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国际驻留作为一种会面状态

罗菲在Helmhaus Zurich与策展人Daniel Morgenthaler对话“苏黎世的艺术让我打瞌睡”

国际驻留作为一种会面状态

——罗菲在苏黎世驻留项目中的邂逅与观看

2018年5月至8月,昆明策展人、艺术家罗菲受邀参加昆明-苏黎世友好城市交换驻留项目,这也是罗菲首次造访瑞士。在驻留苏黎世期间,罗菲寻访当地美术馆、画廊、艺术家自营空间,拜访策展人、艺术家,深入当地丰富的艺术生态。罗菲注意到瑞士当代艺术中的结构主义传统在今天的魅影无处不在,注意到瑞士行为艺术家中口语表演的传统,艺术家们对娱乐文化的拥抱与再造。

在近三个月的观察与交流中,罗菲经历到一个充满魅力的苏黎世城,一种普遍富裕、安稳、高标准的日常生活。正是这样一种日常生活,塑造着当代艺术在今天的“形式正确”和“媒介轰炸”。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凡事都有保障的社会里,人们仍然表达着对现实的不满,诘问艺术的批判性在哪里?在那里,日常生活和当代艺术一样,越加文本化、理论化,任何一种“野蛮”、“自嘲”、“无聊”或者“学究化”的艺术,都成为了虚无的文雅生活的一部分。那里提供了对欢愉和虚无的保障,提供了免于道德评价的保障。那么,生活的目标又是什么?艺术的魅力又是什么?

在驻留苏黎世期间,除了拜访意大利、挪威、瑞典等地,罗菲特意寻访了波兰克拉科夫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和灭绝营。罗菲带着“奥斯维辛之后不再有诗”的困惑,行走在看上去漂亮而理性的“乡村地狱”。在那里,一切都超出了人的想象。在那里,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性”究竟是被隐藏还是被放大了呢?汉娜·阿伦特“恶之平庸”的反思在今天还有怎样的价值?

对于罗菲而言,艺术家驻留项目作为一种不断与人会面又不断回到自身的临时生活状态,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并没有设定一个预期的目标,他只是不断积累和调整自己,保持开放,保持交流,保持思考,保持分享。

相关访谈阅读: 《阿德里安·诺茨:艺术有保障……》《安德里亚斯·马蒂:当艺术生产过剩……》

主讲:罗菲

特邀嘉宾:李季、和丽斌、薛滔

讲座时间:2018年9月14日(周五)晚7点–10点

讲座地点:昆明·TCG诺地卡文化中心(西坝路101号创库内)

讲座报名:请在本文下方留言“讲座报名+人数”即可。

trekking on Dolomiti

International Residency as an Encounter State

– Luo Fei’s encounter with and observations in the Zurich Residency Project

From May to August 2018, Kunming curator and artist Luo Fei, also the director of TCG Nordica gallery was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Kunming-Zurich Friendship City Exchange Residency Project. This was also the first time that Luo Fei visited Switzerland. During his stay in Zurich, Luo Fei visited local art museums and galleries. Furthermore, he visited off-spaces, curators, artists, and deepened the local rich artistic ecology. Luo Fei noted that the structuralist traditions in Swiss contemporary art are ubiquitous in today’s phantom, noting the tradition of oral performances among Swiss performance artists, and the artists’ embrace and re-engineering of entertainment culture.

During nearly three months of obser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Luo Fei experienced the charming city of Zurich – an ordinary, affluent, stable, and high standard of daily life. It is such daily life that shapes the “formal correctness” and “media bombing” of contemporary art today globally. It is also in such a society where everything is guaranteed, that people still express their dissatisfaction with reality. Where is the criticality of art? Political art? There, everyday life, like contemporary art, is more textual and theoretical, and any kind of “barbarous”, “self-deprecating”, “boring” or “scientific” art has become part of the vain and elegant life. It provides protection against pleasure and nothingness, and provides protection from ethical evaluation. So, what is the goal of life? What is the appeal of art?

