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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s Roles/Artists Rules II

Artists Roles/Artists Rules II – China/Sweden Art Exchange Project (Station Kunming)

Initiators: Madeleine Aleman, Luo Fei
Curator: Luo Fei
Executive Curator: Wang Bei
Chinese Artists: Lei Yan, Luo Fei, Zi Bai, Xue Tao
Swedish Artists: Rikard Fåhraeus, Madeleine Aleman, Jannike Brantås, Ylva Landoff Lindberg

Opening: 20:00, Sep 9th, 2017
Performances on the opening by: Jannike Brantås and Madeleine Aleman
Exhibition Duration: 11:00-21:00, Sep 9th to Oct 8th, 2017, Sundays Closed

Host by: TCG Nordica
In cooperate with Studio 44 (Stockholm), City College of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tist Talk:
Artists: Luo Fei, Madeleine Aleman, Rikard Fåhraeus, Jannike Brantås
Time: 7pm, Sep 7th, 2017
Location: Lecture Hall, City College of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out Artists Roles/Artists Rules
Artists Roles / Artists Rules is an exhibition on the artist’s mission, responsibility, duty and position in society- sometimes enforced, sometimes self-imposed. Each artist has worked individually from a personal standpoint on an individual basis as well as with the vision of how things ideally could be.
The origins of the project is the desire to explore and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as well as the similarities in working conditions for artists in China and Sweden.
We have a desire to, through this exchange, as artists achieve greater awareness of each others lives and our respective communities.
The only common language for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project have been the imagery. The language barrier made written communication sparse and poor. Initially, we have communicated through short videos on a chat forum, a channel open and possible in a Chinese – Swedish communication. It has given us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s. These videos have then been merged into a joint work on show in the gallery.
The exhibition features the collaborative video as well as individual video works, installations, collages, photographic works, drawings and documentation of performances.
The project part one has been hold at Studio 44 in Stockholm last Aug and Sep, now ready to present the project part two at TCG Nordica, the 9th of Sep, 8pm, welcome!

opening performance “am I a refugee?” by Luo Fei, Studio 44, Stockholm, 2016 (photo by Anna-Britta Sandberg)

“艺术家的角色与规则(二)”——中国-瑞典当代艺术交流展

项目发起人:罗菲、玛德琳·阿雷曼
策展人:罗菲
策展执行:王蓓
中国艺术家:雷燕、罗菲、薛滔、资佰
瑞典艺术家:瑞卡德·法利伍(Rikard Fåhraeus)、玛德琳·阿雷曼(Madeleine Aleman)、杰妮卡·布朗塔斯(Jannike Brantås)、于尔娃·林德伯格(Ylva Landoff Lindberg)

开幕式:2017年9月9日,周六晚8点
开幕式行为表演:杰妮卡·布朗塔斯、玛德琳·阿雷曼
展览时间:2017年9月9日——2017年10月8日,周一至周六11:00——21:00,周日闭馆
地址:昆明市西山区西坝路101号,创库艺术社区TCG诺地卡文化中心

主办:TCG诺地卡文化中心
合作机构:Studio 44(瑞典斯德哥尔摩)、昆明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学术讲座《艺术家的角色与规则》
时间:2017年9月7日晚7点至9点
地点:昆明理工大学城市学院报告厅
主持人:罗菲
主讲:玛德琳·阿雷曼、瑞卡德·法利伍、杰妮卡·布朗塔斯

关于 艺术家的角色与规则
每位艺术家的独立创作都是基于个人底线与立场,也是对理想世界的想象。“艺术家的角色与规则”是一个关于艺术家的使命、责任和社会姿态的展览,这些定位有时是被动的,有时则是自我设定的。
项目的初衷是中国和瑞典的艺术家们渴望通过探索和讨论不同条件下的艺术家的差异性和相似性。
我们有一种渴望,通过此次交流项目,作为艺术家能获得对他人以及各自社群更广阔的认识。
语言障碍使得书面交流十分稀缺,在这个项目中参与者之间唯一的共同语言是图像。最初,我们通过在微信群里发布短视频来交流,这对中国和瑞典艺术家来说都是一种开放的可能性。通过这种交流我们也彼此认识互相学习。这些视频目前已经被合并成了一件集体作品在画廊展出。
“艺术家的角色与规则”展览将包括一件集体录像作品以及艺术家个人的录像、装置、拼贴、摄影、绘画以及行为艺术文献等作品。
该项目已于2016年8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Studio44画廊正式启动,今年9月9日该项目的中国部分将在昆明TCG诺地卡文化中心进行,八位艺术家将带来不同形式的艺术文化交流活动。9月7日晚7点艺术家们将在昆明理工大学城市学院进行学术交流讲座。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了解更多:https://mp.weixin.qq.com/s/BpkO2uuPK5qObbZE97dI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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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滔:北欧旅行随笔(三)

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

薛滔:北欧旅行随笔(三)

文/薛滔

在玛丽安娜隆德火车站完成了我的潜水计划后,这些天罗菲和我都沉浸在瑞典农村绝对纯粹的休闲时光中。不过这时我已经不用再同情他了,他收到了杨瀚松寄过来的相机,也完成了作品“记号”。在这样的前提下,某个风和日丽的中午,我们决定用壮士断腕的勇气从农村纯粹的休闲时光中挺身而出,于是我们决定去大城市斯德哥尔摩看看。第二天我们依然如来时一样,先坐汽车再转火车一路奔波,到达了斯德哥尔摩。

迎接我们的是罗菲的老朋友安德士,他过去做过新闻记者。大概十年前,他曾担任诺地卡的项目总监在昆明工作过。随后回国找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当了副首相的其中一个秘书。曾经连行踪都要保密的人,现在站在广场上等我们。在上一次选举中,副首相所在的党派失利,一系列的工作瞬间蒸发,包括秘书。因为选举失利,副首相的秘书失业,这简直就是个冷笑话。那天下着小雨,看到安德士严肃的站在商场门口,我还真有点冷嗖嗖的。失业后的安德士需要重新工作,他现在身兼三个党派的顾问,这似乎比只拴在一个党派上要安全些。然而,他很快可能又要失业了……流动性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常态。

为了表示热情,也可能是他在中国工作时积累的经验,每天晚上我们都被他的好酒招待着。哇!这些洋酒喝得我甚至有些不适应,对于太舒服的环境我总是不能很快适应,就像舒服休闲的玛丽安娜隆德一样,看来我真的是无药可救了。

在斯德哥尔摩我们参观了各种博物馆,东方博物馆是其中之一,就是收藏着安特森从中国带来的仰韶文物的那个地方。在这里我完成了对伟大祖国的远古追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或许只有充满智慧的仓颉会懂。

瑞典皇家美术学院

瑞典皇家美术学院

瑞典皇家美院离东亚博物馆不远,我们顺道去瞅了一眼,就是这一眼,让我对皇家美院的美好想象彻底破灭。美院大门左边立着一只神情迷蒙的狮子,右边一只极度自信的野猪骚骚的半躺着,大门处停着几辆毫无争议的单车,皇家气派的踪影一点都没有。比起昆明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大学城来说,任何一所三流学校的大门都比皇家美院大门要吊炸天还要吊炸天。很显然,天朝大学在向人类宣告“可以没有文化,但绝对不能丢了面子”的伟大信条。

罗菲在斯德哥尔摩完成了对安德士的参访后,我们仍然用火车加汽车的方式返回玛丽安娜隆德继续搞创作。就在离开的那一刹那,我几乎在瞬间就发现了自己患有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是一种被害人对施害人不但不仇恨反而同情并迷恋帮助施害人的症状。啊!我有,我严重有,因为我们有“以德报怨”的文化,所以天朝十几亿人用无比博大的胸怀在原谅甚至迷恋着那黑暗现实。同时,我似乎还具有反向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的,是反向的,因为似乎我们都有充当施害者的兴趣,在对受害人施暴以后都妄想着受害者体谅、安慰或报答我们。这是一种双向变态的隐性心理,非常的微细和难以识别,但它确实存在。

