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地产、写生与造境

这是我今年6月参加在寻甸举办的风景写生活动中“写生与造境——云南风景艺术论坛”上的发言,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感谢沙玉蓉):

关于艺术与地产

因为我是艺术家背景,所以我会更多从艺术家角度来考虑(艺术与地产),在我参与的各种活动当中也不乏听到艺术家说找不到自己的定位,认为自己在活动中就是商家的一盘菜,或一颗棋子。地产商也会抱怨被艺术家忽悠。说明商业和艺术许多时候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在这个精致的时代也不是不可能,看怎么平衡利益,双方在其中如何找到自处的方式。

类似这次的活动要持续做下去,并且做好,我认为有一些核心要素。第一是地域性,比如在云南这个地方适合生长什么样的东西,适合推进什么样的艺术样式?圭山之所以能成为云南当代艺术的摇篮,是因为与本地艺术家的成长历程,精神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仅是因为有了那个可以写生的地方,而是艺术家在那里推动了这个时期艺术的发展。第二是持久性,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如果在一个地方持久的做,会做出他自己的一个品牌。这个持久性就包括了在管理、公关、宣传、与艺术家的合作等等,当然也包括了持续投资。第三是创新性,我们不是要翻版宋庄或创库,或者任何一个艺术社区模式,而是找到自己一个新的模式,与这个地域有关系的模式。这就需要创造,也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第四是专业性,这不仅是对地产商在运作上的要求,也是对艺术家在创作上的要求。我们是靠优秀的艺术作品来获得艺术中的一席之地,不是靠玩票。最后就是超越性,我们不是把热情放在地产经济一时的得失,或是写生的集体活动上面,而是对艺术无私的热爱,因此我们不计较这个事情本身的得失。

关于写生与造境

三年前(09年),我们做过一个展览叫“就地造境”,也是基于对云南写生传统的梳理。王国维曾提出“造境”与“写境”的概念,他认为“造境”的境界要更高一些。关于这个我们可以追溯下绘画的传统,一方面我们观察小孩子画画,一般小孩子画画不用看他所要画的物体,他们画他们所认知到的样子,这是“画所知”,这也是古典时期的绘画传统。那时很多艺术家画画并不是画他所看到的世界,而是画他所知道所理解的世界。所以我们古时候的山水画,画家并不需要跑到山巅俯瞰整个世界然后照样子画。再比如有些老画家,他教你画牡丹,他会教你怎么出墨、怎么下笔,但是他不会放一朵真牡丹让你照着画。但是后来“画所知”成为了一种程式,概念化了,也就自然需要突破。像管老师提到的透纳,他想要画海景,他就认为他不能在工作室里想象着画,他要把自己绑到船上,行驶到巨浪当中去,一边体验一边画,这个就叫做画所见,也是现实主义传统,库尔贝说我只画我见过的事物。从这里开始就进入到了现代主义写生传统。包括到后来的印象派时期都是画所看到的东西。如果我们从世界观的角度来讲,古典时期人们的哲学观念与世界观都是基于神造或神秘主义的世界观。在这里(寻甸)我们看到的大多数作品都是画所看见的世界,而没有刚刚我们所说到的境界。

早上唐老师提过写生与当代艺术的关系,写生是从画所知到画所见。目前我们很难用一个规范的框架来定义当代艺术,但它仍然是有一些特征,比如说当代艺术中的“问题主义”、“情境”、“跨界”等。

管老师说写生是学院派的传统,我简单梳理出当代的写生有以下几种形式:第一种是我们常见的“工具论”,把写生当作创作的预备与练习阶段,这是学院教育的一环。第二种是“心境论”,艺术家已经找到自己的语言,并熟练运用,因此可以进入一种审美的状态,描绘心境。第三种是“处境论”,来的路上我和一个朋友讨论过“特定场域艺术”,这是一个新兴艺术样式,主要是以行为艺术、大地艺术、装置艺术等方式,专门针对某个地方的温度、空气、湿度、物理空间等等来创作一个作品,这类作品在我们的风景传统里比较少见。这几点是写生与当代艺术关系的思考。

