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孙国娟

西方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家有一个区别,西方人不是很愿意让别人来挂自己的作品,不需要策展人做很多事情,认为自己的作品只有自己挂才能显示出最好的效果。无论是画廊还是博物馆都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却只有一个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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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问题

1,前些年因市场热形成的艺术热诱惑着各地艺术家在北京集结,奔着更大的舞台、理想、荣誉和小康而去。撒旦承诺的应许之地他必驻守,直至笑到最后。金融风暴的来临给艺术家们敲响了警钟。有的开始返回原居地,过着日常化的生活(而非被神话了的生活),或许,九十年代之后就逐渐干枯的地方性当代艺术又将重新被激活,再观望一两年就知道了。

2,完全用逻辑理性来评价女性的艺术,在我看来是不够的,这就好像炒菜忘记了放盐。如果可以,女性的艺术最好由女性去阐释,诗意的、联想的、生活化的、感情的、毫无关联的……它的任务不是在作品内部找出作品逻辑的合理性,而是打开观者的心灵。至于批评,艺术有其自身的标准,而这个标准不从属于进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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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牺牲还原为代价

收到雷姐的画册,和她的作品一样朴实而耐读,其中口述般的文字记录着她的军旅生活,记录着那个年代作为军人的艰苦、快乐和满足。于是,读着读着,又想再说点什么。

雷燕的作品,无论是讲述1979年中越反击战中死去上万十八九岁年轻人的《子弹穿过年轻的心》,还是近期那些冻在冰块里的女兵肖像与徽章的“冰冻系列”,

它们都源于艺术家心中那起初最朴实的感动,源于生活中的一些故事。譬如,在雷燕一生中唯一一次醉酒时,正在炮弹频繁落下的焦灼土地上,一个男兵说,这也许是我今生最后一次和女人喝酒了,或许明天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这不是壮行酒,只是一次前线的部队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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