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絮语

各种微观的去中心的艺术在地实验
正在各地发生
这是文化上的生态多样性的开始
它最终可能不会成为令人瞩目的浪潮
而是自成小溪滋养各个角落
—— 罗菲

回答诸如:“当代艺术”是否已经终结?中国“当代艺术”的精神特质与审美特征是什么?“当代艺术”是否已远离大众?下一个艺术浪潮(或艺术运动)什么时候到来?……等问题。

访谈内容为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反思絮语”专题之罗菲个人内容,“反思絮语”当代艺术专题由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及英盟当代艺术馆联合发起,点击这里阅读访谈原文。

罗菲行为作品《我是一个难民吗?》,斯德哥尔摩Studio44艺术空间,2016

安德里亚斯·马蒂:当艺术生产过剩……

“当艺术生产过剩……”

人物:安德里亚斯·马蒂(Andreas Marti)

空间:服务楼艺术空间 (DIENSTGEBÄUDE ART SPACE)

时间:2018年6月15日下午

服务楼艺术空间 :是一个艺术家自营空间(artist-run-space,在瑞士他们把这种空间叫做off space),成立于2009年,苏黎世较早的艺术家自营空间之一,安德里亚斯·马蒂是空间发起人和项目负责人。

安德里亚斯·马蒂 (Andreas Marti)

安德里亚斯·马蒂 (Andreas Marti)

服务楼艺术空间 (DIENSTGEBÄUDE ART SPACE)

服务楼艺术空间 (DIENSTGEBÄUDE ART SPACE)

罗菲:你的艺术空间所在的这一片是怎样的环境?

马蒂:这是五十年代遗留下来的工业区,他们当时制造印刷机。更早的时候这里造砖,这里被挖了很大的一个坑,后来填埋,在此基础上建造工业区。今天这里是混合的社区,很多犹太家庭,我的邻居们常常抱怨我们搞的活动扰民,时常碰到一些疯狂的艺术家出没,哈哈。

罗菲:这里除了你还有别的艺术空间吗?

马蒂:没有,但有一些艺术家工作室,比如我这里有两间工作室,有八位艺术家在租用,目前有两个德国艺术家在此驻留。但服务楼艺术空间是独立的,它是我的孩子,是我的试验品,没有与任何人或团体合作,是我自己独立运作。当然,我和艺术家还有策展人有临时合作。最初成立的时候我们是两个人,但总是不好弄,也许是因为我总是有非常明确的想法,知道具体怎么做,而且我做事效率非常高,我们总是无法达成一致,最后还是我自己做。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和程序去讨论事情,也许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我也是一个艺术家,我需要足够的空间来施展,并且能够迅速主导。

Sandra Kühne

Sandra Kühne

罗菲:很多OFF SPACE都具有很强的个人特征,往往规模很小,由创办人身上的特质决定其特质。

马蒂:是的,非常赞同,我们不需要反反复复讨论做什么怎么做。

罗菲:你的空间名叫DIENSTGEBÄUDE是什么意思?听上去不太好念。

马蒂:这个名字来自当时一栋火车公司的服务楼,他们提供一些售后维修服务、火车清理什么的,后来废弃我们就用它来做活动,我们楼下的“服务楼”标志就是从那里搬过来的。两年半以后我们就搬离了那个地方,但当时我们已经名声在外,所以继续沿用,尽管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个名字。现在“服务楼”已经在我们的文化版图里是非常重要的名字。

罗菲:艺术在你们的城市日常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马蒂:艺术在我们这里已经有数个世纪的历史,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艺术的热爱就不曾减退,艺术是社会的一部分。但是今天艺术家更加困难了……

罗菲:更加困难是什么意思?

马蒂:现在的情况是“生产过剩”(Overload of Production),这也跟创意产业有关,但很少有艺术家赚到足够的钱,大部分艺术家还是靠其他职业来养活自己的艺术。尤其是过去四五年,经济上的冲击比较明显,形势下滑。

Andrea Mariano, Karim Forlin, Johanna Kotlaris, Lucas Herzig, Alan Bogana, Sisters from another mister

罗菲:那你对运营这样一个空间有怎样的期待?

