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滔:北欧旅行随笔(二)

薛滔在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工作照(图:罗菲)

薛滔在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工作照(图:罗菲)

薛滔:北欧旅行随笔(二)

文:薛滔

离开马尔默,我们坐上火车,火车结束后又转了两趟汽车才来到玛丽安娜隆德,这是个非常理性的村庄,理性得只有大自然及汽车来往的声音。这里非常安静、有序,安静得甚至没有多余的人在路上行走,我和罗菲每天在路上走来走去,轻而易举就获得了马路占有率第一的好成绩。村庄到处鸟语花香,一尘不染,对于受够了烦透了乱哄哄的人来说,这当然很舒服,但对于野惯了的我来说,这简直舒服得有些拘谨过分。作为农村,我还是比较认可咱老家那种杂乱无章,鸡飞狗跳,大人喊娃娃哭,横七竖八的长棍短棍,一堆一堆的牛屎猪屎等等,看来我已经无药可救了。

在离开马尔默时,罗菲我们双双把东西遗忘在杨瀚松家,对于两个新世纪细心男来说,发生这种事情简直就不可思议。不过我忘记的是无关大局的牙刷毛巾,他遗忘的则是工作用的必备工具相机。没了相机,他便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他的采访,他的行为难道要让我用文字记录,这是不可能的。那么, 这几天,罗菲吃完早点便开始等待他的相机,路边每开过一辆货车,他都怀疑是送相机来的,这时他便在路边流露出望眼欲穿的神情。对此,我很同情他,但又不能表露出来,大多数情况下我还是沉着脸。再说了,刘丽芬说我笑起来像个坏人,我虽然很幽默,但为了避免给人留下坏印象,一般情况下我都沉着脸。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安娜是热情开朗阳光灿烂极具活力的人,她总是对我们笑脸相迎,似乎她无论在哪里都能折腾出事儿。十多年前她到昆明,于是昆明便有了TCG诺地卡,后来她来到玛丽安娜隆德,于是这个村子的废弃火车站与教堂便成了画廊,这个安静了几个世纪的村庄便有世界各地艺术家的进驻和来访。

安娜的先生佩卡,就是在上一篇游记中提到的佩克,应该叫他佩卡,我不会说英语。佩卡与安娜是在去印度的旅途中认识的。那时他们高中毕业,并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立即去上大学,而是选择了旅行,去亚洲旅行。他们开车花了一年时间,从瑞典到伊朗到印度、尼泊尔等。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出那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正是在这此旅行中安娜与佩卡决定以后一定要再回到亚洲,后来的事情果然应验了他们的决定,这简直就像是电影镜头。

佩卡,2015年(图:罗菲)

佩卡,2015年(图:罗菲)

佩卡与安娜,2012年(安娜供图)

佩卡与安娜,2012年(安娜供图)

佩卡的故事从后来说起。后来,安娜与佩卡再到亚洲的决定应验的时候,佩卡第二次到了昆明(几年前他曾途经昆明待了两天),作为脑外科的专家被昆明医学院和几大医院联合邀请去做临床指导。脑外科就是那种把脑壳撬开,处理脑子里出现的各种问题,例如肿瘤啊、瘀血啊、创伤啊什么的。撬开脑壳的重要性人人都明白,这是极其尖端高危高风险的职业。佩卡作为外国专家被邀请到昆明做临床指导,那么他所受到的重视与热情接待是可想而知的。在工作结束临分别时,中国领导自然会说一些“希望下次再来”,“希望常来指导”或者“期待着有机会到医学院来工作”之类的话,这是中国人常见的客套。而问题是佩卡是瑞典人,他听到这样热情的期待后,决定真的要来昆明工作。当佩卡把来中国的决定告诉昆明医学院的时候,外事办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面临什么,在向佩卡出具邀请证明时他们同时告诉佩卡一些在中国将要面临的困难,想用这些困难来打消佩卡前往中国的想法。可佩卡和安娜在高中毕业时就开车从瑞典到印度,他们哪里是困难能够阻挡得了的,很遗憾医学院外事办似乎不太了解这些。于是佩卡回国花了很长的时间准备了厚厚一摞上课用的讲义,估计可用两学期的或者更多,辞去瑞典的工作,带着安娜和三个十岁左右岁的孩子来到昆明。天哪,带着三个上小学的孩子,辞去瑞典工作,就这样冒冒失失的来到中国,他们可都不会说中国话啊,这种事情想想我都会急出心脏病。

T咖啡画廊,2000年(TCG诺地卡供图)

T咖啡画廊,2000年(TCG诺地卡供图)

当他带着准备好的资料坐在医学院外事办的领导面前时,可以想象得出那个领导有多么的六神无主。这种意外对领导来说过于挑战了,他应该没有权利做出决定,决定一个外国脑外科专家在中国的医学院任教,开什么玩笑这是多么重大的事情他当然决定不了。但他也不能立刻拒绝佩卡,万一哪天上头发起神经,说你居然你把一个外国专家拒之门外,这也是他吃不消的。在为难与尴尬中,外事办领导对佩卡说:好吧,但只能教英语。教英语!让一个外国脑科专家去教英语,佩卡有多生气是可想而知的,但他还是同意了,他认为这是上帝对他的磨练。

那么,此时医学院有了一名英语外教——佩卡。作为英语老师的佩卡,教学是很给力的,经常有学生围绕在他身边,来他家里,那是一种非常鲜活的课堂。而中国教师的英语课大多数情况都下可以做到要多枯燥有多枯燥。由于有众多学生的围绕,学生对瑞典老师的好奇,再加上安娜与佩卡希望有更多的事情可做,于是他们一起讨论出一个看似正常实则非凡的决定,在中国做一个中瑞两国文化交流的民间机构,促进两国人民对彼此的了解。这当然是个非常好的想法,但任何事情都需要资金的支持,钱从哪里来呢?他们的办法是把瑞典的房子卖掉,用这些钱来中国做一个文化艺术交流的机构。我的天,这又是一个可以让人得心脏病的想法。

佩卡、安娜、栾小杰和瑞典学生在T咖啡画廊,2001年(TCG诺地卡供图)

佩卡、安娜、栾小杰和瑞典学生在T咖啡画廊,2001年(TCG诺地卡供图)

1999年的某一天,安娜与佩卡卖掉了瑞典的房子,在昆明红菱路租了房子准备他们在中国的事业。两个老外在中国做文化机构这当然是中国政府所不允许的,那么他们只能注册一家商业用的咖啡厅,作为商业投资中国政府当然很欢迎。那么,昆明红菱路上的一家外资企业“T咖啡”便诞生了。为了让咖啡喝得更有品质,实际上他们在T咖啡里举办了很多文化活动,例如音乐会、画展、诗会等等。很自然的,T咖啡那里便聚集了很多艺术家及文化人。我记得参加了一次T咖啡的活动,有画展和小提琴演奏,开幕式的酒水和各位外国绅士笔挺的尾巴开叉的正装,让我印象深刻。

