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访谈:在你所在之处深挖

约瑟夫访谈:在你所在之处深挖

文/罗菲

2012年12月12日上午10点
昆明TCG诺地卡画廊

瑞典艺术家约瑟夫•梅勒戈德(Josef Mellergård)自2012年9月来TCG诺地卡画廊进驻四个月,完成他一系列有关行为艺术(performance art)的与先知的作品,并将于2013年1月5日举办名为 “圣愚”的个展。采访开始前,我拿出录音笔,约瑟夫开玩笑说,它是魔鬼。

约瑟夫制作作品

约瑟夫制作作品

能先简单说说你自己吗?

我是约瑟夫•梅勒戈德,1985年生于瑞典马尔默(Malmo)外的一个小城阿勒夫(Arlov)。我父母当时搬到那里,那里的学校是瑞典最差的学校。对我而言,还不算太糟,12岁时我们家搬去了沙特阿拉伯,我在那里的童年非常高兴,但可能对父母来说非常困难。

然后1998年我们搬到了中国昆明,在这里待到了2002年。在中国期间,我和许多艺术家有了接触,虽然那时我还小。记得T咖啡画廊第一次展览开幕上我非常兴奋,那时我15岁,好像是宁智做的冰里的雕塑,开幕式上冰融化了,雕塑出来,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当代艺术。另一次接触当代艺术是学校组织去路易斯安娜博物馆(Louisiana),看到一幅巨大的金属薄片,上面很多孔,老师说那是艺术家用枪打出来的。

回到瑞典后我学了三年艺术,我主要感兴趣的是油画。近些年我开始做一些观念性作品,比如,我从来不喜欢瑞典国歌,我不是很相信国家主义,于是我重新改编了那首歌,去掉其中一些词,然后在城里张贴,像街头艺术那样。

去年夏天我们在瑞典见面时突然说到了行为艺术与先知的话题,你对这个话题思考很久。你怎么会想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这个说来话长,当我在艺术学校的时候,我喜欢信手涂鸦,最终可能是某个可以识别的图画。当时有一张画是一个超级强壮的长发男子被绑在柱子上,对我来说这个角色来自旧约的参孙[1] 。后来很多人来看我这张画,问这是谁?竟然没人认出来。我就去问不同的人,15个人之后,有个老先生说,这是参孙啊。我感到非常奇怪,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明白圣经故事,但我们的文化里是有这些的。我们受到太多美国流行文化的影响,可他们也常用类似的角色来讲故事,圣经也是他们许多影视文化的来源。但我惊讶瑞典年轻人居然不知道这个人。有一首美国流行歌曲唱的是参孙,唱他的头发被剪掉,当他失去了头发,他失去了力量,很伤心的歌曲。但瑞典人居然不知道这个背景知识。

瑞典有个文学批评家叫乔纳斯(Jonas Thente),非常典型的知识分子,也很幽默,他常常扮演高高在上嘲笑大众的角色。他也常常引用旧约典故说事儿,很多人说他是宗教徒,但其实不是,他只是引用。

是否可以说瑞典公众对宗教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甚至是刻意的。

我想是的。说到行为艺术与先知的联系,这其实是与你谈话之后有的灵感,当时你提到了一位北京艺术家在特殊日子特殊地点自己打自己的作品(相关链接) 。有的话题很难谈论,有时主流文化更像是舞台化的,不真实,但行为艺术让我们回到真实。那些旧约先知的行为有时也很疯狂,不正常,甚至不被理解,但这也许是他们唯一能表达的方式。行为艺术常常让人费解,很多人说他们没有道德,艺术家都应该画伦勃朗那样的画,艺术应该是美的。但他们不明白艺术还有其他含义。大部分瑞典人不明白宗教也不喜欢宗教,同样的,很多人一般也不喜欢当代艺术。

是因为人们不愿意直面真实吗?

马蒂斯(Henri Matisse)有句非常著名的格言,他说:观众的问题是,有时他们太懒了。他的另一句名言是:如果你真心想要找的话,处处都是美。

约瑟夫作品(局部)

约瑟夫作品(局部)

在瑞典,我们看到很多好的公共秩序和生活品质,也被称为世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很多人认为正是宗教留给瑞典社会这些遗产。

是的,这是基督教的遗产。现在人文主义者非常批评基督教,他们在媒体上有一大块针对基督教的阵地。可人文主义的诞生一开始也是与基督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今天追求的人权和个人自由也是来自基督教的遗产。但今天瑞典社会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很多人想保持一个与基督教的距离。