During his stay in Zurich, in addition to visiting Italy, Norway, Sweden and other places, Luo Fei purposefully visited the Auschwitz concentration and extermination camp in Krakow, Poland. With the confusion of “no poetry after Auschwitz”, Luo Fei walked in the “rural hell” that looked beautiful and rational. There, everything is beyond the imagination of man. Where has “humanity” been hidden or enlarged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What is the value of Hannah Arendt’s reflection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To Luo Fei, the artist resides in the project as a temporary life that constantly meets people and returns to himself. In a strange way, he does not set an expected goal. He just keeps accumulating and adjusting himself. Keep open, keep communicating, keep thinking, and keep sharing.

The talk will be on Sep 14th, 7pm at TCG Nordica.

It will be in Chinese.

Sign up for free by leaving a comment “join the lecture + number of participator”

Luo Fei’s talk at TCG Nordica

安德里亚斯·马蒂:当艺术生产过剩……

“当艺术生产过剩……”

人物:安德里亚斯·马蒂(Andreas Marti)

空间:服务楼艺术空间 (DIENSTGEBÄUDE ART SPACE)

时间:2018年6月15日下午

服务楼艺术空间 :是一个艺术家自营空间(artist-run-space,在瑞士他们把这种空间叫做off space),成立于2009年,苏黎世较早的艺术家自营空间之一,安德里亚斯·马蒂是空间发起人和项目负责人。

安德里亚斯·马蒂 (Andreas Marti)
安德里亚斯·马蒂 (Andreas Marti)
服务楼艺术空间 (DIENSTGEBÄUDE ART SPACE)
服务楼艺术空间 (DIENSTGEBÄUDE ART SPACE)

罗菲:你的艺术空间所在的这一片是怎样的环境?

马蒂:这是五十年代遗留下来的工业区,他们当时制造印刷机。更早的时候这里造砖,这里被挖了很大的一个坑,后来填埋,在此基础上建造工业区。今天这里是混合的社区,很多犹太家庭,我的邻居们常常抱怨我们搞的活动扰民,时常碰到一些疯狂的艺术家出没,哈哈。

罗菲:这里除了你还有别的艺术空间吗?

马蒂:没有,但有一些艺术家工作室,比如我这里有两间工作室,有八位艺术家在租用,目前有两个德国艺术家在此驻留。但服务楼艺术空间是独立的,它是我的孩子,是我的试验品,没有与任何人或团体合作,是我自己独立运作。当然,我和艺术家还有策展人有临时合作。最初成立的时候我们是两个人,但总是不好弄,也许是因为我总是有非常明确的想法,知道具体怎么做,而且我做事效率非常高,我们总是无法达成一致,最后还是我自己做。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和程序去讨论事情,也许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我也是一个艺术家,我需要足够的空间来施展,并且能够迅速主导。

Sandra Kühne
Sandra Kühne

罗菲:很多OFF SPACE都具有很强的个人特征,往往规模很小,由创办人身上的特质决定其特质。

马蒂:是的,非常赞同,我们不需要反反复复讨论做什么怎么做。

罗菲:你的空间名叫DIENSTGEBÄUDE是什么意思?听上去不太好念。

马蒂:这个名字来自当时一栋火车公司的服务楼,他们提供一些售后维修服务、火车清理什么的,后来废弃我们就用它来做活动,我们楼下的“服务楼”标志就是从那里搬过来的。两年半以后我们就搬离了那个地方,但当时我们已经名声在外,所以继续沿用,尽管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个名字。现在“服务楼”已经在我们的文化版图里是非常重要的名字。

罗菲:艺术在你们的城市日常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马蒂:艺术在我们这里已经有数个世纪的历史,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艺术的热爱就不曾减退,艺术是社会的一部分。但是今天艺术家更加困难了……

罗菲:更加困难是什么意思?

马蒂:现在的情况是“生产过剩”(Overload of Production),这也跟创意产业有关,但很少有艺术家赚到足够的钱,大部分艺术家还是靠其他职业来养活自己的艺术。尤其是过去四五年,经济上的冲击比较明显,形势下滑。

Andrea Mariano, Karim Forlin, Johanna Kotlaris, Lucas Herzig, Alan Bogana, Sisters from another mister

罗菲:那你对运营这样一个空间有怎样的期待?