马蒂:当然,过去十年,艺术在社会空间里得到很大的扩展,人们也对艺术感兴趣,不再像八十年代,艺术家只是社会边缘的一小群人,只有这群人才关心艺术。今天,人们都关心艺术,积极参与艺术。作为艺术空间,我们就是和社会保持沟通。我们有自己的观众群体,但并没有更多的钱注入进来,今天艺术“生产过剩”、“过度生长”,过多的“艺术中介”……这非常奇怪,一方面人们乐于参与艺术,一方面经济却起不来。这导致运作一个自营空间很困难,所以我们会尝试联络起来共同面对,比如这个《苏黎世艺术空间指南》,上面都是艺术家自营空间、独立空间和各个项目平台(注:不包括美术馆和画廊),是我和另一个人五年前发起做的,每年出一次。十年前我做服务楼空间的时候,我们只有7家独立空间,现在你看,今年我们有31家,去年有35家。

罗菲:这些空间都是过去十年产生的。

马蒂:是的,是一个巨大的发展。所以我们做这样一份指南,让观众知道我们在哪里,看到整个面貌有一个基本认识。

罗菲:这可以理解为苏黎世的一场艺术空间的运动吗?

马蒂:这其中有一定的背景因素,过去五到十年,这座城市被迅速的发展和扩建,许多大型公司都投入大量资金,为未来投资。然后就产生了很多闲置的老房子,他们就以较低的价格租出去,所以这些艺术空间也散落在城市各个不同的地方。

罗菲:一般艺术家也不会跟房东签一个很长的协议?

马蒂:不会的,比如我常常就要和我的房东做斗争,因为他想赶我们出去,租给其他公司会赚更多的钱。

罗菲:你们本地的艺术空间会经常聚在一起做事吗? 比如刚才说的《苏黎世艺术空间指南》。

马蒂:不会的,苏黎世不是那样的城市,我们当时做那个册子并没有征询大家的意见,我们只是尽可能都写进去,没有任何讨论,我甚至都没有一家家去走访,我只是知道他们哪些在做事,哪些在活跃,然后放进去。也许联合起来在将来会发生,这样可以节省一些开支,或者获得市政支持,我们的确需要彼此的支持,但因为每家都有自己非常明确的方向和目标群体……我们曾经尝试过,但最后讨论半天也没有结果……这就是苏黎世,虽然不太大,但足够保持彼此之间的距离。在巴塞尔你可以在同一个时段举行所有空间的开幕,甚至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我很难想象这种事在苏黎世怎么发生。

罗菲:你一年做多少展览?

马蒂:十年来我们做了106个展览,每年8至10个项目,包括在国内的和国外的,我参加过至少12回国际性的独立空间博览会,去年在都灵的一个博览会上拿了一个奖(the Premio Intrauma Art Prize),前几周我在雅典和巴塞尔参加博览会。我这个空间主要是做展览,如果搞其他派对活动,我的邻居会抗议的,哈哈。然后我们这里会存留一小部分艺术家的作品,虽然不是很多收入,但可以保持一部分在空间里也挺好。

罗菲:你这里有多少职员?

马蒂:不多,只有伊莎贝拉,她每天工作20%,她是艺术史学家,她擅长沟通也擅长文字,我主要是在做展览的时候跟艺术家或策展人建立临时合作。

罗菲:OFF SPACE普遍都是以轻量化的团队来运作,很多时候甚至是一个人。

马蒂:是的,这样更具弹性,甚至我们的展览邀请函都是同一个模板,保持低成本印刷,以非正式的方式邀请人们,这样我们就不用过于依赖平面设计团队。不像画廊行业,他们需要保持一种商业形象。

罗菲:你自己做什么样的艺术?

马蒂:我主要做装置,有时也做摄影,上一个展览我做了一个看上去非常脆弱的绘画机器,它一直在展厅运转。

Dominic Michel (corner), Andreas Marti (wall and on the floor)

罗菲:你跟画廊有固定合作吗?

马蒂:时不时,我不太轻易答应和画廊长期合作,因为我一般不同意他们提出的合作条件。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发展我自己的空间的原因。

罗菲:这样你把自己的艺术和你的试验都放进一个你放心的盒子里。

马蒂:是的,这样节省精力。我不太喜欢为画廊工作,除非画廊非常棒。

罗菲:服务楼艺术空间主要展示什么样的艺术?

马蒂:主要是装置、观念艺术,并且这些作品能够尽可能重新改变我的空间,特定场域艺术那种。

Exhibition View JocJonJosch

罗菲:你一般在展览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艺术总监、策展人?