回到玛丽安娜隆德没两天,我们便再次出发,前往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对于呆在农村的我们来说,去大城市总是能让人按耐不住的亢奋。

这次在哥德堡遇到的是艺术家丹,丹在前几天专程到乡下来看望我们,并给我们讲了一连串的笑话。出于对丹的认可,我决定转述其中一个笑话给大家听。有个美国人到昆明,不会说中文,出门时在酒店门口看到一牌子,以为是路牌或酒店名称什么的,很认真的一笔一划描了下来。晚上办完事后准备回酒店,打了辆车把他描下来的牌子给司机,司机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着“禁止停车”。

瑞典艺术家丹·弗尔伯格

瑞典艺术家丹·弗尔伯格

很显然,丹不喜欢美国人,不过这不影响丹成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做声音艺术的。进入丹家时,我几乎被吓到了。原以为我那8年的北飘生活,已经练就了百毒不侵的神功,但到了丹家我还是被吓到了。他家实在太乱了,比我在酒厂的工作室还乱八倍。各种各样的乱,乱得怎么说都嫌多余,我已经没有想要描述的欲望了。各种鬼玩偶,西方的东方的,瑞典的墨西哥的等等等等,吊着挂着贴着堆着乱七八糟整个家就没一平米是安静的。当然我依然是表情严肃的沉着,没有表露出丝毫我的严重吃惊,并淡定的在丹家吃了午饭,然后他带我们去参观哥德堡的艺术学校。

丹也是昆明艺术家的老朋友,认识他的人都难以忘记他,他成功接待了很多不会说英语的中国艺术家。虽然丹也不会说中文,但他用各种办法和肢体语言在车站、大街、咖啡厅、麦丹劳等各种地方找到中国艺术家并带他们去哥德堡三十公里外的一个小岛上完成艺术家的进驻项目。丹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他用敲桌子的声音在电话里和中国艺术家确定见面的时间。他一个人带着两个女儿生活,如今两双胞胎女儿都在哥德堡艺术学校,丹带我们参观了学校。学校就在街边的一栋楼房里,出奇的平淡,就像一家普通的路边带橱窗的卖皮鞋或者唱片或者随便什么都可以的商店,对艺术学校的幻想一点都没有。看来我对学校的概念是需要重新设定了。无论是皇家美院还是艺术学校,他们每年都只招12个人,这对于广大考生来说,太残酷了,不过他们教育不用交学费。

哥德堡艺术学校

哥德堡艺术学校

告别了丹,我们在歌德堡市博物馆参观了约瑟夫的展览。约瑟夫是安娜的二儿子,他花了几年时间才考上歌德堡美院,和皇家美院一样,歌德堡美院每年也是招收12人。瑞典全国的美院大概只有三,四所,考美院前要先考艺术学校,就是丹的双胞胎女儿上的学校,相当于我们的预科,也是12人。这样算下来,美院加上艺校,瑞典全国一年招收的美术学生大概是几十人,不超过一百人。这个数目大概只是中国一个学校的招收人数,而中国至少有一千所以上的高校在招收美术学生。这么说起来,中国应该是艺术大国,而实际上,中国社会对艺术是普遍陌生并拒绝的,在中国做职业艺术家几乎等同于神经病,这样的教育结果实在是只能表示遗憾。

我们在歌德堡待了四个小时,然后一路飞奔赶往马尔默,再到马尔默我们住在海里帕克人民学校校长家(校长的名字太难记而且长)。海里帕克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有。瑞典的高中毕业并不一定直接考大学,他们可以申请选择某个行业继续学习一两年后再决定大学的专业方向然后参加考试,派遣高中毕业生通过TCG诺地卡到中国进行10个月的学习考察就是海里帕克的一项课程。除此之外,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老人院这样的单位在海里帕克也有,很多家庭从孙子到曾祖,四代人都在海里帕克,老老少少,和睦温暖,像家一样。不少中东难民在这里学习瑞典语,没人会歧视他们,和瑞典人一样他们也把海里帕克当作家。瑞典法律规定,只要能证明在居住国有生命危险,就可以申请到瑞典避难,通过申请的难民将由瑞典政府负责在瑞典的学习和基本生活,比如来海里帕克学习瑞典语,这真是当之无愧的人民学校。

校长家的聚会

校长家的聚会

校长夫人伊达和其他朋友一样,非常热情的接待我们到来。校长和伊达有三个女儿,最小女儿莉娜出生时便患有先天性脑部疾病,医生诊断生命只能维持数月,最乐观估计也只数年而已。然而校长与伊达用强大的毅力,细致的护理坚持不懈的治疗。而今莉娜已过了三十岁的生日,并且在餐桌上给我们讲非常幽默的故事,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伊达一直握着莉娜的手,给她安全与鼓励。在这三十多年中,莉娜接受了60多次的脑部手术,医生多次给出病危通知,校长与伊达也做了多次准备,然而莉娜奇迹般的坚持了下来。由于多次的脑部手术及感染,莉娜没有一根头发,先天残疾导致头面变形,我需要极大的勇气并摒除内心的所有粗鄙情绪才敢直视莉娜。60多次手术以后,莉娜的头部现在已经失去再做手术的条件,伊达每周都带着莉娜去教会参加礼拜,这在中国很可能会因为“面子问题”而闭门不出,伊达和校长带着莉娜参加各种公共聚会,这让人从中看到了久违的光明与希望。

在校长家住了三天,我们再次启程回到乡下。由于展期逼近,我们回去后便开启了密集工作程序。这时罗菲完成了他的我认为堪称为代表的作品,一件行为录像。这是我看过他做的最棒作品,就单件作品来说,放在任何场所展览都不会逊色。作品直指中国人的存在状态,把个体与国家之间复杂又微妙的关系表达得极为准确,语言,观念每个方面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且作品非常符合他的个人气质。

罗菲作品《锤击》

罗菲作品《锤击》

当我们的工作顺利结束时,安娜策划的展览如期开幕了,很多观众来到这里,展览规模虽然不大,但每一个人都尽全力的工作,每件作品都耐人寻味。开幕式很成功。

为了庆祝展览成功开幕,也为了庆祝这一个月的进驻项目圆满结束,罗菲我们到杨瀚松老家很惬意的荡了秋千,并在那住了一晚,就是在“随笔一”中提到的杨瀚松妈妈的爷爷住的那栋老房子。房子建在一个小山坡上,周围是森林和农场,要走好远一段路程才有别的人家出现。关于房子最早的记载是1826年,在1900年的时候杨瀚松的外曾祖父搬到这里,并在这里与镇上“青年协会”的成员一起支持在中国的传教士,寄钱到中国。一百年前的几乎每天晚上,他外曾祖父全家都围坐在壁炉边谈论中国。一百年后,杨瀚松点燃壁炉,我特意搬了把椅子坐在壁炉旁边,一边听柴火燃烧的噼啪声,一边想着在此发生的与中国有关的故事,这是多么的奇妙啊。

杨瀚松家的老房子

杨瀚松家的老房子

杨瀚松的老房子

杨瀚松家的老房子

薛滔在杨瀚松的老房子荡秋千

薛滔在杨瀚松的老房子荡秋千

第二天早上,我和罗菲在农场边散步,欣赏这里的景色。农场里的牛群似乎和我们想的一样,齐刷刷的抬起头来愣愣的看着我们,似乎我们也是它们从没见过的风景。

风景过后,我们和杨瀚松一起到养老院看望他妈妈,瑞典的老人都在老人院,那里有更专业和周到的看护。房间宽敞,干净整洁,布置了一些从家里搬来的家具、照片等。90多岁的老人以前经常纳闷小时候为何家里总在谈论中国,杨瀚松去中国后,这个疑团才被解开。