中国这些年发展起来,可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与之相应的是,人们对信仰的渴望显得越来越突出,有种强烈的空虚感和焦虑感。最近两部电影《1942》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引起很多关于信仰和苦难的讨论。但人心的真实心态其实像派一样,保持着某种开放的灵性追求,和对上帝的神秘敬畏。但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认信。仰望星空和活出信仰,观光客和天路客之间有着本质差异,今天的人们更愿意做前者。

我自己很难去分析瑞典社会的灵性状态,一方面人们对讨论灵性非常开放,但另一方面又不确认所信仰的上帝是谁,人们可能常常在谈论上帝,但不确认到底是基督教、穆斯林还是混沌意义上的上帝。这也涉及到新纪元运动 [2],它更多关于个人灵性的神秘经验,但又不打扰别人。这也是后现代文化的咒诅,越来越多的个人真理,而非共同真理。前段时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声势浩大,瑞典也有总共五十来个人发起的抗议,其实只是很小很小的一群人,他们搭帐篷占领了一块公共草坪,傍晚时草坪洒水系统开始工作,于是大家很快拆拆帐篷就全部回家了。很多时候今天的信仰和政治一样,选择法律(现实)阻力最小的方式,充满娱乐色彩。只是为了满足自己,一点也不严肃。

莫斯科圣·瓦西里大教堂内浮雕

莫斯科圣·瓦西里大教堂内浮雕

你将个展命名为“圣愚”(Sacred Fool)[3],圣愚文化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尤其在俄罗斯民俗文化中显得非常突出,甚至有圣愚崇拜,比如你提到的圣瓦西里(Basil the Blessed)[4] 。这在东方传统其实也有类似角色,比如一休[5] 、济公[6] 等等。你自己怎么理解圣愚文化?

在我的世界图景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有一个主流文化圈,比如瑞典主流文化是个人主义、表达自由。但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在这个圈子里,有一些小群的圈子游离在外面。比如圣愚文化就是一个基本游离在主流文化以外的圈子,它与主流有少部分交集。当他们对主流文化的批评发生作用时,就会对主流群体产生影响力。比如圣瓦西里其实就是在基督教主流文化里,但他又处于外面,因此他可以在远处看见问题,提出批评。

正如你谈到的,其实在很多文化里,成为圣愚更多是基于一种策略,尤其在极*权社会,人们通过嗑药、装疯卖傻来表达抗议。在瑞典也一样,虽然不是极*权社会,没有审*查制度,但我们每天8小时工作,非常有序的计划,不迟到,艺术家也可以指出这种社会没有自由。你其实可以做其他选择,你不是必须每周40小时工作,你可以20小时工作,其余的时间去耕耘花园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从前有济公、圣愚和先知的角色,那今天其中一个类似的角色也许就是艺术家。也就是说社会中总是需要这样的角色来指出一点意外来。

你最初的出发点是对先知身份的兴趣。在旧约圣经里,先知是有其明确的身份与使命定义,他们述说来自上帝的信息,宣告审判与拯救,呼吁以色列民悔改,转回与上帝的约,遵守律法、典章,揭露社会不公,伸张社会公义,并预言将来有一位弥赛亚救世主的到来。在新约中,先知宣告基督在宇宙间的胜利,最终上帝在地上完全的掌权。无论他们是传道,还是付出夸张行动,都是为了传递上述明确观念。我们之所以对比行为艺术家与先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部分先知的一些怪异行为与行为艺术具有可比性。那你认为行为艺术家与先知的共同点和区别在哪里?

行为艺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和观念,有的很怪异,有的很日常,先知也一样。可能很难说行为艺术只有一种观念。我理解行为艺术提供一个清晰的方向,比如艾未未摔烂一个古董罐子,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可这个在中国可能天天发生。

行为艺术家与先知都吸引人注意。当耶利米打碎他的瓶子时(耶19:10-11 ),状况和艾未未非常相似,虽然观念完全不一样。一方面,行为艺术家的目的与先知非常不一样,另一方面他们用相似的方法。他们的很多行动都在呼求社会正义,比如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实施“巴尔干半岛的巴洛克”(Balkan Baroque),刮光牛骨,呼吁人们不要忘记那里的人道灾难。但她另一件作品“艺术家在场”(The Artist Is Present),只是凝视观众,她只是说我在这儿,与我坐一会儿。那就不是先知所拥有的信息了。

先知的信息虽然是明确的,但也有假先知、醉酒的先知,甚至先知之间也有争议。比如先知哈拿尼雅折断耶利米颈项上的木轭,认为两年内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势力将瓦解,但耶利米后来又换了一幅折不断的铁轭,以此驳斥哈拿尼雅的预言是错的,证明他是假先知(耶28:1-17)。行为艺术同样,有好的和不好的。