马蒂:我只是组织人,大部分时候不会提到我的名字,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不想被看作是策展人,我希望保护我艺术家的这个身份。尽管我的确在做一些策展的事情。

罗菲:你如何选择合作的艺术家?

马蒂:我主要是观察,我邀请那些我发现的艺术家,我不会邀请我的艺术家朋友,除非他们非常适合。我主要看作品,还有就是艺术家这个人,我喜欢单纯的人。

阿德里安·诺茨:艺术有保障……

“在瑞士,艺术有保障……”

人物 阿德里安·诺茨(Adrian Notz) / 伏尔泰小酒馆艺术总监

空间 瑞士苏黎世伏尔泰小酒馆 (Cabaret Voltaire 也称“达达之屋”)

时间 2018年6月14日下午

伏尔泰小酒馆 1916年达达运动的诞生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成为达达主义者们的避风港。今天伏尔泰小酒馆专注于达达的历史及其文化遗产,是与历史达达运动进行哲学和艺术交流的重要据点。

阿德里安·诺茨(Adrian Notz)

阿德里安·诺茨(Adrian Notz)

罗菲:我到苏黎世的第二天就来造访了小酒馆,当天晚上看了一场诗歌的行为表演,我注意到这里的表演常常与诗歌有关。

诺茨:我们常常很混合,你看到的这段时期的活动叫“玩笑与怒火”(Fun and Fury,注:此名也是回应特朗普的著作《炮火与怒火》),我们有实验音乐、行动表演、哲学、视觉艺术,这里的很多行为表演都和读诗有关系。那晚的表演是一个被称作“诗歌军团”的表演,那是表演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分。

罗菲:这种与诗歌朗读联系在一起的表演是瑞士或者欧洲行为艺术的一个传统吗?

诺茨:不止在瑞士,在欧洲德语国家很多表演都是这样,有关口语的行为艺术,比如演讲或者读诗成为一个表演。对口语的应用仍然是行为艺术非常重要的方式。身体语言的方式是更早一代艺术家擅长的,因为那代人来自舞蹈领域。

Word Up!«twenty seven poems for getting high and forgetting down too» premiere Performance by James Massiah, 2017-12-12

Word Up!«twenty seven poems for getting high and forgetting down too» premiere Performance by James Massiah, 2017-12-12

罗菲:这间小酒馆诞生于1916年,当年夏天就关闭了。

诺茨:是的,当时只开了5个月,从2月到6月。

罗菲:然后从新闻上再次注意到这个地方,是2001年,被一群自称新达达的艺术家占领。那这中间85年这里发生了什么?

诺茨:1916年夏天之后它改名字了,但其实直到七八十年代这里都是餐厅、酒吧、俱乐部,到了九十年代基本关闭。但里面的样貌和风格基本没变。因为废弃,到2001年被艺术家们占领。当时他们搞了一场达达狂欢,他们宣称从屋里往街上撒一百万瑞士法郎,事实上他们只撒了五千,那也是很多钱,很多游客捡钱。

Performance 4 Evenings «OhBasement OrderattheBar!», Performance by Rasmus ergmann & Soren Berner, 2017-11-28

Performance 4 Evenings «OhBasement OrderattheBar!», Performance by Rasmus ergmann & Soren Berner, 2017-11-28

罗菲:对于瑞士艺术家来说,他们会认为达达是他们的一个精神传统吗?

诺茨:我不这样认为,因为达达不是瑞士的艺术运动,而是国际性的艺术运动,而且是85年之后他们才注意到。事实上影响更多来自国际艺术家对达达的兴趣,包括中国艺术家。外界比本地人更看重这个地方。

罗菲:伏尔泰酒馆是一个艺术家自营空间(OFF SPACE)吗?

诺茨:不,它是一个学会,我们有一个董事会,我是由董事会聘任。这个学会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像一个基金会,在瑞士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学会。我之前在韩国光州听说在亚洲成立一个基金会非常难,需要五百万美金的注册资金。但在瑞士,只需一张申请表就可以了,然后宣称我们自己就是基金会。成立学会跟成立基金会差不多,有三个人就可以成立,完全合法的,在瑞士有差不多四十万个这样的学会吧,通过学会可以做很多事情。

罗菲:艺术家自营空间也会用学会的方式来运作吗?