罗菲与薛滔

罗菲与薛滔

此次出行的最后一站,我们又回到巴黎。在机场,奇迹般的碰到解炫,她和我们一起从昆明出发,到巴黎后罗菲与我朝瑞典方向去了,她在巴黎待着,然后去意大利西班牙等地逛了一圈,把在课本上看到的博物馆逛了个遍,回程时我们约好在机场见面,还没打电话就在取行李处碰到了,真是蹊跷。更为蹊跷的是我们在登机时,我的登机牌被工作人员表情镇定的一把撕碎,我自然是冷静的站在那里,没有想要开口询问的意思,实际上我会的那几个英语单词也无法支撑我应对这么复杂的情况。此时,从旁边来了一个工作人员,拿了新的登机牌给我们。新的登机牌纸质要比撕碎的那个厚一点,仔细一看座位也改了,我们三人多少有点疑惑的朝机舱走去。登上飞机,找到座位,居然被升级到商务舱了。我滴个妈呀,可以把椅子按平了,身体伸直了睡回国去。当空姐微笑着递上毛巾转身走后,我们按捺不住的兴奋瞬间爆发,差点把飞机给笑翻了。艺术家的自信与光荣顿时爆满,对艺术家这个职业的未来充满了无限信心。可是,由于我过于兴奋,一直没睡着,在连续看了三部电影后,才稍稍有点睡意,这可浪费了商务舱那宽大舒适的靠椅。

回到昆明,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明白为何被莫名其妙的升舱,也不想去搞个究竟,管他呢反正已经回来了,反正又和过去一样白扯扯的走在昆明的大街小巷上,又回到为房租、水电、交通等费用绞尽脑汁的现实生活中。尽管如此,在艺术家被视为神经病的世界里,我依然得承认我喜欢艺术家这个职业,并为自己是艺术家而感到欢喜。

2015年6月11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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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滔:北欧旅行随笔(二)

薛滔在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工作照(图:罗菲)

薛滔在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工作照(图:罗菲)

薛滔:北欧旅行随笔(二)

文:薛滔

离开马尔默,我们坐上火车,火车结束后又转了两趟汽车才来到玛丽安娜隆德,这是个非常理性的村庄,理性得只有大自然及汽车来往的声音。这里非常安静、有序,安静得甚至没有多余的人在路上行走,我和罗菲每天在路上走来走去,轻而易举就获得了马路占有率第一的好成绩。村庄到处鸟语花香,一尘不染,对于受够了烦透了乱哄哄的人来说,这当然很舒服,但对于野惯了的我来说,这简直舒服得有些拘谨过分。作为农村,我还是比较认可咱老家那种杂乱无章,鸡飞狗跳,大人喊娃娃哭,横七竖八的长棍短棍,一堆一堆的牛屎猪屎等等,看来我已经无药可救了。

在离开马尔默时,罗菲我们双双把东西遗忘在杨瀚松家,对于两个新世纪细心男来说,发生这种事情简直就不可思议。不过我忘记的是无关大局的牙刷毛巾,他遗忘的则是工作用的必备工具相机。没了相机,他便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他的采访,他的行为难道要让我用文字记录,这是不可能的。那么, 这几天,罗菲吃完早点便开始等待他的相机,路边每开过一辆货车,他都怀疑是送相机来的,这时他便在路边流露出望眼欲穿的神情。对此,我很同情他,但又不能表露出来,大多数情况下我还是沉着脸。再说了,刘丽芬说我笑起来像个坏人,我虽然很幽默,但为了避免给人留下坏印象,一般情况下我都沉着脸。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安娜是热情开朗阳光灿烂极具活力的人,她总是对我们笑脸相迎,似乎她无论在哪里都能折腾出事儿。十多年前她到昆明,于是昆明便有了TCG诺地卡,后来她来到玛丽安娜隆德,于是这个村子的废弃火车站与教堂便成了画廊,这个安静了几个世纪的村庄便有世界各地艺术家的进驻和来访。

安娜的先生佩卡,就是在上一篇游记中提到的佩克,应该叫他佩卡,我不会说英语。佩卡与安娜是在去印度的旅途中认识的。那时他们高中毕业,并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立即去上大学,而是选择了旅行,去亚洲旅行。他们开车花了一年时间,从瑞典到伊朗到印度、尼泊尔等。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出那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正是在这此旅行中安娜与佩卡决定以后一定要再回到亚洲,后来的事情果然应验了他们的决定,这简直就像是电影镜头。

佩卡,2015年(图:罗菲)

佩卡,2015年(图:罗菲)

佩卡与安娜,2012年(安娜供图)

佩卡与安娜,2012年(安娜供图)

佩卡的故事从后来说起。后来,安娜与佩卡再到亚洲的决定应验的时候,佩卡第二次到了昆明(几年前他曾途经昆明待了两天),作为脑外科的专家被昆明医学院和几大医院联合邀请去做临床指导。脑外科就是那种把脑壳撬开,处理脑子里出现的各种问题,例如肿瘤啊、瘀血啊、创伤啊什么的。撬开脑壳的重要性人人都明白,这是极其尖端高危高风险的职业。佩卡作为外国专家被邀请到昆明做临床指导,那么他所受到的重视与热情接待是可想而知的。在工作结束临分别时,中国领导自然会说一些“希望下次再来”,“希望常来指导”或者“期待着有机会到医学院来工作”之类的话,这是中国人常见的客套。而问题是佩卡是瑞典人,他听到这样热情的期待后,决定真的要来昆明工作。当佩卡把来中国的决定告诉昆明医学院的时候,外事办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面临什么,在向佩卡出具邀请证明时他们同时告诉佩卡一些在中国将要面临的困难,想用这些困难来打消佩卡前往中国的想法。可佩卡和安娜在高中毕业时就开车从瑞典到印度,他们哪里是困难能够阻挡得了的,很遗憾医学院外事办似乎不太了解这些。于是佩卡回国花了很长的时间准备了厚厚一摞上课用的讲义,估计可用两学期的或者更多,辞去瑞典的工作,带着安娜和三个十岁左右岁的孩子来到昆明。天哪,带着三个上小学的孩子,辞去瑞典工作,就这样冒冒失失的来到中国,他们可都不会说中国话啊,这种事情想想我都会急出心脏病。

T咖啡画廊,2000年(TCG诺地卡供图)

T咖啡画廊,2000年(TCG诺地卡供图)

当他带着准备好的资料坐在医学院外事办的领导面前时,可以想象得出那个领导有多么的六神无主。这种意外对领导来说过于挑战了,他应该没有权利做出决定,决定一个外国脑外科专家在中国的医学院任教,开什么玩笑这是多么重大的事情他当然决定不了。但他也不能立刻拒绝佩卡,万一哪天上头发起神经,说你居然你把一个外国专家拒之门外,这也是他吃不消的。在为难与尴尬中,外事办领导对佩卡说:好吧,但只能教英语。教英语!让一个外国脑科专家去教英语,佩卡有多生气是可想而知的,但他还是同意了,他认为这是上帝对他的磨练。

那么,此时医学院有了一名英语外教——佩卡。作为英语老师的佩卡,教学是很给力的,经常有学生围绕在他身边,来他家里,那是一种非常鲜活的课堂。而中国教师的英语课大多数情况都下可以做到要多枯燥有多枯燥。由于有众多学生的围绕,学生对瑞典老师的好奇,再加上安娜与佩卡希望有更多的事情可做,于是他们一起讨论出一个看似正常实则非凡的决定,在中国做一个中瑞两国文化交流的民间机构,促进两国人民对彼此的了解。这当然是个非常好的想法,但任何事情都需要资金的支持,钱从哪里来呢?他们的办法是把瑞典的房子卖掉,用这些钱来中国做一个文化艺术交流的机构。我的天,这又是一个可以让人得心脏病的想法。

佩卡、安娜、栾小杰和瑞典学生在T咖啡画廊,2001年(TCG诺地卡供图)