其次,在地产模式下,写生这种艺术方式很容易进入到中产阶级的审美框架当中,在商业模式中容易滋生创造上的惰性,从而消减了艺术家在语言与样式上的尖锐性和实验性。比如刚刚我们所说的“处境”,写生就不再局限于画画,或者说写生本身并不重要,而是人到了这个新的地方来除了写生还可以做的其他事情,比如对视觉文化的展示考察,这里的人文、地理、原住民、城市化进程、留守儿童等问题是怎样的,这些处境如何进入艺术家的视野,而不再是保持距离地描摹,为了守住一个所谓风景艺术的范本。我觉得当代艺术有个重要的命题,就是要进入我们所处的“处境”当中。所以在写生这样的活动上就要多鼓励艺术家去实验一些新的方式。

如何将写生转换为当代艺术,最后变成一种针对这个特殊场域而展开的艺术方式,这些都是我们在相关艺术语言上面需要反复讨论和实验的,直到一个来乡村创作的艺术家不再被定义为风景画家,而是当代艺术家。也就是说,艺术家是选择把世界当成是一个标本来临摹,还是当成是一个“处境”来进行回应与互动。我觉得这些是在新兴艺术中需要转换的东西,这是留给年轻艺术家们的任务,我们不能对我们的处境视而不见。

余华:十个词汇里的中国

按:十多年前读《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印象十分深刻,尤其是前者,一口气读了好几遍,比张艺谋版的《活着》更平和更具力度。留下一个直观印象,余杰对在中国活着有着切肤之痛的体验,这是一种中国经验,也是一种生存经验,是对生命每一口气息的凝视。尽管余华的作品中没有超验的信仰维度,但他对蜷缩或俯伏在尘埃呛鼻的大地上的人,有着深刻的怜悯与悲怆之情。
如果说那本经典的《活着》离我们稍远,以至于我们误以为那不过已然成为历史,在这本《十个词汇里的中国》里,则打消了我们坐在火箭般的速度上的盲目乐观。
这十个词汇的选择显然有着作者自己的用意和情结,我在想,如果是我,我会写下哪十个词?而你呢?
这里摘录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里的后记,再之后是关于这本书的书介。遗憾这本书大陆没卖的,在网上可下载电子版阅读。

《后记》
余华

一九七八年的时候,我获得了第一份工作,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缜上成为了一名牙医。由于我是医院里最年轻的,除了拔牙,还需要承担额外的工作,就是每年的夏天戴着草帽背着药箱,游走在小镇的工厂和幼儿园之间,给工人和孩子打防疫针。

我需要解释一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虽然贫穷,可是仍然建立起了一个强大一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免费给人民接种疫苗和打防疫针。我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当时还没有一次性的针头和针筒,由于物质上的贫乏,针头和针筒只能反复使用,消毒也是极其简陋,将用过的针头和针筒清洗干净后,分别用纱布包好,放进几个铝制饭盒,再放进一口大锅,里面灌上水,放在煤球炉的炉火上面,像是蒸馒头似的蒸上两个小时。

因为针头反复使用,差不多每个针头上都有倒勾,打防疫针时扎进胳膊,拔出来时就会勾出一小粒肉来。我第一天做这样的工作,先去了工厂,工人们卷起袖管排好队,挨个上来伸出胳膊让我扎针,又挨个被针头勾出一小一血的肉。工人们可以忍受疼痛,他们咬紧牙关,最多也就是呻吟两声。我没有在意他们的疼痛,心想所有的针头都是有倒勾的,而且这些倒勾以前就有了,工人们每年都要接受有倒勾的防疫针,应该习惯了。可是第二天到了幼儿园,给三岁到六岁的孩子们打防疫针时,情景完全不一样,孩子们哭成一片,由于皮肉的娇嫩,勾出来的肉粒也比工人的肉粒大,出血也多。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所有的孩子都是放声大哭,而且还没有打防疫针孩子的哭声,比打了防疫针孩子的哭声还要响亮。我当时的感受是:孩子们眼睛见到的疼痛更甚于自身经历的疼痛,这是因为对疼痛的恐惧比疼痛还要可怕。