诺茨:不只是艺术家自营空间,包括很多机构,比如现代美术馆也是基于一个学会,可能剧院会是公司化运作,但一般艺术机构都是这样的非营利性学会。

罗菲:作为非盈利性学会,你们是否会为日常运作的需求担心?

诺茨:会的,非营利并不意味着你不需要钱。

罗菲:你们有多少职员?

诺茨:我们有6个全职员工,15个兼职。

罗菲:我听说你们有4个策展人,对于这样的小型空间,是相当庞大的策展团队。

诺茨:哈哈哈,是的。我们每年邀请4位策展人合作,我们共同制定年度表演计划,每个策展人每个月安排一个表演,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有一场表演。他们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切入点,这会很好玩,如果长期是一个策展人,那会很无聊。当然,他们也不是全职,这也会节省很多开支。

Cabaret Voltaire 伏尔泰小酒馆外景

Cabaret Voltaire 伏尔泰小酒馆外景

罗菲:你们每年做多少活动?

诺茨:取决于具体情况,比如2016年是小酒馆百年庆典,那一年我们开始计划做165场活动,从2月15日至7月18日每天都有很多很多活动,活动每天从早上6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实际上我们最后做了230场活动。

罗菲:那太疯狂啦!

诺茨:是的,但这是一百年才一次。我们早上6点半开始是一个类似于基督教的晨祷仪式,每天早上我介绍一位达达主义者的作品,总共150位。这都是由我来主持,幸运的是,只有其中6次只有我一个人,其他时候都有观众,有时2个人,有时10个人,人数不定。那段时间我们每天在楼下舞台上有表演,在楼上有讲座或者音乐会。

罗菲:在这里展出的艺术家是由你邀请还是他们跟你提出申请?

诺茨:都有,问题是一般跟我们申请的自称达达主义者的艺术家,品质都不怎么好,所以我更倾向于邀请艺术家。因为达达主义本身已经是很早的事情了,也发生了演变,甚至最初的达达主义者都成了超现实主义者。达达来自一个没有任何意思的词,用无用的事物改变世界,这样的观念已经融入到整个艺术观念里,如果今天还有人宣称自己是达达或新达达都是可疑的。

罗菲:小酒馆身处游客非常集中的古城区,你们的主要观众群体一般来自哪里?

诺茨:因为我们的节目比较丰富,除了百年庆典、表演,也有学术讲座,诗歌活动。有时房间里挤满了60岁以上的老人,有时都是些年轻的嬉皮士。在百年庆典那几个月我们有八万人来访,一般每年有四万人来访。当然,中间也会有一些游客慕名而来,这里看看那里摸摸。

罗菲:关于你自己能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诺茨:我是2004年从这里开始的,最初我是总监助理。事实上我是到这里工作才真正了解达达,我之前知道的不多。我之前是在苏黎世艺术大学学艺术理论,更早我学了两年的艺术,因为最开始我是想做艺术家,后来发现自己在策展方面更强。并且有过艺术实践之后再学理论,你会对理论理解更生动,也更明白艺术家怎么工作和推进,而不是纯粹从学术和理论的角度来理解艺术。也不只是把艺术当作自己理论框架里的案例,而是可以跟艺术家们展开合作和互动。

Cabaret Voltaire

Cabaret Voltaire Hall poster © Carlos Amorales photo © Nicolas Duc 2017

罗菲:在中国,2000年后产生了大量艺术空间和社区,包括一些替代性空间,但现在整个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人们注重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诺茨:这里也是一样,我不是很喜欢“创意产业”或“文化产业”这种概念,就是把艺术、设计和经济进行挂钩,产生持续的效益,通过衡量投资与收入来选择艺术和文化,像电影工业那样。我之前去过香港,看到很多艺术空间都跟商业有关系。相比而言,瑞士的艺术环境就像天堂一样,你可以不断做实验艺术,不停谈论艺术哲学议题……瑞士给人的感觉有点像温泉浴场……即便是一百年前来到这里的达达主义者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欧洲,离瑞士不太远的地方,数万人被杀,但瑞士还是一片祥和,我们可以跳舞、歌唱,甚至尝试找到艺术的新的表达方式。但我想很多人身处瑞士这种“温泉浴场”,并不明白其重要性。在这里我们不需要为生命担心,我们仍旧可以吃喝玩乐,这是一种自由。有人说瑞士很无聊,没什么重大事情发生,人烟稀少……但如果你意识到你身处一个“温泉浴场”,那正好不过,人很少,安静、没人打扰,大多数东西还有点贵——因为这里是“温泉浴场”,你尽管放松享受生活。

Roman Signer, «Zuoz (Zelt)», 2010

罗菲:这很有意思,因为我来之前不少人跟我说瑞士很无聊,整个社会没有问题,那里的艺术也很无聊(boring),你怎么看?

