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两首

从利斯塔海边驶回利勒桑,
他们一直在车上笑个不停。
他们笑自己在海边长出了猴子尾巴,
他们笑自己成了会搞恶作剧的绵羊,
他们笑旁边的人居然笑得合不拢嘴。
其实他们一直在笑这台汽车,
因为它一旦停下来,就不会笑了。
201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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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从克里斯蒂安桑
飞往更南方的中转站。
告别大雪纷飞的黑森林,
有祈祷和嫩羊肉的复活节宴席。

我要去南方赴约,
因为那里有石头雨
和刚发芽的葡萄树。

在另一场宴席中,
我又忘记了自己身在南方。
2017-4-18

只剩下傍晚的殷蓝如期而至

画家夏华的先生欧文是音乐发烧友,家里有全挪威唯一的一对美国人造的顶级手工音响,它们比人还高,像两座哥特教堂一样耸立在客厅。欧文就像祭司一样主持着一场音乐弥撒,给客人播放不同类型的唱片。唱片机针头在唱片上摩擦的声音让你知道这一刻是真实的。沙发正中间是唯一绝佳的位置,我们换着座位轮流听,就像轮流领受圣餐。

我们一起听科恩,从科恩40岁时候唱“我的吉普赛老婆呀你在哪里”,听到他82岁在最后一张唱片里深沉地告别“哈内里——哈内里——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主……”欧文说:“你们在座的,谁八十多岁时候声音还那么好听,我给你们跪下。”我们都爱科恩,爱他的声音,爱他特有的忧伤与优雅,还有这位犹太老人与上帝的爱情。

这天是复活节假期前的最后几个小时,奥斯陆下着密集的小雪,所有人都赶回家去和家人团聚了,或者去挪威北部的山里滑雪,去南欧街头参加游行庆祝。奥斯陆街头一片萧条,没有人做生意,没有人喝咖啡,只有美术馆还排着长队。巴士、地铁的时刻表、路线、出站口全都乱套了,只剩下傍晚天空的殷蓝如期而至。

在火锅聚餐的尾声,欧文说:“今天真是够混搭的:复活节居然下雪,在奥斯陆吃重庆火锅,还配深海鱼,还有红酒配酸奶,我觉得我们还需要一场行为表演……”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强调这真是一场非常奇怪的混搭。但我想这也是邀请。

雨和雪一直在下,露台地板结了薄冰。这一刻的光线十分迷人,所有颜色都褪去了,树枝也弥漫着那种自信而沉稳的殷蓝色,和一种消瞬即逝的灵光。

我说我给大家做个行为吧,献给科恩,献给夏华和欧文。让我们先听一遍科恩最后那张专辑里的《契约》(Treaty),这首歌科恩写了20年,深情而灰暗的小曲。

“我眼见你化清水作美酒,也眼见你变美酒回清水……”科恩这样开头,那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在迦拿的婚宴上。对,也是一场宴席。

麻烦再帮我加点酒,我跟欧文说。

一遍音乐放完,我抬着一杯红酒,推开玻璃门,赤脚走到露台上,身体不由控制地颤抖。

我把红酒举杯到眼前,很慢很慢地把酒滴洒在我的双脚上,流淌到雪水中。一滴一滴地来,抖动太厉害,也会洒下一片。太冷了,脚掌都非常紧张,它们开始互相搓。酒洒在脚上的时候,心理甚至会感觉稍微暖和一点,一种莫名的安慰。

空气凝重,主人和客人都屏住了呼吸。

我眼里只有这一杯血红的酒和一直紧张的双脚。红酒和雨雪洒落在脚背上,在脚掌下交融,是水变成了酒,还是酒变成了水?手不住地颤抖。

空酒杯,我矗立着抬了一阵。行为结束。地板上留下一滩粉红色的液体。

进屋里,朋友们送上毛巾和外衣。我看到欧文哭了。

天色进入更加深刻的殷蓝,似乎灵光已经散去,庆幸作品已经完成。把它献给夏华和欧文,还有天堂里的科恩。

2017-4-14 于奥斯陆

有关作品现场请访问http://www.luofei.org/performances-in-norway/

孤独时候的爱情,一些看展笔记

2017-4-10

“艾玛与爱德华——孤独时候的爱情”
蒙克美术馆(奥斯陆)
策展人 Mieke Bal

这是一个蒙克绘画与当代电影人Mieke Bal与Michelle Williams Gamaker独立电影《B夫人》对话的展览。电影《B夫人》是对法国作家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1856)的现代演绎,讲述艾玛嫁给一个善良的医生,却很快厌倦平淡的婚姻生活,频繁更换情人最终走向自杀的故事。在卷入各种关系时,艾玛还十分热衷于奢侈品消费,后来毁掉了自己和家庭,最终绝望服砒霜自杀。