整个中国的艺术界在2000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昆明也不例外,其中2001年在昆明西坝路开业的“创库艺术主题社区”成为中国首个正式形成的艺术社区。2002年以后,以上海M50、北京798为代表的艺术社区在中国各大城市凭空崛起。目前,艺术社区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现代文化标志,改变着中国城市发展的基因。在著名艺术家叶永青、唐志冈筹建昆明创库的时候,T咖啡作为创库早期的艺术机构在唐志冈的强烈邀请下进驻,进入创库的T咖啡改名为“TCG诺地卡”。

2014年3月挪威行为艺术之父赫尔马·弗雷德里克森与中国行为艺术家罗菲、和丽斌、黄越君表演“艺术真容易”,TCG诺地卡画廊(TCG诺地卡供图)

2014年3月挪威行为艺术之父赫尔马·弗雷德里克森与中国行为艺术家罗菲、和丽斌、黄越君表演“艺术真容易”,TCG诺地卡画廊(TCG诺地卡供图)

TCG诺地卡作为创库重要的艺术机构,对昆明本土的艺术生态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很多云南艺术家都以不同形式参与过诺地卡的项目。十多年中,诺地卡举办了上百场展览,通过TCG诺地卡的各种项目,包括艺术、音乐、诗歌等活动让数以千计的人次来往于中瑞两国,其中就有至少260个以上的云南人(包括艺术家、作家、诗人、音乐人)在TCG诺地卡的项目中到过瑞典。每年都有长达3个月的艺术家进驻项目在交换着云南和瑞典的艺术家来往于中国和瑞典。很多云南青年艺术家通过TCG诺地卡来到欧洲,不仅参观在教科书中学习到的各种美术馆、博物馆,还和瑞典艺术家一起工作,了解彼此的差异和共同点。瑞典则有上千人次(包括艺术家、教师、学生等)通过TCG诺地卡来到中国云南,对中国社会有了直观真切的了解和感受。除了大型项目外,TCG诺地卡十多年来的举办的讲座、英语角、创意市集和各种演出更是不计其数。昆明人可以在这里看到北欧人的圣诞节是怎么过的,当然还能在这里吃到正宗西餐喝到地道咖啡等等。可以说云南青年艺术家通过TCG诺地卡打开了国际视野。TCG诺地卡带到欧洲的很多云南艺术家是第一次出国的,对于一个学习西方艺术的人来说,第一次到欧洲在博物馆、美术馆中看到课本上的原作,这意味着什么,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诺地卡的艺术家进驻项目进行数年以后,昆明市政府才与瑞士苏黎世政府开展类似的艺术家驻留计划,但这个由市政府主持的工作其效果和影响力远远不能和诺地卡相比,尽管市政府使用的资源是诺地卡望尘莫及的。当看到诺地卡让昆明与北欧产生链接,成为中国昆明与瑞典之间重要的交流文化艺术平台与纽带的时候,我的心脏病稍稍好了一点。

作为诺地卡灵魂人物的安娜在中国做了大量的工作,她出色的个人魅力感染着整个工作团队,团队中有不少人在崇拜她,甚至模仿她。员工在诺地卡的工作中,都有很强的参与感,他们能够看到自己在诺地卡的贡献,能够明显感受到自己在团队工作中的价值。没人觉得安娜是老板,都把她当朋友看待,大家都感觉诺地卡是共同的家,很多人从中得到锻炼与成长,安娜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

安娜在玛丽安娜隆德创建了儿童电影博物馆(安娜供图)

安娜在玛丽安娜隆德创建了儿童电影博物馆(安娜供图)

再后来,由于佩卡要回国工作,他不能一直在昆明做英语外教,瑞典一所神学院需要他回去当院长,所以安娜开始有意培养中国团队来接管诺地卡。随着时间推移,安娜从诺地卡的事务中逐渐淡出,直至2010年完全退出,诺地卡则移交到逐渐组建起来的中国团队那里继续运作。

在瑞典南部的小镇玛丽安娜隆德,一个要把地图放到最大才看得见的地方。在朋友家四处蹭住两年以后,2005年以后,安娜与佩卡把家从中国搬迁到这里,慢慢的这里废弃的火车站与教堂便成了画廊和艺术现场,陆续有中国艺术家来这里工作访问。2014年,安娜在这里创办了“造访2014”的艺术项目,小镇上所有闲置的空间都成了展览现场,除了前面提到的火车站和教堂,还有仓库、厂房等闲置空间。这个一直平静的小镇,很多人一辈子都待在这里,突然在他们门口看到了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及作品,让他们接触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这是多么的让人觉得惊艳。今年,因为“造访2015”的项目,我和罗菲来到这里,开始我的疯狂潜水者行动与报纸创作,这一切的缘由都是因为安娜。

通常我不是一个喜欢赞美别人的人,因为那样看起来特别假的样子。但今天的故事让我不能不用最不擅长的赞美语法来讲述,对安娜的赞美其实再多一些也不嫌过分,她确实在中瑞两国民间文化交流上做出很大贡献,就个人力量而言,她的成绩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这些事情都是这些年我们看到并经历的,我想很多云南艺术家都不会觉得陌生,甚至会有一种久违了的熟悉。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太过匆忙,匆忙得没能够去细心体会,每当我们稍有回顾的时候,就会发现许多宝贵的事物就在身边,一点都不遥远。

2015年5月21日星期四

薛滔:北欧旅行随笔(一)

薛滔:北欧旅行随笔(一)​

文/薛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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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滔

直到今天,我才开始为大家讲这个故事,在之前的几天时间里,我一直在消化它,它给我的感触太深,以至于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中国最早的文明,居然是瑞典人发现的,这个事实超越了我来瑞典的所有准备,我一时手足无措,应接不暇。对此我花了一周的时间来消化它,来调整和梳理这个太大的意外,这个发生在上个世纪的瑞典人在中国的故事,关乎中国的远古文明和数百孤儿的故事。让我这个中国第一染毕业的学生深感学艺不精丢死人。

我和罗菲在到达马尔默的杨翰松( Janeric Johansson 的中文名)家前,我已经认识杨翰松十多年了,由于语言的障碍我们没有深交。我一直认为他只是个艺术家,和很多昆明朋友对他的印象一样,他是个来自瑞典的艺术家,在昆明做艺术交流,似乎他只在做艺术交流。这个印象一直保持了十多年。后来,就是几天前,在他家客厅的台阶上这个印象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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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艺术家杨瀚松

似乎瑞典人都有在台阶和楼梯边上放书的习惯,杨翰松家也是这样。我们在他家客厅休息的时候,台阶上的几本书引起了我的注意,几本关于“仰韶文化”的书籍。是的,就是那些陶碗陶罐,人面鱼纹盆或者尖底瓶之类的,关于华夏大地上的第一个文明阶段的书籍。这让我异常惊讶,连中国人都不见得熟悉的彩陶文化,竟然放在他家的客厅里。由于我出身于染织专业,大学时基本上陪着彩陶渡过,所以这几本书格外的引起了我的注意。