佩卡、安娜、栾小杰和瑞典学生在T咖啡画廊,2001年(TCG诺地卡供图)

1999年的某一天,安娜与佩卡卖掉了瑞典的房子,在昆明红菱路租了房子准备他们在中国的事业。两个老外在中国做文化机构这当然是中国政府所不允许的,那么他们只能注册一家商业用的咖啡厅,作为商业投资中国政府当然很欢迎。那么,昆明红菱路上的一家外资企业“T咖啡”便诞生了。为了让咖啡喝得更有品质,实际上他们在T咖啡里举办了很多文化活动,例如音乐会、画展、诗会等等。很自然的,T咖啡那里便聚集了很多艺术家及文化人。我记得参加了一次T咖啡的活动,有画展和小提琴演奏,开幕式的酒水和各位外国绅士笔挺的尾巴开叉的正装,让我印象深刻。

整个中国的艺术界在2000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昆明也不例外,其中2001年在昆明西坝路开业的“创库艺术主题社区”成为中国首个正式形成的艺术社区。2002年以后,以上海M50、北京798为代表的艺术社区在中国各大城市凭空崛起。目前,艺术社区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现代文化标志,改变着中国城市发展的基因。在著名艺术家叶永青、唐志冈筹建昆明创库的时候,T咖啡作为创库早期的艺术机构在唐志冈的强烈邀请下进驻,进入创库的T咖啡改名为“TCG诺地卡”。

2014年3月挪威行为艺术之父赫尔马·弗雷德里克森与中国行为艺术家罗菲、和丽斌、黄越君表演“艺术真容易”,TCG诺地卡画廊(TCG诺地卡供图)

2014年3月挪威行为艺术之父赫尔马·弗雷德里克森与中国行为艺术家罗菲、和丽斌、黄越君表演“艺术真容易”,TCG诺地卡画廊(TCG诺地卡供图)

TCG诺地卡作为创库重要的艺术机构,对昆明本土的艺术生态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很多云南艺术家都以不同形式参与过诺地卡的项目。十多年中,诺地卡举办了上百场展览,通过TCG诺地卡的各种项目,包括艺术、音乐、诗歌等活动让数以千计的人次来往于中瑞两国,其中就有至少260个以上的云南人(包括艺术家、作家、诗人、音乐人)在TCG诺地卡的项目中到过瑞典。每年都有长达3个月的艺术家进驻项目在交换着云南和瑞典的艺术家来往于中国和瑞典。很多云南青年艺术家通过TCG诺地卡来到欧洲,不仅参观在教科书中学习到的各种美术馆、博物馆,还和瑞典艺术家一起工作,了解彼此的差异和共同点。瑞典则有上千人次(包括艺术家、教师、学生等)通过TCG诺地卡来到中国云南,对中国社会有了直观真切的了解和感受。除了大型项目外,TCG诺地卡十多年来的举办的讲座、英语角、创意市集和各种演出更是不计其数。昆明人可以在这里看到北欧人的圣诞节是怎么过的,当然还能在这里吃到正宗西餐喝到地道咖啡等等。可以说云南青年艺术家通过TCG诺地卡打开了国际视野。TCG诺地卡带到欧洲的很多云南艺术家是第一次出国的,对于一个学习西方艺术的人来说,第一次到欧洲在博物馆、美术馆中看到课本上的原作,这意味着什么,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诺地卡的艺术家进驻项目进行数年以后,昆明市政府才与瑞士苏黎世政府开展类似的艺术家驻留计划,但这个由市政府主持的工作其效果和影响力远远不能和诺地卡相比,尽管市政府使用的资源是诺地卡望尘莫及的。当看到诺地卡让昆明与北欧产生链接,成为中国昆明与瑞典之间重要的交流文化艺术平台与纽带的时候,我的心脏病稍稍好了一点。

作为诺地卡灵魂人物的安娜在中国做了大量的工作,她出色的个人魅力感染着整个工作团队,团队中有不少人在崇拜她,甚至模仿她。员工在诺地卡的工作中,都有很强的参与感,他们能够看到自己在诺地卡的贡献,能够明显感受到自己在团队工作中的价值。没人觉得安娜是老板,都把她当朋友看待,大家都感觉诺地卡是共同的家,很多人从中得到锻炼与成长,安娜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

安娜在玛丽安娜隆德创建了儿童电影博物馆(安娜供图)

安娜在玛丽安娜隆德创建了儿童电影博物馆(安娜供图)

再后来,由于佩卡要回国工作,他不能一直在昆明做英语外教,瑞典一所神学院需要他回去当院长,所以安娜开始有意培养中国团队来接管诺地卡。随着时间推移,安娜从诺地卡的事务中逐渐淡出,直至2010年完全退出,诺地卡则移交到逐渐组建起来的中国团队那里继续运作。

在瑞典南部的小镇玛丽安娜隆德,一个要把地图放到最大才看得见的地方。在朋友家四处蹭住两年以后,2005年以后,安娜与佩卡把家从中国搬迁到这里,慢慢的这里废弃的火车站与教堂便成了画廊和艺术现场,陆续有中国艺术家来这里工作访问。2014年,安娜在这里创办了“造访2014”的艺术项目,小镇上所有闲置的空间都成了展览现场,除了前面提到的火车站和教堂,还有仓库、厂房等闲置空间。这个一直平静的小镇,很多人一辈子都待在这里,突然在他们门口看到了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及作品,让他们接触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这是多么的让人觉得惊艳。今年,因为“造访2015”的项目,我和罗菲来到这里,开始我的疯狂潜水者行动与报纸创作,这一切的缘由都是因为安娜。

通常我不是一个喜欢赞美别人的人,因为那样看起来特别假的样子。但今天的故事让我不能不用最不擅长的赞美语法来讲述,对安娜的赞美其实再多一些也不嫌过分,她确实在中瑞两国民间文化交流上做出很大贡献,就个人力量而言,她的成绩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这些事情都是这些年我们看到并经历的,我想很多云南艺术家都不会觉得陌生,甚至会有一种久违了的熟悉。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太过匆忙,匆忙得没能够去细心体会,每当我们稍有回顾的时候,就会发现许多宝贵的事物就在身边,一点都不遥远。

2015年5月21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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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滔:北欧旅行随笔(一)

薛滔:北欧旅行随笔(一)​

文/薛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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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滔

直到今天,我才开始为大家讲这个故事,在之前的几天时间里,我一直在消化它,它给我的感触太深,以至于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中国最早的文明,居然是瑞典人发现的,这个事实超越了我来瑞典的所有准备,我一时手足无措,应接不暇。对此我花了一周的时间来消化它,来调整和梳理这个太大的意外,这个发生在上个世纪的瑞典人在中国的故事,关乎中国的远古文明和数百孤儿的故事。让我这个中国第一染毕业的学生深感学艺不精丢死人。

我和罗菲在到达马尔默的杨翰松( Janeric Johansson 的中文名)家前,我已经认识杨翰松十多年了,由于语言的障碍我们没有深交。我一直认为他只是个艺术家,和很多昆明朋友对他的印象一样,他是个来自瑞典的艺术家,在昆明做艺术交流,似乎他只在做艺术交流。这个印象一直保持了十多年。后来,就是几天前,在他家客厅的台阶上这个印象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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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艺术家杨瀚松

似乎瑞典人都有在台阶和楼梯边上放书的习惯,杨翰松家也是这样。我们在他家客厅休息的时候,台阶上的几本书引起了我的注意,几本关于“仰韶文化”的书籍。是的,就是那些陶碗陶罐,人面鱼纹盆或者尖底瓶之类的,关于华夏大地上的第一个文明阶段的书籍。这让我异常惊讶,连中国人都不见得熟悉的彩陶文化,竟然放在他家的客厅里。由于我出身于染织专业,大学时基本上陪着彩陶渡过,所以这几本书格外的引起了我的注意。

