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久洋:等到和好的那一天

朱久洋:等到和好的那一天

2013年6月3日第二天清早,我接到朱久洋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跟我介绍他最近正在做的一件作品,跟药家鑫案[1]有关。他说想在作品里融入关于宽恕的思考,问我能否为此写点东西。他计划接下来与苏小和(注:独立书评作家、财经作家)组织一次研讨会,把人们对此的讨论当做作品的一部分。在这一天来讨论这个问题,显得多么不合时宜,又多么地迫切。我意识到久洋的这件作品注定是一个宏大且充满争议的实验,也促使我思考中国当代艺术与社会事件、灵魂事件交错在一起的可能性。这是一次固执但有价值的尝试,我决定和他做一次采访。

 

2013年6月5日晚九点,QQ语音

罗菲:你的这件作品让我想起了王南溟关于《批评性艺术的兴起》(The Rise of Critical Art)一书,副标题是“中国问题情境与自由社会理论”(Chinese Problem Situation and Theories of Liberal Society),他认为当代艺术不再是为图像而图像的艺术,也不是为新技术而新技术的艺术,当代艺术是为舆论的批评性艺术。这种艺术参与到新闻和公众事件中,这种艺术的内核是实现“正义”,即,艺术也为人权而工作。在药家鑫案中,司法层面的正义已经实现。但在更深层面,却引发更尖锐的思考,比如你提到的“宽恕”。这是法律层面无法完成也不可能干预的事情。我认为你的这件作品一方面是为舆论的批评性艺术,借助公共事件批评当下中国社会无以复加的仇恨。另一方面你把公众舆论拉到个人灵魂层面,希望实现彼此饶恕。而这恰恰是“和谐社会”真正的根基。因为没有社会的正义、个人内在的平安与释然,就不会有真正的“和谐社会”。请问你最早是怎么想到药家鑫案的?

朱久洋:我在创作的时候并没有思考那么多,有时只是一种感觉,这也和艺术家本人的生命状态有关。并没有像批评家那样理性或刻意地去表现某些问题。前几年我都是创作架上绘画,但我开始越来越不满足于这种方式,尝试做一些行为现场作品,并试图以艺术的方式介入社会。当时我想的是另一个方案,很快就有一个名字在我的脑海中,“等到和好的那一天”。我想人与人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彼此伤害。往大的说,国家对人,民族和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暴力与伤害伴随着整个人类历史,而能从这种伤害中走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宽恕、和好。一开始我没有想到把这个事件纳入到我的作品中,也没有太多关注这个案件。但后来我看他们没完没了的打(官司),我觉得这个事件已经不是他们两家的问题了,而是一个深层的社会文化问题,是一起群体性暴力事件,因为全社会都参与进去了,直到现在还在打。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正义去审判对方,妖魔化对方。我想,唯一能走出伤害的就是饶恕。可我们的文化中有没有饶恕的概念?获得饶恕的精神支撑点在哪里?最后我决定做这件作品。

罗菲:你先联系当事双方的哪边?

朱久洋:其实我是一个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的人,一开始有些紧张。我最早通过网络联系上了药家鑫家的律师,当我说明来意的时候,他直接就说:“不可能和好,不可能饶恕”。我想这也是我作品的一部分,就考虑亲自去见药家鑫的父亲。那是去年秋天,去西安,正好社科院的石衡谭博士也在西安,和一个姊妹一起去了药家。当时我也没想太多,心想带着善意去拜访总不会被别人拒绝,我也忘记当时为何没事先打电话,好像是没有他的电话号码,也许觉得直接过去更好。但我没想到药家鑫的父亲把我们轰了出来,而且是非常暴力化的驱赶。

罗菲:我注意到药家鑫父亲在6月14日发了一条这样的微博,“纪念维稳大军撤离寒舍两周年!感谢新城区政法委、长乐中路派出所、长乐中路街道办等单位的维稳[2]人员,对你们当年如影随形的“关爱”表示感谢!”我想对方可能是不想再把自己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他们家在媒体舆论和公权力下,也是受害者。

朱久洋:可能是。这对我打击蛮大,我开始犹豫作品是否要继续做。后来我就从另一个家庭开始,我顺着线索一点一点的打听,终于找到了张妙家。张妙的父亲没有文化,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非常的友好,我们谈了很多,他也谈了事件的前前后后。当我说明来意的时候,他非常坚定的对我说,愿意和好,也愿意配合我的作品,觉得劝人和好是一件好事。

罗菲:他愿意饶恕对方吗?