晚餐是由杨翰松做的泰国菜,在餐桌上聊天应该是全人类的习惯,但那天的晚餐聊得特别漫长,话题正是我疑惑中的仰韶文化。故事从一百年前一直延续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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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中国某考察团来到瑞典进行考察,但却遭遇了一次慌张、沮丧与懊恼的经历。坎坷过后,他们找到一个熟悉中国的瑞典人杨翰松。很自然的,杨翰松便成了他们的“项目”。作为考查成果,杨翰松被邀请到河南做了展览,受到当地政府最高规格的接待,全程陪护。我猜想杨翰松甚至有点受宠若惊,因为我和他一样都是艺术家。

在河南期间,杨翰松了解到仰韶文化的信息,当地政府也给他一些寻找仰韶文化发现者安特森后人线索的期望。于是杨翰松便开始了他奇异的调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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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森

安特森发现仰韶文化的事情得从让人尊敬的瑞典传教士玛利亚.佩特松说起,故事从这里开始将慢慢变得严肃。 当提到玛利亚.佩特松的名字我的心稍稍有些颤抖,我不是个矫情的人,在中国会有更多的人因她而颤抖或者是泪流满面的等等。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很多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 玛利亚.佩特松就是其中之一。当然传教士在中国的历史众说纷纭,观点各异,但这不是今天的议题。这里说到的玛利亚.佩特松是一个让民国军队和土匪都同时肃然起敬的人。她年轻时来到中国,经历了义和团的追杀,从天津徒步到河南,创办孤儿院,收养因重男轻女而被遗弃和因战乱造成的孤儿。医治收留因战争致伤无力医治的人们。所有这些都是免费的,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安特森是在火车上认识玛利亚的,当时的安特森是中国政府邀请来的地质专家,需要他为中国探测矿藏,在中国与他交往的人有梁启超,胡适等等。偶然的机会让安特森发现了中国出土文物“龙骨”,于是考古的兴趣让他坐火车到河南来寻找“龙骨”的发现地,他希望在这里有完整的恐龙骨发现。他不知道这些龙骨和恐龙没有任何关系,他更不知道他对恐龙的兴趣将引导他填补中国考古界的历史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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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利亚·佩特松

然而尽管有中国政府的保护,但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革命军与北洋旧部,加上土匪的横行流串,一个老外在河南的安全是可想而知的。但幸运的是安特森在火车上遇到了瑞典老乡玛利亚.佩特松。玛利亚告诉他跟着她,并不用带枪,因为根本用不上。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曾经革命军和土匪打战,两派都有大批伤员被收容到了玛利亚的传教站,两边的人差点又要打起来,玛利亚.佩特松大喝道:不许动,一边的人待在一边,另一边的人在另一边,她画了一条线,谁敢越过半步,我就把你们都赶出去。所有人都很尊敬玛利亚.佩特松,认为她是一位神圣的人物,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士,有着特殊魅力和崇高的人格。与玛利亚在一起的时候,安特森总感到有人在跟踪他们,后来他才知道,是当地人在暗中保护玛利亚,因此他也知道外出工作不带枪反而更安全。

在河南寻找龙骨的过程中,安特森去了许多地方,包括渑池的仰韶。在过程中得到了各地传教士的帮助。在仰韶他并没有找到恐龙(民间流传的“龙骨”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而是发现了大量陶器,直觉告诉他这可能是一次重要发现。这时他已经和中国政府的考古部门合作,中国考古专家与他一起工作,民国首任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也意识到他工作的重要性,并全力协作。安特森与中国同事们发现的这些陶器经过中国政府同意,被运回瑞典,交给瑞典王子。王子找到英国最好的专家,在经过英国方面的鉴定后得出结论,这些陶器距今5000-7000年前,是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这个结论引起轩然大波,在此之前,考古界一致认为中国只有金属时代(青铜时代),彩陶的发现,填补了这一时期的空白,这个空白为中国历史和艺术史翻开了蔚为壮观的新篇章。为此安特森成为考古界的明星,帮助他完成工作的传教士也受到了瑞典科学院和皇室的嘉奖。运到瑞典的陶器按照之前与中国政府的协议,留一半在瑞典,运一半回中国。留在瑞典的这一半如今完好无损的陈列在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而运回中国的那一半由于战乱,现在已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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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儿院

那个保证安特森安全的传教士玛利亚在1951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强迫遣返回国。回到瑞典三个月后,她便永远的闭上了眼睛,她收养的数百孤儿,他们及他们的后代仍繁衍在神州大地上。

杨翰松拿出一张照片,是他奶奶的全家福,照片上的他奶奶还是个小孩。这张照片拍摄于他奶奶家的老宅子前,这间一百多年前建造的房子如今依然存在,被当作遗产传到杨翰松手里。杨翰松在整理老宅时发现一个箱子,这个箱子保存了很多信件,让杨翰松惊讶的是这些信件都是来自中国的,记录着他奶奶的爸爸与去中国的瑞典传教士之间的信息。在一百年前,杨翰松的曾祖父生活的瑞典一个两三千人的小镇上,镇上有一个“青年协会”,这个协会是个公益组织,专门资助远在中国的瑞典传教士,杨翰松的曾祖父即是青年协会的成员之一。那不是一个富裕的村镇。就在他们这个小村镇里有二十多人到中国传教,而没去中国的青年协会们,每周都带着各自的家人为八千公里以外的中国人民祈祷祝福,其中就有杨翰松的奶奶一家。他们生活中有大量的时间在谈论从没去过的遥远的中国,并不停的寄钱到中国去,希望可以帮助到那里的人们。

故事听到这里,我已经感慨万千,历史上的瑞典从来没有伤害过中国,而在一百多年前,瑞典当然可以算得上是西方列强,而他们只来中国传教,办孤儿院,医院,学校,帮人戒大烟等等。300年前,瑞典的商船频繁来往于中瑞两国,交换着彼此的货物,瑞典首都因此还建有中国风的城堡。这是多么温暖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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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妈妈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杨翰松让一个中国朋友帮助寻找当年玛利亚收留的孤儿下落,他这个朋友当然倍感吃力,这无异大海捞针。而当他这个朋友的另一个画家朋友把玛利亚的照片带回家时,他妈妈看到照片顿时泪流满面,照片上这个人太熟悉了。是的,画家妈妈正是当年玛利亚收养的孤儿。

玛利亚创办的教会今天还一直在河南传播着福音,画家妈妈和其他几个被找到的孤儿参加了教会纪念玛利亚的活动。安特森发现的仰韶文化也得到中国政府更大规模的发掘与研究。这部分内容成了学习中国历史的重要篇章,更是中国设计史及纹样史的重要开篇。在图案课上,我们多次临摹祖先在数千年前创造的艺术杰作。并从鱼纹的演变中得知,在彩陶时代我们的祖先便完成了从具象到抽象的复杂思维过程。西方的这一过程在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家蒙德里安那里才得以实现。曾经我一直以此为骄傲,并在课堂上对学生自豪的讲解祖先完成的伟大事业,而今天我的骄傲被羞愧占据,只能表情沉重的坐在那里默默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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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坡鱼纹的复合演化推测图