晚餐是由杨翰松做的泰国菜,在餐桌上聊天应该是全人类的习惯,但那天的晚餐聊得特别漫长,话题正是我疑惑中的仰韶文化。故事从一百年前一直延续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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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中国某考察团来到瑞典进行考察,但却遭遇了一次慌张、沮丧与懊恼的经历。坎坷过后,他们找到一个熟悉中国的瑞典人杨翰松。很自然的,杨翰松便成了他们的“项目”。作为考查成果,杨翰松被邀请到河南做了展览,受到当地政府最高规格的接待,全程陪护。我猜想杨翰松甚至有点受宠若惊,因为我和他一样都是艺术家。

在河南期间,杨翰松了解到仰韶文化的信息,当地政府也给他一些寻找仰韶文化发现者安特森后人线索的期望。于是杨翰松便开始了他奇异的调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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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森

安特森发现仰韶文化的事情得从让人尊敬的瑞典传教士玛利亚.佩特松说起,故事从这里开始将慢慢变得严肃。 当提到玛利亚.佩特松的名字我的心稍稍有些颤抖,我不是个矫情的人,在中国会有更多的人因她而颤抖或者是泪流满面的等等。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很多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 玛利亚.佩特松就是其中之一。当然传教士在中国的历史众说纷纭,观点各异,但这不是今天的议题。这里说到的玛利亚.佩特松是一个让民国军队和土匪都同时肃然起敬的人。她年轻时来到中国,经历了义和团的追杀,从天津徒步到河南,创办孤儿院,收养因重男轻女而被遗弃和因战乱造成的孤儿。医治收留因战争致伤无力医治的人们。所有这些都是免费的,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安特森是在火车上认识玛利亚的,当时的安特森是中国政府邀请来的地质专家,需要他为中国探测矿藏,在中国与他交往的人有梁启超,胡适等等。偶然的机会让安特森发现了中国出土文物“龙骨”,于是考古的兴趣让他坐火车到河南来寻找“龙骨”的发现地,他希望在这里有完整的恐龙骨发现。他不知道这些龙骨和恐龙没有任何关系,他更不知道他对恐龙的兴趣将引导他填补中国考古界的历史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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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利亚·佩特松

然而尽管有中国政府的保护,但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革命军与北洋旧部,加上土匪的横行流串,一个老外在河南的安全是可想而知的。但幸运的是安特森在火车上遇到了瑞典老乡玛利亚.佩特松。玛利亚告诉他跟着她,并不用带枪,因为根本用不上。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曾经革命军和土匪打战,两派都有大批伤员被收容到了玛利亚的传教站,两边的人差点又要打起来,玛利亚.佩特松大喝道:不许动,一边的人待在一边,另一边的人在另一边,她画了一条线,谁敢越过半步,我就把你们都赶出去。所有人都很尊敬玛利亚.佩特松,认为她是一位神圣的人物,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士,有着特殊魅力和崇高的人格。与玛利亚在一起的时候,安特森总感到有人在跟踪他们,后来他才知道,是当地人在暗中保护玛利亚,因此他也知道外出工作不带枪反而更安全。

在河南寻找龙骨的过程中,安特森去了许多地方,包括渑池的仰韶。在过程中得到了各地传教士的帮助。在仰韶他并没有找到恐龙(民间流传的“龙骨”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而是发现了大量陶器,直觉告诉他这可能是一次重要发现。这时他已经和中国政府的考古部门合作,中国考古专家与他一起工作,民国首任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也意识到他工作的重要性,并全力协作。安特森与中国同事们发现的这些陶器经过中国政府同意,被运回瑞典,交给瑞典王子。王子找到英国最好的专家,在经过英国方面的鉴定后得出结论,这些陶器距今5000-7000年前,是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这个结论引起轩然大波,在此之前,考古界一致认为中国只有金属时代(青铜时代),彩陶的发现,填补了这一时期的空白,这个空白为中国历史和艺术史翻开了蔚为壮观的新篇章。为此安特森成为考古界的明星,帮助他完成工作的传教士也受到了瑞典科学院和皇室的嘉奖。运到瑞典的陶器按照之前与中国政府的协议,留一半在瑞典,运一半回中国。留在瑞典的这一半如今完好无损的陈列在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而运回中国的那一半由于战乱,现在已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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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儿院

那个保证安特森安全的传教士玛利亚在1951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强迫遣返回国。回到瑞典三个月后,她便永远的闭上了眼睛,她收养的数百孤儿,他们及他们的后代仍繁衍在神州大地上。

杨翰松拿出一张照片,是他奶奶的全家福,照片上的他奶奶还是个小孩。这张照片拍摄于他奶奶家的老宅子前,这间一百多年前建造的房子如今依然存在,被当作遗产传到杨翰松手里。杨翰松在整理老宅时发现一个箱子,这个箱子保存了很多信件,让杨翰松惊讶的是这些信件都是来自中国的,记录着他奶奶的爸爸与去中国的瑞典传教士之间的信息。在一百年前,杨翰松的曾祖父生活的瑞典一个两三千人的小镇上,镇上有一个“青年协会”,这个协会是个公益组织,专门资助远在中国的瑞典传教士,杨翰松的曾祖父即是青年协会的成员之一。那不是一个富裕的村镇。就在他们这个小村镇里有二十多人到中国传教,而没去中国的青年协会们,每周都带着各自的家人为八千公里以外的中国人民祈祷祝福,其中就有杨翰松的奶奶一家。他们生活中有大量的时间在谈论从没去过的遥远的中国,并不停的寄钱到中国去,希望可以帮助到那里的人们。

故事听到这里,我已经感慨万千,历史上的瑞典从来没有伤害过中国,而在一百多年前,瑞典当然可以算得上是西方列强,而他们只来中国传教,办孤儿院,医院,学校,帮人戒大烟等等。300年前,瑞典的商船频繁来往于中瑞两国,交换着彼此的货物,瑞典首都因此还建有中国风的城堡。这是多么温暖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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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妈妈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杨翰松让一个中国朋友帮助寻找当年玛利亚收留的孤儿下落,他这个朋友当然倍感吃力,这无异大海捞针。而当他这个朋友的另一个画家朋友把玛利亚的照片带回家时,他妈妈看到照片顿时泪流满面,照片上这个人太熟悉了。是的,画家妈妈正是当年玛利亚收养的孤儿。

玛利亚创办的教会今天还一直在河南传播着福音,画家妈妈和其他几个被找到的孤儿参加了教会纪念玛利亚的活动。安特森发现的仰韶文化也得到中国政府更大规模的发掘与研究。这部分内容成了学习中国历史的重要篇章,更是中国设计史及纹样史的重要开篇。在图案课上,我们多次临摹祖先在数千年前创造的艺术杰作。并从鱼纹的演变中得知,在彩陶时代我们的祖先便完成了从具象到抽象的复杂思维过程。西方的这一过程在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家蒙德里安那里才得以实现。曾经我一直以此为骄傲,并在课堂上对学生自豪的讲解祖先完成的伟大事业,而今天我的骄傲被羞愧占据,只能表情沉重的坐在那里默默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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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坡鱼纹的复合演化推测图

这是多么神奇的故事,神奇得近乎是我编造出来的,而故事的主人就坐在我对面,让我感慨。在一个信仰的国土,这样的神奇每天都在上演。

我怀着复杂心情离开马尔默,到玛丽安娜隆德住进安娜家。安娜的先生佩克是一个医生,脑科专家,同时他也做过神学院的院长。关于他的中国往事,将在另一个故事中讲述。同样是在饭桌上,我们聊了一些宗教话题,并在他的介绍下,参加了第二天上午的教会活动。