先知是为了传递上帝的祝福,他们自己没有祝福,而是从上帝领受祝福,作为管道传递给公众。行为艺术家也领受艺术的祝福,期待被艺术界接纳,期待有人说你是一个还不错的艺术家。当然也有艺术家不在乎艺术界的反应。关键是,先知更感兴趣说上帝的话,艺术家更想说艺术的话。先知说最终上帝将胜利,快乐的结局,而艺术家总是比较悲观负面的。

Marina Abramović, Balkan Baroque

阿布拉莫维奇:“巴尔干半岛的巴洛克”

如果我们看旧约先知,三位大先知以赛亚、耶利米和以西结,这几位都处于即将亡国的紧急时刻。国家在外有刀剑,在内有瘟疫、饥荒、人吃人。可百姓听见先知发出的预言却不信,心里顽梗,不肯转向上帝。以西结书上说那些百姓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看见先知的行动,或许可以让他们揣摩思想(结12:3)。某种层度上,这也是行为艺术的特征,当人们偏爱过度矫饰的现实,却忽略真实时,艺术家用一些引人注目的方式来让人揣摩。

是的,这很有意思。在瑞典前几年有一位有智障背景的艺术家安娜(Anna Odell),她二十岁的时候很绝望试图跳桥自杀,被赶来的警察以非常暴力的方式制止,强制关进精神病院。后来她康复出来做了艺术家,三十岁的时候她重新表演了这个经历,她同样爬上大桥“准备自杀”,警察同样以非常粗暴的方式打她、拷她,送进医院强行注射药物。她的伙伴在一旁记录了全过程,第二天这位朋友拿着与艺术家签订的合同来找医院,说这只是一场表演。这引起瑞典社会一场很大的讨论,我们如何利用公共资源,如何对待智障病人等等。艺术有时让我们把一些漠视的问题放到眼皮底下来讨论。当然,这类作品往往带有道德伦理的争议性,有时事件太过突出,以至于人们忘记了重点,比如中国有吃婴孩的艺术家,我不确定这是艺术家出了问题还是观众出了问题。

行为艺术在身体语言方面具有更强的自足性,依据艺术本身的逻辑,艺术也因此是一种体验方式。但先知不只是为了体验而做,更是为了强化所传讲的信息。

对先知而言,如果只有行动,没有教导,公众能理解吗?我认为不能。对艺术家而言,不一定需要文字,但也需要一个语境(context),否则艺术是不能被理解的。也许艺术家对于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并不感兴趣。对先知而言,他们的行动需要明确的解释,他们的信息更受控制,观众不明白,先知事后还会解释其确切的含义。而艺术家的信息更多需要观众自己去解读,是开放的含义。

旧约圣经还有一个观念,先知是作为百姓的守望者(结33:2,33:7),是给人们带来希望的先见(viewer),他们将自己看见的希望展示给世人。那艺术家是否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守望者?

我想是的。但先知往往告诉人们,你做了什么就一定有拯救。而艺术家不是,他们往往指出什么问题,如果你解决那个问题,可能就会有希望。和先知相比,希望仍然是不明朗的。

许多艺术家都会将自己与另一个领域的身份联系在一起,比如沃霍尔(Andy Warhol)与商业,博伊斯(Joseph Beuys)与萨满教。巫师、圣愚、以及先知,你更倾向于艺术家与哪个角色相关,还是艺术家这个身份足矣?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与一些角色联系在一起一定是重要的。艺术家在他所站立的地方开始深挖,找到他角色的根源所在。博伊斯在萨满教里找到他自己的身份认同。

我自己更倾向于看自己是视觉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圣愚,不只是教会外的圣愚,而是社会外的圣愚。我是一个来自圣愚群体的艺术家。你想,有谁会用一个月在一块亚克力板上刻一些不可见的线条,最后可能也不会卖掉,也不会带回家。这还是需要点疯狂和愚蠢的,对吧?甚至连手都搞得出问题,老是疼痛。瑞典首相可能会说你太愚蠢了,为什么不去挣钱,这样你可以上税!当然这是选择问题,我自己选择走这条路。

Josef Mellergård works at TCG Nordica's studio

约瑟夫在TCG诺地卡的工作室工作

谈谈“圣愚”这个展览里的作品吧。

这个展览,我想了很久,预备了很久,比如像素图的那组灯箱,是07年就有的想法,现在才得以实施。我也尝试了一些新的技术。题目非常接近我内心的想法,但这个展览不是一个考察项目,不是去对比艺术家与先知,分析他们。我只是跟着直觉去呈现。

