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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代人的乡愁

毛旭辉 《倒下的椅子-暮色》 布面油画 200×200cm 2011

又一代人的乡愁

文:罗菲

一切诗和艺术都是乡愁的一种形式。
——阿赫马托娃

陈川、管赛梅、李瑞、刘仁仙、刘瑜、马丹、苏斌、陶发、王锐、荀贵品、虞华都是毛旭辉和武俊的学生,毛旭辉与武俊又是多年的同学。这样一种多年养成的师生情谊、同学情谊在这个展览里起着内在的凝聚作用。这份名单也从侧面反映了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在过去一些年所留下的硕果累累的成绩。这其中的缘由,多多少少与艺术家毛旭辉有关。

毛旭辉自八五时期以来活跃于中国艺术界,2001年后执教于云南大学,他和他的同事们培养了一拨优秀的年轻艺术家,其中很大一部分在这份展览名单上。尽管这里每位艺术家都已经形成了各自的表达方式,但我们也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八五以来整个西南,尤其是云南艺术家群体身上普遍存留的一些特质,仍在今天延续,形成一种地方的精神文脉。比如艺术家们对自身心灵状况的关注和对乡土的眷念。

作为远离中心的云南,生活在这里的许多艺术家都热衷于描绘、表现自己的生命轨迹和内心经验,与那种表达社会议题,知识生产甚至深入刻画对象的学院派相比,云南的许多艺术家更倾向于表现自我意识,那种源自表现主义的精神传统,你能从他们的画中体会到那种真诚的情绪和愿望,那种生机勃勃的野生状态。尽管在地域概念越来越模糊的今天来谈论地域特质难免会显得有些过时,但我们仍然面对着那个尚未全盘全球化的地方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在新的秩序尚未完全统摄生活之前,我们或许可以从夹缝中看到来自原野的生命。心灵——作为一种意识经验,正是在具体的有机关系中发生作用。在心灵的场域,汇聚着记忆、思考、判断、情绪、信念,经验的碎片在这里得以重整,提供给人们继续生活下去的能量,或者相反,让人想到放弃。艺术家也通过一系列的象征性符号和记忆场景,生成个人心灵史。比如毛旭辉画面里的剪刀、椅子、锦旗,这些日常形象构成了一部有关权力的心灵史。尽管不同时期毛旭辉的绘画风格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倾向,但我们始终能看到一个具有高度识别性的毛旭辉,一种源于精神-心灵层面对个人生活展开自省的叙述力量,这种叙述随着个人心灵史的展开而展开。

这种内心独白式的心灵叙述在武俊的画面中也同样强烈,尽管他是以非常肢体语言的方式来表达。那些悬浮、蜷缩在柴米油盐的生活空间里的人体保持着对空间的距离。冰凉僵硬的身体与富有生活气息的环境的异样关系让人感到一种主动的疏离,那些现代舞一样的肢体语言似乎讲述着某个与环境格格不入的故事。在李瑞的幽径与山野画面中常常悬浮着那些窃窃私语的看上去像文字的东西,事实上它们不指向任何符号,只是书写的痕迹本身——或理解为来自心灵的有节奏的呼吸。李瑞擅长营造一种忧郁而又十分优雅的氛围。和李瑞的优雅气质相比,陶发画面中的狂热让人迷醉,涂鸦与原始赞歌共舞,来自酒神意志的爆发力在他画面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揭示了被工具理性所遮蔽的向往神灵崇拜的心灵在场。同样具有神秘气质的还有苏斌画面中长出眼睛的山丘与村庄,管赛梅画面里童话般的欢乐树林和人。这些神秘而野生的画面营造着他者眼中来自边疆的奇幻叙事。

虞华《透过时光-系列二-13》玻璃重叠.丙烯.玻璃颜料 50cm×50cm.2017

心灵独白式的画面也同样出现在马丹和虞华卡通面貌的作品里,人的孤独与疏离并没有因为网络社交被替代,相反,技术加深了人的孤独与疏离。王锐的画面也强调自我凝视的形象,那种硬边形象突出了对象的神经质的一面。刘瑜的“失眠者”描绘着少年时的记忆和潜意识层面的书写节奏。展览中另外几位则以一种较为客观的方式来面对描绘事物,陈川以一种冷峻而富有形式感的风格来描绘景象,使空间平面化。荀贵品用白描手法描绘喜鹊和树枝,刘仁仙描绘着阳光下色彩斑驳的树叶和沙发。这些来自生活经验或意识经验的画面正在形成一部富有层次感的心灵叙事。