朱久洋:他很愿意,可能他也不太懂得什么是“饶恕”,但懂什么是“和好”。他还说:“两个孩子都不在了,大人也没必要再相互记恨下去”。

罗菲:我知道你自己是基督徒,在基督信仰里有明确的关于饶恕的教导,这种饶恕是基于作为罪人的你已经被圣洁公义的上帝饶恕,耶稣的恩典注入到你生命中,因此你可以靠着耶稣饶恕得罪你的人,甚至爱你的仇敌。在基督信仰里,人与人和好的基础是人与上帝和好。你在跟他谈饶恕和好的时候有谈到这个吗?

朱久洋:我没太多的去讲,因为这是一个艺术项目,我希望用另外一种东西来讲。

 

罗菲:我看到你第一阶段的作品,是你与张妙父亲的合影,你身着白袍,仰望远方,田地里营造了烟雾,仿佛仙境,仿佛在等待弥赛亚的再来。你通过这种仪式化的手法来凸显一个与怨恨世界不一样的内心自由。

朱久洋:对,我刻意选择春天,麦田,还有一些仪式化的手法,是因为我觉得积极的、盼望的、具有终极关怀的观念,总是和神圣的、超自然的形式联系在一起。

罗菲:为什么你要穿上白袍?仿佛一个牧师在带领信徒眺望彼岸。你在一次访谈说,艺术家要回到祭司的身份,这幅摄影似乎正说明了这点。

朱久洋:其实我没有考虑太多,当时觉得白衣服、烟雾都是画面的需要。它能使画面呈现一种向上的、盼望的感觉。等待就是爱的一种表现,爱本身就是很神圣化的东西。

罗菲:第二阶段的作品是一个现场,你们坐在一起等药家鑫父亲的出现。你们有邀请他来参加吗?等了多久?

朱久洋:那是在西安“谷雨行动”第七届行为艺术节,我就把这个作品带去了现场。家具是从张家拿的,我和老先生坐下来,等候。之前通过微博想联系药家,都被他的律师骂了回来,联系不上药家鑫家父亲,就只能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

罗菲:你在现场并没有布置一些关于案件本身的实物,比如肇事车辆、水果刀、或对方的照片、相关日期、车牌之类。我的意思是,现场看上去很平静,没有戏剧性。

朱久洋:场地简单布置,放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我牵着老人家的手到座位上,然后下来。我们一直坐着等到差不多观众走完了,我又上去牵着他的手下来,就是一个几十分钟安静的等待。

 

罗菲:他的感受是什么?

朱久洋:我还真没问他,他特别憨厚,也没表达什么。他就是愿意,愿意和好,愿意在这里一起等着对方出现,我觉得这是出于他的本性。

罗菲:这件事让我想起北村的小说《我与上帝有个约》,故事前半截关于凶手挣扎于是否要认罪,后半截关于受害者的家人是否要宽恕那个认罪的人。故事很吸引人,里面也是讲到整个事件作为公共舆论事件,两个阵营打得你死我活。争论一个好人是否该下地狱,认罪悔改的坏人能否上天堂。其实当事人能否彼此宽恕,是当事人内心深处在经历的挣扎与释放,作为第三方的观众和媒体,我们永远沉浸在道德争论和语言狂欢中。然而文学有个优势是它的叙事性,他能在一个故事里把内心的挣扎娓娓道来。那么作为当代艺术,视觉艺术,如何提炼出一个饱满的人性样式?展示的不只是一个和好的假设,也包括从怨恨到和好,从捆绑到释放的灵魂事件,这十分挑战艺术家。

朱久洋:是的,视觉语言是要把很多的东西都提炼出来,放到一起,用一个很简单的图像把它表现出来。它不像文学有叙事性,这就非常挑战艺术家自身对图像的把握能力。

罗菲:比如香港艺术家白双全的一件作品《等所有人都睡着了》,他夜里在一栋楼下面等到所有人都关灯睡着,他才离开。还有他在九龙塘地铁站《等一个朋友》,直等到他认识的一个人出现。这都是关于“等待”的观念作品。他说,“时间因为等待而有了意义”。我在想,如果你这件作品,在“等待”及“和好”上有一个支点就更好了。比如,你们在全国寻找一个同样叫药庆卫(药家鑫父亲)的人,并与他做朋友,这是在艺术的观念逻辑中完成了“和好”。