马蒂:当然,过去十年,艺术在社会空间里得到很大的扩展,人们也对艺术感兴趣,不再像八十年代,艺术家只是社会边缘的一小群人,只有这群人才关心艺术。今天,人们都关心艺术,积极参与艺术。作为艺术空间,我们就是和社会保持沟通。我们有自己的观众群体,但并没有更多的钱注入进来,今天艺术“生产过剩”、“过度生长”,过多的“艺术中介”……这非常奇怪,一方面人们乐于参与艺术,一方面经济却起不来。这导致运作一个自营空间很困难,所以我们会尝试联络起来共同面对,比如这个《苏黎世艺术空间指南》,上面都是艺术家自营空间、独立空间和各个项目平台(注:不包括美术馆和画廊),是我和另一个人五年前发起做的,每年出一次。十年前我做服务楼空间的时候,我们只有7家独立空间,现在你看,今年我们有31家,去年有35家。

罗菲:这些空间都是过去十年产生的。

马蒂:是的,是一个巨大的发展。所以我们做这样一份指南,让观众知道我们在哪里,看到整个面貌有一个基本认识。

罗菲:这可以理解为苏黎世的一场艺术空间的运动吗?

马蒂:这其中有一定的背景因素,过去五到十年,这座城市被迅速的发展和扩建,许多大型公司都投入大量资金,为未来投资。然后就产生了很多闲置的老房子,他们就以较低的价格租出去,所以这些艺术空间也散落在城市各个不同的地方。

罗菲:一般艺术家也不会跟房东签一个很长的协议?

马蒂:不会的,比如我常常就要和我的房东做斗争,因为他想赶我们出去,租给其他公司会赚更多的钱。

罗菲:你们本地的艺术空间会经常聚在一起做事吗? 比如刚才说的《苏黎世艺术空间指南》。

马蒂:不会的,苏黎世不是那样的城市,我们当时做那个册子并没有征询大家的意见,我们只是尽可能都写进去,没有任何讨论,我甚至都没有一家家去走访,我只是知道他们哪些在做事,哪些在活跃,然后放进去。也许联合起来在将来会发生,这样可以节省一些开支,或者获得市政支持,我们的确需要彼此的支持,但因为每家都有自己非常明确的方向和目标群体……我们曾经尝试过,但最后讨论半天也没有结果……这就是苏黎世,虽然不太大,但足够保持彼此之间的距离。在巴塞尔你可以在同一个时段举行所有空间的开幕,甚至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我很难想象这种事在苏黎世怎么发生。

罗菲:你一年做多少展览?

马蒂:十年来我们做了106个展览,每年8至10个项目,包括在国内的和国外的,我参加过至少12回国际性的独立空间博览会,去年在都灵的一个博览会上拿了一个奖(the Premio Intrauma Art Prize),前几周我在雅典和巴塞尔参加博览会。我这个空间主要是做展览,如果搞其他派对活动,我的邻居会抗议的,哈哈。然后我们这里会存留一小部分艺术家的作品,虽然不是很多收入,但可以保持一部分在空间里也挺好。

罗菲:你这里有多少职员?

马蒂:不多,只有伊莎贝拉,她每天工作20%,她是艺术史学家,她擅长沟通也擅长文字,我主要是在做展览的时候跟艺术家或策展人建立临时合作。

罗菲:OFF SPACE普遍都是以轻量化的团队来运作,很多时候甚至是一个人。

马蒂:是的,这样更具弹性,甚至我们的展览邀请函都是同一个模板,保持低成本印刷,以非正式的方式邀请人们,这样我们就不用过于依赖平面设计团队。不像画廊行业,他们需要保持一种商业形象。

罗菲:你自己做什么样的艺术?

马蒂:我主要做装置,有时也做摄影,上一个展览我做了一个看上去非常脆弱的绘画机器,它一直在展厅运转。

Dominic Michel (corner), Andreas Marti (wall and on the floor)

罗菲:你跟画廊有固定合作吗?