有意思的是,这些画面几乎都与田野、山丘、农舍生活有关,与他们的生活经验与记忆有关,这是艺术家们成长起来的地方。他们在书写个人心灵史的同时也在眷念已经过去的生活。在他们的绘画里,童年经验、文化记忆和对世界的想象通过乡土场景被不断挖掘出来,形成各自的心灵叙事。另一方面,他们不断走出去的世界经验也在不断对象化、审美化甚至扩大那个曾经的乡土。这种张力与经验勾画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乡愁。

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乡土中国迅速解体,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的世界,法理社会取代了传统的宗法社会和礼俗社会,市场经济使得个人主义成为最基本的价值判断。人们一边逃离乡土一边眷念乡土,在城市做起了浪漫的回乡梦。乡愁是一个现代性产物,一种特殊的悲伤情绪,源于空间上的“远离”和文化上的“差异”。当人们逃离乡土后,乡土就被对象化、审美化。在全球时代,乡在扩张,也在消散。它既是相对的,也是漂移的。乡愁所怀念的不只是一个地方,有时只是思想的某个出处,但更是对一种血亲关系的怀念,对一种文化的怀念,对理想秩序的怀念。对现代人而言,书写个人心灵史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处理自己的乡愁,因为那里弥漫着一些随时会消散的事物,人们需要以某种方式将之固定下来——比如绘画,以便在有需要的时候将之唤醒。但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染上乡愁,有的人缺乏,好些人为恐而避之不急。

李瑞 《风愈静.夜更深》 布面油画 300×200cm 2016年

这样一种现代乡愁情绪正是毛旭辉、武俊这一代和他们的学子们身上共有的东西,他们怀念那些已经消散或有待重建的事物:秩序、光辉、亲密关系……如果说毛旭辉这一代在教学中一以贯之地做了什么,我想那就是他们教会了又一代人确认自己的乡愁。绘画只是乡愁的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这种情绪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关于自我、关于他者和关于空间尺度的审视态度。这种审视态度使得艺术家扮演着观察者的角色,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用“潜行者”来描述自己,一副专注于自身目标、低调勤奋又警觉的作风。他们与中心保持着文化上的离心力,保持远离与差异,保持乡愁。

在这个意义上,书写乡愁便成为一个地方的精神文脉,人们在乡愁中书写个人心灵史,同时也完成了对乡的认同。

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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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地理学视野下的云南油画

按:本文为“意象·叙述——第三届云南油画学会作品展”而作,并已刊发在相关展览画册《意象·叙述——第三届云南油画学会作品展作品集》上,由云南出版集团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艺术地理学视野下的云南油画》

文 / 罗菲

一、一种艺术地理学视角

在中国现代艺术叙事里,基于地域性艺术状况的描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从未停息,早期有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新具象群体、四川伤痕美术、厦门达达、北方群体等。九十年代,叙事变得多元,地域叙事在全球视野里被更大区域的中国叙事所取代。2000年以后,随着各地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越来越丰富的国际视野,基于地域维度的展览通常会被放在全球语境及中国整体的现代性议题中来审视,以云南为例,有“从西南出发”(2007年广东),“出云南记”(2010年北京),“现代之路:云南现当代油画展”(2012年北京),这些展览不断激发艺术家对所在地区艺术状况的反思。

近些年在国际尤其是国内对地域性艺术生态的描述越来越多地使用艺术地理学的概念,来讨论全球化中的区域身份。以地域为观照的艺术地理学(Kunstgeographie)自二十世纪初在德语国家构建以来,在艺术史学领域不断获得关注。在艺术地理学看来,空间、位置、气候、自然环境都构成对艺术作品的影响。艺术地理学的方法之一是用地图来表征房屋形状和风格的传播,通过标注各类分布情况来强调地区间的接触以及文化变化作为研究对象。艺术地理学为人们了解艺术的发生与扩散提供了空间认识的可能,并以此观照整个世界的艺术传播和交流的新风格史。