诺茨:我不认为无聊,因为我们这里也诞生了很多杰出的艺术家。尽管我们身处欧洲的中心地带,但我们还是有一种山谷思维(Mountain Valley thinking),不少杰出的艺术家甚至来自大山里,比如罗曼·西格纳(Roman Signer),一生可能没有见过太多世面,看上去像书呆子,但这也很好。瑞士也经历过几次装置和雕塑的艺术运动,有的作品甚至具有很强的挑衅性,比如克里斯托夫•布切尔(Christoph Büchel)的装置,他经常做一些探索极端心理的探索。所以我不会说我们的艺术是无聊的(boring),或许你可以说有点闷(bored)。当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们这里确实没有太多大问题,这里没有贫民区。

Christoph Büchel, Training Ground for Democracy

Christoph Büchel, Training Ground for Democracy

罗菲:这里也谈到对其他人的责任与担当,比如我刚到苏黎世先来了伏尔泰小酒馆,然后我又去了波兰奥斯维辛,就是这两种极端,一边是富裕国家的自由艺术,一边是有关人的恶。

诺茨:我们这儿有一位德国哲学家说,瑞士有对正常状态的保障。这里没有例外紧急状态,当然你可能会说这太无聊了。但如果这种正常状态得到持续性的保障,那么像奥斯维辛那种事情在这里就不会发生。“正常”和所谓的“无聊”其实也正是人们所期望的生活,这种保障源自政治中立。但瑞典太政治正确了,甚至对我这个瑞士人来说都太难以应付,那里超级透明。但瑞士有来自意大利、法国、德国等不同文化的影响。甚至世界各地各个国家的资金都储存在这里,这里既像一个“温泉浴场”,更像一个黑洞,一个风暴眼,即便周围正发生着混乱,但这里很平静安稳。所以谷歌公司在欧洲的总部设在这里,世界上最大的数据库、最安全的银行,大多数NGO也都在这里。

罗菲:因为这里稳定正常,安全有保障。

诺茨:是的,在这里保证是正常运转的,这是一种中立的正常状态。

罗菲:所以这里的艺术也是被保障的,哈哈。

诺茨:是的,在瑞士,艺术有保障,所以除了那些杰出的艺术家,还有艺术巴塞尔、乌里·希克、汉斯·奥布里斯特等等……这里并不无聊,还挺好玩。

生活在别处,生活在当下

艾维美术馆刘菁对话“人力驱动”策展人罗菲

生活在别处,生活在当下——罗菲谈“人力驱动”艺术展

时间:2018年3月28日
地点:昆明西山艾维美术馆

刘菁:人力驱动展览已经过半了,有一些观众以为这只是一个和自行车相关的展览,对于这个展览真正的意义您可以给我们做一个解读吗?

罗菲:我相信每个观众根据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美学修养可以在这个展览中体会到不同的层面。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有关自行车的展览,它与自行车文化历史有关系,但这个展览的核心不只是自行车,而是“人力驱动”以及文化层面的体验与思考。自行车只是把所有作品串起来的一个器物,通过这件器物我们可以看见整个社会的变迁、美术史的变化。参加这个展览的艺术家和诗人从40后到90后几乎每代人都有,其中的作品有二三十年的跨度,所以“人力驱动”展也有对艺术史的观照,就是通过一件器物来讲述历史,既有公共的也有个人的。比如带有自传色彩的,如毛旭辉、陈群杰、孙国娟、苏家寿、陶锦、王月,包括Vera,他们的作品本身就带有个人特定时期的记忆和文献性质。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由故事穿插起来的展览。

毛旭辉《红色自行车》40×55cm 纸上水彩 1993年

刘菁:您刚才提到毛旭辉、陈群杰的作品和个人传记有关,高翔的作品则带有游戏性,那自行车作为这个时代环保文明的象征,在展览当中意味着什么?