你的作品中用了很多当代流行文化元素,比如LED灯、电脑程序、像素图、说明书等等。

对,这就是我所说的,在自己所在的地方深挖,我自己很享受这个过程。比如我用宜家(IKEA)说明书的方式来表达行为艺术,这其实是当代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什么事情你都需要自己动手,只有瑞典人才会创造出宜家。我们非常喜欢说明书,如果你买一样东西没有说明书,你会觉得非常不对劲。瑞典社会认为什么事情都需要非常明确,明确的步骤、手法、方向和结果。我喜欢把这种文化结合在艺术中,把行为艺术、先知行为与宜家风格的说明指示图结合在一起,非常有意思。

另一组是亚克力板上的作品,这是我来中国之前就想好的作品。当然参加进驻项目最好是做一些与当地相关的作品,因此我用云南木刻的方式创作。最后作品像是一张很难触摸的画,像是幽灵,忽隐忽现。我想宗教与艺术的关系也像这个作品里的两张画一样,是相互的、此消彼长的的关系。

行为艺术与先知表演的说明书(局部)

行为艺术与先知表演的说明书(局部)

Josef Mellergård at TCG Nordica

约瑟夫在工作室检查灯箱作品

展览中还有关于世界图景的预言。

对,我用了很长时间来理解先知这个词。先知的任务是指出当下出了什么问题,但很多人认为先知是言说未来。未来当然也是先知的一个视野,但不是像算命先生那样指着一个洋葱就说那人会怎样。

像素画那组作品是软件做的,它随机生成世界图景,每幅图景有100×75个像素。其中每秒都有24个像素在移动,画面每20秒暂停下来,会产生一幅图画,这些静止的图画是一幅幅历史画面,有核弹爆炸、领导人肖像、宇宙飞船等。而随机生成的图画则是关于未来。当然,我们不明白未来,我只是把说预言的任务从个人交给了电脑程序。

注释:

[1] 参孙:圣经士师记中的一位犹太人士师,生于前11世纪的以色列,玛挪亚(或译玛诺亚)的儿子。参孙以借着上帝所赐极大的力气,徒手击杀雄狮并只身与以色列的外敌非利士人(或译培肋舍特人)争战周旋而著名。他的头发被剪掉就失去力气。

[2] 新时代运动(英语:New Age Movement),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社会现象,起源于1970至80年西方的社会与宗教运动。新纪元运动所涉及的层面极广,涵盖了灵性、神秘学、替代疗法,并吸收世界各个宗教的元素以及环境保护主义。它对于培养精神层面的事物采取了较为折衷且个人化的途径,排拒主流的的观念。另外,自我心灵(self-spirituality)、新心灵(New spirituality)以及身-心-灵(Mind-body-spirit)等词汇指的都是新纪元思想。“文化创造(Cultural Creative)”与“新典范(New Paradigm)”也都是新纪元的用语。

[3] 圣愚:(俄语:Юродство;英语:Foolishness for Christ),又译颠僧、佯狂者,是俄罗斯东正教的特有人物,他们通常是浑身污垢、半疯、半裸体的游民传教士,脚上甚至套上脚镣,他们有些人几乎不能言语,他们的声音却被解释成神谕。圣愚这字在英文中意义是“为了基督”的愚人。

[4] 圣•瓦西里(也称圣愚瓦西里、莫斯科巧匠瓦西里),原名“瓦西里•柏拉仁诺”俄语:Василий Блаженный, Vasily Blazhenny),是一位俄罗斯正教 圣人。

[5] 一休宗纯(1394年2月1日-1481年12月12日)是日本室町时代禅宗临济宗的著名奇僧,也是著名的诗人、书法家和画家。“一休”是他的号,“宗纯”是讳,通常被称作一休。乳名千菊丸,后来又名周建,别号狂云子、瞎驴、梦闺等。

[6] 济公(1133年(绍兴三年)二月初二-1209年(嘉定二年)五月十六日),又被称为济癫和尚、济公活佛,俗名李修缘(一名李心远),南宋时浙江台州(今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永宁村)人,传说中的佛教僧人,以不守戒律、饮酒食肉、神通广大闻名。

惊叹于创造的美妙

从瑞典北部来的四位做纺织艺术的女士,一位生于七十年代(维多利亚),两位生于五十年代(布莉塔和昂内塔),最年长的是甘·约翰森,八十多了。没想到一年多来和我一直电邮联系的,竟然是这位老太太。也是这样一位老人,带着其他艺术家一起从瑞典北部出来旅行,托着大箱艺术品,背着大摞的幻灯片,做展览,交朋友。

开幕式上甘代表艺术家们致辞,用不太熟练颤抖的英语,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像是正在一根线一根线编织一块蒙古挂毯,大伙屏住呼吸细细听着她的呼吸声。讲完了,致以敬意的掌声响起。

甘从巴黎秋季沙龙上知道了诺地卡,然后主动跟我联系,并招呼一群同行,一起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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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视界:瑞典纺织布艺艺术展”参展作品的现场图集:

维多利亚•安德森(Victoria Andersson)的作品

刺绣。音频图像,瑞典的森林与湖泊倒影。非常精彩之作,将传统手工艺进行了绝妙的转换,成为当代艺术语言,同时,也将风景艺术这个传统主题进行了转换,摆脱了传统风景艺术思维与品位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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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约翰森(Gun Johansson)的纺织作品

有以中国和蒙古旅行而来的灵感制作的挂毯,还有从大理三塔获得灵感制作的“宝塔”。

Gun Johansson
甘在一张一张检查幻灯片,预备下周二的讲座。

Gun Johansson
戈壁滩

Gun Johansson
宝塔(局部)

Gun Johansson

阳朔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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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莉塔•玛拉卡特-拉芭(Britta Marakatt-Labba)的作品

刺绣及其他应用,如拼贴、皮、绘画等。她是萨米族背景,从小牧养驯鹿的民族,充满神话故事的民族。她的作品反映了神话故事和对自然的享受与尊重。她说,我们从小被教导要尊重自然,不能过度从自然索取,一天用的一天采就够了。比如烧柴,拣回这两天足够用的树枝即可,从不堆积。对萨米族人很难想象,为什么那些在大山里的旅行者背包里要背一瓶水,难道无处不在源远流长的溪水还不够给你一小瓶水喝吗?
在她的刺绣里常用银色丝绸来表现洁白闪闪发亮的雪景,这是她从小对雪的印象。

Victoria Andersson

Victoria Andersson

Victoria Andersson

Victoria Ander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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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内塔•安德森(Agneta Andersson)的作品

碳铅绘画与玻璃。墙上的碳铅绘画是严冬里的雪堆。地上的玻璃是将碎玻璃片一起放在盘子里然后放入熔炉,融化并联合在一起,尚未完全融合,又取出来,形成现在的模样。玻璃片像雪地里的薄冰。昂内塔说,她们小时候最喜欢在外面踩薄冰,像踩玻璃一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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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10/8)下午2点——6点工作坊,与艺术家一起做纺织(遗憾,此项名额已满,但欢迎观赏)
周二(10/9)下午2点半——5点半,讲座,关于每位艺术家的创作,瑞典纺织艺术等(免费,名额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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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从诚实的手艺和富有童心的想象力可以看到,她们的艺术世界何其单纯,毫无造作。 每件作品背后都有一个饱满的故事和情感,民族文化、游牧生活、神话故事、童年记忆、家庭、旅行。在展览中可以轻易望见北欧的森林与湖泊、反光的雪地、正在融化的薄冰,蒙古戈壁滩、中国长城……黑、白、深棕,间或有淡淡的蓝、金黄,在这些很少的素色中(典型的北欧色系),将北国印象与记忆用纺织、玻璃、刺绣和碳铅重新激活起来。它们没有自然主义的矫揉造作,也没有存在主义的怀疑,没有风情艺术的盲目讴歌,也没有表现主义的自我张扬,这让我十分惊讶——因为这都是当代风景题材艺术里的通病。对本土风景艺术常见的模式化而言,创造新形式是克服滥情的唯一手段。这四位瑞典艺术家,她们只是在真诚地、毫不掩饰地赞赏着大自然的美妙,这美妙经过艺术形式及手工劳作的转换,更加妙不可言——惊叹于造物主对自然对人类的恩惠!惊叹于人类的创造在艺术中竟然可以与创造的源头相会!原来,创造不只是制造新东西新观念,还有带着饱满的爱意在里面,这既是创世的奥秘,也是真正艺术的奥秘!

来看展览的观众都惊叹这些手工作品的质量,惊讶于这些大型的纺织品竟都是一针一线织出来的。管老师感叹说,中国的手艺的温暖已经丧失,艺术圈都在谈观念和操作。

的确,很多时候,艺术家都被训练得更像世故精明的操纵者,游刃有余的投机分子。人们开始反思当代艺术的问题,发现我们在反抗体制之后,又建立起以资本权力为核心的江湖规矩,比体制更凶险的市场崇拜。

此时此刻,最关键还是在于艺术家本身的价值根基,当我们放弃了一颗童心,放弃了艺术家作为社会良知与先知的身份,放弃了对艺术本身的单纯挚爱,转而更期待名流效应、资本与权力崇拜。艺术家缺乏对艺术之上领域(真理信仰)更确切的把握与信心,转而对艺术之下领域(世界)的模仿与讨好,就不可能指望真正能打动人、能改变我们的艺术了。