我震惊了,而且手足无措。那天回到医院以后,我没有马上清洗和消毒,找来一块磨刀石,将所有针头上的倒勾都磨平又磨尖后,再清洗和消毒。这些旧针头使用了多年,已经金属疲劳,磨平后用上两三次又出现倒勾了,于是磨平针头上的倒勾成为了我经常性的工作,我在此后的日子里看着这些针头的长度逐渐变短。那个夏天我都是在天黑后才下班回家,因为长时间水的浸泡和在磨刀石上面的磨擦,我的手指泛白起泡。

后来的岁月里,每当我回首此事,心里就会十分内疚,孩子们哭成一片的疼痛,才让我意识到工人们的疼痛。为什么我不能在孩子们的哭声之前就感受到工人们的疼痛呢?如果我在给工人和孩子打防疫针之前,先将有倒勾的针头扎进自己的胳膊,再勾出自己带血的肉粒,那么我就会在孩子们疼痛的哭声之前,在工人们疼痛的呻吟之前,就感受到了什么是疼痛。

这样的感受刻骨铭心,而且在我多年来的写作中如影随行。当他人的疼痛成一为我自己的疼痛,我就会真正领悟到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写作。我心想,这个世们界上可能再也没有比疼痛感更容易使人们互相沟通了,因为疼痛感的沟通之路是从人们内心深处延伸出来的。所以,我在本书写下中国的疼痛之时,也写下了自己的疼痛。因为中国的疼痛,也是我个人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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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介】
二○一一年,余華新作,華文世界唯一獨家首發!
十個詞彙,替中國把脈!
「十個詞彙給予我十雙眼睛,讓我從十個方向來凝視當代中國。」──余華
最會說故事、最深刻了解中國的華人作家,以生動的文字,寫下你從不知道的中國!
「三十多年來雜草叢生般湧現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被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樂觀情緒所掩飾。我此刻的工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從今天看上去輝煌的結果出發,去尋找那些可能是令人不安的原因。
我希望能夠在此將當代中國的滔滔不絕,縮寫到這十個簡單的詞彙之中;我希望自己跨越時空的敍述可以將理性的分析、感性的經驗和親切的故事融為一體;我希望自己的努力工作,可以在當代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和紛亂複雜的社會裡,開闢出一條清晰的和非虛構的敍述之路。」--余華

【精采內容】
余華犀利的眼光與文字,像一把刀鋒銳利的手術刀,刀刀深刻精準,劃開中國深可見骨的當代生存問題之病體血肉,讓讀者顯而易見中國的病兆。生為一名中國的作家與中國的人民,余華以坦蕩且開放的態度,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詰問十個詞彙沉痛的背後,關於人性、生存以及正在發生的內政失序面向的種種問題……
他說自己的故事,戲中帶謔地,當作每個詞彙的起頭與註腳。
他寫他人的故事,站在新舊中國的支點,平衡了我們的視野。
最會說故事、最深刻了解中國的華人作家余華,以生動的文字,寫下你從不知道的中國!

◎人民
每個人都在其一生中遇到很多詞彙,有些詞彙第一眼見到它的時候就理解了,有些詞彙雖然相處了一生,可是仍然沒有理解。「人民」就是這樣的一個難題。

◎領袖
撫今追昔,我感到今天的中國已經沒有國家領袖了,只有國家領導人。

◎閱讀
我對那些偉大作品的每一次閱讀,都會被它們帶走。……當我回來之後,才知道它們已經永遠和我在一起了。

◎寫作
寫作就像是經歷一樣,如果一個人不去經歷什麼,那麼就不會瞭解自己的人生;同樣的道理,一個人不去寫作的話,就不會知道自己能夠寫出什麼。

◎魯迅
「魯迅」在中國的命運,從一個作家的命運到一個詞彙的命運,再從一個詞彙的命運回到一個作家的命運,其實也折射出中國的命運。中國歷史的變遷和社會的動盪,可以在「魯迅」裏一葉見秋。

