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先锋派、庙会或者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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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第八回:儿童江湖,丽江拉市海海南吉祥小学,2005年

江湖:先锋派、庙会或者游击队

文/罗菲

一、“江湖”缘起

一部在昆明圆通山儿童游乐场里拍摄的有关“江湖”的纪录片里,蓝皮一开场就试图捕捉有关“江湖”的特征:“‘江湖’就是刺激和好玩!”

向卫星则认为:“‘江湖’是一个经验,一个过程,也许这个过程并没有按自己的想法去实现自己的作品……”

另一位看上去非常老江湖行头的算命先生在“江湖”开幕式上对观众坦言:“我不懂江湖……”

从这几位“江湖”参与者的口中,我至今依旧看到那场在云南持续两年,参与人数众多的艺术现场所饱含的活力、矛盾和重要性。

“江湖”是2005年至2006年间在昆明、丽江、阿姆斯特丹等地发生的每月一次或数次的艺术项目,该项目主要由向卫星、木玉明、罗菲、和丽斌、林善文等艺术家组织发起,获得丽江工作室的资助。由于该项目极其活跃,在展厅、街头、公寓、山头、湖泊、学校、公园等地做艺术展,在展览中融入大量民间娱乐和游戏精神,并邀请众多民间手艺人、儿童和没有受过艺术教育的市民参与创作,使其迅速获得了本地艺术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在2006年国内一次网上投票中获得年度最佳展览提名。

艺术家们起初用“江湖”来命名这个艺术项目,是源于昆明城市俚语“江湖一片,乱B麻麻”,它暗示了整个项目具有潜在的丰富性、复杂性、危险性、非常规手法、不可言喻和激进的态度。尽管字面上“江湖”即为江河与湖泊,但文化经验上每个人对江湖都有不同的理解,具有非常开放的可能性,正如“江湖”的赞助人正杰(Jay Brown)所言:“江湖这个词比艺术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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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善文装置作品,江湖第六回:摩登传媒,实域艺术空间,2005年

二、2005年的中国当代艺术状况

回顾“江湖”,需要回顾2000年之后的中国当代艺术状况。首先是当代艺术在本土的合法化以及各地艺术社区的建立。2000年第三届上海双年展“上海•海上——一种特殊的现代性”宣告了中国当代艺术进入被公众和官方接纳的“合法化”时期。随后几年,大量民营艺术空间和艺术社区不断涌现,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是2001年昆明西坝路101号创库艺术社区的成立,以及稍后在中国乃至全球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区北京798的成立。

而昆明创库与北京798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昆明创库过去十多年一直延续着由艺术家和艺术机构自我组织的松散状态。798则在2006年由政府介入,开始了产业升级,走向高端时尚和重要的艺术卖场。这也预示着中国艺术社区模式从最初艺术家自我组织的Beta测试版本,进入到政府政策下的产业配套开发,政府权力与地产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正式版本。自此,中国当代艺术在整体上放下了先锋与前卫的激进旗帜,而采用“实验艺术”或更中性的“当代艺术”来指称所发生的一切。

其次,是中国当代艺术自八五时期以来的自我组织方式,这包括了各种小组、画家村、艺术区、艺术家自营艺术空间,非盈利空间等。“自我组织”一词在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中的第一次使用是2005年的广州三年展,展览专门设立了一个叫做“自我组织”的单元。“自我组织”被描述为“一些存在于传统的艺术体制之外的艺术组织、艺术机构、艺术社区”,而参与这个单元的有机构、小组,也有各种性质的艺术区,昆明创库也是受邀者之一。因此我们看到,2000年后的中国当代艺术在自我组织、艺术区建立、与社会合作(对比2000年上海双年展外围展中另一个重要展览“不合作方式”)等方面表现得十分活跃,这极大推动了社会对当代艺术的接纳度,乃至艺术市场的蓬勃发展。到了2005、2006年,中国当代艺术达到异常繁荣的地步。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当代艺术才被重新抛回反思和常态化的发展。