策展人认为在过度浪漫幻想和消费主义盛行带来的迷茫中,这个故事在今天仍然在我们身边持续发生。这个展览通过营造蒙克——“爱德华”先生与福楼拜的“艾玛”女士的邂逅,邀请观众观照和反思我们的社会本性,以及因为我们的“斜视”所带来的后果。让我们明白,不是我们与他人或世界拥有亲密关系,我们就能摆脱深层次孤独的纠缠。福楼拜想象了这个故事,蒙克描绘了这个故事,那我们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策展人问到。

展览把电影片段以各种录像装置和放映厅的形式与蒙克绘画完美地并置在一起,人们穿梭在影片与绘画交错之间,也穿梭在故事人物关系之间。蒙克的绘画也都被悬挂到齐膝盖的高度,以便观众可以坐下来慢慢观看每幅画,进入画中或影片中的人物处境,也进入自身的处境。策展人邀请人们坐下来看和听。

展览的空间布局呈现出不断升级的孤独感:展厅一的主题“电影效果与孤独”,展示电影中大场景大关系和蒙克早期风景写生。展厅二是“窥视”,展厅三是“白日梦”,展厅四是“厌倦”,展厅五是“令人绝望的消遣”,展厅六是“幻灭”,展厅七是“死亡”。

整个展览十分细腻、沉重,发人深思,甚至看到最后会产生深陷泥潭的无力感。展览最后是直面影片中艾娃痛苦死去,身边朋友慌乱无助的情景,以及蒙克描绘死亡的画面。展览出口处,观众会在一面镜框中看见自己(镜框与蒙克画作的框完全一样)。

在一处贴有蒙克绘画卡片的墙面上,你可以把一些对话内容组合在那些人物关系中,如“我感到被幽暗所渐渐吞没”、“当我和别人相处时我总是带着嘲讽的面具”、“当你需要我的时候随时可以联系我”、“我受够了”等等,你可以宣泄或无视,也可以安慰或倾听。显然这也是一个引导人们关注抑郁症的展览,它让人们看到人的深刻孤独和我们对待身边人所需要的某种敏感。

以《呐喊》闻名世界的蒙克,在一百多年前超前地描绘了人们那时也是今日的精神肖像。

蒙克的主要代表作其实几乎都在挪威国家美术馆,蒙克美术馆时常把大量的蒙克画作与今天或历史中的某些方面联系来对照展示,也显示出他们在策展方面的意图。上次见他们是把北欧人类史与蒙克的风景画结合在一起,因此这次展览几乎不见风景画。这种策展方式也正是传统意义上策展人的职能,守护文化机构的藏品,根据主题或类型或社会需求进行分类来向公众开放。这样不断地展示藏品却又不断地挖掘藏品所蕴含的丰富性。

2017-4-9

基弗《天梯》(1990-1991)

雅各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基弗说,那个“书架”装置《女祭司/两河流域》一定要放在那幅《荒芜风景》的旁边,因为那个“书架”承载着那幅画中被毁灭的城市的照片。

Astrup Fearnley Museum of Modern Art in Oslo

2017-4-8

路过街边一处公共雕塑《草根广场》(Grass Roots Square),韩国艺术家Do Ho Suh(b. 1962)作品。挪威人骨子里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

2017-4-8

挪威艺术家瓦尔闻Kjell Varvin(b.1939)在Kunstnernes Hus当代美术馆的个展“自由几何学/易动的变量”(Free Geometry/Unstable Variables)。

美术馆就是他的工作室,他每天在观众进去之前组装又拆卸,他改变作品形态,拍照并发布在社交网络。观众每天进去看到的面貌都不一样。他甚至邀请观众参与组装,邀请其他艺术家带自己的作品进入展场。

瓦尔闻的艺术可以被看做是打破空间与表面的三维绘画,空间、周边氛围和观众自己的视角都成为完整作品的组成部分。

瓦尔闻的艺术承接着结构主义、包豪斯和类贫穷艺术的传统。

瓦尔闻强调作品的探测与过程,每件作品都可以移动、重组,既可以独立呈现也可以是庞大复杂结构装置的一部分。他的作品持续保持着建构与瓦解、秩序与混乱、分析与直觉之间的平衡。他的作品常被比作自由爵士。他在作品中反复调试着不稳定性(instability)和未完成感(imperfection)。他在展览中持续保持着作品在几何学风格中的动态演变,而非艺术家自身的规划,使展览处于实验和永久性的自然演变中。