◎差距
今天的中國,可以說是一個巨大差距的中國。我們彷彿行走在這樣的現實裡,一邊是燈紅酒綠,一邊是斷壁殘垣。或者說我們置身在一個奇怪的劇院裡,同一個舞台上,半邊正在演出喜劇,半邊正在演出悲劇。……這就是今天的中國,我們不僅生活在現實和歷史的巨大差距裡,也生活在夢想的巨大差距裡。

◎革命
什麼是革命?我過去記憶裏的答案在眾說紛紜。革命讓生活充滿了不可知,一個人的命運會在朝夕之間判若兩人,有的人瞬息裏飛黃騰達,有的人頃刻間跌落深淵。人和人之間的社會紐帶也在革命裏時連時斷,今天還是革命戰友,明天可能就是階級敵人。

◎草根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法制是一個逐漸健全起來的過程,一些法律和法規存在著不少漏洞,給予草根們大量的鑽洞機會。所以任何人間奇蹟,這些草根們都可以創造出來。

◎山寨
今日中國的社會生態可以說是光怪陸離,美好的和醜陋的、先進的和落後的、嚴肅的和放蕩的,常常存在於同一個事物之中。山寨現象就是如此,既顯示了社會的進步,也顯示了社會的倒退。

◎忽悠
忽悠一詞的迅速風靡起來,與山寨類似,同樣顯示了當代中國社會倫理道德的缺失和價值觀的混亂,也是中國社會最近三十年片面發展之後引發的後遺症之一,而且忽悠現象在其社會生活方面的廣泛性更甚於山寨現象。當忽悠大行其道之時,我們也就生活在一個不認真的社會裡,或者說生活在一個不講原則的社會裡。

往往他國人書寫與批評中國,總存在著模糊與距離,唯有真正生活在中國土地上的人,才能懇切地寫出中國人民真正的想法與情感。正如余華所言:「我在本書寫下中國的疼痛之時,也寫下了自己的疼痛。因為中國的疼痛,也是我個人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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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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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纬度59.9”艺术展开幕,一些摄影,一片青草地。

这几天与挪威艺术家马瑞安娜(Marianne Blankenberg)、法国艺术家马德琳(Madlen Herrström)一起工作,让我又整理了一点关于风景艺术的思绪。

云南在过去三十年现代艺术运动之后有非常深的风景画传统,从外光派到八五新潮,再到今天各个艺术家群体,几乎每一位云南艺术家都画风景。如果稍微留意今天画风景的艺术家们的作品会发现,他们在创作和风景写生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感,甚至各不相干。好些风景画家纠结于该把风景写生当作创作来展开呢,还是应该更放松更无为地,只是画画风景(这有点像退休老干部写书法,只是作为一种游于艺的修持)。

云南风景画家的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中国传统山水画传统,借景抒情,写境与造境,到达治愈心灵修身的目的……在艺术样式上主要受现代主义影响(如印象派或19世纪俄罗斯绘画),对自然界色彩与造型的研究仍然是首要功课。由于这些艺术家大多在学院参与教学,因此他们的风景写生一般都选择去到一个有农家的乡村,住在农民家,然后在附近写生(如被称作云南艺术的摇篮的圭山),这应该也是传承了“艺术为人民服务”时期的田野调查工作方式,了解农民的生活,为他们画速写。不过今天艺术家更多的是借宿,而不是表现农民。总之,找个地方去画画风景就好了。

马德琳与马瑞安娜在过去三十年是通过在挪威或欧洲远足旅行的方式,一边旅行一边创作,就地取材。马德琳的创作方式也很经济,比如用手机拍摄素材,用家用打印机打印出来黑白图片,然后再在纸上勾画、拼贴、刮搓揉等等,再翻拍……马瑞安娜的作品观念性更强,她对十八十九世纪挪威风景画很感兴趣,并去到那些著名风景画所描绘的场景,借用美术史进行参照和再创作。