拜访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的蓝房子

在伦马吕岛上

在伦马吕岛上

蓝房子
——拜访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文/罗菲

瑞典朋友带我们五位中国艺术家,从乌普萨拉驱车两小时,到达斯德哥尔摩郊外海边的一片森林歇脚。接待我们的是当地一位热情豪放的女牧师,在她家享用午餐。饭后,搭乘小艇去伦马吕岛(Runmarö),蓝天碧海托着船帆。和瑞典其他地方一样,布满了森林和稀松可见的红房子,产生诗歌与童话的国度。岛上常住有两百七十多人,也有一些人来岛上购置他们的夏季房。岛上有一所学校,十五名学生,还有一所教堂。

坐上面包车,由当地人带路,去看看森林里一座普通的浅蓝色房子。朋友们担心蓝房子主人不在家,令我们过高期待以至失望,也担心兴师动众打扰了房子主人的午休,于是没说我们一定能见到蓝房子的主人——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到的时候蓝房子女主人莫妮卡正在门口,见中国朋友来,很惊讶也很高兴。她告诉我们,特朗斯特罗默刚刚进去休息了,这就进去请他出来。我们说千万不必了,不用打扰,不用打扰。莫妮卡还是很快转进屋子去叫老先生出来见客。

诗人的蓝房子

诗人的蓝房子

特朗斯特朗姆今年八十一岁高龄,他在九十年代初患脑溢血,之后半身不遂,右手悬在胸前,柔柔的,两根指头微微撅起,像一墩美妙的佛手。老先生慢慢从台阶上挪下来,我们想扶一把,莫妮卡说他可以自己来。坐上轮椅,笑眯眯地,满足地看着远道而来的客人。阳光在森林里投下斑驳阴影,老先生觉得有些刺眼,抬手遮着太阳,挨个凑近打探我们,像个得意的小孩子,自个儿抿嘴乐着,也逗得大伙儿乐。

其实,带我们来访的瑞典朋友中没一位之前见过老先生,来也是想碰碰运气,诗人在瑞典人心中特别受敬重,去年才拿奖也是因为瑞典人避嫌的缘故,这回过来想着看看蓝房子就心满意足了。唯一和老先生有过一面之交的只有我,那是在08年玛丽安娜隆德的“人民08艺术节”上,我被邀请用中文朗诵他的诗,随后表演了行为艺术《他们…》,我用舌头顶着一张照片爬上人字梯,这个画面他们清晰记得。我跟老先生说,当时念的其中一首诗《夜晚的书页》,给我很深共鸣,与我表演时的感受非常相似,我理解行为艺术与诗歌之间有很深的内在联系,表演也就成了对诗歌的诠释。“我的背后/远离铅色水域的地方/是另一个岸/和统治者//那些用未来/替代面孔的人”我说,那张盖在我脸上的纸,也是一种“未来”,一群不切实际不计代价的未来主义者。

我把从昆明带来的诺地卡十周年的画册送给老先生,这个以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命名的文化机构给瑞典与中国、瑞典诗人与中国诗人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文化艺术的桥梁,中国人叫缘分。可能昆明的诗人、艺术家群体是国内对老先生的名字最熟悉的一群人吧。

诗人家的钢琴

诗人家的钢琴

莫妮卡邀请我们进屋子里去参观。房子空间不大,约莫二三十平米,两层楼。屋子里也是淡淡蓝色调子的墙,陈设简朴整洁得让人惊讶。一架钢琴,一张小圆桌,一把藤椅,几把木椅,一盆小花,一枚眼镜盒,几本书。门框上挂着一把猎枪,墙上挂着几幅风格写实的静物和风景油画,其中一幅肖像素描是特朗斯特罗默的外祖父,他曾是飞行员,这所房子就是从外祖父继承得来。这间屋子里的好些家具和什物,是诗人的外祖父时代留下,保存至今。

在另一个夜晚,我们与另一位瑞典学者秉烛夜谈,海阔天空、宇宙万象、文化差异。有人问,你觉得瑞典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来自哪里?他说,总的来说,瑞典人并不觉得自己就活在典型的幸福生活中,但如果真要回答这个,他觉得瑞典的知识分子愿意过简朴贫薄的生活,在简朴贫薄中得享满足。我把这话说给不同的人听,有不同的反应。但我想这句话用在特朗斯特罗默和他的蓝房子身上无疑是最佳的注脚。在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越来越宠物化时尚化的年代,过简朴生活的人将成为一种奇葩。

诗人家里的陈设

诗人家里的陈设

特朗斯特罗默在一次采访中说:“诗是对事物的感受,不是再认识,而是幻想……诗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精神生活,揭示神秘”。特朗斯特罗默被誉为“隐喻大师”,他的诗常常采用一连串意象和隐喻来塑造内心世界,把激烈的感情藏在平静的文字里。他喜欢把自然同工业产品撮合在一起,诸如:“蟋蟀疯狂地踩着缝纫机”“蓝天的马达声是强大的”等等……他擅长用特写的方法精确地捕捉日常生活细节,让流逝的瞬息释放“意义”,从而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我的诗是聚会点,试图在被日常语言分隔的不同领域间建立一种突然的联系”。