昆明创库之后,激发起本地更多青年艺术家寻找他们各自艺术区的想法,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是成立于2003年由艺术家向卫星自营的实域艺术空间(ALAB Space)。这个空间在麻园村云南艺术学院对面,一家制造轴承的闲置厂房里。这里主要举办具有实验性和前卫性的艺术展,如“放大”(2003年)、“看图说话”(2004年)等。后来这里成为“江湖”的主要发生地。实域空间一直由向卫星个人资助,无偿提供给年轻艺术家们使用,直到2009年关闭。

尽管2005至2006年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极速发展时期,但这主要发生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并且主要是油画在市场上的成功。昆明的一些艺术家依旧秉持着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行为表演和装置创作为主的先锋姿态的余温,“江湖”则在资本与权力来临之前,将这种余温重新点燃。

部分参展艺术家合影

江湖艺术家合影,江湖第四回:超级倒叙,2005年

三、先锋派、庙会或者游击队

从对20世纪上半叶先锋派的历史反思角度来说,“先锋”主要表现在打破艺术的自律,并以此试图重建艺术与生活领域的关系,其出发点是一种对社会的介入意识 ,他们具有改变历史和介入社会的文化诉求。20世纪60年代先锋派的另一个特点是游戏精神,通过把娱乐和游戏纳入到艺术中来解放艺术表达模式。孩子气的游戏使成人从固有的规范、限制和禁忌中解放出来,这以激浪派表演为代表。“江湖”在这一点上与激浪派一致,它模糊了艺术和生活的界限,模糊了艺术家和非艺术家的界限,使艺术体验变得十分容易,制造出另一种观看艺术展的期待。“江湖”的艺术家和策展人甚至还授权给儿童和非艺术家,让他们参与策划、创作和展示,使“江湖”成为一场场具有节日号召力的庆典。

回观昆明,这座城市因其怡人的气候,慵懒的阳光,地处边疆的地缘政治和多民族杂居的环境,形成了有别于其他省市的多元包容的文化生态,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具有浓郁市井息的先锋派。他们关注都市人的日常生存经验,比如何云昌的《金色阳光》(1999年),朱发东的《寻人启事》(1993年),于坚的诗歌如《尚义街》,罗菲的行为《意外死亡现场》(2002年),郭鹏的行为《祝你们幸福》(2001-2004年),王军的《昆明我走了》(2007年),和丽斌的《芳香的记忆》(2009年至今),以及2012年的“昆明菜市场艺术项目”……他们都不是高高在上的先锋派,而是步入到市井之中,与普通民众互动,邀请民众参与,甚至有浓厚的俗化色彩,这在“江湖”尤其突出。

批评家高名潞把成都艺术家个人与成都市井环境互动的前卫艺术称作“街头前卫”,用“公寓艺术”去界定1990年上半期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和南京等地出现的前卫艺术。由此可见地域环境对当地艺术发展的影响,和艺术家在有限环境里的对应策略。昆明的市井气息在某些方面具有和成都“街头前卫”相似的特征,而“江湖”的发生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中国西南当代艺术同质化的面貌,使其从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的前卫艺术面貌中区别开来。

“江湖”很多时候发生在街头,它作为节日的场景感特别强,每次参与的艺术家和观众至少在三百人以上,并且吸引广大市民和民间手艺人参与。于坚在一次座谈会上这样描述到:“我记得那一天在现场,我遇见某艺术家的父亲、某艺术家的母亲、他妻子他舅舅他姨妈,乱七八糟的人都可以在里面,什么算命先生什么补渔网的都在里面,他们用‘江湖’的方式复活了中国传统庙会暗含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它具有天然的亲和力。‘江湖’这个词,用英语是翻译不出来的,这就是最深刻的与‘贫困戏剧’、‘激浪派’的区别。”(参2005年5月25日“江湖”座谈会记录)
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称“江湖”是一场先锋派的“庙会艺术”,它具有广泛的参与度,民俗文化、先锋文化、市井文化融为一体,知名艺术家策展人与学生市民一起创作,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一场拉平了的先锋派表演。但这也正是“江湖”备受争议的焦点之一:“江湖”究竟是娱乐还是艺术?这里我引用挪威艺术家、作家古托姆•纳尔多(Guttorm Nordø)在1970年出版的《致激浪派》里的回答:请记住,如果你想要与一个激浪派的人士讨论什么事情,最重要的是问对问题。