1986年10月 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成立时主要艺术家合影

早在十六世纪的意大利,艺术史学者们的观点就已经带有地方性维度,因为他们尝试在理论上建立一种可以覆盖所有地域与时代的普遍史的模式,瓦萨里将素描史看作佛罗伦萨艺术命运的历史叙述,却贬抑其他地方尤其是日耳曼人的艺术。在中国的山水画论里,董其昌基于当时禅家南北二宗提出山水画的南北宗论。历史上这些带有地方倾向的论述无论是获得共鸣还是引发争议,都没有改变地域性视野给艺术史学带来的观念影响,即以地域差异解释不同地区流派的差异,这种观念后来成为艺术史的话语标准,这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艺术史叙述中经常看到。尽管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艺术地理学并不简单关注流派差别,严肃的艺术史学也不会笼统以地区划分来展开讨论,但艺术地理学的视角让我们注意到,那种源自艺术系统内部自律的风格史叙事不再能够解释和把握全球各地区的艺术现象及其差异,比如按照西方抽象理论对澳洲土著绘画进行解读就完全是谬误的,中国现代艺术进程也并非一条风格史的线性叙事。

尽管艺术地理学在空间认识上提供了一个更加开阔的视角,但它尚未成为一门独立领域,它也并不关注艺术家创作的具体语境和艺术语言系统的一般法则,而是基于地理状况对不同区域内艺术是如何发生和改变进行分析与描述,并不做出基于批评理论的价值判断。

当下的普遍状况是,无论中国古典艺术、欧洲传统学院派、现代主义、前卫艺术还是当代艺术,地域差异及其历史处境都改变了其原初语境,它们形成与各地文化有关的驳杂而混搭的面貌。来自不同时间甚至相互异质的艺术形态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空间甚至同一位艺术家身上延异,呈现出一种共时性,它们偏离了来自其最初语境的意义框架,以碎片化、平面化的方式漂浮在各个地区,又以学院、美术馆、艺术空间、写生基地、工作室等形态形成不同的艺术中心——坐标。这些坐标在不同的地方延异、共生,又在地方和地方之间漂移,当地人根据自己的需要或仅仅是偶然的交流,作出了价值抉择,这形成一种共时性发展的跨文化表达的艺术叙事。

《坤舆万国全图》是由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所制的世界地图,是第一幅出现美洲的中文地图,地图布局特地以中国为中心。

二、油画入华及其地域性

通常地,地理总是与历史交织在一起,正如空间与时间一样。以油画传入中国为例,158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携带天主、圣母像抵达澳门,成为油画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二十世纪初,中国不少画家、教育家留学欧洲及东洋,学习西洋绘画并回国执教,对油画在国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产生历史性影响,如李叔同、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庞薰琴等。同时期云南最早留学日本的画家李廷英近些年逐渐被人认识。二十年代,国立艺专、上海艺大、中华艺大、新华美专、西南美专、四川美专、广州美校、云南美校等相继创办,油画进入中国文化圈,油画在中国的艺术地图基本面貌形成。三十年代,写实画派、受现代主义影响的新画派以及主张中西结合的新画派形成油画界三种不同的主张。四十年代,云南画家廖新学从巴黎学成归来。1949年后,受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中国油画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全面苏化。1955年,马克西莫夫来华开办油画训练班,教授苏式油画并推介契斯恰柯夫教学体系。在艺术哲学上,中国画坛深受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影响。在这期间,云南画家刘自鸣却在巴黎深受温和的野兽派画家马尔凯的影响。同是五十年代,油画教学中使用裸体模特成为争议,直到毛泽东亲自指示才得以顺利推进。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油画民族化口号应运而生。七十年代,全国美展得以恢复,在云南的姚钟华等画家表现具有边疆浓郁生活气息,尤其是少数民族生活的绘画,在全国引起关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文革结束,画家们尝试从革命宏大叙述里找到个人化表达。伴随着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受西方现代及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新潮美术运动在各地发生。九十年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全面展开,青年画家们普遍从历史叙事转向日常经验,从国家政治转向消费景观,从英雄主义转向个人图式。