事实上,当人类堕落之后,想象力也随之堕落,人们难以从眼见的世界看见不可见的世界,从被造之物看见造物的奇妙,从平常看见神迹,从有限看见无限,从苦难看见祝福。诗歌和艺术就是要重新激活我们的想象力,想象力不被激活,人就看不见永恒,信心不被激活,看见了也不敢进去(更是不甘)。看不见也进不去,那就只能积攒财宝在地上。

从岛上回来第二天,朋友给我看一份报纸,大幅刊登特朗斯特罗默的照片,标题是:特朗斯特罗默诗歌语言里的风景与上帝。我想,这或许正是打开特朗斯特罗默诗歌世界和蓝房子的一把钥匙。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在日常与幻想之间,在现实与终极之间,在观看与倾听之间,必定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也必定为诗人提供着某种平衡和内在的信念。这些信念看似不可能,但却可能,正如简朴即丰盛一样。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右二)与中国艺术家合影(左至右:罗菲、程良春、雷燕、和丽斌、苏亚碧)

2012年9月15日
本文原载于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8月出版的《从艺术出发:中国当代艺术随笔与访谈》(罗菲著)

“桥梁II”在乌普萨拉

瑞典中部已经开始有入秋的意思,森林的绿色不像南部那么润,稍显从盛夏走过来的疲惫。乌普萨拉这座古老的大学城开始活跃起来,游客离去,学生返校,学生、教授、表演团、艺术家,一路匆匆疾走。

下火车后拎着行李直接被送到乌普萨拉博物馆和布鲁豪斯博物馆(Bror Hjorths Hus),分别看场地,与馆长会面,谈空间布局。拿到一张两周密集的日程表,布展、聚餐、开幕式、工作坊、座谈会、出行……

住在老城区的公寓酒店里,全新的房间,开张一个月,楼下可以望见不远处雄伟的乌普萨拉哥特式大教堂的两个耸入天空的尖顶和十架。这里曾是斯堪地纳维亚半岛的宗教中心,同时是瑞典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派别的中心。行走在街头,不难感受到充满活力和节奏的氛围。

从公寓到博物馆,快步行走也要半小时,两间博物馆相距约十五分钟的步行距离。由于展览在两边博物馆同时举行,布置、会面、吃饭,一天来回两边要走好几趟,然后再走半小时回公寓。大伙儿的脚腿子明显结实多了。还好,这里空气总是清新,一路穿过古城、森林、墓地、林奈的植物园、城堡和大学城,倒也享受。

连续早出晚归工作,中午带着早晨备好的便当在博物馆里用餐。跟着几位贤妻良母出行真是莫大的幸福,吃的从不操心,还负责缝补衣服。一群各种气候、性情和运行轨迹的艺术家在一起工作和生活,形成了一幅独特的图画,堪称完美。

开幕前两天开始下起雨来,没有停的意思,尽管如此,开幕式上还是来了好多人,尤其是好多在瑞典的朋友驱车或搭火车几个小时前来捧场。印象中,瑞典展览很少有人山人海的效果,这回实在稀罕,实在感激。

相关链接:我写的展览前言《以艺术筑桥》Using Art to Build Bridges

以下是有关展览的部分照片:


乌普萨拉博物馆在一座古老的城堡里,当代艺术馆在四楼,“桥梁II”展场之一。2005年的时候,诺地卡举办的“航海日志”也曾在此举办。


博物馆对面是城堡的后花园,后来被一条马路隔开,成了林奈的植物园。


布鲁豪斯博物馆(Bror Hjorths Hus)是乌普拉萨雕塑家Bror Hjorths的工作室,后来去世,留下做博物馆。


城里的路牌、路灯下可见展览的海报


贤妻良母们在给丽斌准备表演的服装


丽斌在开幕式上的行为表演“影子II”


丽斌的空气瓶子


程良春的画作


孙国娟因为签证问题,没能到场按原计划实施作品,最后将整个签证申请、申诉、抗议过程和原方案等的文件展示出来,仍保留有“糖”的影子。


Johan Fremling的作品,仿佛巨石阵,拍着长龙的队伍,窃窃私语


展览现场,左侧为Johan Fremling的素描,左侧雕塑为Kasja作品。


雷燕在乌普萨拉博物馆的作品,迷失的鸟


迷失的鸟(局部)


迷失的鸟(局部)


雷燕在布鲁豪斯博物馆的另一组布雕作品


雷燕在布鲁豪斯博物馆的另一组布雕作品,(教堂,局部)