马蒂:时不时,我不太轻易答应和画廊长期合作,因为我一般不同意他们提出的合作条件。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发展我自己的空间的原因。

罗菲:这样你把自己的艺术和你的试验都放进一个你放心的盒子里。

马蒂:是的,这样节省精力。我不太喜欢为画廊工作,除非画廊非常棒。

罗菲:服务楼艺术空间主要展示什么样的艺术?

马蒂:主要是装置、观念艺术,并且这些作品能够尽可能重新改变我的空间,特定场域艺术那种。

Exhibition View JocJonJosch

罗菲:你一般在展览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艺术总监、策展人?

马蒂:我只是组织人,大部分时候不会提到我的名字,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不想被看作是策展人,我希望保护我艺术家的这个身份。尽管我的确在做一些策展的事情。

罗菲:你如何选择合作的艺术家?

马蒂:我主要是观察,我邀请那些我发现的艺术家,我不会邀请我的艺术家朋友,除非他们非常适合。我主要看作品,还有就是艺术家这个人,我喜欢单纯的人。

阿德里安·诺茨:艺术有保障……

阿德里安·诺茨(Adrian Notz)

“在瑞士,艺术有保障……”

人物 阿德里安·诺茨(Adrian Notz) / 伏尔泰小酒馆艺术总监

空间 瑞士苏黎世伏尔泰小酒馆 (Cabaret Voltaire 也称“达达之屋”)

时间 2018年6月14日下午

伏尔泰小酒馆 1916年达达运动的诞生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成为达达主义者们的避风港。今天伏尔泰小酒馆专注于达达的历史及其文化遗产,是与历史达达运动进行哲学和艺术交流的重要据点。

阿德里安·诺茨(Adrian Notz)
阿德里安·诺茨(Adrian Notz)

罗菲:我到苏黎世的第二天就来造访了小酒馆,当天晚上看了一场诗歌的行为表演,我注意到这里的表演常常与诗歌有关。

诺茨:我们常常很混合,你看到的这段时期的活动叫“玩笑与怒火”(Fun and Fury,注:此名也是回应特朗普的著作《炮火与怒火》),我们有实验音乐、行动表演、哲学、视觉艺术,这里的很多行为表演都和读诗有关系。那晚的表演是一个被称作“诗歌军团”的表演,那是表演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分。

罗菲:这种与诗歌朗读联系在一起的表演是瑞士或者欧洲行为艺术的一个传统吗?

诺茨:不止在瑞士,在欧洲德语国家很多表演都是这样,有关口语的行为艺术,比如演讲或者读诗成为一个表演。对口语的应用仍然是行为艺术非常重要的方式。身体语言的方式是更早一代艺术家擅长的,因为那代人来自舞蹈领域。

Word Up!«twenty seven poems for getting high and forgetting down too» premiere Performance by James Massiah, 2017-12-12
Word Up!«twenty seven poems for getting high and forgetting down too» premiere Performance by James Massiah, 2017-12-12

罗菲:这间小酒馆诞生于1916年,当年夏天就关闭了。

诺茨:是的,当时只开了5个月,从2月到6月。

罗菲:然后从新闻上再次注意到这个地方,是2001年,被一群自称新达达的艺术家占领。那这中间85年这里发生了什么?

诺茨:1916年夏天之后它改名字了,但其实直到七八十年代这里都是餐厅、酒吧、俱乐部,到了九十年代基本关闭。但里面的样貌和风格基本没变。因为废弃,到2001年被艺术家们占领。当时他们搞了一场达达狂欢,他们宣称从屋里往街上撒一百万瑞士法郎,事实上他们只撒了五千,那也是很多钱,很多游客捡钱。

Performance 4 Evenings «OhBasement OrderattheBar!», Performance by Rasmus ergmann & Soren Berner, 2017-11-28
Performance 4 Evenings «OhBasement OrderattheBar!», Performance by Rasmus ergmann & Soren Berner, 2017-11-28

罗菲:对于瑞士艺术家来说,他们会认为达达是他们的一个精神传统吗?