这场“庙会”的另一个特征是非常的国际化,参与到“江湖”中的国际艺术家队伍十分庞大,大约占到一半。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江湖”并非云南地方性当代艺术实验,而是一场基于地方的全球视野下的国际艺术实验,正如一战时期发端于苏黎世的达达主义运动一样。这也是昆明创库之后的一个重要格局,来自欧洲、北美、湄公河流域的国际艺术家常年驻留和工作于昆明,并与本地艺术家开展合作与对话,他们成为昆明艺术生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昆明作为多民族且国际化的文化现场,这在国内其他城市极为少见。

然而,“江湖”并不只是以固定地点展开的“庙会”,它在各种时段的各种场景举办过活动,比如学校(丽江拉市海吉祥小学)、农村院落(拉市海四合院)、酒吧咖啡吧(蓝白红、说吧)、展厅(昆明会堂、实域空间)、公寓(园西路丽江工作室)、山头(丽江马鞍山)、昆明的街头巷尾、阿姆斯特丹的湖泊……它像江湖艺人那样不断游走,比如江湖第三回“移动影像”计划、江湖第五回的爬山旅行、江湖第十二回在拉市海各地展开的活动等等。因此我们可以说“江湖”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动态现场。如果我们把“江湖”看做一个艺术小组(事实上它的确是一个小组),那么这个小组更像一个游击队,四处制造颠覆,阻击僵死的艺术模式,同时又带来惊喜,带来欢乐。

这样我们可以解释“江湖”另一个争议的焦点和矛盾:艺术家个体和群体的关系是什么?艺术家的作品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期待一场艺术运动之后能诞生某位艺术家的经典作品,用某几件作品说明那场运动的思潮和风格。这是现代主义思路下的自我组织模式,也是八五时期以来的策略和结果:艺术运动产生中心人物和作品。但“江湖”作为去中心化的艺术运动和工作小组,尽管有核心成员,却并没有一种灵魂人物和灵魂作品的结构在里面。它更像一场公民运动,人们自发聚集,主动分享各自的才干和资源,表达自己的观点,共同遵守另类的“契约”(展览游戏规则),给他人看到另一种可能性。“江湖”也是作为一场去精英化的集体先锋派表演,每位艺术家、观众都是其中的表演者,他们的作品和随身携带物品以及宠物都是作为那场表演的道具而被特别邀请进来。人们因为与生俱来的平等的创造力,而在一起庆祝。

展览现场7

江湖第一回,诗人于坚在现场为江湖题字“春天来了”,2005年

四、云南当代艺术的未来

因此我们看到,“江湖”能在2005-2006年的昆明发生,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那时正值中国当代艺术蓬勃发展的青春期,艺术社区兴旺发展,先锋派艺术态度的余温尚存,中青年艺术家十分活跃,本地艺术家和艺术社区尚未被权力与资本夹击,高校师生身处文化艺术第一现场(而后他们都搬去了距离昆明城区40公里外的大学城)等等,都是孕育本土新兴文化运动的土壤。