1913年李叔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教授人体写生时的情形

从这段十分简要的油画入华历程可以窥见,以油画艺术和现代性为代表的人类知识与理想在中国内地是如何传入、交融和被改造的。它不只是油画艺术基于自身学科逻辑的历时性发展,更是不同文明共时性地交融与碰撞。也不只是油画艺术领域的风格变迁,而是社会整体性的协商与抗争,诸如风格美学碰撞、伦理冲突、国际意识形态阵营冲突、地缘政治角逐以及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因此若把中国油画发展以及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艺术运动说成是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翻版,仍是基于一种历时性的风格史判断,似乎中国艺术进程只是另一部自律的风格史,是对西方现代艺术史的补充。然而,中国的现代艺术叙事,中国的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夹杂着来自不同时间的话语,不同艺术类型和思潮在此遭遇推进与停滞、扩散与打压、继承与改造。这些状况激发并挑战着艺术家们在当下的价值抉择,却是在复杂多样的地域与历史洪流之中。

云南作为远离政治文化中心,以丰富的自然生态和多民族文化共融著称,这也使得云南自古以来,“庇护”着来自各地的文人、艺术家在此“栖居”,在艺术表达上普遍表现出一种文化上的离心力。在注重革命叙事(六七十年代)、文化大讨论(八十年代)和消费社会(九十年代至今)的几个历史时期,云南艺术家普遍保持着自己对生活对艺术的理解,对自然世界、生命意志和日常经验有着质朴而独特的持续表达。有意思的是,他们普遍选择了绘画这种古老的语言,这种双手与心灵默契配合的劳作。绘画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艺术地图上也明显比新媒体等其他艺术类型拥有更繁复的坐标。

三、混现代旋涡中的心灵叙事

无论是从空间——艺术地理学视角,还是从时间——油画入华历程,我们都看到我们正处于一个多种线索交叉关联的动态变幻的时空。在这里,传统美学、形式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当代艺术甚至风情绘画,共时性地在同一个地区出现,它们如同未经规划的“风格坐标”散落在这个地区的高山与峡谷、河流与泥潭、公路与荆棘丛中,这或被理解为一个多元的文化景观,但更是一个“混合着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混现代旋涡”(査常平语)。这个“混现代旋涡”深刻地影响着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包括其中的艺术实践和对艺术的言说。为了缓解这种深陷旋涡的焦虑,人们试图在现代话语和自身传统之间找到可融汇的表述,其中较为典型的,即有“意象”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美学思想。

“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源于中国文学传统。《周易·系辞》说:“观物取象”、“立象以尽象”,刘勰将之发展为“窥意象而运斤”的美学理念。及至近现代, 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家相续阐发、整合这一术语。“意象”被理解为由心象发展而成的可供观赏的外化形象。后来随着“意境”、“境界”等概念进入文艺美学范畴,与“意象”融汇关联。宗白华提出“意境美学”,立足于古典语境和文化差异,发觉中国古典艺术共同的内在精神和理想,以“意境的创造”为宗旨,把文化现象上升到哲学高度,完成中国艺术史特征的理论归纳。宗白华的“意境美学”及其“意象论”不仅限于诗,而是一切艺术的本体特征。今天的当代艺术批评家高名潞也通过对西方再现论的梳理与颠覆,引入中国古代美学“意”的概念,提出“意派论”,试图建立一种区别于西方的另一种结构性的艺术阐释系统。今天在云南的油画学会第三届展览也被命名为“意象·叙述”。“意象”观念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人对自身传统的理解与期盼。

在传统诗歌表达中,意象表达由心象生成,以象征性或抒情性手法表达某种人生理想境界的表意之象,或是以表意之象对人生处境发出感喟。在现代绘画实践中,我们也能看到这样一种基于人生理想境界和心象观照的艺术表达,较为典型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刘自鸣的静物油画,让人们在风云变幻的年代望见简朴生活之意象。而今天,将西方学院传统里的油画语言与东方意象美学相结合的,有马云、亚丽、曹悦、郭仁海、缪远洋等画家。