朱久洋:还不太了解这些作品,可能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我觉得你的主意也很好。但这件作品主要是他的社会性,我觉得还是严肃一点,就是一直等到他们和好的那一天,这样作品更单纯。

罗菲:现在越来越多的电视节目,把破裂的婚姻、婆媳关系、父子关系、邻里关系暴露在公众面前,激起辩论,媒体在引导人们消费当事人的痛苦。人际关系危机演变为一场娱乐,那些期待被别人接纳的初衷最后变成了被别人嘲笑,我们似乎都小看了媒体舆论对人的影响力。你自己怎么看艺术家在这种公共事件中的角色?

朱久洋:我在做这件作品的时候,也在想是否会给他们再次带来伤害,我时常会将自己放在他们中的任何一方去思考。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提出来一个理想化的概念,由此引发讨论。当艺术家用作品的方式参与到公共事件的时候,我的责任就是真实地负责任地进入到作品里。比如,我要看创作这件作品和我整个的艺术理想是不是一致。我曾说,艺术家应回到祭司的位置。那祭司就是站在人和人中间,人和神中间的那个角色。

在这个作品中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一、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缺少一种超越肉体的爱,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站在自己公义的立场上审判别人,那公义的标准在哪里?二、在我们的经验里,通常是为受害者悲伤,憎恨凶手,我们缺少既为受害者悲伤也为凶手悲伤这样的思维方式。余虹写过这样这样一句话:“我们缺少一种信念,一切生命都有同样的价值”。三、如果不能树立这样的价值观,那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可能出现饶恕,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和社会永远都在暴力的循环当中?我们可能拥有的能力是用仇恨将伤口包裹起来,但里面还在腐烂。

在做这件作品之前我看了一个片子,叫“生命的碰撞”,是发生在南非的一起中国留学生车祸事件。事件处理的结果出乎所有中国人的预料,受害者家属不但没有追究责任,还安慰肇事者家属,说:“这是个意外,你们不要太难过”。还有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枪击案,凶手赵承熙和三十二名遇难者一起被列为悼念的对象。这都是我们文化中不曾有过的东西。

 

罗菲:你认为他们和好可能吗?

朱久洋:我相信他们会和好。这个作品还没有完,直等到他们和好。我会继续接触他们,不知道要等多少年,可能要等一生才能牵着两家老人的手。

罗菲:你作品的完成,取决于他们两家人想要得到心灵释放的决心。

(完)

注释:

[1]药家鑫案,西安警方称“10•20”大学生药家鑫撞伤人又故意杀人案,检方、法院称药家鑫故意杀人案是指2010年10月20日深夜发生在陕西省西安市大学城学府大道上的一起交通肇事引发的故意杀人案,肇事者药家鑫驾车撞到被害人张妙,下车后发现张妙在记自己的车牌号,药家鑫拿出刀子,连捅张妙8刀,致其死亡,后驾车逃跑,行至郭杜南村村口再次撞伤行人,被周围目击者们发现堵截并报警。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已引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高度关注。2011年1月8日,药家鑫被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6月7日上午8时,药家鑫在西安被以注射方式执行死刑。

秘密的阳光:电影《密阳》

昨晚刚看完电影《密阳》,感慨颇多,也憋得难受,我不是要从电影里得到廉价的宗教答案,而是要看见导演对生命的盼望,如何从死荫的幽谷走向青草地。本来,导演差一点点就可以成为东方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果最终只是韩国版的《活着》,或者宗教版的《活着》。