这场持续两年的艺术运动,也为本土艺术家训练了一种复合型的工作方式,尤其在缺乏学院系统支持,艺术市场尚待完善的环境下,艺术家们拓展了组织、策划、写作、联络、语言等方面的能力。艺术家型策展人、艺术家型批评家在后来云南艺术生态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更倾向于把“江湖”看作一场持续两年的具有颠覆性的行为艺术,那种与大众审美对抗式的行为艺术态度在“江湖”中被转换为一种人人都渴望参与的期待感。这件宏大的表演作品,也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行为艺术中那种痛苦、迷失、暴力的身体经验中解脱出来,呈现出欢乐的身体经验。因为做艺术是为了庆祝,生命是为了庆祝。这或许是云南当代艺术自“江湖”以后可以继续发展的经验和美学吧。

2014年4月16日,昆明

《艺术的终结之后》读书笔记(一)

安迪·沃霍尔“布里洛盒子”,摄于瑞典现代美术馆

安迪·沃霍尔“布里洛盒子”,摄于瑞典现代美术馆

艺术终结之后 读书笔记(一)

【按】前段时间一篇访谈小范围激起了云南青年艺术家们的讨论,大家看到近些年的艺术现象,当代艺术在云南呈回落态势,不再有明显的探索性实验性的“宏大叙事”。05年-06年“江湖”之后,随着艺术家的出走或转型,云南当代艺术的火焰渐渐熄灭下来。并看到更多以审美体验为根本诉求的创作(比如风景),而非思想观念的革新推进。我将近期阅读的16年前阿瑟·C·丹托在艺术哲学方面的重要著名《艺术的终结之后》,摘录部分与大家分享,一起思考我们所创作的艺术。这是一部比较激进的著作,但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历史线索和界限划分。

序言部分

假定我扛着一把雪铲回到历史中,我可以解释它用来铲雪多么有用,这容易被理解,但是如果我扛了两把雪铲回到历史中——一个是现成品,另一把仅仅是一把铲子——他们会发现很难看出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异。

我们已经真正地进入了一个多元主义的时期。不存在一个正确的创作艺术的方式。

艺术体制急剧变化,我们已经进入“后历史”时期出现的极端多元主义。例如,在美术学院里,技能不再被教授。学生一上来就被看作艺术家,教师在那里只是帮助学生实现他们的创意。这种态度就是学生可以学习任何他需要的东西,为的是创作他想要创作的东西。……在高级的美术学院,学生有他们自己的工作室,教授们也是艺术家,定期来观摩,看一看正在做什么,给出一些指导。……数以千计的博物馆修建起来,但不是展出那些“经受了时间考验”的珍宝,而是展出当下正在做的事情。……艺术家到处旅游,他们变得国际化。……艺术世界自身已经没有中心,人们会说,中心到处都是。

【评注】去年夏天在瑞典皇家美术学院短暂拜访,做讲座。学院规模看上去只当中国的一家小型私立小学。但每个学生自己选自己的工作室,一个人一间,然后根据自己创作需要去找老师,丝网印刷、油画或者录像、互媒体。约瑟夫说,皇家美院每年有一千人报考,只招二十人,他考皇家美院好几年了,都没过。这次做完“圣愚”个展,它准备带着展览资料去申请,希望能过。而这正是文中提到的模式,学生一上来首先是艺术家,教授也都是艺术家。在诺地卡有好些瑞典中学生都做过个展,他们高中毕业后做段时间艺术家,然后抱着资料回去考美院。美院不是看你的技能,而是你的观念。

同样,在北欧,各类博物馆都开设了当代艺术展览空间,比如我们“桥梁II”的两处展馆,乌普萨拉市立博物馆以及一位已故当地艺术家的故居博物馆,两处除了永久展出那些藏品外,都在近年开设了当代艺术展区。

多元主义意味着人们可以仍然是传统艺术家,但只是作为一种选择。 Continue reading

薛滔访谈:当代艺术在云南

艺术家薛滔

艺术家薛滔,摄影:罗菲

薛滔访谈:当代艺术在云南

时间:2012年12月27日下午
地点:昆明创库
罗菲:TCG诺地卡画廊策展人
薛滔:艺术家
和丽斌:艺术家、策展人、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