诺茨:我不这样认为,因为达达不是瑞士的艺术运动,而是国际性的艺术运动,而且是85年之后他们才注意到。事实上影响更多来自国际艺术家对达达的兴趣,包括中国艺术家。外界比本地人更看重这个地方。

罗菲:伏尔泰酒馆是一个艺术家自营空间(OFF SPACE)吗?

诺茨:不,它是一个学会,我们有一个董事会,我是由董事会聘任。这个学会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像一个基金会,在瑞士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学会。我之前在韩国光州听说在亚洲成立一个基金会非常难,需要五百万美金的注册资金。但在瑞士,只需一张申请表就可以了,然后宣称我们自己就是基金会。成立学会跟成立基金会差不多,有三个人就可以成立,完全合法的,在瑞士有差不多四十万个这样的学会吧,通过学会可以做很多事情。

罗菲:艺术家自营空间也会用学会的方式来运作吗?

诺茨:不只是艺术家自营空间,包括很多机构,比如现代美术馆也是基于一个学会,可能剧院会是公司化运作,但一般艺术机构都是这样的非营利性学会。

罗菲:作为非盈利性学会,你们是否会为日常运作的需求担心?

诺茨:会的,非营利并不意味着你不需要钱。

罗菲:你们有多少职员?

诺茨:我们有6个全职员工,15个兼职。

罗菲:我听说你们有4个策展人,对于这样的小型空间,是相当庞大的策展团队。

诺茨:哈哈哈,是的。我们每年邀请4位策展人合作,我们共同制定年度表演计划,每个策展人每个月安排一个表演,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有一场表演。他们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切入点,这会很好玩,如果长期是一个策展人,那会很无聊。当然,他们也不是全职,这也会节省很多开支。

Cabaret Voltaire 伏尔泰小酒馆外景
Cabaret Voltaire 伏尔泰小酒馆外景

罗菲:你们每年做多少活动?

诺茨:取决于具体情况,比如2016年是小酒馆百年庆典,那一年我们开始计划做165场活动,从2月15日至7月18日每天都有很多很多活动,活动每天从早上6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实际上我们最后做了230场活动。

罗菲:那太疯狂啦!

诺茨:是的,但这是一百年才一次。我们早上6点半开始是一个类似于基督教的晨祷仪式,每天早上我介绍一位达达主义者的作品,总共150位。这都是由我来主持,幸运的是,只有其中6次只有我一个人,其他时候都有观众,有时2个人,有时10个人,人数不定。那段时间我们每天在楼下舞台上有表演,在楼上有讲座或者音乐会。

罗菲:在这里展出的艺术家是由你邀请还是他们跟你提出申请?

诺茨:都有,问题是一般跟我们申请的自称达达主义者的艺术家,品质都不怎么好,所以我更倾向于邀请艺术家。因为达达主义本身已经是很早的事情了,也发生了演变,甚至最初的达达主义者都成了超现实主义者。达达来自一个没有任何意思的词,用无用的事物改变世界,这样的观念已经融入到整个艺术观念里,如果今天还有人宣称自己是达达或新达达都是可疑的。

罗菲:小酒馆身处游客非常集中的古城区,你们的主要观众群体一般来自哪里?

诺茨:因为我们的节目比较丰富,除了百年庆典、表演,也有学术讲座,诗歌活动。有时房间里挤满了60岁以上的老人,有时都是些年轻的嬉皮士。在百年庆典那几个月我们有八万人来访,一般每年有四万人来访。当然,中间也会有一些游客慕名而来,这里看看那里摸摸。

罗菲:关于你自己能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诺茨:我是2004年从这里开始的,最初我是总监助理。事实上我是到这里工作才真正了解达达,我之前知道的不多。我之前是在苏黎世艺术大学学艺术理论,更早我学了两年的艺术,因为最开始我是想做艺术家,后来发现自己在策展方面更强。并且有过艺术实践之后再学理论,你会对理论理解更生动,也更明白艺术家怎么工作和推进,而不是纯粹从学术和理论的角度来理解艺术。也不只是把艺术当作自己理论框架里的案例,而是可以跟艺术家们展开合作和互动。