其实很多人都在生活的磨砺中学会了一种基本的人生哲学,我们今天接受阳光照耀,接受艰辛的现实,接受我讨厌的人,不是因为我们认识了生命和爱的源头,明白到自己和生命的价值,而是学会了不再折磨自己,从自怜走向自我关怀。对宗教也不抱有天真的信任,因为,就连一个39岁的混混也比一个伪善的牧师更懂得不要侵占女色,更懂得与受苦的人同在,而不是急于完成宗教仪式般的祷告,牧师和教会里前来关怀申爱的弟兄姐妹如同约伯受苦时来的三个朋友,他们不要听约伯(申爱)内心真实的痛苦和挣扎,却要急于给出正确答案。她曾经第一次到教会释然痛哭被牧师按手医治的经历如同南柯一梦。于是,宽恕与重生的契机转眼间成为报复与苦毒的深渊。所以,灵恩派的医治布道会虽然阵仗很大,看上去很有果效,软弱恍惚的人骤然间神采飞扬喜乐而平安,但没有人能够几个月几年一辈子每时每刻都保持那种所谓“被圣灵充满”的亢奋,真正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是救赎伴着重生,医治伴着赞美,护理伴着新生命的日常见证,且要持续地医治和护理,这就要借着教会牧职的工作,有牧师有弟兄姐妹持续性地聆听、关怀和同在。而影片中,与申爱同在的,只有混混宗灿。

这也带来信仰生活的反思,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依托在教会,依托在弟兄姐妹或牧师,却不愿意直面神、与耶稣基督联合,那么信仰就必然世俗化,就必然在疑问与苦难中被颠覆。同样,一个完全世俗化的教会也必然在信徒的疑问与苦难中被遗弃,放在阳光下,如同一个肮脏的角落。相反,如果一个人只愿意与上帝有关系,善于独处,却没有教会生活,没有在群体中做见证,没有在群体中造就别人,也无法活出合乎圣经的信仰生命。想起一个朋友信耶稣一两年,却对教会生活感到拒斥,也对是否需要接受洗礼犹豫再三,好不容易明白“进入教会也是被祝福的方式之一”,结果又看到巴西主教贪污数十亿美元的新闻,顿时再次跌倒。真理的信仰常常面临这样的挑战,信教和信耶稣的区别,往往暧昧不清。神也借着这样的疑问与软弱,要让我们看清我们到底在信什么,我们的盼望到底在哪里。

信心,的确不像人们口头传讲的那样容易;救赎,也不是廉价的交换替代;重生,更不是顿悟之后的一次行动;医治,决不是注射一剂杜冷丁或兴奋剂。那要如何是好呢?如此这般,幸福到底在哪里?但在神,凡事都能。

末了,读到王怡的影评《每一缕阳光都有意思》,更被感动不已,因为导演无法解开的结,上帝借着王怡的文字将它解开。所以,读到王怡——王书亚影评的人是有福的。


王怡:每一缕阳光都有意思:电影《密阳》

今年有两件事,使韩国的基督教受到更多注目。一是阿富汗人质危机,二是在第60届戛纳电影节上加冕影后的这部影片。

钢琴教师申爱有婚外情的丈夫在车祸中罹难,她不愿接受亡夫婚外情的事实,带着儿子离开汉城,来到丈夫的故乡,一个叫 “密阳”的小城。在大地上的定居,似乎是对婚姻与生命意义的一种延续,或者一种捆绑?接着,儿子的老师知道她打算投资地产,绑架并杀死了这个孩子。到此,一个人对苦难及一切想象得出来的意义,已是可忍、孰不可忍。

近年来,韩国影视的基督教色彩渐渐浓厚,“罪”与“爱”成了最鲜明的两个主题。如《红字》引用夏娃的故事,描写罪中的沉沦;《大长今》中的爱与饶恕,及人生的使命感,也显然脱离儒家式的氛围,与当年的丹麦名片《芭贝特的盛宴》有一比;金基德的《撒玛利亚的少女》,则以耶稣著名的“好撒玛利亚人”的寓言,来衬托一个妓女的生命挣扎。但几乎直到李沧东这部《密阳》,韩国主流电影才开始以一种尖锐的方式与基督信仰相遇。

申爱的无望、苦毒与迷失,叫生活落入另一个孰不可忍的深渊。直到偶然走入一间教会,在信徒与赞美诗中号啕大哭。镜头一转,申爱第一次在电影中笑了,她从认为一个基督徒“你真可怜”,到欢喜地说,我现在相信“每一缕阳光中,都有主的心意在”。一天在路上看见凶手的女儿在街角被人殴打,她犹豫片刻,开车走了。当申爱回家诵背主祷文“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她感动不已,决意探访监狱,去告诉杀子仇人,上帝的爱使她原谅了他。

影片在此时陡然转捩,隔着玻璃墙,那个凶手平静地说,感谢上帝,他已赦免了我的罪,我也成了一个基督徒。申爱僵住了,一出监狱,便在阳光下昏厥。她一生的怨恨这才被更深地激发出来。她对生命的质疑,不再是“为什么我要遇上这些痛苦”,而是“我还没有原谅他,上帝凭什么原谅他”?