一、从云南出发

罗:你是云南最早做非架上艺术的艺术家之一, 1994年在大理创办红心社,2005年在北京创建“候鸟天空”艺术空间,一直推动云南艺术家与外界的联络,见证了云南 70后艺术家的整体起步到发展。请介绍下当时发起红星社的状况。

薛:我1989年进入画室学画画,那时在读初一,1994年高中毕业考大学。我们之前在画室一起学画画的人,大多数毕业后就结婚生子,没搞艺术了。那时不像现在,突击三个月考美术,那时考四五年都很正常。我觉得那么努力考艺术,最后没有坚持下去太可惜了,喜欢的东西应该坚持。兰庆伦、段义松、石志民等,我们组成一个社团。当时还不知道八五新潮 ,只是从杂志上看过伤痕美术 。都是大理的艺术青年,作为一个社团主要是为了帮助大家把这个爱好继续下去,定期做活动、展览、交流,但没有明确创作方向。1997年后成员就多了,苏亚碧、刘琨他们加入进来。当时昆明除了美协的展览,其他展览一个也没有。我们1997年第一次做展览,2000年第二次展览在云南艺术学院美术馆,陈长伟他们加入进来。后来每两年有一次,以双年展的方式,也是受当时双年展模式的影响。

罗:05年做了“候鸟天空”艺术空间,这个还在吗?

薛:2002年后昆明的展览就多了,尤其是有了创库以后。2003年和向卫星他们一起做“影子”新媒体展,当时你也过来帮忙。然后在红香蕉画廊、诺地卡展过“羊来了”。2003年我们去上海参加春季艺术沙龙,做了一个“高原反应”的展览,2004年在上海多伦美术馆做了“紫外线”展览。当时中国有一种萌动,艺术家都在积极活动。因为中国艺术界经历八五思潮,再到“后89” ,之后就黯淡了。1990年代到2000年是沉寂的状态,2000年之后突然有一种力量在爆发。陈长伟、和丽斌、和嘉我们当时在上海停留很长时间,和各地艺术家接触。人的激情一旦打开就收不住了,大家都有一股冲动,感觉到中国艺术界即将发生大事,但不知道是什么。
2004年我与和嘉去了北京,在通县滨河小区,那是圆明园画家村解散之后的一个聚集地。当时圆明园的画家一部分被遣送回原籍,一部分有钱的去宋庄买房,还有一部分搬到通县滨河小区。何云昌当时在那里,艳俗艺术的主要成员都在那里。可我想,我干嘛来这里,如果我为了过小区生活,我在昆明就可以过得很好,有工资,有保险,我辞职来北京不是为了这个。后来就去到索家村弄一个空间,是云南艺术家集资做的一个空间,就是“候鸟天空”,想在北京做一个云南的窗口。
成立半年之后,索家村就开始拆房子了,市领导整顿市容,拆违章建筑,索家村就属于此列。我刚刚辞掉工作,借了钱来做艺术空间,结果才开始就面临悲剧。后来拆迁队来了,大家都还在睡觉,听到轰隆隆来拆房子。法院、法警、城管、警察、大型挖掘机把我们全部围起来。 Continue reading

收获的季节——写在“四季•秋天”展览之后

吕丽蓉,熟悉的陌生人
吕丽蓉,熟悉的陌生人

收获的季节——写在“四季•秋天”展览之后

文/罗菲

“四季”云南女性艺术展经过四年的跋涉,终于到了“秋天”,象征着收获的高峰。这次展览作品质量和效果格外好,我认为是四次展览里最成熟的一次,说明这个四年项目的确带动了云南本土女性艺术家的整体创造力和凝聚力。

云南女性艺术群体的起步跟2002年“长征”艺术项目朱迪•芝加哥来访有关,那次在泸沽湖的合作刺激了本土女性艺术家们在性别政治层面上的身份意识。之后,以孙国娟、雷燕、苏亚碧等为代表的女性艺术家与西方女性艺术家有过多次合作(如“糖和盐”、“航海日志”等),这些合作多为非架上绘画的协作方式。再后来,她们开始组织一些以女性为名义的本土展览。这些经历表明,过去十年云南女性艺术家群体之间的合作具有一定国际经验,协作经验,在形式上较开放,以装置和纺织品较突出。