相对来说,云南的风景艺术传统更倾向于静态的生活方式(still life),在美学上趋于安稳,重在既定框架中操练(如色彩练习)。境界高的则重在进入一种安逸、逍遥、与自然融为一体、与自然对话的冥想过程(meditation),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如苏新宏、和丽斌等)。因此云南风景画家的作品在面貌上基本是现代主义传统。而这两位艺术家则完全从自己现代派传统里走出来,尝试多种媒介,在徒步中探索(explore),探索新的自然景观,也探索新的美学方式。她们也说到,今天欧洲艺术家仍有许多在创作风景,但她们会把风景与环境问题、风景与新媒介、新语言等联系起来,她们强调跨界实验,并保持对现状的互动。而中国山水传统在态度上基本是对现状的逃逸,而非对话或互动。

静态冥思与动态探索,独处与对话,本为一个世界或一个艺术家生活方式的两面,两股相互交叉的轴线。并不是说静态就属于东方,动态就是西方。比如法国艺术家莫兰迪就相当强调静观生活,他把天主教默观传统引入画面。

但风景艺术作为现代主义时期的经典类型艺术,正如电影里的类型片(武打片、喜剧片、音乐剧等),在今天必然遭遇其他领域和新兴美学的挑战,如何在今天的语境中保持活力,如何转换到当代语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命题。

相关展览信息:http://www.tcgnordica.com/2011/latitude-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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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漠视

“致命的漠视,就像你灵魂中的匕首”。
——《小苏茜》(Little Susie),迈克尔·杰克逊

1

小悦悦事件”过去快一个月了,围绕此事的媒体讨论基本降温下来。但要解开其中的结,尚需几个步骤的漫长时日(道德重建、法制建设、媒体伦理等等)。这几年频发的公共安全事件使得道德滑坡、价值真空等话题越演越烈,这和飞速发展的经济现状形成巨大反差:经济火热,人情冷漠。

顿时想起这两天收拾书柜时发现一位已故艺术家在2003年出版的画册里的一段话,他当时说,如果我们民族能从非典这样的灾难中挺过来,我们民族的质量和素质将会有巨大的长进。

掩卷不禁莞尔,我们即便在兴邦级灾难一次次频繁洗礼之后,面对这些死结,仍有些喘不上气来。

其实冷漠在我们的文化里十分根深蒂固,小悦悦这样的故事其实从古至今在我们的社会里有许多版本,这只是一个2011年佛山某五金市场里的版本而已。我们从小都被教育成人人自危的旁观者。不同的是,这个版本里多出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拾荒阿姨陈贤妹,使得这个事件有了一个更明确的反思方向——“好撒玛利亚人”彼此相爱的行为需要成为我们社会的常识,而不只是极少数雷锋级楷模的专利。

2

想起自己02年做的一个行为艺术《意外死亡现场》(视频),当时并没有想到抨击我们社会的某处硬伤。那时受偶发艺术(Happening Art)的影响,起初的想法是躺在公共场所装死,也许会有人来挪动、询问,甚至把我带去医院或派出所,而这一系列发生的事情(剧情)都将成为我作品的一部分,我不去策划导演整个事件,让路人自由参与发挥,更像一场互动游戏。结果让我有点意外,竟然没有一个人来过问一下。只是偶尔听到他们在讨论这个人怎么了,是死了还是昏倒,也有人问谁在打120电话吗……诸如此类。很多人以为那种痛心的冷漠只有在佛山那种彼此竞争的五金城里才发生,事实上不然,我的这件作品很多场景是发生在大学校园里。