这是多么神奇的故事,神奇得近乎是我编造出来的,而故事的主人就坐在我对面,让我感慨。在一个信仰的国土,这样的神奇每天都在上演。

我怀着复杂心情离开马尔默,到玛丽安娜隆德住进安娜家。安娜的先生佩克是一个医生,脑科专家,同时他也做过神学院的院长。关于他的中国往事,将在另一个故事中讲述。同样是在饭桌上,我们聊了一些宗教话题,并在他的介绍下,参加了第二天上午的教会活动。

这次同行的好伙伴罗菲是个基督徒,经他介绍得知,过去瑞典一直以路德宗为国教,并严格的按照圣经的指导来生活,所以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受到上帝的祝福,有9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比邻的挪威也是这样,也受到上帝的祝福,在他们的土地里发现了石油。我虽然不是基督徒,我信奉佛法,但这并不阻碍我理解一个国家数百年来持守戒律的意义,也深知杨翰松家族在一百多年前坚持每周为中国人民祈祷祝福会产生何等重要的力量,这是何其的让人尊敬与感动。

无论如何,有信仰总是好的,不为别的,为自己能得到安宁。我的信仰告诉我“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祝福所有的,以各种方式行善的全世界的人们。

2015年5月11日
本故事依据聊天转述,情节若有错漏之处请指正,包涵

延伸阅读有关《瑞典艺术家杨瀚松》:http://topic.chinaluxus.com/arts/JanericJohansson/

漫游在无尽的河床

漫游在无尽的河床

文/罗菲

造访行为艺术先驱

航班追着日出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进发,到达奥斯陆,已是早秋。

接待我们的是欧洲著名艺术家赫尔马•弗雷德里克森(Hilmar Fredriksen)和太太安娜•罗夫森(Anne Rolfsen),还有他们家淘气的猎狗威利。他们家的蓝房子紧邻蒙克美术馆(Munch Museum),一个世纪前这里曾是奥斯陆的小加工厂聚集地,他们家的院落曾是一家马帮驿站,工作室曾是一间马厩。夫妻俩今年三月造访昆明,与罗菲、和丽斌等本地艺术家共同合作了“艺术真容易”行为表演。

弗雷德里克森曾就读于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师从弗里茨•施韦格勒(Fritz Schwegler)。他活跃于1970年代的欧洲,被称作是挪威观念主义和行为艺术先驱,由推出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的德国策展人仁尼•布洛克(Rene Block)于1980年代在国际艺术界推出,一些国际策展人把他纳入到激浪派运动来研究。弗雷德里克森的艺术涉猎广泛,材料和语言都非常多元,其核心态度与达达主义有关,他总能在日常生活、科学、宗教和现代主义之间游刃有余地表达,同时带着深刻的幽默感。挪威国家美术馆馆长、艺术史学家艾顿•埃克霍夫(Audun Eckhoff)认为:弗雷德里克森和博伊斯的根本性区别在于,弗雷德里克森在艺术材料中赋予一种玩笑式的处理方式。他早期最著名的作品是1979年创作的装置作品“交流”(Communication Piece),让装置后面的“盲人”推着坐在装置里“无法动弹却能看见的人”前行,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除了艺术语言上的多元化,弗雷德里克森也一直专注于属灵操练,他本人早年有在印度教修院生活的经历,并且一直对道教和佛教有浓厚兴趣。太太罗夫森是一位画家,天主教徒,她的绘画从西藏坛城沙画获得灵感,把绘画与传统属灵操练融为一体。夫妻俩每天早晨七点准时起床,一同坐在阁楼的地毯上做默想操练半小时。弗雷德里克森在他的圣坛上布置了一些小佛像,他往往以念一段宗教文学的片段来开始默想。罗夫森则面对自己的耶稣像、水晶和贝壳,点燃香炉来开始自己的默想。他俩坐在一起,各自进入各自的精神世界,互不干扰,这项练习已持续了二十五年。

赫尔马•弗雷德里克森装置作品“交流” 1979年

赫尔马•弗雷德里克森装置作品“交流” 1979年

艺术中的灵性体验

我问弗雷德里克森和罗夫森夫妇,对灵性的体验与表达是否可以理解为他们对西方观念主义过度智力化的反抗。他们认为,艺术和灵性有一个共同点,都与灵感有关。灵感一词在古希腊文里有气息 (pneumatikos)的意思,意指呼吸(breath),因此有灵感的艺术家即是指有灵吹入到他的里面。耶稣曾论到圣灵如风一样,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在希腊文和拉丁文里,灵性与风、呼吸是同一个词。因此无论是追求艺术还是灵性,都不由人掌控,反而要求人降卑自己,这样人才可以成为更好的器皿,让艺术和灵性得以敞现。

弗雷德里克森并不把灵性艺术与其他类型艺术分别看待,他认为所有给人带来灵感的艺术都是灵性的。他说,时下确实有一股反观念艺术的潮流,但观念艺术自诞生以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的观念艺术已经很文字化,人们需要阅读作品背后的想法或故事之后,可能才会觉得这件作品比他们实际看到的作品更有意思,而实际的作品则成了文本的图解。弗雷德里克森相信艺术先于言语(word),他引用早期观念艺术家索尔•勒维特(Sol Le Witt)的一句话来解释他理解的观念艺术:观念艺术家相较理性主义者而言,他们其实是神秘主义者。

这种强调神秘体验的灵性关照在哥本哈根路易斯安娜现代美术馆正在展出的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的巨型装置“河床”(Riverbed)中也得到了极致展现。埃利亚松曾于2003年在伦敦泰特美术馆做了一个人造太阳,引起巨大反响。这次他将美术馆南翼一侧的空间改造成崎岖的河床,一条涓涓细流悄无声息从高处源源不断流淌下来,观众踏着火山石,跋涉去到源头,或者在途中坐下休息。仿佛整个世界被艺术家抽空,仅仅留下这条细细的清澈的河流给观众,它成了启示的令人迷醉的场景。人们随河流漫步的脚踪也成为了追寻终极答案的象征,只是河流的源头和终点都被埋于静瑟的河床下,这里没有答案,甚至没有疑问,只有超然的震撼人心的场景。这个场景让你意识到你正在呼吸,让你意识到艺术正在产生意义。一对造访的哲学家坐在河床的角落里讨论了很久很久。

某种程度上,埃利亚松的“河床”带有较为强烈的灵知主义色彩,它呼吁人们从物质世界中逃离,进入到更高等的哲思和神秘开放的灵性体验中。

奥拉维尔•埃利亚松“河床”

