厂还没有完全停产,但离搬迁很快了。我们这块地已经被其他的艺术家给盯上了,特别是云艺的一些教师等。

L:那么后面搬近来的是画画的还是?

X:他们还是画画,传统架上艺术。

L:我看下面和丽斌的工作室以前是在创库,但那边地皮被炒高起来以后就搬了过来,可能在资金方面有一定的考虑。

X:就是,包括旁边的张玮他们也是这样。

L:觉得创库那边没有缝隙可以插进去了,我看到创库附近的居民楼也有艺术家工作室,那种两室一厅的房子。有一次国外的策展人来昆明看艺术家作品,画家唐志冈就告诉他说:“你看完了创库的艺术家,对云南艺术生态就基本了解完了。”很多艺术家很希望往那边走,因为它已经形成一个气候了。

X:他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觉得一个真正有艺术氛围的地方,特别是有包容性的地方,它应该有很多声音,不同的声音出现,往往是一个小地方,它很容易统一,你只有这样很多元化的地方才可能有一个很好的氛围,才比较繁荣。所以我们作为另外的一种声音,这样的声音我希望是越多越好,你看在北京或上海,不可能某一个派,某一个点就代表了它的全部,像中央美院在北京也只是艺术界的某一个组成单元。只有很多的组成元素在一起才能够让这儿有一个繁荣的艺术氛围。

L:那么这个地方和创库在初衷方面和运作方面都不太一样。创库从99年开始做的,是云南第一个艺术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跟叶帅的努力有关系,那么他的努力就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意义所在,他把社会各个层面的东西揉在一起来做事情,包括那边的餐饮业,休闲娱乐场所,还有诺地卡等几家画廊,让昆明大众慢慢接触当代艺术就显得容易一点,而且对
云南来说的话也只有这样来做才有利有于以后艺术界的发展,它不像北京等地它本身就有人在关注当代艺术。那么就目前看来,这边ALAB实域艺术空间内容还不太复杂,基本倾向于艺术学术方面,不像创库把社会各个层面的东西都揉了进去。

X:对,你这样说也有道理。我当时做这个就有2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成本相对较低,第二,我到昆明呆了8年,从当年的愤青,艺青到现在有了很多年工作经验的教师,但是我的这个过程让我知道,在麻园村也住着很贫穷的艺术家,搞音乐的,搞戏剧的,因为我以前也在麻园村住过,他们真的很贫穷,但他们也真的很热爱艺术。他们的物质可能和学生差不多,但他们的执着程度却是很值得敬佩的。

L:你希望为他们提供一个场所。

X:我也是为其他年轻的人提供场所,包括一些学生和外面的年轻艺术家。

L:那你们在没有任何外来基金会的扶持的情况下,在给其他艺术家做活动,给乐队或戏剧做活动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考虑资金运作方面的呢?或者说以后打算怎么考虑?

X:反正我们尽量争取为大家考虑,一开始我们就不是为了考虑钱。但同时像这个空间的运作方式我们也正在策划着这方面的事,和国外的国内的艺术项目做一定的合作和交流什么的,并得到一些赞助。因为你必须引导一个空间的良性循环,这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刚开始的时候是自己努力去做,有很多朋友帮忙扶着,但之后有些事就水到渠成了。

L:那么等于说你现在做活动也好整个空间的运作也好,都是建立在朋友之间相互帮忙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

L:但这也并不是说是长久之计。因为你今后要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合作对象,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就得让各方面健全起来。每个过程有每个过程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停的去做……

访谈后记:跟星哥约好采访之后,我们就近在ALAB实域空间进行了采访。在采访的过程中不断有人进来跟星哥寒暄,喝酒。几乎每天晚上这儿都坐满了年轻人,喝酒,玩闹,谈情说爱,侃天侃地,并谋划着下一次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