Cabaret Voltaire
Cabaret Voltaire Hall poster © Carlos Amorales photo © Nicolas Duc 2017

罗菲:在中国,2000年后产生了大量艺术空间和社区,包括一些替代性空间,但现在整个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人们注重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诺茨:这里也是一样,我不是很喜欢“创意产业”或“文化产业”这种概念,就是把艺术、设计和经济进行挂钩,产生持续的效益,通过衡量投资与收入来选择艺术和文化,像电影工业那样。我之前去过香港,看到很多艺术空间都跟商业有关系。相比而言,瑞士的艺术环境就像天堂一样,你可以不断做实验艺术,不停谈论艺术哲学议题……瑞士给人的感觉有点像温泉浴场……即便是一百年前来到这里的达达主义者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欧洲,离瑞士不太远的地方,数万人被杀,但瑞士还是一片祥和,我们可以跳舞、歌唱,甚至尝试找到艺术的新的表达方式。但我想很多人身处瑞士这种“温泉浴场”,并不明白其重要性。在这里我们不需要为生命担心,我们仍旧可以吃喝玩乐,这是一种自由。有人说瑞士很无聊,没什么重大事情发生,人烟稀少……但如果你意识到你身处一个“温泉浴场”,那正好不过,人很少,安静、没人打扰,大多数东西还有点贵——因为这里是“温泉浴场”,你尽管放松享受生活。

Roman Signer, «Zuoz (Zelt)», 2010

罗菲:这很有意思,因为我来之前不少人跟我说瑞士很无聊,整个社会没有问题,那里的艺术也很无聊(boring),你怎么看?

诺茨:我不认为无聊,因为我们这里也诞生了很多杰出的艺术家。尽管我们身处欧洲的中心地带,但我们还是有一种山谷思维(Mountain Valley thinking),不少杰出的艺术家甚至来自大山里,比如罗曼·西格纳(Roman Signer),一生可能没有见过太多世面,看上去像书呆子,但这也很好。瑞士也经历过几次装置和雕塑的艺术运动,有的作品甚至具有很强的挑衅性,比如克里斯托夫•布切尔(Christoph Büchel)的装置,他经常做一些探索极端心理的探索。所以我不会说我们的艺术是无聊的(boring),或许你可以说有点闷(bored)。当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们这里确实没有太多大问题,这里没有贫民区。

Christoph Büchel, Training Ground for Democracy
Christoph Büchel, Training Ground for Democracy

罗菲:这里也谈到对其他人的责任与担当,比如我刚到苏黎世先来了伏尔泰小酒馆,然后我又去了波兰奥斯维辛,就是这两种极端,一边是富裕国家的自由艺术,一边是有关人的恶。

诺茨:我们这儿有一位德国哲学家说,瑞士有对正常状态的保障。这里没有例外紧急状态,当然你可能会说这太无聊了。但如果这种正常状态得到持续性的保障,那么像奥斯维辛那种事情在这里就不会发生。“正常”和所谓的“无聊”其实也正是人们所期望的生活,这种保障源自政治中立。但瑞典太政治正确了,甚至对我这个瑞士人来说都太难以应付,那里超级透明。但瑞士有来自意大利、法国、德国等不同文化的影响。甚至世界各地各个国家的资金都储存在这里,这里既像一个“温泉浴场”,更像一个黑洞,一个风暴眼,即便周围正发生着混乱,但这里很平静安稳。所以谷歌公司在欧洲的总部设在这里,世界上最大的数据库、最安全的银行,大多数NGO也都在这里。

罗菲:因为这里稳定正常,安全有保障。

诺茨:是的,在这里保证是正常运转的,这是一种中立的正常状态。

罗菲:所以这里的艺术也是被保障的,哈哈。

诺茨:是的,在瑞士,艺术有保障,所以除了那些杰出的艺术家,还有艺术巴塞尔、乌里·希克、汉斯·奥布里斯特等等……这里并不无聊,还挺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