奥拉维尔•埃利亚松“河床”,2014年,丹麦路易斯安娜美术馆,罗菲摄

我们拜访的另一位挪威女艺术家巴布罗•仁•托马森(Barbro Raen Thomassen)的艺术则呈现出灵性体验的另一种表达。托马森住在挪威南部克里斯蒂安桑的一座森林里,自己盖房子,自己种菜。她是《简朴生活》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优秀的艺术家,创作绘画、雕塑、装置、地景和实物等。她于2001年复活节期间在挪威利斯塔灯塔画廊(Gallery Lista Lighthouse)创作了装置“举自尘土”(From Ash)。在作品中她为梯子、水桶、海绵、铁钳、三颗铁钉、一件衣物和骰子等七件实物盖上灰尘,这些实物所在的房间也被灰尘覆盖。对于稍微了解西方中世纪圣像艺术的人而言,这个场景能即刻让人想起“基督受难”和“基督入殓”的画面,只是在传统绘画中,这些实物是围绕在基督和门徒身边微小的配件,在“举自尘土”中它们却成为了中心。那是一个尘埃落定的时刻,耶稣和门徒却不在那里,留下的只是一个有待观者自觉选择进入历史性时刻的默想场景,这个场景同样具有强烈的启示性,它呼吁人们进入到基督受难与复活的默想中。三年后,她在同样的房间再次创作了这件作品,只是每件物品覆盖了薄薄的泥土,播撒了草种,每日浇水。这些物件从裹满泥土的模样发展成生机盎然的面貌,一个象征生命从泥土复活的场景向我们敞开。

托马森另一件在挪威Vigmostad村庄的小教堂创作的装置“七十次七次”,是另一件当代灵性艺术的典范,同时也可以看到当代装置艺术与传统默想操练之间的相互影响。艺术家将教堂主墙面装上了490块三棱镜,墙面两侧有一道窄窄的玻璃幕墙,每天的某个时刻,阳光洒入进来,照在棱镜上,屋里会渐渐散开490道彩虹,和其他圣像、圣物同时出现在圣坛上,形成一道独特的景观。这件作品的典故引自《马太福音》里彼得问耶稣说,有弟兄得罪了我,我饶恕他七次够了吗?耶稣说要七十次七次,意即要完全饶恕。托马森说:“人都是有原罪的,没有完人,我们必然有对饶恕的需求。最终能真正做到完全饶恕的,只有圣洁的上帝。光象征着某种可能性的发生,一旦发生,我们将感受到欢喜和平安。挪威的冬季黑夜漫长,有时这间屋里一天只有半小时可以见到光,就像等候神迹一样。而大部分时间,我们只能静静地等待。”

作为灵性观照的艺术,托马森与埃利亚松最大不同在于她通过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神学逻辑,把灵性体验专注于基督教三一上帝在历史场景中的作为,进而让人的灵性获得与灵性施予者恢复连接的可能性,而非在人自身中循环。因此这件作品也更新了基督教传统属灵操练与当代视觉艺术之间彼此浇灌的功用。托马森与埃利亚松的共同点也在于他们以营造一个具有启示性的场景化的艺术手法,使观众进入具有深度的灵性体验,内心犹如经过一场圣礼之后的释然。传统意义上的风景艺术在这里被转换为灵性事件。

巴布罗•仁•托马森作品“举自尘土”2001年

巴布罗•仁•托马森作品“举自尘土”2001年

巴布罗•仁•托马森“举自尘土”2004年

巴布罗•仁•托马森“举自尘土”2004年

跨界混搭的奇观

场景化而非对象化的艺术,已然成为我们体验当代艺术在今天的关键词。前者是整个场域,如展厅;后者是展厅或工作室里一件绝缘的作品,如绘画或雕塑。这个新的方向正在改变艺术家的创作方式、展示方式,观众体验艺术的方式以及艺术教育的框架。场景化的艺术作为场域和事件让艺术从关注单幅作品的风格、语言、观念等框架里走出来,这使艺术家能使用所有可能的工具和语言,放在一个复合型的框架里工作。因此艺术家需要掌握的技能不只是某一种,还需要与多人协作。在这个场域中,观众不再是作品对面的观众,而是整个场景的参与者。

今天许多艺术家已不再被定义为画家、雕塑家或行为艺术家,他们什么都做,策划、写作、出版、表演和赞助,他们的艺术实践呈现出高度多元化的格局。这种跨界混搭(crossover)的理念与方法在艺术文化工作者身上正在被深入浸透,不同学科媒介之间互相包容渗透,它们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各种元素强烈碰撞与融合,参与者在其中主动转换和介入,在艺术系统中生成一种个人化的富有生机的自我合成组织。不同媒介之间不再冲突或满足于简单互译,它们在理念上以项目的方式展开,在形态上落实为一个场景。艺术不再是一件停留在永恒时空中的艺术品,不再是静物,而是艺术事件,一种迷人的会消散的场景感。

这种跨界混搭的场景感在9月20日晚由“世界剧院”(Verdensteatret)多媒体组合在奥斯陆赫尼•奥斯塔德艺术中心(Henie Onstad Kunstsenter)呈现的“淤泥上的桥梁”( The Bridge Over Mud)现场表演中得到了十分极致的体现。

“世界剧院”多媒体组合成立于1986年,由录像艺术家、电脑动画师、作曲家、画家、音响师、行为艺术家等不同类型的角色组成。他们是当代挪威最重要的表演团体,在各地演出总能获得极高赞誉,他们曾于2006年在纽约获得舞蹈与表演艺术界极负盛誉的贝兹奖(Bessie Award)。他们也曾于2008年和2010年分别受邀在中国美术馆和广东美术馆演出。

那天夜里挪威最重要的行为艺术家、剧场艺术家、舞蹈家、文化人、批评家都悉数到场。“淤泥上的桥梁”是他们最新的表演项目,混合了音乐、行为表演和装置艺术,使得整个房间变成了一件巨大的复调视听设备(polyphonic audio-visual instrument),人们仿佛坐在设备内部观看一场电影。整场表演让人们体验到同时身处多种地域并不断扩张的经验。多种艺术语言并行叙述,及时地出现演出高潮,这里完全去除了元叙事(meta-narrative),取而代之的是不同叙事在光怪陆离的梦境中逐渐展开。你能强烈地感受到某种叙事,但它始终处于悬浮状态,并且消纵即逝。消散是另一场显现的开始,但观众在这里却无法抓住叙事的句号。艺术中“那个完美的时刻”被搁置一边,你只能感受到那个生产形式和意义的过程。

这是一场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现场,它是一场混合了诸多艺术形式的奇观。那些表演者,毋宁说是操控者,一直安静地坐在角落里操持苹果电脑。直到演出结束,我才从魅影般的剧院里看到那些表演者的身影:大量悬挂的泡沫装置、自动分道的铁轨、不断旋转的放大镜、电筒、扬声器和各种机器。它们像一个在没有指挥者的情况下共同演奏管弦乐的乐团。

你不知道这里生产了什么意义,但你看到了它生产意义的过程,那就是“让不同元素彼此渗透”,这是“世界剧院”的常用概念。他们用诸多不同的方法把每一个戏剧性元素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非形式的形式。

这种非形式的形式,对单件作品完整感的消解,混合现实与艺术边界后的场景奇观,在斯德哥尔摩邦尼美术馆(Bonnier Konsthall)举办的巴西艺术家劳拉•莉玛(Laura Lima)的展览“赤裸的魔术师”( The Naked Magician)上同样强烈地感受到。这是一个处于装置、剧场和表演艺术之间的场景,像一张正在绘制、也正在扩张的地图,你不清楚应该从何处开始。这里杂乱不堪地混合了手工作坊、厨房、卫生间、书房、仓库、工作室和实验室。艺术家要通过这个场景来测试人的运动量、劳动量和强度。那位受邀参与表演的魔术师在不断劳作,产生的物品不断填充展厅,以致这里像个巨大的废品收购站。那位魔术师似乎正在筹划干点大事,她总是在起草图,总是通过小物品来试验某种可能性,观众被无数的模具、拼贴、晾晒的衣物、失衡的书架、漫天飞舞的书籍和唱片所包围……莉玛的艺术手法来自巴西行为艺术的互动传统,他们往往征募志愿者参与表演,同时她也借鉴了狂欢节和马戏团等巴西民间艺术的样式。

由于艺术家们消解了独幅作品的欣赏框架,这个不断扩张、没有边界的场景,对观众而言更像一个难解之谜。甚至有点令人愤怒:艺术居然被做成了这样!