和云南的学术气候、政治气候有关,这里的女性艺术家并没有花经历去梳理究竟是“女性艺术”还是“女权艺术”的问题,更没有激进的大猩猩策略,明确的女权宣言。尽管她们起步跟女权主义开山鼻祖芝加哥造访有关,但事实上她们聚集在一起更多是讨论艺术本身,专注于自身经验与情愫如何转换为独立的艺术表达,探讨在特定形式中的可能性与经验,扶持鼓励年轻女性艺术家不断创作,并且始终建立在与男性开放合作的关系中。

女性,一个在日常家庭工作生活中容易因种种原因放弃创作的群体——我这是引述很多女性艺术家的看法,事实上这也是所有艺术家所面临的张力。一位男性艺术家为艺术放弃家庭并不比一位女性艺术家这样做更高尚更理所当然,都一样的遗憾,甚至男性艺术家要承担的责任应该更大(如果以大男子主义观点来看)。家庭和艺术之间不是平衡问题,而是秩序问题,家庭始终先于艺术,正如艺术家先于艺术一样。诚然,女性艺术家群体在创作、展示、对话、理论、市场等很多层面面临的挑战并非只是家庭与工作的张力,这是另一个话题。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女性也是一个具有细腻情绪体验的群体,普遍意义上,比男性更敏感更丰富。这也是每次“四季”展人们所看到的,展厅里的艺术比男性艺术家群展更有趣、更丰富、更有亲和力。

艺术,作为一种在日常经验中容易被忽略被模式化的精神样式,却可能帮助我们不断走向对技艺的卓越追求,对自我的深度认识,对美的呼求,对意义的敞现,以致走向信仰的维度。这里以“四季•秋天”展览中的几件作品为例,来看艺术家们如何表达。

苏亚碧,椅子
苏亚碧,椅子

王钰清,日记
王钰清,日记(局部)

苏亚碧的《椅子》是用银丝线绣在浅灰色调布面油画上的作品,显出作者对浅灰色与白色之间丰富色域的微妙捕捉能力。画外银丝线的实体感与蓬松感,和画中若隐若现的方凳形成强烈的感官对比。王钰清的刺绣作品《日记》也有相似的视觉特征,并且将传统女红刺绣手艺转换为当代艺术的个人语言。她们二人的作品散发着艺术家对某些物件所具有的特殊感情,流露出唯美主义倾向。这也是许多女性艺术家所共有的美学经验。

白雪娟油画
白雪娟,2011年2月1日马尔默到哥德堡的列车窗外

宋梓萍油画,记忆
宋梓萍,记忆

白雪娟的油画《海边》及《2011年2月1日马尔默到哥德堡的列车窗外》将北欧冬日景象用淡淡的冷灰色调营造出来,带着诗意的流动感,和孤寂的客旅情怀,画面树枝、海涛、云层仿佛薄纱婆娑。宋梓萍的油画《记忆》也是风景,昆明的滇池与西山,近处两只鸟,一只正箭步起飞,像飞镖一样朝远处射去,这个精彩瞬间在平静的景象中显得有些不安,似乎预示着人类城市生活对动物的惊吓与驱逐。

雷燕,那一年的秋天
雷燕,那一年的秋天

雷燕《那一年的秋天》是一台用迷彩布料塑造的实物大小的老式缝纫机,在50年代后期缝纫机被称作中国家庭四大件之一(其他三件是自行车、手表、收音机),象征着那个时代的幸福指数。这件作品在整体视觉上饱满,细致,内敛。从缝纫机上的八一标识可以看出,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在作者的生命历程中烙下深深印记。这也是雷燕身上独特的身份感、历史感和信仰情怀,她将之转换为艺术表达的泉源,又通过艺术,追忆一个时代的影子。