行为艺术《意外死亡现场》,2003年,昆明
行为艺术《意外死亡现场》,昆明,2002年

3

当然,这件录像作品的编辑是经过艺术处理的,而非完整地显示现实原貌。

然而,在这个“影像消遣”的年代,越来越多的监控素材或抓拍被传播,人们对摄影的伦理缺乏基本素养,以为端着高端设备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窃取现实。同时对影像叙事过于迷信,导致人们用“影像现实”替代了对现实的理解,对媒体叙述的关注替代了对当事人本身的关注。比如摄影《挟尸要价》所引起的道义风波,还有“小悦悦事件”中有的路人的确没有看到倒地的小悦悦。但大众宁愿相信影像所“阐释”的那个故事。

这就是说,但凡影像,无论照片或视频,都是一定视野下的解读,都是独立的“替代现实”(alternative reality)。哪怕一个监控摄像头长镜头的记录,也不可能还原客观本身,更不可能替代我们对真相本身的解读。更何况,媒体的本质,总是注重实效、娱乐和吸引眼球的,它并不真正去关心当事人(极少数除外)。

我越来越留意到的是,当媒体军团参与进去之后,他们用长枪短炮来催逼审视(甚至审判)当事人时,他们也忘了自己同样陷在冷漠中,这种冷漠在探照灯和信息流下显得更刺心。比如媒体无数次要求疲惫不堪的陈贤妹重复救助动作(以使其经典化),还有最近某记者对深圳那个在妻子被强奸时没有出来施救的男人说“你太懦弱”(相关阅读)。

媒体失范后最容易充当的角色就是空降的道德大法官兼小报吆喝员,这实在可怕。


《挟尸要价》(张轶)摄影

4

最近几个月常常想起成都行为艺术家罗子丹在1996年做的一件行为艺术作品《一半白领、一半农民》。我之所以引用行为艺术家的作品来讲,是因为我认为行为艺术家具有旧约先知行为的某些特征(该话题改日再铺开)。艺术家如此描述这件作品:

罗子丹-一半白领、一半农民

时间:1996年12月4日
地点:春熙路一带
性质:行为
材料:一半是庄稼人装束——一只无袜的脚踏进敷着干泥的旧胶鞋,衣服是从田间地头收来的(由于主人长期在阳光下弯腰劳作故以脊背为中心颜色自然的由浅入深),兜里装着一包八毛钱的”什梅”牌香烟和一堆皱巴巴的小面额纸币;另一半服饰高档、时尚,一只意大利的名牌皮鞋,兜里是一包特醇三五烟和塞了厚厚一叠百元大钞的真皮钱夹,雪白衬衣的胸袋露出新款爱立信手机的黑色圆头,真丝暗花的皮尔卡丹领带一半被细致的缝入了旁边”农民”的粗布蓝衫下(“农民”黝黑的肤色在对比中十分明显,细心的人群甚至能发现”他”指甲里的积垢)。
实施:在接近4个小时的表演中,作者把”它”导入了最繁华的商业地段做出种种现实、虚幻的举动:在假日饭店用”农民”的袖子精心擦拭总台进口的大理石面子;坐在步行街的休息椅上抖落”农民”脚上厚厚的泥,又公然炫耀起”白领”熠熠生辉的意大利皮鞋;在名表城戴上一只价值230万元的嵌钻手表顾影频频;新华书店里,”白领”抽出手机天线轻快地划读一本《辞海》;在肯德基,”白领”颇有风度的进餐,而”农民”挨近沙拉与薯条的手却慌张无措;车流中”它”怡然的坐在三轮车上,瞬息又莫名的充当起三轮车夫来。。。现场的热烈超乎想象,很多商家主动请作者和摄影师到他们的店铺或公司里去拍照(“名表城”经理吴女士主动拿出一只价值230万元的嵌钻表,要求作者戴在手上)。

在我看来,这不只是艺术家对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期身份问题的揶揄,更是今天人们普遍生存状况的写照,用《新约·启示录》的话来解读就是,“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启3:17)

这话在今天听来尤其扎心。这不只是对一个国家说的,也是对我自己说的。

[转]什么?梵高不是自杀死的?