展览期间观众可以随时带着票,回到展厅去看这一切的变化。

2017-4-6

好的画会让人有一种久违的感受,一种视野被豁然打开的体验,会让人对绘画抱有巨大的信心。
每一个细节和整体都被反复推敲,从1993年画到1994年,2010年翻出来改一下,2015年2016年再改一下。从未见过如此纠结的画家。展厅里每幅画都经历至少三个绘制阶段,跨越二三十年。
我在一幅画面前看得比一部电视剧还久。每幅画的框的制作都不一样,任何一个最细微的局部都是一幅独立的画面。无数的画中画,组成一幅幅恢宏巨制。既有绘画的超凡素养,又有开阔格局的画家,今世罕见!
莱奥纳多·理查德Leonhard Rickhard (b. 1945)是挪威当代艺术界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他有自己独特的视野和技术,他重新激活了绘画作为艺术表达的意义。他的绘画高度结合了观念策略与形式探索,这是理查德的绘画最具标志性的成就。
过去四十年,理查德不断向挑战绘画的可能,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多图叙事。
展览在理查德的家乡阿伦达尔(Arendal)的市立美术馆举办,一座只有四万人的海港小城。

在挪威最具代表性艺术家理查德展览的楼下,是四位北欧更年轻一代艺术家的画展(分别来自挪威丹麦瑞典),可见策展人的心意:绘画活着,还活得挺好。
画领带的那位画家写到,对于一些患轻度抑郁的人来说,打漂亮领带比吃药更管用。

2017-4-5

walking in the Norwegian woods and the picnic.

利勒桑日记

2017-4-4

没想到展览开幕之后第二天下午的艺术家座谈分享会,会来那么多人,满屋都是,还有市长和文化部门工作人员坐在最后的角落里,静静地坐着,也没人搭理。
挪威人是真爱艺术,很乐意与艺术家交流,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收藏各式各样艺术品,跟家里摆盆多肉植物一样稀松平常。
主持人阿尔弗雷德问各位艺术家:你们作为艺术家,已经拥有怎样的自由?又希望拥有怎样的自由?
阿尔弗雷德的问题非常好,我会倾向于思考,艺术家已经进入(而非拥有)怎样的自由,希望进入怎样的存在。这个问题是内在的也是社会的。

2017-4-6

展后艺术家讲座上来的人数就已经让人意外了,没想到一场欧洲艺术史学者的演讲也那么有吸引力,美术馆里人山人海,全是市民,许多人驱车一两个小时赶来利勒桑这座小城,就为听一场学者的演讲。挪威人富也就算了,还那么爱学习……
艺术史教授Gunnar Danbolt是策展人巴布洛当年在卑尔根艺术学院的老师,曾在国家美术馆、当代美术馆都担任重要职位,常年在电台电视台主持艺术类节目,拥有广泛听众群。
古纳尔以伦勃朗的浪子回头开场,追溯古罗马到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以来,欧洲艺术家如何表达“和好与恩典”这个主题。
大量教堂建筑、雕塑、壁画、绘画关于人的堕落、上帝成为人、耶稣基督出生、上帝的最终审判,整个关于人的堕落以及上帝寻回人类的叙事。
在挪威的朋友说,这样注重学术与精神层面的艺术节,就是在奥斯陆甚至欧洲别的城市也是属于高品质的。
我第二天分享的主题是《和好与恩典: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关系重建与价值生成》

2017-4-7

阿尔弗雷德·瓦格斯伍德(Alfred Vaagsvold)住在挪威南部利斯塔,守护着大西洋东海岸,北欧大地最早显露出来的地方,一座灯塔和灯塔下的一家画廊,近三十年。

过去,海上起浓雾,灯塔就要靠它巨大的声响来引导航行。

过去,住在利斯塔的稍微有条件的家庭都需要变卖家产,买张船票穿越大西洋去到美国东海岸讨生活。这里太冷了,只有石头和风。

阿尔弗雷德在这个广袤的海岸边做起了挪威最早的国际大地艺术节(1992),至今还可以看到九十年代留在海岸边的艺术品。

老先生精力充沛,然而身体近况欠佳,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月,刚出来,在风中有些颤抖。但两个星期前他换了一张全新的房车,以便四处奔跑。

那天我在利勒桑做讲座,老先生开着他的大房车两三个小时赶来,完了告诉我,我实在太高兴赶上你的讲座,你说的每句话我都完全赞同!之后我们在屋里聊到深夜十一点多,老先生坚持要驱车回利斯塔,我担心他身体吃不消,他说:“我要是累了,可以随时停下来睡觉、洗澡,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换张大房车。我接下来还要开着车,拉着作品和老婆去德国做展览。我更希望拉着作品开到中国,那一定很拉风吧!”