今天的艺术家普遍从个人具体经验出发,来对当下以及人类整体处境做出回应。在风格史的建构过程中,西方史学家同样倾向于作品的具体语境,而非整体性建构。20世纪中期有关风格的讨论中,迈耶·夏皮罗认为,风格分析应更多关注创作语境,而非抽象和形而上的精神理想。贡布里希认为“风格整体论”倾向于把先验的时代、民族精神或心理特质的设定,与个别的文化和风格现象联系起来,这被他视为一种“文化整体论”的观相学谬误,他主张一种基于事实语境的探索。而福柯的现代性思想也强调人在当下时刻正在进行的反思性存在,包括人自身所愿、所思、所行的方式,这是现代性的活力维度,是对理性批判的重申。

在物质主义盛行的消费时代,人们的价值判断被商品符号所左右,心灵—精神性危机成为现代人无法回避的内容。现代主义一方面是风格史叙事,另一方面,从梵高到蒙克,从培根到基弗,预示着艺术从视觉中心向精神性表达的转向,人类的精神肖像从未像整个二十世纪所经历的那样孤独与绝望。二十一世纪的消费生活对心灵—精神进行了全面抚慰,消费取代了孤独,娱乐取代了绝望。

生活在云南的许多画家却回到心灵的孤独与绝望,他们热衷于描绘、表现自身的生命轨迹和内心体验,与表达社会化的宏观议题相比,他们更倾向于在自然与日常生活中表达心灵的处境,通过象征性符号,生成为个人心灵史,如毛旭辉、和丽斌、高翔、苏亚碧、白雪娟等艺术家的绘画,“日常史诗”、“荒原”、“梦”、“日常诗境”,这些心灵史叙事普遍具有诗意、内敛的品质。在他们的作品里,绘画让心灵可见。

与呈现一个富有素养的、独善其身的、轨迹化的诗意心灵不同,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认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在人类灾难面前,文化遭遇野蛮,人如何平静地生活?野蛮统治世界,文化存在的理由何在?在“平庸之恶”成为主流话语的世界,艺术得以继续的正当性在哪里?这正是唐志冈绘画在观念上的诘问,从“中国童话”到“儿童会议”再到“疾病隐喻”,心灵是关系中的心灵,“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艺术家以政治隐喻、疾病隐喻重新确认人类的精神性危机,确认“平庸之恶”的普遍状况,而非拥抱空泛的诗意心灵。曾晓峰的“相”系列把人类今天普遍的漂泊感和忧郁面孔呈现在世人面前,陈群杰的“旷野——干枝”系列,以无根的废墟景象再次确认当下的精神虚无。在对心灵—精神性危机的确认中,心灵重新成为心灵,而非空洞的、诡诈的心灵鸡汤。

奥斯维辛集中营于1940年4月27日,由纳粹德国党卫队领导人希姆莱下令建造。1942年1月20日举行的万湖会议通过“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估计约有110万人(90%为犹太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

无论是对个人心灵史的诗意表达还是对精神性危机的批判,这些作品都反映出云南的一些艺术家对日常生活延续着一种内心直觉表达的精神文脉,呈现出一种对心灵—精神性的普遍观照,这使得艺术成为有温度的精神劳作,他们使不可见的心灵—精神性在艺术中敞现。而传统的“意象”观念也在与现代精神性危机的碰撞中,才得以展开其现代性叙事。在云南艺术地图的观念坐标里,心灵—精神性表达,正在形成延绵的山脉。