这次同行的好伙伴罗菲是个基督徒,经他介绍得知,过去瑞典一直以路德宗为国教,并严格的按照圣经的指导来生活,所以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受到上帝的祝福,有9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比邻的挪威也是这样,也受到上帝的祝福,在他们的土地里发现了石油。我虽然不是基督徒,我信奉佛法,但这并不阻碍我理解一个国家数百年来持守戒律的意义,也深知杨翰松家族在一百多年前坚持每周为中国人民祈祷祝福会产生何等重要的力量,这是何其的让人尊敬与感动。

无论如何,有信仰总是好的,不为别的,为自己能得到安宁。我的信仰告诉我“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祝福所有的,以各种方式行善的全世界的人们。

2015年5月11日
本故事依据聊天转述,情节若有错漏之处请指正,包涵

延伸阅读有关《瑞典艺术家杨瀚松》:http://topic.chinaluxus.com/arts/JanericJohan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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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上”行为艺术现场(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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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上”行为艺术现场

2015年4月29日下午两点,六辆越野车载着26位艺术家、批评家、媒体人从昆明108智库空间出发,驱车前往澄江抚仙湖立昌村,展开两天的行为艺术活动。以下为表演现场的作品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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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滔行为作品《潜水者》
时间:2015年4月29日,17:00~17:15
地点:抚仙湖
阐述:上半身潜入水中,下半身留在岸上,保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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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小组(沙玉蓉+杨辉+王蓓+黄越君)以及其他艺术家行为作品《漂亮 好看》
时间:2015年4月29日晚上
地点:澄江抚仙湖
阐述:四人任意不断重复漂亮•好看•美•不漂亮•不好看•不美。直至五人统一词汇。

4月30日上午在立昌村小广场,农贸市场旁,这里是pingchang跳广场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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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丽斌行为作品《丈量》
时间:2015年4月30日,9:00~9:30
地点:抚仙湖立昌村广场
阐述:以自己站立的位置为基点,手握竹竿丈量自己视线360度内的所有风景、房屋和人的位置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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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青行为作品《澄江抚仙湖立昌村献礼- 野牛的诗》
阐述:美丽寂静的村庄让我想起诗人野牛一首诗的意境,歌颂大自然的美丽寂静和生活在此间人们的单纯朴实。我将此诗在此呈现寄托对当地自然和人们的美好祝愿!我从湖中取水,用本地找到的扫帚沾水从湖边写大字走向村庄,穿过早上的集市,通过农家的门前,一直沿着村里的一条主街倒行书写,直到写完整首诗,而一桶水也快用尽。水字只停留短时就消迹在阳光之下。我随后把诗稿复印送给乡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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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善文行为作品《China,青花瓷》
时间:2015年4月30日,9:30–12:00
地点:澄江县立昌村抚仙湖岸
阐述:清理30米湖岸线,将湖边沙石滩上的碎玻璃、瓷片、废旧电池和塑料垃圾、铁片等捡走,直至可以放心光着脚丫在上边来回走动。这是一个关于环保主题的作品,有一定的中国国情的针对性,所以在作品的最后将这些捡上来的垃圾拼写了“China”,这些易碎的物品在光照下有一种难言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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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菲行为作品《即兴节奏》
时间:2015年4月30日早上
地点:云南抚仙湖立昌村
阐述:将一颗白菜抱在怀里,仰望升起的太阳,将白菜一叶一叶剥下来覆盖在脸上,直到什么也看不见,缓慢行走在湖边悬崖的平台边缘。
走到湖边,用菜叶汲水,给自己洗礼。
将一只南瓜叼在嘴里,站在湖边遥望远方。吃一口朝天椒,把辣椒含在嘴里,继续叼着南瓜,遥望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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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坑小组行为作品《天人合一》
时间:4月30日上午
地点:澄江抚仙湖畔
人员:吴若木、陈龙、杨雄盛
阐述:将自己身体实实在在的与自然合体,把自己绑在树上、石头上、沙滩上、水中,用物质的身体来体验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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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辉行为作品《宣言》
时间:2015年5月3日上午
地点:澄江抚仙湖立昌村
阐述:对着房子进行宣言,说出我宣布后有手势,发出鸟语,重复三次行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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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丽斌行为作品《刻舟求“箭”》
时间:2015年4月30日,10:00〜17:30
地点:澄江抚仙湖
阐述:手握一竹竿静坐于水中,每隔一段时间在竹竿上划线记录水流的变化,水流提示着时间的流逝,身体为舟,时间似箭,以身体之舟探求时间之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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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越君、王蓓行为作品《长—1》
地点:澄江抚仙湖
时间:2015年4月30日上午
阐述:一人身上捆上红绳在水里行走,另一人在后面将红绳拾起系在手指上,直至红绳系满十根手指后方的人靠近前方的人无法继续前进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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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小组(沙玉蓉+杨辉+王蓓+黄越君)行为作品《一条长线》
时间:2015年4月30日上午
地点:澄江抚仙湖
阐述:四人排成一条长线行走于路中间,使行人与车分别从路的两边绕开,直至走到水里,拍打水瓶三下,行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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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小组(沙玉蓉+杨辉+王蓓+黄越君)行为作品《水花》
时间:2015年4月30日,13:00~13:20
地点:澄江抚仙湖
阐述:杨辉站在抚仙湖边的木台上,由别的成员扔石头到水里水花溅到杨辉身上至衣服全湿行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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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勇行为作品《即兴•以水为仪式》
时间 :2015年4月30日下午2点
地点:澄江县抚仙湖立昌村
材料:当地供销社购买3两黄钱,胶水1瓶
阐述:贴满纸钱的身体如一辆贴满罚单的汽车,行走于乡间直至水中,是祭奠,为即将像滇池一样,因违章死去的湖泊的祭奠。是清洗,以水的名义去清洗腰缠万贯的身体,当一张张纸钱脱离,身体逃离漂满黄纸的圈顿感欢愉、自由。抓一根深入到水底的绳索体会湖畔的重量,脚被划破了,到岸上才慢慢开始渗血……
和艺术家薛滔共同清理湖面漂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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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前行为作品《行吟者》
时间:2015年4月30日午后。
地点:澄江抚仙湖畔
实施过程:我手提一竹篮,里面装有大米。我从村口走向田野,采花、撒米、低声吟唱。再撒花、撒米、吟唱。走向湖边……艺术家在自然与田野、湖泊间自由行走,吟唱,采摘,祭礼,接受心灵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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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王军行为作品《彩云》
时间:2015年4月30日,14:00~15:00
地点:澄江立昌村抚仙湖湖岸
阐述:一个通过彩色烟雾呈现不确定的一个偶然形态,这个形态随着风向、地域、环境的介入变化而变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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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惠美行为作品《百家姓》
时间: 2015年4月30日下午
地点: 澄江抚仙湖畔立昌村
阐述:艺术家带杯子(里面有湖水),在湖边的每家门口写个姓。走到湖边慢慢地喝光杯子里的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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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前持续行为作品《从这儿到那儿——为取水所作的计划》
时间: 2015年4月30日傍晚
地点: 澄江抚仙湖
阐述:我通过这十五年来在世界各地旅行,水域取水样的持续行为(伦敦泰晤士河、西藏纳木错湖、越南下龙海湾、湄公河水域、中国长江九渡口水域、嘉陵江水域翡翠湖、云南大理洱海、香港维多利亚港湾、澳门愚人码头、重庆磁器口嘉陵江水域、泰国曼谷安葩洼水上市场、昆明滇池、澄江抚仙湖),艺术家试图从艺术、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自然、宗教等角度来关注人类的生存发展状况及人文、环境、生态等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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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丽斌行为作品《种水》
时间:2015年4月30日,18:00〜19:00
地点:澄江抚仙湖
作品阐述:
“水之中
光斑闪耀
时光轮回
安眠
在水一方”
把自己的愿望写在纸上,融化在水瓶里,再播种在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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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斌行为作品《一捧石子》
时间:2015年4月30日,16:00~20:30
地点:澄江抚仙湖
阐述:在湖边掬起一捧石子,之后坐在湖中一渔民作业台上,一手捧石子,一手逐一捏起石子举在空中,臂力不支时石子落于水中。从下午4点到晚上8点半。行为过程中,作者努力放空身心,将意念集中于石子落水那一刻轻微的叮咚声。