扮演申爱的女主角全度妍,以平安喜乐和歇斯底里的两种生命情景,为韩国电影斩获了最近20年来唯一的国际影后。申爱怨恨的对象,从苦难转向了信仰。她在教堂故意嘶叫,她用“都是假的”的流行乐替换布道大会的赞美诗,她引诱牧师,她朝着深夜聚集为她祷告的信徒家里扔石头,直到割腕自杀。这部电影在质疑韩国教会的世俗化,指控“廉价的福音”并未给许多基督徒带来真的救赎吗?最后一个镜头,申爱从精神病院回到家中,在宅院中剪头,镜头定格在她脚边一个角落,一个破烂却有阳光照着的角落。想起牧师妻子在店里向她传福音时,说每一缕阳光都有上帝的爱。申爱跑到一个光线很强的角落,转头问,那么这里有什么。

最后这个镜头,延续了这个问题,经上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那么一个破烂的角落,就算被阳光照着又怎么样呢。对此时的申爱来说,就算明天太阳照常升起又怎么样呢。刚好看到杂志上有篇李沧东的访谈,题目是“我不相信幸福”。

关于饶恕,在这半个世纪韩国的宗教复兴中,有过两个类似的著名故事,构成了这部电影质疑与探讨的一个时代背景。一个例子在60年代,一个富有的韩国寡妇,独生子被杀。她经历挣扎之后,去法院要求释放凶手,并表示愿意收他做儿子。她也写信恳求总统特赦,最后凶手被特赦,一时震动韩国社会。当时美国总统约翰逊也致信这位夫人,称她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女性。另一个例子在90年代初。朝鲜女特工金贤姬,为破坏汉城奥运会,于1987年11月28日奉命炸毁大韩航空 858次航班。机上115人全体罹难。金贤姬在狱中忏悔认罪,被判死刑后,狱中牧师带她信主,为她施洗。1990年4月,总统卢泰愚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特赦这位26岁的女恐怖分子。

没有这一连串的饶恕与和解,就难有今日的韩国社会。导演要质疑的,其实不是这些更新了韩国历史的真实见证;而是一个罪人的悔改,一个受害者的饶恕,真那么容易吗?常听人说,圣经教导人有信心就能得救,这太轻便了。但一个信字,谈何容易,不然你来试试。申爱的故事,显出救赎的艰难,实在难到人的任何努力都无能为力。

林语堂曾在自传中说,有三种基督徒,一种因犯罪而悔恨,渴望免于良心的责备。一种因痛苦而需要安慰和逃避。还有一种,他们了解自己所信的为何,然后真心信靠所信的那一位。林先生说,前两种都可以是信仰的开端,却都还不是真的信仰。

在这部电影中,那个面对受害者毫无悔恨的杀人犯,正是第一种。耶稣说,圣灵来了,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没有真悔改的平安,不是真平安,只是精神的按摩和灵魂的桑拿。而申爱似乎是第二种,她以饶恕作为在被饶恕者面前一个胜过苦难的高台。因此当对方说他也相信上帝时,等于破碎了她自以为义的假象,令她从饶恕的心堕入怨恨的谷。

因为同样的,没有真悔改的饶恕,也不是饶恕,而是高高在上的傲慢。耶稣说了一个比喻,一个人欠一千万两银子,主人免了他的债。他出门遇见欠他十两银子的同伴,却狠心把他下在狱中。所谓饶恕,就是承认自己欠的一千万两蒙了赦免,于是甘心情愿免去别人所欠的十两。所谓饶恕,就是看见上帝的恩典,于是主动放弃处置过错方的权利。所谓饶恕,就是靠着信心的搀扶,可以胜过处境,选择不再活在过去。于是每一天都可以是新生命的开始,每一缕阳光都可以有意思。

记得去年在一个夫妻小组中,有三个问题,第一,小时候谁教导过你最多关于饶恕的事?第二,小时候最记得一次说“我错了”的经历;第三,在现实生活中,有谁是你饶恕的榜样?可怜啊,我的回答竟都是没有。除了“忍字头上一把刀”,我从小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饶恕。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令我痛苦的从来都不是苦难,而是我是否配得上这苦难。若我遇见一个申爱,我不会说,来,跟着我做一个祷告,你就可以得救。我会说,从来赞美都发自死荫的幽谷,从来信心都降在独自一人的旷野。

Are you ready?

