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雷锋陈的模仿秀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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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艺术家舒勇几日前在湖南卫视创作的《雷锋陈》引起了争议。《雷锋陈》也成为网络热词。这件作品是根据雷锋带着雷锋帽手持钢枪的经典形象,将中国首善化妆打扮成为雷锋形象。然后化妆成雷锋形象的陈光标站在雕塑台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让现场的观众与他合影的党艺术作品。(摘自艺术家舒勇的博客

从艺术作品本身来说,这是一件十分聪明,十分契合时代背景的作品:时值道德下滑价值真空,雷锋去世50周年,“中国首善”陈光标具有争议地频繁高调慈善等。陈光标在媒体和众人眼里如同活雷锋一样帮助有需要的人。我想“雷锋陈”的形象进一步说明了“雷锋精神”的实质,以及潜藏中国社会深处的价值观及信仰问题。当艺术进入到社会语境,提示出人们对那些过于熟悉的事物背后还可以有其他观看方式时,艺术的发酵作用就显现出来。但由于艺术家本人对符号挪用、社会效应的兴趣,以及对红色文化的痴情,远大于对“雷锋精神”及其宣传模式的反思,远大于对今天更为紧迫的独立健全人格的关怀与重建(个体的/社会的),使得这件作品最终落入了无关痛痒甚至哗众取宠的伪行为艺术(包括之前的其他“党艺术”)。

同时,行为艺术也是一种极其讲究环境和受众群的艺术,合宜的地方为作品预备合宜的语境,观众的互动既能成就一件作品,也可以彻底毁掉一件作品。媒体的聚光灯既能照亮一件作品,也能按他们的意思照亮另一个地方,最终把人们引向与作品彻底无关的方向。通常情况下,行为艺术家只是一盘菜。在中国最具娱乐精神的湖南卫视展示这件作品决定了这件作品只能被用来娱乐,成为一场略带行为艺术色彩的模仿秀。

换个场景,比如同样的方式,让“雷锋陈”端着枪站在戈壁沙漠的雕塑台上,三天不吃不喝,没有人,没有娱乐,没有聚光灯……我相信这样去做的深度和价值远比目前的效果,这挑战着艺术家和“中国首善”对人性体察的诚意。把一个人从人群的景仰爱戴中抽离出来,从媒体事件中退出来,那才能够真正看清行善与创作的动机,才可能从一个模仿秀进入到行为艺术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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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虽是值得称赞的行为(无论是高调的低调的),但行善的方式却最诡异地流露着人性的复杂,以及这个人背后的信仰。

这里引用一段《马太福音》里耶稣对他门徒关于行善的教导:“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

这是说,行善不是为自己脸上贴金的行为,否则就极易导致伪善。这种伪善在人面前一般不易被察觉(甚至备受追捧),也并非即刻致命。但却映射出我们究竟在乎的是什么,在最隐蔽的层面,它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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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一次慈善活动现场,企业家都信誓旦旦宣称自己要捐助多少多少,“我们不捐谁捐,我们不帮谁帮”等慷慨陈词,还要创立相关慈善基金(后来统统不了了之)。我也准备了发言稿,不过临时计划改变没机会说。我想说,我们要感激那位被恶病缠身的人,是他让我们有机会去“行善”,让我们有机会为他人“无私地”付出,是他的苦难提醒了我们不过是人,需要彼此的帮助,甚至需要上帝,我为此感谢他。我相信苦难不是一场倒霉的厄运,苦难让我们不得不去反思生命的终极意义和答案,苦难甚至是生命最后的恩典……他人的苦难不能成为我们虚荣的外衣。遗憾整场慈善活动,“感谢”二字除了反复用在慷慨的企业家和受邀媒体身上,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用在同样“慷慨”的被捐助人那里(另一个层面的慷慨)。

在这个慈善娱乐化、艺术宠物化、榜样偶像化、偶像流水线生产化的国度,还有谁在认真思考这些真正的问题呢?

娱乐与偶发

回复一条评论,主要谈及行为艺术中的偶发因素,以及观众的娱乐方式:

1,我并无藐视普通观众的意思。我指的匮乏不是一无所有的那种匮乏,而是缺乏以心灵的真诚来回应现实的能力(无论是一件行为艺术或其他事件),反而被娱乐节目的方式潜移默化:书写成为一种表演,语言表白成为相互比拼的笑料,同时对意义失去了信心。

2,我对娱乐并不全盘否定,但却是十分警惕,特别是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娱乐精神及其方式。

3,我也并没有否定他们的介入行为,否则我就不会让他们介入了。他们的“作品”将来会和我的作品一同展出,包括他们用过的笔、擦过墨水的纸巾、书写过程中的录像和其他细节。他们的态度和反应构成了作品的一部分,但不是核心部分。

4,我对行为艺术现场观众的介入是有选择性地接受,有时我主动去激活它,并以此纳入我作品的核心部分(如“意外死亡现场”、“人人都是政治家”、“洗脚计划”等等)。而有时我不会给观众介入的机会,或者说我不会去激活他们(如“缠什么禅?!”、“盲点”等)。而这件作品,原计划并没有偶发部分,但既然发生了,我就选择性地运用它。在最后展出时使用它们,而不是将他们写的内容直接寄给我的英语老师,直接影响到作品的观念和发展方向。这就像有人在我的画上画了一笔红色颜料,我尊重它选择不覆盖它,但我也不会将就他的那笔未干的红色调出另一个颜色来,因为我此刻需要的是绿色,而不是橙色或粉红色。

5,严格意义上说,我在现场的书写并非表演,只是坐在那里写,毫无观赏性可言,也没有特别的身体语言,我自己并不将它称作行为艺术。正如开幕式上策展人介绍我正在做一个“项目”。如果非要定义,我称之为观念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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