四、结语

人们试图在现代话语和自身传统中找到可融汇的表述,在全球格局和地方文脉中寻求开阔而深邃的视野,在历史逻辑和时代处境中做出确切的价值判断。艺术:让人成为人。
尽管不同地区可能产生与之相关的艺术实践与美学,但我们仍然需要警惕历史决定论和地域决定论,警惕狭隘的地域观念可能导致的民族主义和庸俗艺术地理学名义下的异域风情,因为这两种观念下的艺术同时忽略了人类的整体性和人的个体独特性。它们导致一种地方现代性的乌托邦幻想,虚妄自足的地方史叙事。克服这种幻想与虚妄,是靠艺术家在个人作品中发展出来的具有强度的个人语言和独特的方法论,在具体处境中创造出的原初图式,以及作品在文化视野中的穿透力和关联性。这样,地方便不是被旅游风光化的地方,被中心边缘化的地方。这样,我们便从混现代旋涡中上岸,形成自身的山脉与河流,与世界连接。这样,我们便可以开始转向真正的艺术地理学叙事,形成有关艺术的源地、扩散、整合、社区以及生态等方面的主题故事,形成一幅充满表达活力和连接能力的艺术地图。

2017年8月

展 览 名 称:意象•叙述——第三届云南油画学会作品展
展 览 地 点:云隐·西山国际艺术交流中心艾维美术馆(西山森林公园聂耳纪念馆对面)
展 览 时 间:2017年11月3日–12月3日
开 幕:2017年11月3日14:00

展览主办
云南油画学会
云南艾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展览承办
云隐·西山国际艺术交流中心艾维美术馆

展览协办
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云南省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
西山风景区管理局
昆明西山旅游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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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丽斌的心灵叙事

23.和丽斌作品《花园—七天行为计划》行为 2014年 北京798妙有艺术空间
和丽斌作品《花园—七天行为计划》行为 2014年 北京798妙有艺术空间

和丽斌的心灵叙事

文/罗菲

中国西南地区的当代艺术自八五时期以来,形成以生命体验和心灵直觉表达为诉求的表现主义绘画传统,这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以毛旭辉等艺术家为代表的生命流群体。90年代至今,生命体验的观念性表达在先锋艺术领域继续得以发展,如何云昌的“金色阳光”(1999),孙国娟每年的自拍像计划“永远甜蜜”(2000年至今),雷燕的摄影“冰冻青春”系列(2007)和苏亚碧“日常诗境”的绘画与雕塑等。及至近几年以画风景来表达内心经验的年轻艺术家,如陶发、常雄、李瑞,他们都反映出这样一种内心直觉表达的精神文脉。云南艺术家这种独特的人文传统使得他们在方法及观念上区别于以语言开发为己任,以社会图景为参照的当代艺术样式,却呈现出一种对心灵的普遍关照,并以此展开人与自我、人与风景等层面的艺术书写。某种程度上,他们并不为艺术而艺术,却为心灵而艺术。和丽斌作为云南本土近十年来最为活跃的艺术家、策展人之一,这种精神文脉同样在他身上延续。

和丽斌是2005至2006年云南另一场重要的先锋艺术运动“江湖”项目的核心参与者和策划者,自那时起他一直活跃于艺术策展、写作、推介、创作、教育以及小组等各种类型的艺术实践中。

作为艺术家,和丽斌从2006年开始创作表现主义风格的油画“荒原”系列、“逐日”系列[1]和“幻灭”系列,其画作色彩厚实饱满,笔法张扬凝练,意境孤寂而冷峻,给人扑面袭来的现场感,仿佛能听见画中“点景人物”在烈日、荒原、丛林间赶路的步伐声。那人一面挥汗奔走,一面自言自语道:“一条路,连接两个世界,我在路上,从极昼到极夜,去寻找,世界的源头”[2]。2012年之后,和丽斌将这种心灵独白式的诗歌写作运用到绘画及行为艺术中,这也奠定了其艺术作为心灵独白的基调。

“栖身在梨树中央,沉睡,口生梨枝,成长为树,身体化为枝干”[3]。相比较油画中那位“点景人物”来回奔走忧心忡忡的紧张状态——俨如“逐日”途中的夸父,和丽斌在自然中的行为表演中更像途中渴死之后的夸父,手杖已然化作桃林,身躯化作大山,悲剧消而诗意长。艺术家开始“聆听”(2011)树枝摇曳的声音,在冬日梨树下将自己融入大地(“归”2011),用灌木编做翅膀飞翔(“沉重的翅膀”2011),口含梨树枝化作树林(“春分•万物生”2013),将自己化作大树把大桥淹没(“日瑟浩奕”2012)……和丽斌往往运用自然中的枯枝、灌木、杂草等元素将自己与环境融为一体,以此给未来的人们留下“芳香的记忆”(2009年至今)。和丽斌的行为艺术把云南自八五时期以来那种以乡土风景绘画为主要方式的心灵表述转换为神话般的心灵剧场,充满诗意,节奏平稳,又伴随着潜在的爆发力。