薛滔:北欧旅行随笔(三)

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

薛滔:北欧旅行随笔(三)

文/薛滔

在玛丽安娜隆德火车站完成了我的潜水计划后,这些天罗菲和我都沉浸在瑞典农村绝对纯粹的休闲时光中。不过这时我已经不用再同情他了,他收到了杨瀚松寄过来的相机,也完成了作品“记号”。在这样的前提下,某个风和日丽的中午,我们决定用壮士断腕的勇气从农村纯粹的休闲时光中挺身而出,于是我们决定去大城市斯德哥尔摩看看。第二天我们依然如来时一样,先坐汽车再转火车一路奔波,到达了斯德哥尔摩。

迎接我们的是罗菲的老朋友安德士,他过去做过新闻记者。大概十年前,他曾担任诺地卡的项目总监在昆明工作过。随后回国找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当了副首相的其中一个秘书。曾经连行踪都要保密的人,现在站在广场上等我们。在上一次选举中,副首相所在的党派失利,一系列的工作瞬间蒸发,包括秘书。因为选举失利,副首相的秘书失业,这简直就是个冷笑话。那天下着小雨,看到安德士严肃的站在商场门口,我还真有点冷嗖嗖的。失业后的安德士需要重新工作,他现在身兼三个党派的顾问,这似乎比只拴在一个党派上要安全些。然而,他很快可能又要失业了……流动性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常态。

为了表示热情,也可能是他在中国工作时积累的经验,每天晚上我们都被他的好酒招待着。哇!这些洋酒喝得我甚至有些不适应,对于太舒服的环境我总是不能很快适应,就像舒服休闲的玛丽安娜隆德一样,看来我真的是无药可救了。

在斯德哥尔摩我们参观了各种博物馆,东方博物馆是其中之一,就是收藏着安特森从中国带来的仰韶文物的那个地方。在这里我完成了对伟大祖国的远古追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或许只有充满智慧的仓颉会懂。

瑞典皇家美术学院

瑞典皇家美术学院

瑞典皇家美院离东亚博物馆不远,我们顺道去瞅了一眼,就是这一眼,让我对皇家美院的美好想象彻底破灭。美院大门左边立着一只神情迷蒙的狮子,右边一只极度自信的野猪骚骚的半躺着,大门处停着几辆毫无争议的单车,皇家气派的踪影一点都没有。比起昆明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大学城来说,任何一所三流学校的大门都比皇家美院大门要吊炸天还要吊炸天。很显然,天朝大学在向人类宣告“可以没有文化,但绝对不能丢了面子”的伟大信条。

罗菲在斯德哥尔摩完成了对安德士的参访后,我们仍然用火车加汽车的方式返回玛丽安娜隆德继续搞创作。就在离开的那一刹那,我几乎在瞬间就发现了自己患有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是一种被害人对施害人不但不仇恨反而同情并迷恋帮助施害人的症状。啊!我有,我严重有,因为我们有“以德报怨”的文化,所以天朝十几亿人用无比博大的胸怀在原谅甚至迷恋着那黑暗现实。同时,我似乎还具有反向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的,是反向的,因为似乎我们都有充当施害者的兴趣,在对受害人施暴以后都妄想着受害者体谅、安慰或报答我们。这是一种双向变态的隐性心理,非常的微细和难以识别,但它确实存在。

回到玛丽安娜隆德没两天,我们便再次出发,前往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对于呆在农村的我们来说,去大城市总是能让人按耐不住的亢奋。

这次在哥德堡遇到的是艺术家丹,丹在前几天专程到乡下来看望我们,并给我们讲了一连串的笑话。出于对丹的认可,我决定转述其中一个笑话给大家听。有个美国人到昆明,不会说中文,出门时在酒店门口看到一牌子,以为是路牌或酒店名称什么的,很认真的一笔一划描了下来。晚上办完事后准备回酒店,打了辆车把他描下来的牌子给司机,司机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着“禁止停车”。