撒把盐按:感谢临风大哥的分享,我也倾向于认为梵高没有疯。因为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不可能画出那么非凡的画作,无论是造型还是色彩,那是艺术修养极高、掌控力极强、相当有耐心的人才能做的事。
以我自己创作经历,以及与其他风景画家长期深交的经验来看,一个艺术家每天能以很好的状态完成一张画(并且是风景画),其实这个人就基本不可能有绝望到想自杀的地步了。因为那需要怀着坚定的希望去实现心中的图景,自然与色彩在很大程度上会释放一个艺术家的痛苦,这就是所谓的艺术有医治的功用。而那些杰出的作品就更证明,这位病人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医治。而一个艺术家真正绝望到几近想自杀,其实他就不可能做出优秀的作品,他心不在焉,发现美的眼睛已经被蒙蔽,何谈表达出来呢,这一点从许多艺术家个案那里是可以得到印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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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梵高不是自杀死的?》

作者:临风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80f0b1d70100yq09.html

最近有本新的梵高传出版,两位作者(都是普利策新闻奖得主)作出惊人的宣告:梵高是被几个青少年意外开枪致死的。简直不可思议,经过120年各种对梵高的研究,居然还会忽然出现这样翻转历史的发现!

我还没有看过那本书,不过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月16日播出的《60分钟》节目,记者对《梵高的一生》(又一本梵高传纪!将近一千页!)两位作者的采访报道,他们经过多年实地访察,研究过许多文献和资料,最后作出这个惊世骇俗的结论。

对他死亡一般的传说

一般的说法(包括1956年的《梵高传》电影)是,在1890年7月27日早晨,梵高照常在所居住的旅舍楼下用餐。然后,他带着画具到瓦兹河畔欧韦田间去写生。在傍晚的时分,他捂着肚子,很痛苦地回到旅社。虽然经过两个医生检查过(其中一个就是他画过肖像的嘉舍医生)他的枪伤,可是没有开刀。弟弟西奥也从巴黎赶来看他。本来似乎还算稳定,但是在受枪击30小时以后突然死亡。

嘉舍医生
《嘉舍医生》,68 × 57公分,1890,巴黎奥塞美术馆

作者的新发现

节目中提到作者几个发现,很值得考虑:

1、 那支枪后来就没有人找到过,也从来没有人见过梵高带枪。那个时代,带枪是很不寻常的事。当年有人说,因为梵高讨厌那些乌鸦,带枪为的是要吓唬它们。这与人们所了解的梵高有异。他热爱自然和鸟类。

2、 传说中他在田间开枪自杀,受重伤后还能从那里走一英里多非常不平坦的路程回来,似乎不太可能。

3、 根据嘉舍医生的诊断,子弹射入的角度很不寻常,而且据他判断,开枪与身体有段距离,不太可能是他自己扣动扳机。

4、 作者去瓦兹河畔欧韦调查,发现当地有个家庭流传着一个故事。有个人在梵高受伤之前看到他。梵高当时不在田间,而是在城里面。那位妇人说,她的祖父告诉她,他不但看到梵高,不久后也听到枪声。可是,过后等他走出去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看到。从那个地方走到旅社大约是半英里路。

5、 当警察过来问梵高,你是否试图自杀,他说:“我想是的”。可是,他又接着说:“请不要谴责别人。”这句话很奇怪。

6、 作者提到1930年代,有位相当有名气的历史学家John Rewald来到瓦兹河畔欧韦。那时,经历梵高去世的人中有很多还活着。他们中流传着一个谣言,说是梵高没有自杀,是两个青少年不小心误杀了他。梵高为了保护这两个孩子,就谎称他是自杀。这个谣言似乎与其它事实很相符。

