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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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制造——资佰作品展

资佰的摄影作品展“景观制造”将于2013年9月14日下午3点在TCG诺地卡画廊开幕。该展由薛滔担任策展人,罗菲担任学术主持。资佰本人于2011年在北京三影堂获摄影年度奖,成为国内备受关注的新锐摄影人。这些作品曾在上海、北京、东京艺博会展出,并获得关注和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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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鹏:看上去很旧

郭鹏说,他希望提供一个认识这个世界的新方式。这是一个宏大的目标,在不断的收集、凝视和相处中,通过摄影,那个安详而隐蔽的世界或将从这个世界显影出来。这个过程令人欣喜,这是艺术的恩惠。至于我们能否从摄影中得到认识世界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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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力访谈

从胶片到数码,再到手机摄影,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姿态。以后我们的身份就是iPhone artist,我觉得只是媒介不一样而已。当然,手机拍照优秀与否,在于你的修养。要多拍,慢慢积累,也讲究构图、光线和画面信息,有明确的图像信息,自然就好了。其实我看网上很多人都用iPhone拍,都拍得很好。我们不是要去比器材,要比想法、眼力和修养。一支铅笔和一支派克钢笔写字都可以,最后我们不是看什么东西写的,而是看文章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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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本博司

前段时间在北京看了一个摄影展,知道了杉本博司,也重新知道了摄影。他的部分作品之前在各种媒介上倒是见过,但见原作还是头回,十二分震撼。看了这位日本国宝级摄影师的原作才进一步体会了作为原作的黑白摄影,除了拍摄美学,还有几近绝代的完美的冲印技艺(明胶卤化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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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漠视