延伸阅读:

云中旅 “在云上”行为艺术现场——幻游与偶发

“在云上”是艺术家、策展人和丽斌2009年起策划发起的系列艺术活动,邀请艺术家、诗人、批评家、媒体人在自然、都市等不同的环境中旅行与交流,并即兴创作图片、影像、观念、声音、装置、行为、诗歌等作品,在情景交融的过程中实现艺术体验、交流、创作、展示相融合的艺术之旅。

2009年6月的“在云上”第一回邀请了来自北京、深圳、昆明的12位艺术家、媒体人在昆明〜大理〜丽江的旅途中沿途创作图片、影像、装置、行为艺术作品,体验自由偶发的精神冒险之旅。

2009年9月的“在云上”第二回是云南艺术家从昆明出发,经西安、北京,展开与当地艺术家、自然、历史、人文的行为对话,在最后一站北京宋庄尚堡美术馆完整呈现艺术旅行的结果。

2015年的“在云上”行为艺术现场,以“幻游与偶发”为主题,邀请日本、德国、中国北京、成都、重庆、昆明的21位行为艺术家参与,期待他们在云南的自然山川、城市生活、艺术空间的游走中体验到云南独特的气息与魅力,并通过他们精彩的行为艺术表演为昆明这座城市带来惊艳的夏季。

主办:同景108智库空间 云南中旅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顺城购物中心 车房宝 云南素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品人:韩晓强
策展人:和丽斌
执行策展人:沙玉蓉
展览统筹:周梦楠 邱爽
艺术评论:管郁达 杜曦云(北京) 林汉坚(香港) 薛滔 林善文
音乐人:张大勇
媒体人:赵睿
摄影:鲁啸天 老仙
摄像: 董林 杨青
剪辑:黄越君 沙玉蓉
艺术家:清水惠美(日本) 蔡青(德国)信王军(北京) 周斌(成都) 任前(重庆)罗菲(昆明) 和丽斌(昆明) Paper(昆明,沙玉蓉+黄越君+王蓓+刘凯+杨辉)九坑小组(昆明,董雪莹+陳龍+杨雄盛+蒋明辉+吴若木+张紫韵+桑田+叶其霖)阿里巴巴他哥(昆明, 野狗芳芳+村长•冲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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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雾霾中出门与回家

在雾霾中出门与回家

文/罗菲

“秃鹫在上升的狼烟中辨认归途”
——岛子《雾霾听证》

策展人管郁达教授把上世纪八十年中国各地艺术家们的自我组织方式称作“出门——艺术串联”,把2001年后以昆明创库为代表的艺术社区的成立称作“回家——艺术还乡”,以此比拟艺术家在不同时代处境中的文化策略以及他们作为精神家园守护者的漂泊感,由此开启有关当代艺术在地性和艺术家生活方式的思考。

八十年代的中国版图还没有形成明确的艺术中心,艺术家从四面八方“出门”揭竿“起艺”。八十年代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民间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另一次是五四时期),艺术家们在物质条件和思想资源极为匮乏的情况下自觉寻求与外界交流对话,激发艺术思潮的产生,这即使在高度数字化的今天,也仍然十分可贵。在自由旅行尚未普及的年代,这种跨省交流分享艺术经验的方式让人想到六十年代末文革时期学生们大串联彼此交流革命经验的做法,因此人们也把八五时期艺术家的群体方式称作“艺术串联”。这场运动推动了各地不同艺术群体的出现和不同思想的碰撞讨论,比如与西南有关的“新具象”和“西南艺术研究群体”即产生于这个时期。这场文化艺术思潮发展至八十年代末达到高峰,于1989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谢幕。在此之后艺术家继续聚集北京,在九十年代初形成了圆明园画家村和东村等中国最初的艺术家聚居地。再到后来西方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关注,以及中国主要城市迅速进行的全球化进程,使得中国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形成了以北京、上海等超大型城市为主要舞台的艺术格局,国际展览机会给艺术家们再一次从家乡“出门”的理由。

直到2000年以第三届上海双年展为标志的中国当代艺术走向公众视野,中国当代艺术从地下逐渐浮出水面,各地开始兴起艺术家社区、自营空间和替代性空间,一批具有海外经验或大都市经验的艺术家们开始“回家”,在自己家乡建立艺术据点,与公众互动,引入国际经验。这往往由许多中青年活跃的艺术家发起,他们参与到本地艺术生态的公共建设中,比如展览策划、组织、写作、教育、交流、空间运营等。艺术家们建立艺术社区的热诚和行动极大丰富了当时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生态,尽管许多艺术社区的命运都很短暂。

2001年成立的昆明创库即是国内最早的艺术家自我组织起来的艺术社区之一,那是没有任何政府、商业甚至管理介入的艺术区,它引发了云南当代艺术发展历程中的第一次“艺术返乡潮”,当时人们对这种艺术社区模式和集体效应怀着巨大的期待而“返乡”。

随着2006年北京798艺术区在政府介入之后获得的巨大成功,中国艺术市场和地产界的井喷式发展,这类由艺术家自我组织起来的艺术社区的商业价值和社会效应很快被资本和权力吸纳,艺术家不再是艺术社区的开拓者或主体,而成为了受邀者和点缀。各地也出现了花样繁多的艺术地产及园区,这类艺术地产及园区不再是民间力量的象征,却以繁华喧嚣的面貌遮蔽了这时期艺术本身的虚弱。许多艺术家从独立批判的先锋派角色转型为文产园区和地产开盘吹唢呐的号手。这种转变也意味着中国当代艺术从早期“出门”寻求精神交流和国际机会,到后来“回家”试图建立公共空间来丰富中国当代艺术文化生态,再到后来进入了以“圈地”为代表的资本狂欢时代。基于独立精神、实验精神的自由表达已然绝尘而去。

云南第二次比较显著的“返乡”发生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艺术界普遍的萧条境况让那些从事先锋艺术的艺术家们重新回到生活成本更低的家乡,或者保持在北京和家乡两地生活和工作。薛滔、资佰即是这时期分别从北京和上海返回云南的艺术家,他们和本地其他青年艺术家一起,继续构建本土多样化的艺术生态。

金融危机之后的另一个现象更加耐人寻味。2012年中国政府开始在大部分城市监测并公布空气中的细微颗粒物指数(PM2.5),对空气质量的担忧很快成为公众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尤其是北京严重的雾霾天,让不少追求生活品质或者想活得长命一点的艺术家,宁愿待在家乡,尤其是有“中国后花园”之称的云南。某种程度上,金融危机和雾霾促成了艺术家们的再次“回家”,也将促进中国二三线城市的文化建设。

自艺术界进入资本狂欢时代以来,中国也进入了文化雾霾期,它成为一种象征:前方十分不明朗,同时价值判断混乱。八十年代艺术家们“不许掉头”向前冲,却在九十年代市场成功处遭遇截停。艺术家自我组织社区的群体策略被艺术地产和各种高端商业圈所吸纳。甚至以反叛权威起家的当代艺术家也在2009年成立了中国当代艺术院,一场多方通吃赢定了的中国当代艺术运动似乎可以寿终正寝——亦或者这才刚刚开始。而那些真正具有独立精神、先锋精神的当代艺术实践并未在艺术市场火爆和文化艺术产业园区四处开花的“大跃进”中得到广泛认同和推动。与当代艺术相关的生态,诸如民营美术馆、基金会制度、独立批评与研究、与民间组织的合作、交流以及推崇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艺术教育,这些也并未在资本与权力对当代艺术的追捧中得到良性浇灌。