“世界剧院”多媒体组合“淤泥上的桥梁”现场

“世界剧院”多媒体组合“淤泥上的桥梁”现场,赫尼•奥斯塔德艺术中心,2014年,罗菲摄

劳拉•莉玛“赤裸的魔术师”

劳拉•莉玛“赤裸的魔术师”,邦尼美术馆,2014年,罗菲摄

艺术实践与知识生产

一面是有关艺术中的灵性表达和跨界混搭的艺术实践,一面是通过讲座、论坛、对话、写作、学术研究和出版进行知识生产,这两条平行叙事的同时发生无疑会让彼此受益。艺术作为物质或事件终将消失,而其中产生的思想和启示将继续影响后人。知识有时会让人感到过于严肃和理性,而艺术中的幽默感、探索的可能性却让人看到突破现实牢笼的希望。

对艺术实践而言,知识生产作为一种克服平庸化、娱乐化,有助于跨领域对话和公共教育的文化工作,在一个具有社区意识和价值多元的社会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在欧洲特别明显。在任何一家美术馆和有意思的画廊,你都可以看到大量的艺术出版物、讲座、开放论坛。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出版物中有大量艺术家书籍(Artist Book)的陈列,它们曾经作为独一版本的艺术品在许多重要美术馆中永久收藏陈列,比如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反书籍”《回忆录》(1959),小野洋子的《柚子》(1964),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制作的13个书柜并出版了相关书籍《新宗教》(New Religion, 2005)。艺术家书籍是艺术家以书籍作为形式进行创作的艺术实践,传统意义上它并非对艺术实践进行观察和反思的知识生产。

通常艺术家用手工装订并低成本的方式制作艺术家书籍,版本一般非常少,100本左右,然后为每本书像版画那样签名。云南艺术家群体自2006年持续至今的《合订本》计划也是一种艺术家书籍创作。每年由不同的艺术家策划,上百位艺术家参与,每位参与者提交一页或数页A4大小的作品,然后装订在一起,至今已出版九本。但由于国内缺乏独立出版物的发布平台或艺术家书籍的永久陈列空间,这个延续了九年并仍在持续的艺术家书籍计划,目前仅在两位参与者手里有完整的九本收藏,其他都各散东西。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有的艺术家书籍只需艺术家在电脑做好设计稿,等到合适的时候再制作出来展示,或者有美术馆、画廊及独立出版商出版的时候再制作。随着今天艺术家身份的跨界实践,许多艺术家书籍也融合了访谈、草图、诗歌、摄影、观念作品等样式,这类书籍版本往往会更多一些,并出现在博物馆和画廊空间的书架上。

此次造访北欧另一个主要活动是参加由昆明TCG诺地卡文化中心组织邀请来自中国、瑞典、挪威和丹麦的艺术家、神学家、批评家就“先知性艺术”这个主题进行探讨和碰撞,这也是一种基于跨界对话的知识生产。我分享的题目是《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先知性维度》,通过分享高氏兄弟、岛子、査常平、朱久洋、丁方等中国艺术家、学者的作品来探讨艺术表达中的先知性视野,包括了艺术的语言更新、社会批判、灵性守望和末世叙事等四个层面。总体而言,中国艺术家普遍关注于对社会批判的公共表达,而缺乏个人化的如巴勃罗•托马森那样深度的灵性经验表达。相反,北欧艺术家和神学家们看到,中国当代艺术和信仰群体正因为此更具野性和活力,在北欧的相关艺术实践中缺乏对公共生活的介入能力,灵性成了甜品。在持续三天超强度的对话碰撞中,也促发我们彼此发现新的观点,启发新的思考和创作方向,并把这些新的看见带回彼此的群体。

……

“先知性艺术”论坛讨论现场

“先知性艺术”论坛讨论现场

航班追着雾霾向家乡进发。那是一片以另一种形式正在“跨界混搭”的国度,另一种奇观。

我从埃利亚松的“河床”上拾回一块来自冰岛的火山石,希望借此我可以继续游走在那崎岖的河床上,倾听那清澈的穿透心灵的潺潺水声,从每一块石头上看见启示。风随着意思吹,随着风,我们继续追寻那河流的源头和将要去的地方。

2014年11月12日写于春城

本文发表于《上层》杂志2014年12月刊“新观察”栏目

作者为昆明TCG诺地卡画廊总监、策展人、艺术家,个人文集《从艺术出发:中国当代艺术随笔与访谈》于2014年8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作者近年来多次造访北欧就文化艺术方面进行对话交流,本文为作者2014年9月17日至10月4日间访问北欧的所见所闻所思。

北欧微信日志集2014

这里是我于2014年9月18日至10月4日造访挪威、丹麦和瑞典参加文化对话和考察期间的微信分享和部分图片。回来后做过一次有关此行的分享会“艺术、灵性及知识生产”,并专门写了一篇关于此行的文章,另行发表。

9-18

一个人占一排,比VIP还好睡。

航班的窗外

航班的窗外

9-19

熬了三十多个小时,我和朱久洋终于抵达奥斯陆,挪威艺术家赫尔玛&安娜夫妇盛情接待。赫尔玛是挪威著名艺术家,由推出约瑟夫·博伊斯的策展人仁尼·布洛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际艺术界推出。今年三月曾造访昆明并在诺地卡做了[艺术真容易]项目。赫尔玛给我们接下来几日安排了密集的日程。打鸡血的节奏走起。。。

赫尔玛的房子附近就是蒙克美术馆。蒙克终生执迷于对死亡,疾病和性的表达,身患抑郁症,把作品视作自己的孩子,舍不得出售。因此手上囤积了大量作品,当然也因此让他做了无数的石版画。故此蒙克美术馆有大量藏品,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换作品。不过最具代表性的一些油画都在国家美术馆。同时展厅还展出了一些地质和生物方面的标本,据说是蒙克美术馆与生物博物馆的合作。

赫尔玛&安娜夫妇的家

赫尔玛&安娜夫妇的家

赫尔玛&安娜夫妇的家里布满了艺术品

赫尔玛&安娜夫妇的家里布满了艺术品

9-20

赫尔玛说,我没有创作上的转型问题,因为我有很多型,我做行为,动画,电影,艺术家书籍,抽象,具象,图片,剧场……赫尔玛总是不断购买年轻人的作品,逛街回来又花了2000克朗买了张“奇怪”的手稿。现代艺术美术馆书店入口处仍然挂着他1993年时的个展海报,挂在第一张。