苏亚碧的作品,心情


苏亚碧的作品,心情,局部


Sanne Sihm的作品(左),程良春的作品(右)


Sanne Sihm的作品


集体作品,重做了我们在昆明完成的作品。


郭鹏作品“桥”,拍摄了南京长江大桥上的雕塑和局部


我的录像作品,让我们吹起这纸


Kajsa的作品,人不在他鞋子所在之处,而是在他梦想所在之处。(局部)


TCG诺地卡创办人之一孟安娜在开幕式上发言,介绍诺地卡


我和Kajsa Haglund代表中瑞双方艺术家发言


在乌普萨拉博物馆的开幕式上,馆长伊丽莎白发言


布鲁豪斯博物馆馆长托马斯抱着女儿看和丽斌的空气瓶子,里面有她女儿的气


艺术家合影

访问埃克舍的敬老院

在欧洲一些小城小村逗留,往往是十分惬意的事。走着走着会让人想起丽江、磁器口等古镇,没那么热闹,也没那么伪饰。

埃克舍(Eksjö)是一座保留了中世纪风格的小城,19世纪曾经发生过一场大火,后来重建。至今保留许多色彩明亮的木头房子,古老的石板路。路两边各种商铺,衣服、自行车、手表、餐馆、纪念品,营业时间早上十一点半到下午三点或四点,按中国人的思维,这块宝地是有待被大力开发的。一路依稀可见游客拍照,当地老人牵着宠物狗在路边站着发愣。城里还有一座博物馆,坐落在拐角里的花园中,正在举办画展。后来得知,前年雷燕也在这里展出过她的作品。

顺道拜访安娜的母亲,九十多岁高龄,刚搬来这里的敬老院。敬老院曾经是军队部长大楼,后来预备役年轻人住在这里,再后来改造,整个区域都是敬老院。从外观上完全看不出敬老院的痕迹,反而十分庄重。


这座敬老院大约住了四十来位老人。


台阶的第一步和最后一步有标识在地上,圆点点比一条粗暴的横线更让人放松,可爱又不失警示之用。


工作人员的所有便条和笔记都在提示,这是一个家,我们会为你安排所有的需要。


客厅,老人们在这里看电视,窗外是阳台,可以晒太阳。


门牌号和住客的名字。


进门是小间的厨房,冰箱、橱柜、衣柜都在这里。


每人有一个套间,卧室和客厅在一起。床可以升降,床边有联络看护人员的设备。大部分桌椅都可以多功能折叠或推移。


老人院设备完善,有很多针对老人的贴心设计,比如卫生间的门是两边推拉的,即便完全关闭,侧边还是留了一道缝,如果有人在卫生间里晕倒,外面的人可以即时发现。并且门的左边有一个爱心,这是为视力不好的老人区分左右方位。卫生间是整个套房里最大也最讲究的地方,所有设计都为老人方便、安全和放松而考虑。


客厅布置得很温馨,家庭气氛无处不在。还有中国来的礼物。


窗台。


客厅可以坐下好些客人。墙上有不少艺术品,是安娜父亲生前留下的,都是瑞典小城镇和乡村的风景画。


临走前安娜与母亲再见,请她为我多祷告。安娜说,年轻时我们很忙很活跃,但很少有时间祷告,但有很多人在暗中为我们祈祷,度过难关,我们老了也要这样继续为年轻人为下一代祷告,这是祷告的债。

入驻这样的老人院,每个月自己要缴7000克朗的样子,但住进这样的地方实际产生费用是在两万多克朗,其余的费用由政府承担,也就是由现在工作的劳动力所上缴的高额税收来承担,占65%。因此瑞典年轻人的工作压力其实很大,要托住整个福利制度。但安娜她们这代人也担心,到了她们也很老的时候,国家那个时候是没有能力负担的,因为越来越少的人工作,许多年轻人喜欢旅行、移民,这造成了一个缺口。但无论如何,高额税收的福利制度仍然是北欧人所认可的方式,安娜目前说,如果没有公平的制度,人们就要努力发展人际关系、拼命实现成功、存钱,否则就要老无所依。这话让我恍然大悟,为何国内新华书店都在热卖人际关系学和成功学的著作。公平制度保证了每个人在教育、医疗、养老这一些列基本生活需要时的公平。

在这里,老人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够了,食物、看护、医疗、养老、基本生活用具等。无论你年轻时是富裕还是贫穷,都能来这里,都能享有同样标准的服务和看顾。安娜说,每个月缴了敬老院的费用,其实老人就只有几百块的钱可以自由支出,这其实很少,但如果不买贵重物品,她的生活完全足够了,我们也理解她,所以我们儿女也从不向她要什么贵重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