这类与创世神话有关的创作不仅暗藏在“逐日”系列油画中,在和丽斌的其他行为艺术中也多次体现,如“花园•七天行为计划”(2014)仿佛创世七日的诗意体验。在“摩陀缇壳”(2013)中,和丽斌将密封了无数种子的罐子砸开,呼唤道“摩陀缇壳”(纳西语),意即“打开宇宙”之意。这些作品都提示出新一代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艺术家在当代全球文化交融与冲突的背景中试图延续其民族文化记忆与想象的自觉,这给我们今后讨论地域性当代艺术中有关身份交融及后神话时代的叙事提供了参考。

当我把和丽斌自2006年以来的油画、诗歌、行为艺术放在一起反复观看,我似乎看到了一部部自传体电影的分镜头剧本,素材量很大,视点很多。这些片段构成了一部宏大的有关自我追寻与撤离的心灵叙事,令人炫目。它时而“向前,奔跑,冲刺,从自己的影子里撕裂、挣脱出去”[4],时而“安眠,在水一方”[5],而最终或许只是“消失在飞扬的尘埃里”[6]。这似乎对应了“逐日”、“荒原”与“幻灭”的叙事逻辑。和丽斌的艺术,可以说是一部带着“夸父逐日”的理想主义色彩,讲述我们这个时代的少年派们[7]在大地上奇幻漂泊的心灵史,它注定震撼人心,浪漫迷人,诡异而不安。

2014年8月15日夜

注释:

[1]. 和丽斌“逐日”系列的灵感来自“夸父逐日”的故事。故事出自《山海经》,相传在黄帝王朝的时代,夸父族的其中一个首领想要把太阳摘下,放到人的心里,于是开始逐日。他口渴时喝干了黄河、渭水之后,他准备往北边的大湖去喝水,奔于大泽路途中渴死。他的手杖化作邓林,成为人类的桃花源;而他的身躯化作夸父山。
[2]. 引自和丽斌绘画&诗歌《荒原•昼与夜》(2012年)。
[3]. 引自和丽斌行为艺术《春分•万物生》(2013年)作品阐述。
[4]. 引自和丽斌行为艺术“影子”(2012年)作品阐述。
[5]. 引自和丽斌与黄越君的行为艺术“花园”(2014年)作品阐述。
[6]. 引自和丽斌行为艺术“离”(2013年)作品阐述。
[7]. 少年派是李安执导的3D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的主角,一名印度男孩,热爱并同时信仰不同的宗教。

8.和丽斌作品《荒原· 等待》布面油画 180×240cm 2013年
和丽斌作品《荒原· 等待》布面油画 180×240cm 2013年

9.和丽斌作品《荒原·尽头》布面油画 180×240cm 2013年
和丽斌作品《荒原·尽头》布面油画 180×240cm 2013年

6.和丽斌作品《荒原.28》布面油画 200×150cm 2012年
和丽斌作品《荒原.28》布面油画 200×150cm 2012年

5.和丽斌作品《荒原. 昼与夜》布面油画 200×150cm 2012.10
和丽斌作品《荒原. 昼与夜》布面油画 200×150cm 2012.10

10.和丽斌作品《逐日·光之舞》布面油画 200×150cm 2013年
和丽斌作品《逐日·光之舞》布面油画 200×150cm 2013年

12.和丽斌作品《逐日. 远方》布面油画 250×180cm 2013年
和丽斌作品《逐日. 远方》布面油画 250×180cm 2013年

17.和丽斌作品《日瑟浩奕》行为 2012年 丽江茨满村
和丽斌作品《日瑟浩奕》行为 2012年 丽江茨满村

19.和丽斌作品《影子》行为 2012年 瑞典乌普萨拉博物馆
和丽斌作品《影子》行为 2012年 瑞典乌普萨拉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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