罗菲:自行车自18世纪末发明以来,作为现代文明的一个线索,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历史器物来看待整个历史的演变。曾经自行车意味着桀骜不驯,如今意味着健康和环保。今天的艺术家面对自行车可能不会像八九十年代的艺术家那样对自行车有很深的个人感情,在七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自行车都是许多人出行最重要的代步工具。我们能从上面提到的部分艺术家那里看到个人情感。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开始鼓励家庭购买私家车,从那时起自行车就逐渐从我们生活中心的地位脱离出去。

同时,艺术家这个角色带有类似先知性的色彩,他们能预见到将来的变化,并且从某些情况中看见人类普遍的情况。比如黄德基画的大量堆积的单车的画面,让人感觉到悲凉,被荒废掉的(感觉),这不仅和环境有关,也和人的处境有关。

比如郑宏昌的作品,他的整个房间可以说和自行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他那些不断旋转的机器和光影构成工业革命以来人在精密仪器中被异化而不自知的投射,让人想起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而不自知。另一方面,他的整个房间也很像一个现代版的“柏拉图洞穴”,人们把自己被投射到墙面上的影子当作唯一的真实,当作一切。我想策展就是把展览当作思想、知识和感觉的提供者。

孙国娟 《我一直都是有翅膀的》 25.5cm×19cm 拼贴 2018年

刘菁:刚刚您提到这个展览的作品是和自行车是有关联的,自行车在社会化进程里起到一个重要作用。那自行车的发明和女性主义的发端又有怎样的关联?

罗菲:19世纪中后期,女性解放运动与自行车的普及息息相关,它扩大了女性的社交圈子,丰富了她们的职业生活,改变了人们对女性服装的审美习惯,告别了当时的大裙子、大帽子、端庄的长发……因为交通工具的发明,人类的活动半径大大地扩展。比如大航海时代,因为轮船的使用,影响到整个人类文明的迁徙和交融,这是整个人类史的宏观变化。在微观生活中,最重要的发明就是自行车。自行车可以让人们更容易去到其他村庄和城镇,甚至地球的另一边。

今天我们来看Vera的房间,她从阿姆斯特丹一路骑到日本,途径整个欧亚大陆。在今天我们会觉得这是件很酷的事情,但是在100年前,这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不只是当时的长途旅行异常艰辛,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女性被当做顺服于整个家庭系统的,从属于丈夫的角色。一个女性在当时骑自行车跑到地球另一端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甚至有些大逆不道。

今天几乎很少有人会骑自行车环球旅行了,大家选择坐飞机、轮船或是火车,自行车已经变成最慢的代步工具。它所有的推进,每一次眼界的打开都是靠一点一点地努力实现的,正如我们展览的名字——“人力驱动”。如果我们坐飞机,我们将在一个标准化的空间里度过,全程可能一句话也不用说。只需要告诉空乘人员你的需要,请来点鸡肉、牛肉、果汁或者红酒……你只是在下单,没有和人发生真实的交流。在超现代性人类学概念里,这种地方叫做“非地方”,飞机、机场、高铁、超市、商场这些地方,它不是为人的生活而准备的空间,它是为了生活加速而产生的空间。你不必和身边的人建立人际关系。但是由自行车来推动的旅行会让我们完全进入到这个过程中,你需要和人交流,了解当地天气、习俗、注意事项,甚至闯入到别人的悲欢离合中……自行车环球旅行让我们发现不同的文化是如何发生关联和演变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会变得更加谦卑。在环球骑行中,Vera除了写自己的博客,也在写人类的环球骑行史,自行车作为环球旅行的工具时,同时也变成了一种考察工具,就好像我们用摄像机、相机和做笔记去考察事物一样。路上的陌生人会邀请你到他家里做客,他们会认为你简直就是一个天使,那么远骑车来看我。

刘菁:Vera骑行从荷兰开始,那么荷兰是个非常适合骑自行车的地方,它的城市变迁等都是和自行车有关,这次展览为什么要选择在昆明实现?