朱筱琳作品
朱筱琳作品

朱筱琳的插画《印记》系列及木刻作品《地狱》以个人化的内在生命体验为蓝本,将观众带入梦魇般的画面,她用黑白线描及木刻描绘了人在肉身与灵性、过去与当下、绝望与盼望、恶与善之间的辛苦争战。

玛丽安,七宗罪—七种内在形式
玛丽安,七宗罪—七种内在形式

比利时艺术家/诗人玛丽安(Marjan Verhaeghe)的装置作品《七宗罪—七种内在形式》以四两拔千斤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关于罪的样式及其影响力。她将七种由橙黄到瑰红不同明度的螺旋状纸片悬挂空中,底端恰好触碰在水面上,其排列顺序由浅入深,分别代表着: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贪食及色欲。当有人走过作品,甚至有人在作品旁说话,螺旋状纸片会因为轻微气流随即旋转起来,不断上腾运动,纸片旋转带动水,形成荡漾开的波纹。这件作品以互动形式向人们敞开了一次对灵性、对神学的体验。罪在人性中那么容易被试探,哪怕一句话也可使我们的傲慢、妒忌、贪婪翩翩起舞,醉人迷人,进而影响我们的周遭。这个世界之所以波涛汹涌,动荡不安,与罪有关。

展览中还有其他不错的作品,如吕丽蓉的石雕《熟悉的陌生人》、马丹油画《无题》、普艳《无声的侵入》、郭俊秀《妆系列》、刁文华《迷失》等等,这里不一一赘述。这些作品都以较为成熟的个人化语言和形式对艺术、对自身经历和人类生存状态做出了精彩阐释。那些感受、情绪、心境、思绪、想法、尝试,可以通过艺术,被真实地表达、呈现,与人分享,以艺术会友。

最后要说,“四季”云南女性艺术展与TCG诺地卡画廊的持续默契合作,并得到本土企业丹彤集团的大力支持,也是该项目得以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中可以看到地方性当代艺术的在全球化趋势中的发展经验和自处之道。

有关云南风景写生的访谈

被采访人:罗菲(以下称L)
采访人:沙玉蓉、杨晓燕、饶刚 (以下统称J)
录音整理:杨晓燕
采访时间:2011年11月26日
采访地点:云南大学老校区

J:如何看云南风景写生现象?

L:感觉这几年特别火,其实风景写生现象在云南艺术家群体身上一直都有。然后近几年频繁的集体写生活动或展览也跟倡导风景写生的主要艺术家在教学中大力推动有关。

风景写生本身是现代艺术里面的一个课题,也是一个很类型化的课题,像歌舞剧、动作片一样它是一个很容易类型化的东西,因此也比较容易进入市场获得认可。云南的风景资源、生态资源和民族资源特别丰富,以风景作为策略和入口,也容易打开一个局面,这是我理解这几年这种写生活动越来越频繁,展览越做越有影响的原因。

这次跟地产相结合,我理解是有意识把云南风景写生的这种艺术样式向主流文化和外界推进。以往这都是学院内部的课题研究,或者艺术家群体自发的活动,而现在试图往主流文化群体和大众推广,以此培养云南本土的收藏群体。

J:风景写生在今天有何价值?

L:有关风景的创作永远是有价值的,只要有人存在的一天它就会有价值。这包括很多方面,首先它促进艺术家和观众了解一个广阔的世界,帮助学生从教室学校很小的活动领域进入更大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艺术素养会得到很大提升,最基本的包括传统课题里的色彩、造型、构图等方面。其次是提高我们的人文素养,发现这个世界并不只是以“我”为中心的世界,还有自然界中丰富的领域和相互关系,这激发我们对人和世界有更多的体会和思考。第三,这是一个环境不断变化,并且总是未知的领域,它促使人们去探索世界的同时,在不同的区域和时代背景下,它要求艺术家保持敏锐和新鲜的眼光去看待艺术,不断调整对所谓“风景”的认知。