瑞典艺术家丹·弗尔伯格

瑞典艺术家丹·弗尔伯格

很显然,丹不喜欢美国人,不过这不影响丹成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做声音艺术的。进入丹家时,我几乎被吓到了。原以为我那8年的北飘生活,已经练就了百毒不侵的神功,但到了丹家我还是被吓到了。他家实在太乱了,比我在酒厂的工作室还乱八倍。各种各样的乱,乱得怎么说都嫌多余,我已经没有想要描述的欲望了。各种鬼玩偶,西方的东方的,瑞典的墨西哥的等等等等,吊着挂着贴着堆着乱七八糟整个家就没一平米是安静的。当然我依然是表情严肃的沉着,没有表露出丝毫我的严重吃惊,并淡定的在丹家吃了午饭,然后他带我们去参观哥德堡的艺术学校。

丹也是昆明艺术家的老朋友,认识他的人都难以忘记他,他成功接待了很多不会说英语的中国艺术家。虽然丹也不会说中文,但他用各种办法和肢体语言在车站、大街、咖啡厅、麦丹劳等各种地方找到中国艺术家并带他们去哥德堡三十公里外的一个小岛上完成艺术家的进驻项目。丹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他用敲桌子的声音在电话里和中国艺术家确定见面的时间。他一个人带着两个女儿生活,如今两双胞胎女儿都在哥德堡艺术学校,丹带我们参观了学校。学校就在街边的一栋楼房里,出奇的平淡,就像一家普通的路边带橱窗的卖皮鞋或者唱片或者随便什么都可以的商店,对艺术学校的幻想一点都没有。看来我对学校的概念是需要重新设定了。无论是皇家美院还是艺术学校,他们每年都只招12个人,这对于广大考生来说,太残酷了,不过他们教育不用交学费。

哥德堡艺术学校

哥德堡艺术学校

告别了丹,我们在歌德堡市博物馆参观了约瑟夫的展览。约瑟夫是安娜的二儿子,他花了几年时间才考上歌德堡美院,和皇家美院一样,歌德堡美院每年也是招收12人。瑞典全国的美院大概只有三,四所,考美院前要先考艺术学校,就是丹的双胞胎女儿上的学校,相当于我们的预科,也是12人。这样算下来,美院加上艺校,瑞典全国一年招收的美术学生大概是几十人,不超过一百人。这个数目大概只是中国一个学校的招收人数,而中国至少有一千所以上的高校在招收美术学生。这么说起来,中国应该是艺术大国,而实际上,中国社会对艺术是普遍陌生并拒绝的,在中国做职业艺术家几乎等同于神经病,这样的教育结果实在是只能表示遗憾。

我们在歌德堡待了四个小时,然后一路飞奔赶往马尔默,再到马尔默我们住在海里帕克人民学校校长家(校长的名字太难记而且长)。海里帕克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有。瑞典的高中毕业并不一定直接考大学,他们可以申请选择某个行业继续学习一两年后再决定大学的专业方向然后参加考试,派遣高中毕业生通过TCG诺地卡到中国进行10个月的学习考察就是海里帕克的一项课程。除此之外,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老人院这样的单位在海里帕克也有,很多家庭从孙子到曾祖,四代人都在海里帕克,老老少少,和睦温暖,像家一样。不少中东难民在这里学习瑞典语,没人会歧视他们,和瑞典人一样他们也把海里帕克当作家。瑞典法律规定,只要能证明在居住国有生命危险,就可以申请到瑞典避难,通过申请的难民将由瑞典政府负责在瑞典的学习和基本生活,比如来海里帕克学习瑞典语,这真是当之无愧的人民学校。

校长家的聚会

校长家的聚会

校长夫人伊达和其他朋友一样,非常热情的接待我们到来。校长和伊达有三个女儿,最小女儿莉娜出生时便患有先天性脑部疾病,医生诊断生命只能维持数月,最乐观估计也只数年而已。然而校长与伊达用强大的毅力,细致的护理坚持不懈的治疗。而今莉娜已过了三十岁的生日,并且在餐桌上给我们讲非常幽默的故事,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伊达一直握着莉娜的手,给她安全与鼓励。在这三十多年中,莉娜接受了60多次的脑部手术,医生多次给出病危通知,校长与伊达也做了多次准备,然而莉娜奇迹般的坚持了下来。由于多次的脑部手术及感染,莉娜没有一根头发,先天残疾导致头面变形,我需要极大的勇气并摒除内心的所有粗鄙情绪才敢直视莉娜。60多次手术以后,莉娜的头部现在已经失去再做手术的条件,伊达每周都带着莉娜去教会参加礼拜,这在中国很可能会因为“面子问题”而闭门不出,伊达和校长带着莉娜参加各种公共聚会,这让人从中看到了久违的光明与希望。