“致命的漠视,就像你灵魂中的匕首”。 ——《小苏茜》(Little Susie),迈克尔·杰克逊 1 “小悦悦事件”过去快一个月了,围绕此事的媒体讨论基本降温下来。但要解开其中的结,尚需几个步骤的漫长时日(道德重建、法制建设、媒体伦理等等)。这几年频发的公共安全事件使得道德滑坡、价值真空等话题越演越烈,这和飞速发展的经济现状形成巨大反差:经济火热,人情冷漠。 顿时想起这两天收拾书柜时发现一位已故艺术家在2003年出版的画册里的一段话,他当时说,如果我们民族能从非典这样的灾难中挺过来,我们民族的质量和素质将会有巨大的长进。 掩卷不禁莞尔,我们即便在兴邦级灾难一次次频繁洗礼之后,面对这些死结,仍有些喘不上气来。 其实冷漠在我们的文化里十分根深蒂固,小悦悦这样的故事其实从古至今在我们的社会里有许多版本,这只是一个2011年佛山某五金市场里的版本而已。我们从小都被教育成人人自危的旁观者。不同的是,这个版本里多出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拾荒阿姨陈贤妹,使得这个事件有了一个更明确的反思方向——“好撒玛利亚人”彼此相爱的行为需要成为我们社会的常识,而不只是极少数雷锋级楷模的专利。 2 想起自己02年做的一个行为艺术《意外死亡现场》(视频),当时并没有想到抨击我们社会的某处硬伤。那时受偶发艺术(Happening Art)的影响,起初的想法是躺在公共场所装死,也许会有人来挪动、询问,甚至把我带去医院或派出所,而这一系列发生的事情(剧情)都将成为我作品的一部分,我不去策划导演整个事件,让路人自由参与发挥,更像一场互动游戏。结果让我有点意外,竟然没有一个人来过问一下。只是偶尔听到他们在讨论这个人怎么了,是死了还是昏倒,也有人问谁在打120电话吗……诸如此类。很多人以为那种痛心的冷漠只有在佛山那种彼此竞争的五金城里才发生,事实上不然,我的这件作品很多场景是发生在大学校园里。 行为艺术《意外死亡现场》,昆明,2002年 3 当然,这件录像作品的编辑是经过艺术处理的,而非完整地显示现实原貌。 然而,在这个“影像消遣”的年代,越来越多的监控素材或抓拍被传播,人们对摄影的伦理缺乏基本素养,以为端着高端设备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窃取现实。同时对影像叙事过于迷信,导致人们用“影像现实”替代了对现实的理解,对媒体叙述的关注替代了对当事人本身的关注。比如摄影《挟尸要价》所引起的道义风波,还有“小悦悦事件”中有的路人的确没有看到倒地的小悦悦。但大众宁愿相信影像所“阐释”的那个故事。 这就是说,但凡影像,无论照片或视频,都是一定视野下的解读,都是独立的“替代现实”(alternative reality)。哪怕一个监控摄像头长镜头的记录,也不可能还原客观本身,更不可能替代我们对真相本身的解读。更何况,媒体的本质,总是注重实效、娱乐和吸引眼球的,它并不真正去关心当事人(极少数除外)。 我越来越留意到的是,当媒体军团参与进去之后,他们用长枪短炮来催逼审视(甚至审判)当事人时,他们也忘了自己同样陷在冷漠中,这种冷漠在探照灯和信息流下显得更刺心。比如媒体无数次要求疲惫不堪的陈贤妹重复救助动作(以使其经典化),还有最近某记者对深圳那个在妻子被强奸时没有出来施救的男人说“你太懦弱”(相关阅读)。 媒体失范后最容易充当的角色就是空降的道德大法官兼小报吆喝员,这实在可怕。 《挟尸要价》(张轶)摄影 4 最近几个月常常想起成都行为艺术家罗子丹在1996年做的一件行为艺术作品《一半白领、一半农民》。我之所以引用行为艺术家的作品来讲,是因为我认为行为艺术家具有旧约先知行为的某些特征(该话题改日再铺开)。艺术家如此描述这件作品: 时间:1996年12月4日 地点:春熙路一带 性质:行为 材料:一半是庄稼人装束——一只无袜的脚踏进敷着干泥的旧胶鞋,衣服是从田间地头收来的(由于主人长期在阳光下弯腰劳作故以脊背为中心颜色自然的由浅入深),兜里装着一包八毛钱的”什梅”牌香烟和一堆皱巴巴的小面额纸币;另一半服饰高档、时尚,一只意大利的名牌皮鞋,兜里是一包特醇三五烟和塞了厚厚一叠百元大钞的真皮钱夹,雪白衬衣的胸袋露出新款爱立信手机的黑色圆头,真丝暗花的皮尔卡丹领带一半被细致的缝入了旁边”农民”的粗布蓝衫下(“农民”黝黑的肤色在对比中十分明显,细心的人群甚至能发现”他”指甲里的积垢)。 实施:在接近4个小时的表演中,作者把”它”导入了最繁华的商业地段做出种种现实、虚幻的举动:在假日饭店用”农民”的袖子精心擦拭总台进口的大理石面子;坐在步行街的休息椅上抖落”农民”脚上厚厚的泥,又公然炫耀起”白领”熠熠生辉的意大利皮鞋;在名表城戴上一只价值230万元的嵌钻手表顾影频频;新华书店里,”白领”抽出手机天线轻快地划读一本《辞海》;在肯德基,”白领”颇有风度的进餐,而”农民”挨近沙拉与薯条的手却慌张无措;车流中”它”怡然的坐在三轮车上,瞬息又莫名的充当起三轮车夫来。。。现场的热烈超乎想象,很多商家主动请作者和摄影师到他们的店铺或公司里去拍照(“名表城”经理吴女士主动拿出一只价值230万元的嵌钻表,要求作者戴在手上)。 在我看来,这不只是艺术家对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期身份问题的揶揄,更是今天人们普遍生存状况的写照,用《新约·启示录》的话来解读就是,“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启3:17) 这话在今天听来尤其扎心。这不只是对一个国家说的,也是对我自己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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