当代艺术已然成为成功犬儒主义的代名词,成为风格化的商业艺术(当代艺术其中一个特征是反风格)。商业与艺术并非水火不相容,可当商业成为衡量艺术实践的核心诉求,对艺术本身的判断和展望就变得不再重要。当代艺术训练出了一批精明能干的机会主义者。这个时期的艺术家普遍不再有八十年代艺术家身上的历史豪迈感,更多是在应对非常具体的日常生活压力和不痛不痒的机会。

而那些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当代艺术家处于越加边缘的处境。这与中国文化中尚未形成个体独立价值的判断系统有关,人们的一切思想行为都以外在的收益和他人评价为参照,而非内在从一而终的信念,人们往往根据环境调整自己的策略和表述内容。比如近几年不少二三线城市持续走高的风景画市场,一些当年参与当代艺术实验的艺术家不少都在风景画市场里“闷声大发财”,很难想象他们早期那些具有实验批判精神的画作和如今乖巧讨好的画作上签的是同一个人的名字,并且放在同一个展览上。在西方,也有艺术家为面包而画,但往往会签一个匿名,他的独立表达和他的买卖不在同一个篮子里。而我们这里艺术家早期的批判经验只会为后期媚俗的商业运作增加含金量,这既说明了我们市场的不成熟,更是艺术家在语言推进以及文化性格上遭遇雾霾的困境与乏力。八十年代艺术家“不许掉头”的冲劲和方向感很大程度是以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为参照,如今视野相对开阔却身处现代、后现代、传统、全球化等各种激流漩涡中,全然迷失了方向。如果说当年西方买单的中国当代艺术或多或少还有点批判性,推动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启蒙,那么今天当代艺术家语言更新后劲不足和人们蜂拥而至的风景画创作,则表明了“八五”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所遭遇的文化雾霾比我们的空气更加不容乐观。

在经历了“出门”、“回家”、“圈地”、“雾霾”之后,我们仍然需要回到更本真也是最基础的价值追问:什么是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在今天尤其在中国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的艺术表达和中国人及整个人类的整体生存处境没有关系,和个体的自我深度认知没有关系,和艺术语言的持续推进、公众品味的重建、历史文脉的传承、真理的承受、民间力量的再生没有关系,那么我们自八十年代以来上演的文化“出埃及记”,如今不过是仍在“旷野四十年”的徘徊游荡。

尽管八十年代艺术家的热诚与西方现代主义作参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他们确实无法把握艺术在现实中会以什么样的形式产生回报。那时艺术家因为相信而非看见了将来的可能性所以充满斗争的激情,今天的艺术家因为可以看见眼前的果实却不再相信未来发生改变的可能性,所以陷入了雾霾期。这是令人吊诡的命运。

没有对终极信念的承受,人就会自己绊倒自己。文化雾霾正是源于个体和社会对信念的缺失。

……

“秃鹫在上升的狼烟中辨认归途”,岛子先生在诗歌《雾霾听证》中如此写到。

纵然我们身处严重的文化雾霾之中,艺术家俨如秃鹫四处搜寻那些正在腐败的事物。借着真诚而独立的表达,我们或许可以远远听见来自未来的声音。在“出门与回家”这个展览的艺术家中,从内容表达来看,他们正在“出门”与“回家”之间,也在“社会”与“自我”之间,这种张力为我们展开了这个时代的肖像。让我们与艺术家一同游走,在艺术中“辨认归途”。

资佰的摄影《逝山水》系列是关于“出门”后所遭遇的残酷现实,他以宋代扇面画的形式向人们展示遭遇交通事故暴死街头的动物尸体。这些“看上去很美”的死亡现场既是人类极速发展道路上对任何弱小生命践踏的图证,也是对传统山水画所承载的审美逻辑遭遇当代文明碰撞而罹难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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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佰 《逝山水 扇面01》摄影 45cm×45cm 2007-2012

何玲的绘画同样关注动物的遭遇,不过那是一些经过艺术家嫁接、重组后的变异动物。在何玲的“动物世界”里,它们在重新寻求彼此间的对抗与共生关系。透过这样一种编织起来的异化现实,促使人们思考转基因技术和生物进化对生物界的影响。它们同样可能是对我们人类个体身份异化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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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玲 《鸡犬宁》布上丙烯 120cm×150cm 2011

刘丽芬绘画中色彩绚丽的动植物则没有明确的社会议题,那些鹤、人和树木被描绘成半梦半醒的游离状态,呈现出个体存在的孤独感以及与他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漂亮的外衣充满了对生命活力的颂赞,也揭示着生物界自我包裹与伪饰的超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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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芬 《海神》纸本丙烯水彩 150cm×90cm 2013

曹萍的绢本绘画将笔刷的书写感与表现主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以酣畅欢快的笔法和色调描绘了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乐而不淫”的画面,借着回归东方情趣的样式,艺术家展开对人类“回家”的想象。

《空山倚碧卷》绢本-50cm×390cm--2013
曹萍 《空山倚碧卷》绢本 50cm×390cm 2013

作为化学博士的程新皓近年来以类型学摄影的方式沿途拍摄昆明盘龙江河岸的景观以及长虫山上的石堆。这些照片以极为冷静的手法记录,并置在一起,更像一排排毋庸置疑的试管数据。他通过这种“新客观主义”的手法来追寻这座城市山与水的原点,和将要去到的地方。

《城郊河岸》数字打印照片 25cm×78cm 2014
程新皓 《城郊河岸》数字打印照片 25cm×78cm 2014

和丽斌近年来的绘画和行为是一部有关自我探寻的心灵史,在极富表现力的行动中,他展开了人与自我、人与风景等层面的艺术书写。他和许多云南艺术家一样,并不为艺术而艺术,却为心灵而艺术。他们以自我心灵独白的方式孤独地行走在“回家”的路上。

和丽斌作品《花园—七天行为计划》行为 2014年 北京798妙有艺术空间
和丽斌 《花园—七天行为计划》行为 北京798妙有艺术空间 2014

透过薛滔的作品同样可以看到其强大的内心世界,以及他在个人语言上的卓越实验。他通过长时间繁重密集的手工劳作,把张张报纸拧成捆,再堆积、构建成不同的形态。这个漫长巨大的工作量引起人们对无意义的形式的质疑,却让人对视觉和心智有了重新认识。伴随着这些报纸每天渐渐脆弱泛黄,也将唤起观众对物质世界“永远不变”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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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滔 《国情咨文》报纸、石臼 60cm×80cm×40cm 2012

郭棚在他的小照片上人为处理了皱褶与划痕,使得照片“看上去很旧”,同样唤起人们对时间的追忆。他通过拍摄园林景观、风景、物件、各种现实的局部,编织半虚半实的世界。他也以重复照片的展示形式来提升物体的存在感和形式感,为作品赋予强烈的静观美学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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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棚 《黑洞》摄影 尺寸可变 2014

同样强烈具有静观美学特质的是苏家喜的绘画,他常常描绘迷雾中不确定的对象,和闪闪泛光的湖面,他的画让人顿时安静,长久凝视。他把自己绘画的过程和观众的观看都推到“观心”的体验中。

《敦煌》纸本丙烯 70cm×100cm  2012
苏家喜 《敦煌》纸本丙烯 70cm×100cm 2012

这九位“出门与回家”的艺术家为我们呈现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经历雾霾期所坚持的不同程度的“自我辨认”与“归途探寻”。这些作品既是关于“出门”所望见的魔幻现实,也是对“回家”的犹豫与企盼。同时,这几位中青年艺术家普遍都有在西方或中心城市生活和工作的丰富阅历,他们的跨文化经验和视野也将进一步参与到中国社会现实的建造中。

艺术作为精神性劳作,在这“迷失的季节”里(崔健语),无论我们“出门”还是“回家”,无论追问怎样的问题,我想,相信都比看见更重要。与诸位共勉。

2014年11月26日一稿、28日二稿,昆明创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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