他认为,艺术家有两种,selling artist(卖作品的艺术家)和artist artist(艺术家中的艺术家)。这两种不是说完全矛盾,而是核心精神与任务不一样。导致的作品面貌将会完全不一样。

赫尔玛的人生哲学是,艺术家不必太有钱,有钱了一定记得买其他艺术家的作品。

奥斯陆艺术学院

奥斯陆艺术学院

蒙克最重要的作品还是在挪威国家美术馆,蒙克美术馆收藏了他其他各个阶段的绝大多数作品。他对死亡,疾病,自我和性的表达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直到今天仍然令人震撼。其中对自我的表达是那个时代并不常见的。他恐惧死亡到一个地步,据说当纳粹攻入奥斯陆时,他坐在院子里害怕得发抖,被活活吓死了。

挪威当代艺术馆的图书室一隅

挪威当代艺术馆的图书室一隅

艺术不只是手艺,也是庞杂的斑驳的知识生产。

挪威青年艺术家秋季展的作品

挪威青年艺术家秋季展的作品

挪威青年艺术家秋季展的作品

挪威青年艺术家秋季展的作品

艺术家表达自我很大程度上是现代主义时期的课题,而自我认识与表达离不开对创造“我”的上帝的认识与表达,这构成了艺术中表达自我的深度与张力,否则便可能陷入表现“小我”的局限,却无法从“我”进入到人类普遍的“大我”之中。“我”是一个点,“大我”是一个圆,两者同时存在才构成“自我”表达。在这方面,祁克果绝对是个先知性的人物!

在奥斯陆Henie Onstad美术馆看有关包豪斯历史的展览。

ipp

晚上有幸观看了挪威最著名的电子艺术表演“世界剧场”,挪威最重要的行为艺术家、剧场艺术家、文化人、批评家都悉数到场,一场静心准备了十个月的行为表演没有令人失望。这是一场令人震撼的演出,由物体而非身体“表演”出来的内在景观构成“世界剧场”,充满噪音、不确定的跨界形态、悬浮的宏大叙事、光怪陆离的梦境体验,刺激着观众的视听。一种特别的陌生的观看体验。

“世界剧场”演出现场

“世界剧场”演出现场

“世界剧场”演出现场

“世界剧场”演出现场

9-21

有幸看到朋友家里收藏的夏加尔和珂勒惠支的铜版画。其亲民价格绝对令人惊叹!

9-23

挪威森林,钓鱼。

9-25

艾瑞克和儿子开着小艇带我们到海里去钓鱼,又钓着一条。

从挪威克里斯蒂安桑到丹麦海莱乌。

trip18

9-26

『先知性艺术』论坛在丹麦以马忤斯画廊举行,正式开启连续三天日日夜夜的碰撞与交流。我分享『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先知性维度』。

9-29

在挪威克里斯蒂安桑拜访住在森林里的女艺术家巴勃罗Barbro Raen Thomassen,一位优秀朴实的艺术家,她为普通物品种草,展示日常生命从卑微的尘土到美丽荣耀的过程。她也为教堂创作当代艺术作品,比如祈祷室里象征永远宽恕的“70次7次”的三菱镜装置作品。她也是《简朴生活》一书的作者。她提倡健康的简朴生活,注重默想与简朴操练传统,她运用绘画、文学、石头、尘土、光线、植物等各类日常物创作作品,她的文字语言和视觉作品都极具诗意。

在丹麦以马忤斯画廊进行了三天密集的讨论与分享,收获颇丰,从早上七点到夜里十二点,也很累。感谢筱怡为中国朋友做的同传翻译。来自中国、丹麦、挪威和瑞典的艺术家、神学家、批评家对“先知性艺术”展开了深度的阐述和讨论。我分享的主题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先知性维度』,从四个方面来谈:1.更大信息的形式实验,2.艺术作为社会批判,3.艺术作为灵性守望,4.艺术中的末世叙事。来自挪威森林的女艺术家Barbro Raen Thomassen分享的“种草”计划和当代教堂作品令人印象深刻,一位优秀的艺术家。这几天每天在乡村教堂的晨祷和晚祷也令人享受。

巴勃罗的工作室

巴勃罗的工作室

巴勃罗的书房

巴勃罗的书房

论坛分组讨论

论坛分组讨论

教堂的素描

教堂的素描

在丹麦海莱乌小镇的一间老教堂,教堂建于1000年,后来每五十年或一百年扩建一次,至1500年代达到现在的规模,一间普通的乡村教堂的历史见证。

trip23

马尔默圣彼得大教堂。穹顶的大量壁画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时期被抹去,可惜了。
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一样,对现代社会的形成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中间也伴随着一些令人沮丧的事情,但绝非wen ge那类想当然的改变历史抹杀历史,而是回归圣经回归对三位一体上帝的信仰。清教徒运动本身就是宗教改革加尔文主义的结果,属于新教的重要传统。
涂抹壁画的背景是当时的天主教信仰和教会已严重偏离圣经教导,回归圣经话语成为核心。这是宗教改革的其中一个主要背景,后来成为基督新教,新教在视觉艺术方面的重视相比天主教和东正教要弱(这三者是基督宗教的三大宗派),它更注重语言表述和社会建构,这也加速了资本社会和民主宪政社会的形成。

9-30

感谢校长一家的热情接待。你们家总是让人感到无比温暖。

丹麦路易斯安那现代美术馆

丹麦路易斯安那现代美术馆

10-1

路易斯安娜,阴天

路易斯安娜美术馆·Olafur Eliasson“河床”。

丹麦路易斯安娜美术馆正在展出冰岛艺术家奥利弗尔·艾利森Olafur Eliasson的大型场景装置“河床”,美术馆一半空间被改造成崎岖的河床,一条涓涓细流悄无声息源源不断从高处流淌下来,人们都想跋涉去到源头,或者在途中坐在火山石上休息片刻。那种体验仿佛进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那个世界为你而造,让你安静,休息,冥思。其真实的梦境般的场景感令人惊叹。奥利弗尔曾于2003年在伦敦泰特美术馆做了一个人造太阳,引起巨大反响。他善于通过制造彩色的雾气、光线、或色彩立体装置等模拟出来的“创世纪”场景使人进入极其深邃的身体与梦境体验。

奥利弗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河床”

奥利弗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河床”

奥利弗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河床”

奥利弗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河床”

10-2

在斯德哥尔摩与朋友们会面。

与瑞典哥德堡大学教授、汉学家杨富雷老师以及安德士在一起,杨老师为〖从艺术出发〗写了精彩的序言,也是查常平主编的〖人文艺术〗学术委员会成员。他主要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以及当代知识分子的信仰形式,曾深入研究以刘小枫为代表的文化基督徒现象。