J:对云南风景艺术未来的预测。

L:在很长一段时间风景都会是云南艺术家创作的主要土壤之一,并且会影响到艺术家的创作观念。风景写生会使这种地方性的文化样式在当代艺术领域变的越来越重要,并且在公共领域获得欣赏。这是好的一方面,同时也带来思考,就是我们如何在当代环境中创作与风景有关的艺术?我们如何理解风景,如何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社会和景观,我们在艺术上的方法、媒介、思想资源、语言等是否因为“写生经验”而获得推进?如果没有,那么这和唱红歌运动有何区别?

J:你对写生的定义是什么?

L:狭义上它就是对着一个对象画画,通过这个提高手、眼、心在表达上的一致性和绘画的功夫。广义上讲,它是认识世界和自我的一个方法,从早期现代主义研究色彩、空气、光、空间,到后来表现主义表达自己的感受和存在感。那么在今天,我们面对世界和自然的方法及语言还可以更丰富,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从恐惧到掠夺到保护到欣赏——或者我们一直处于这几种关系的矛盾中。并且我们对自然的定义也在改变,它进入到都市,以公园或别墅区的样式存在,或者被纳入旅游行业和地产行业。因此我觉得今天的艺术家不能只是将自然当作一个不变的诗意标本来描绘,一种疏离的恒定关系,而是将自然、景观、社会当作我们共同进入的一个场景、一个剧场,来重新理解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并且敏锐嗅到其中不对劲的地方。

段玉海,《文革遗梦》,布面油画,73x100cm,2011年

段玉海,《文革遗梦》,布面油画,73x100cm,2011年

J:风景绘画为何会在这段时间活跃起来?

L:这与本地艺术家、策展人的努力有密切联系。他们将传统教学课题转换为当代艺术在地方上的经验,策展人又将这个过程带入社会。

J:风景写生在今天的美术专业教育中的意义是什么?

L:前面基本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么在艺术教育中,我觉得除了艺术素养和能力的提升,还亟待提高学生们的综合人文素养,认识到世界的丰富,思考人存在是为了什么,人是不是能够征服世界,一切是不是就是以人为中心,人又是如何从自然进入都市,都市怎样与自然互动……以前的哲学家、作家、艺术家、建筑师、园丁又如何看这些问题。这是教育里比较缺少的一部分,我们比较注重写生实践,而忽略了作为人类宝贵遗产的思想和知识,就像忽略了土壤而追求产量一样。

J:怎么看老艺术家稳重的风格与年轻艺术家个性明显的这种现象?

L: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对艺术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上一代艺术家更忠实于风景本身,艺术是一种再现现实的手段。而年轻艺术家更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和表现力,对形成自己个人化语言感到更迫切。

J: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风景艺术有那些不同于过去的新趋势?

L:全球化过程中的都市化过程会改变人们对风景的认识,以及认识方法。比如数字技术、互联网、交通工具、语言、甚至各地区有关自然和动物的法律都会形成全新的我们对自然的认识,这也带来许多艺术创作上新的可能性。
而传统风景绘画会因为忽略环境的改变,容易变得越来越伪善,越来越自我陶醉,最终像云南的重彩画或大众书法一样,缺乏与当代生活互动的活力。

J:风景写生活动如何植入艺术地产项目,有哪些可能性?

L:其实地产项目对风景、人体、肖像等传统绘画是相当兼容的,彼此间基本不具有排他性(重口味除外)。我觉得这里不存在艺术上如何植入的问题,就像可口可乐如何植入春晚,这是问题吗?不就是看双方怎么谈,什么时候出现,出现在哪儿,完了利益怎么分配。但传统风景写生传统要如何转换为艺术在当代的可能性,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比如风景写生如何植入城中村改造、如何植入圆通山动物园搬迁、如何植入心灵治愈、如何植入地铁站、如何植入电子设备……可能性其实还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