在校长家住了三天,我们再次启程回到乡下。由于展期逼近,我们回去后便开启了密集工作程序。这时罗菲完成了他的我认为堪称为代表的作品,一件行为录像。这是我看过他做的最棒作品,就单件作品来说,放在任何场所展览都不会逊色。作品直指中国人的存在状态,把个体与国家之间复杂又微妙的关系表达得极为准确,语言,观念每个方面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且作品非常符合他的个人气质。

罗菲作品《锤击》

罗菲作品《锤击》

当我们的工作顺利结束时,安娜策划的展览如期开幕了,很多观众来到这里,展览规模虽然不大,但每一个人都尽全力的工作,每件作品都耐人寻味。开幕式很成功。

为了庆祝展览成功开幕,也为了庆祝这一个月的进驻项目圆满结束,罗菲我们到杨瀚松老家很惬意的荡了秋千,并在那住了一晚,就是在“随笔一”中提到的杨瀚松妈妈的爷爷住的那栋老房子。房子建在一个小山坡上,周围是森林和农场,要走好远一段路程才有别的人家出现。关于房子最早的记载是1826年,在1900年的时候杨瀚松的外曾祖父搬到这里,并在这里与镇上“青年协会”的成员一起支持在中国的传教士,寄钱到中国。一百年前的几乎每天晚上,他外曾祖父全家都围坐在壁炉边谈论中国。一百年后,杨瀚松点燃壁炉,我特意搬了把椅子坐在壁炉旁边,一边听柴火燃烧的噼啪声,一边想着在此发生的与中国有关的故事,这是多么的奇妙啊。

杨瀚松家的老房子

杨瀚松家的老房子

杨瀚松的老房子

杨瀚松家的老房子

薛滔在杨瀚松的老房子荡秋千

薛滔在杨瀚松的老房子荡秋千

第二天早上,我和罗菲在农场边散步,欣赏这里的景色。农场里的牛群似乎和我们想的一样,齐刷刷的抬起头来愣愣的看着我们,似乎我们也是它们从没见过的风景。

风景过后,我们和杨瀚松一起到养老院看望他妈妈,瑞典的老人都在老人院,那里有更专业和周到的看护。房间宽敞,干净整洁,布置了一些从家里搬来的家具、照片等。90多岁的老人以前经常纳闷小时候为何家里总在谈论中国,杨瀚松去中国后,这个疑团才被解开。

罗菲与薛滔

罗菲与薛滔

此次出行的最后一站,我们又回到巴黎。在机场,奇迹般的碰到解炫,她和我们一起从昆明出发,到巴黎后罗菲与我朝瑞典方向去了,她在巴黎待着,然后去意大利西班牙等地逛了一圈,把在课本上看到的博物馆逛了个遍,回程时我们约好在机场见面,还没打电话就在取行李处碰到了,真是蹊跷。更为蹊跷的是我们在登机时,我的登机牌被工作人员表情镇定的一把撕碎,我自然是冷静的站在那里,没有想要开口询问的意思,实际上我会的那几个英语单词也无法支撑我应对这么复杂的情况。此时,从旁边来了一个工作人员,拿了新的登机牌给我们。新的登机牌纸质要比撕碎的那个厚一点,仔细一看座位也改了,我们三人多少有点疑惑的朝机舱走去。登上飞机,找到座位,居然被升级到商务舱了。我滴个妈呀,可以把椅子按平了,身体伸直了睡回国去。当空姐微笑着递上毛巾转身走后,我们按捺不住的兴奋瞬间爆发,差点把飞机给笑翻了。艺术家的自信与光荣顿时爆满,对艺术家这个职业的未来充满了无限信心。可是,由于我过于兴奋,一直没睡着,在连续看了三部电影后,才稍稍有点睡意,这可浪费了商务舱那宽大舒适的靠椅。

回到昆明,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明白为何被莫名其妙的升舱,也不想去搞个究竟,管他呢反正已经回来了,反正又和过去一样白扯扯的走在昆明的大街小巷上,又回到为房租、水电、交通等费用绞尽脑汁的现实生活中。尽管如此,在艺术家被视为神经病的世界里,我依然得承认我喜欢艺术家这个职业,并为自己是艺术家而感到欢喜。

2015年6月11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