2007-10-24

每个人命中都有一个阴沟

害怕有一千种,恐惧只有一个
快乐有一千种,平安只有一个
罪行有一千种,罪性只有一个
妥协有一千种,赦免只有一个
——北村题记

北村的《我和上帝有个约》读完,终于证实了我几年前的一个恐惧,那就是每个人命中都有一个阴沟,一不小心就要翻船,谎言、假帐、假学历、假身份、情人、奸淫、杀人越货、灰色收入、不义之财、骄傲自满、自以为义……只是有的没有被主人隐藏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船就翻了,有的隐藏得非常好,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然后我把你灭了,没人知了,也有的阴沟因为离今天太遥远,过了追诉期,比如儿时的谎言,无人问津,但并不代表人们会因此而放松警惕、卸掉恐惧、远离噩梦,一个被称之为心病的东西在体内时隐时现。世上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良知深处有一个声音会追问我们所做过的一切,包括那些我们铁定认为没有错的行为,和那些无意间说出来的理由十足的谎言。除非有一天这个阴沟被遮盖,否则恐惧永远也不会从人心中退去。哪怕在那些老实人心里,哪怕在理想主义者深处。

北村力图在故事中呈现认罪悔改在生命转变中决定性瞬间的力量,也就是道破事实真相,让命中的那个阴沟在人面前更在上帝面前得以坦然暴露,哪怕冒着被审判的危险,如同杀人犯陈步森为了让被害人的妻子冷薇恢复记忆,不惜冒着被冷薇认出来被揪去枪毙的危险,依然左顾右盼义无反顾地去爱她——这个亲眼目睹他杀害自己丈夫的杀人犯,然而他却这样去做了,他知道在他心中有一个律,这个律显然不是来自他自己,而是良知,他更体会到罪不是我们所能背负的,因为罪让我们活得太累(尽管已经到了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指控他杀人的地步,除了其他几个同伙外)。小说后半截北村展开关于原谅关于宽恕关于爱的挣扎,加害者反复挣扎之后决定认罪悔改,企盼被害者能给予原谅,然后自首接受审判,被害者却故意忘记加害者曾经对她做过的一切,非要将他千刀万剐,死不宽恕,如同鲁迅死前的名言“一个也不宽恕”,生命因此呈现出质的区分,罪人悔改认罪,生命变得自由而阔达,被害者在恨中自义、自怜,如同那头凶猛的熊不停地舔冰块里混着诱饵的匕首,匕首划到舌头流出腥味的血,还以为是敌人的血,越加兴奋,最后身亡。而那些旁观者凭着血气为各自的学术理由、收视率、和自以为义,在悔改与宽恕的挣扎之外摇旗呐喊,从始至终与当事人无关,与他们自己的灵魂无关,到头来一个都不如那个杀人犯陈步森。小说就在逃避与悔改、怨恨与原谅、恐惧与平安的张力中铺展、辩论、犹豫、拿定。故事很精彩,扣人心悬,这里不一一赘述。

关于小说里的信仰表述,我只觉得,北村为了不让小说落入福音单张的水平,在表述基督信仰价值观方面显得有些闪烁其词,在汉语文化缺乏基督价值观的背景下,我怀疑只有对基督信仰了解的人才能识别其暗语,非信徒在阅读时是否会有一些疑问呢?(虽然那些疑问只是非常细微的局部,并不影响读者对故事整体的体会)无论如何,北村是在尝试一种新的写作,以基督信仰为内核展开的叙事,这在当代汉语文学里是没有前车可鉴的。

这里有在线阅读版,但读起来似乎不那么自在,仅供参考。http://www.ddwenxue.com/html/hyjd/cplz/20080916/22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