杨富雷与安德士

杨富雷与安德士

朱久洋、杨富雷和罗菲

朱久洋、杨富雷和罗菲

10-3

瑞典最重要的商业画廊Gallery magnus karlsson展出的部分作品。

瑞典的艺术家和策展人都向我推荐在Bonnier美术馆举办的巴西艺术家劳拉·莉玛(Laura Lima)的展览,她是巴西当代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频频在国际展览和奖项中亮相。这是一个在装置、剧场、表演和电影之间的现场,像一个庞大的手工作坊厨房卫生间书房仓库的混合物,又一个格格巫的工作室,一个没有头绪让人无所适从的现场,但总有无数的细节让人惊讶。

劳拉·莉玛(Laura Lima)展览“赤裸的魔术师”

劳拉·莉玛(Laura Lima)展览“赤裸的魔术师”

劳拉·莉玛(Laura Lima)展览“赤裸的魔术师”

劳拉·莉玛(Laura Lima)展览“赤裸的魔术师”

劳拉·莉玛(Laura Lima)展览“赤裸的魔术师”

劳拉·莉玛(Laura Lima)展览“赤裸的魔术师”

拜访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的蓝房子

在伦马吕岛上

在伦马吕岛上

蓝房子
——拜访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文/罗菲

瑞典朋友带我们五位中国艺术家,从乌普萨拉驱车两小时,到达斯德哥尔摩郊外海边的一片森林歇脚。接待我们的是当地一位热情豪放的女牧师,在她家享用午餐。饭后,搭乘小艇去伦马吕岛(Runmarö),蓝天碧海托着船帆。和瑞典其他地方一样,布满了森林和稀松可见的红房子,产生诗歌与童话的国度。岛上常住有两百七十多人,也有一些人来岛上购置他们的夏季房。岛上有一所学校,十五名学生,还有一所教堂。

坐上面包车,由当地人带路,去看看森林里一座普通的浅蓝色房子。朋友们担心蓝房子主人不在家,令我们过高期待以至失望,也担心兴师动众打扰了房子主人的午休,于是没说我们一定能见到蓝房子的主人——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到的时候蓝房子女主人莫妮卡正在门口,见中国朋友来,很惊讶也很高兴。她告诉我们,特朗斯特罗默刚刚进去休息了,这就进去请他出来。我们说千万不必了,不用打扰,不用打扰。莫妮卡还是很快转进屋子去叫老先生出来见客。

诗人的蓝房子

诗人的蓝房子

特朗斯特朗姆今年八十一岁高龄,他在九十年代初患脑溢血,之后半身不遂,右手悬在胸前,柔柔的,两根指头微微撅起,像一墩美妙的佛手。老先生慢慢从台阶上挪下来,我们想扶一把,莫妮卡说他可以自己来。坐上轮椅,笑眯眯地,满足地看着远道而来的客人。阳光在森林里投下斑驳阴影,老先生觉得有些刺眼,抬手遮着太阳,挨个凑近打探我们,像个得意的小孩子,自个儿抿嘴乐着,也逗得大伙儿乐。

其实,带我们来访的瑞典朋友中没一位之前见过老先生,来也是想碰碰运气,诗人在瑞典人心中特别受敬重,去年才拿奖也是因为瑞典人避嫌的缘故,这回过来想着看看蓝房子就心满意足了。唯一和老先生有过一面之交的只有我,那是在08年玛丽安娜隆德的“人民08艺术节”上,我被邀请用中文朗诵他的诗,随后表演了行为艺术《他们…》,我用舌头顶着一张照片爬上人字梯,这个画面他们清晰记得。我跟老先生说,当时念的其中一首诗《夜晚的书页》,给我很深共鸣,与我表演时的感受非常相似,我理解行为艺术与诗歌之间有很深的内在联系,表演也就成了对诗歌的诠释。“我的背后/远离铅色水域的地方/是另一个岸/和统治者//那些用未来/替代面孔的人”我说,那张盖在我脸上的纸,也是一种“未来”,一群不切实际不计代价的未来主义者。

我把从昆明带来的诺地卡十周年的画册送给老先生,这个以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命名的文化机构给瑞典与中国、瑞典诗人与中国诗人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文化艺术的桥梁,中国人叫缘分。可能昆明的诗人、艺术家群体是国内对老先生的名字最熟悉的一群人吧。

诗人家的钢琴

诗人家的钢琴

莫妮卡邀请我们进屋子里去参观。房子空间不大,约莫二三十平米,两层楼。屋子里也是淡淡蓝色调子的墙,陈设简朴整洁得让人惊讶。一架钢琴,一张小圆桌,一把藤椅,几把木椅,一盆小花,一枚眼镜盒,几本书。门框上挂着一把猎枪,墙上挂着几幅风格写实的静物和风景油画,其中一幅肖像素描是特朗斯特罗默的外祖父,他曾是飞行员,这所房子就是从外祖父继承得来。这间屋子里的好些家具和什物,是诗人的外祖父时代留下,保存至今。

在另一个夜晚,我们与另一位瑞典学者秉烛夜谈,海阔天空、宇宙万象、文化差异。有人问,你觉得瑞典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来自哪里?他说,总的来说,瑞典人并不觉得自己就活在典型的幸福生活中,但如果真要回答这个,他觉得瑞典的知识分子愿意过简朴贫薄的生活,在简朴贫薄中得享满足。我把这话说给不同的人听,有不同的反应。但我想这句话用在特朗斯特罗默和他的蓝房子身上无疑是最佳的注脚。在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越来越宠物化时尚化的年代,过简朴生活的人将成为一种奇葩。

诗人家里的陈设

诗人家里的陈设

特朗斯特罗默在一次采访中说:“诗是对事物的感受,不是再认识,而是幻想……诗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精神生活,揭示神秘”。特朗斯特罗默被誉为“隐喻大师”,他的诗常常采用一连串意象和隐喻来塑造内心世界,把激烈的感情藏在平静的文字里。他喜欢把自然同工业产品撮合在一起,诸如:“蟋蟀疯狂地踩着缝纫机”“蓝天的马达声是强大的”等等……他擅长用特写的方法精确地捕捉日常生活细节,让流逝的瞬息释放“意义”,从而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我的诗是聚会点,试图在被日常语言分隔的不同领域间建立一种突然的联系”。

事实上,当人类堕落之后,想象力也随之堕落,人们难以从眼见的世界看见不可见的世界,从被造之物看见造物的奇妙,从平常看见神迹,从有限看见无限,从苦难看见祝福。诗歌和艺术就是要重新激活我们的想象力,想象力不被激活,人就看不见永恒,信心不被激活,看见了也不敢进去(更是不甘)。看不见也进不去,那就只能积攒财宝在地上。

从岛上回来第二天,朋友给我看一份报纸,大幅刊登特朗斯特罗默的照片,标题是:特朗斯特罗默诗歌语言里的风景与上帝。我想,这或许正是打开特朗斯特罗默诗歌世界和蓝房子的一把钥匙。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在日常与幻想之间,在现实与终极之间,在观看与倾听之间,必定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也必定为诗人提供着某种平衡和内在的信念。这些信念看似不可能,但却可能,正如简朴即丰盛一样。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右二)与中国艺术家合影(左至右:罗菲、程良春、雷燕、和丽斌、苏亚碧)

2012年9月15日
本文原载于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8月出版的《从艺术出发:中国当代艺术随笔与访谈》(罗菲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