7、 作者们也找到一些辅助的证据。在纽约的图书馆里,他们找到一册1956年法国的医学刊物。这份刊物记载着一个访问谈话,对象是一位很成功的法国商人,叫做Rene Secretan。在访谈中他讲到,他们两兄弟和一些朋友在1890年暑期去到瓦兹河畔欧韦遇到梵高的故事。这批巴黎有钱人每年来到瓦兹河畔欧韦寻乐子。他们一直在作弄梵高,乘他不注意时会把盐放进他的咖啡里。看到他吐出咖啡的窘状就哈哈大笑。他们会把蛇放进他的画盒,开心地看着他吓得几乎昏倒。不但如此,他们还让女朋友们去奚落梵高,让画家非常不自在。可是寂寞的梵高还是忍让着,跟他们相处。Rene Secretan还打扮成美国西部牛仔,腰间还挂了支借来的枪。(作者在巴黎还看到一张梵高画的Rene Secretan,带着牛仔帽的草图。)虽然访问者并没有问他们是否与梵高的枪伤有关,他们自动说,他们把枪借给了梵高,于是就离开了那个城市。书的作者认为他们在说谎。这位Rene Secretan在次年就去世了。

把这些片断拼凑起来,我们就有一副景象,梵高在受伤前不在田间作画。他是在城里,有几个青少年拿着枪,不知什么原因,枪支走火了,梵高中弹受伤。当时警方并没有仔细调查,更没有人验尸。

如果新传记的作者是对的,那么很明显地,梵高在替这些青少年凶手掩盖事实。这是为什么他说:“请不要谴责别人”这句话了。

梵高曾经说:“作为一个画家,我很确定,我不可能成名。”因为没有人购买他的画,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但是,本书的作者并不认为梵高会自杀,因为他曾说过,自杀是个道德上错误的行为,他绝不会自杀。作者们认为,他感觉自己一直靠着弟弟养着,弟弟身体也不好,对弟弟是个累赘。所以很可能心里想,就这样去了也好。如果真是这样,他是个无己的人啊!

他们还有一些结论与我以前在《梵高的精神面貌》一文中的论点相仿的:

第一、他们肯定梵高没有发疯。他患的是遗传性的颞叶癫痫(Temporal Lobe Epilepsy)。他所有的表现都与这种病的症状符合。

麦田
《麦田的乌鸦》,50 × 103公分,1890-7-10,梵高博物馆,阿姆斯特丹

第二、很多人描述《麦田的乌鸦》是他最后的作品,而且表现出精神错乱,或者绝望。其实不然。在7月10日画了这幅画后,他又画了几幅很开朗的画。这段时刻正是他绘画的高峰,每天至少要画一张。

道并尼花园
《道并尼花园》,56 × 101公分,1890(据说成于《麦田的乌鸦》之后)

瓦兹河畔欧韦市政府
《瓦兹河畔欧韦市政府》,53 × 103公分,1890(据说成于《麦田的乌鸦》之后)

不同意的地方

不过,这本传记的作者认为,梵高在1879年被解除传教职务后放弃了基督教信仰。我觉得这个结论绝对是错误的,我们只要去读读他跟西奥的通信就可以看出来了。只不过,他的信仰从“传教性”的模式走入“存在性”的模式。他不再试图去说服别人去信仰上帝,而是自己去经历。上帝的光和爱成为他生命中的渴望,是他灵感的泉源,一再从绘画里面展现出来。

要知道,在不发病时,梵高思考力旺盛,广泛地阅读,包括许多当代人的作品。所以在视野上远远超过一般的画家,或是一般的信徒。然而,他不善于话家常,非常地孤独,除了借着信件与弟弟分享内心世界,他周围没有一个可以谈心的对象。这是所以他当初那么衷心盼望高更的到来。

他有一颗炙热的心,也有一颗柔软的心。绘画虽然提供了一个表述的机会,但是因为没有受到欣赏,就更加增了他的孤独感。所以,他的死亡,虽然不是自杀,或许也是一种解脱吧?才37岁,不过比另一位天才莫扎特多活了两年。

梵高从来就不知道怎样平和地活着。他当初燃烧的是自己,可是后来照亮的是别人,就是那些原来不了解他的人。不但如此,他也照亮了我们,让我们不但看出他作品的可贵,更看出他这个人伟大的地方。

后注:请参考作者早先所写三篇有关梵高的文字:(即将出版)
梵高的精神世界
梵高的精神面貌
梵高精神的总结:《星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