罗菲:我9岁的时候在北京学会了骑单车,之后回到重庆,直到十年以后来到昆明又重新骑上了单车。到昆明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二手单车,把油画箱捆在后架上,去滇池旁边的渔村画画,昆明让我爱上了骑单车。我想这和昆明宜人的自然环境是分不开的。据我所知,昆明也是骑行爱好者最多的中国城市之一。在针对自行车的城市规划上,欧洲一些国家做的非常好,荷兰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荷兰你去任何一个地方几乎都可以靠自行车,它的城市设施、公共交通也都具备容纳自行车的设计。

在和Vera聊天的时候,我们都有个愿望,希望通过“人力驱动”这个展览,把它变成一个城市的活动,让更多的人参与到骑行中,热爱生活,热爱艺术,与人分享故事。因为自行车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工具,它不像汽车会产生一些环境问题,人类今天的许多活动正在改变整个地球的地质,而自行车却是通过改变我们自己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它是很friendly(友好)的交通工具。

刘菁:能否介绍下你整体的策展思路,你如何把那么多彼此不同的作品联系在一起的?

罗菲:总体而言,我们基本没有专门画单车的艺术家,展览中黄德基是一个例外。在九十年代的时候,自行车形象时不时出现在某些艺术家的画面中,似乎没有谁刻意去表现自行车,但也没有人刻意回避它,因为它就是当时生活中的一个日常物。比如毛旭辉的画中出现过好多次自行车,他很善于把日常的物件发展成象征性符号,包括剪刀或者椅子,但自行车在他的画中并没有得到像剪刀那样符号化的提炼,可能是因为自行车的形象太过复杂,它只是在画面中作为某种暗示而存在,有时为了表达单车被盗的愤怒而画。

自行车形象在艺术家的画面中出现,主要源于经验与妄想。比如唐志冈九十年代的画作《郊游》,一伙人全身赤裸骑着单车打下来一只凤凰。还有《性病》里作为背景物件的自行车。还有孙国娟采用自己八十年代的老照片进行重新加工,自己长出了美丽的翅膀,同时她也是在回应自己独特的身份议题。自行车形象在这些画家的作品中往往给我们一种提示,就是“生活在别处”,或者“我(我们)”来自别处,它在画中提示人们一种与现实游离的状态。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艺术家们要表达的一个目的,而仅仅是一个提示、一种记号、一种明确的情绪。这包括了人们对过往生活的眷恋,比如展览里的诗歌单元所呈现的细腻的心声,翟砚军的插画,李季的人力车夫的摄影。

另一方面我们也把作为工业设计的单车制品与抽象形式进行对照,这种关联在早期杜尚还有毕加索那里都有尝试过。这里展览里有张永正的抽象画作,四个巨大的圆形,灵感来自对中国节气常年循环反复的思考,这本身也与自行车轮的循环运动一样。抽象绘画里还有解炫很有质感和激情的作品。当然,这些作品不是因为受到自行车的启发而做,我把它们放在展览里,是为了丰富展览在风格语言上的维度,也有助于观众从自行车的经验来理解抽象绘画。

第三种是与身体叙事有关,像张琼飞极具表现力的绘画风格,身体犹如机器的零部件,那种工业美学在身体中的表现。赵磊明的油画比较忧郁,但也提示出人们需要从自我的世界往外走的勇气。刘丽芬的画作里有从心里绽放出来的一朵花。这些作品看似和自行车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在感觉上我认为它们与自行车的精神是一致的。

郑宏昌《手风琴系列》影像装置 2017年

第四种是文化批判,比如前面提到的郑宏昌的作品,精密机器与光影及依附于其上的人形成微妙而诡异的关系,也是有关制度及其运转的隐喻。资佰的有关公路杀手的摄影,讨论“看上去很美”的照片是如何从道德中被分离出来的。

第五种是对内在驱动力的观念性的表达,比如和丽斌的由未知和黑暗驱动的盲画,郭棚理解骑行就是对自由FREE的向往。其中也包括趣味性,比如高翔、尤佳的画作。还有在路上的视觉经验,那种不断打开的视野,比如白雪娟、苏捷、黄成春等等。

但展览实际呈现以及我在邀请艺术家的时候肯定不是按这几个“盒子”来安排的,更多的是依靠直觉,包括如何在空间里相互穿插,形成叙事。也有好多艺术家是为展览现做的作品,在“人力驱动”展览里,策展人和艺术家是共同构建的关系,这样会让展览变得更生动更丰富。这并不是一个所谓命题作文的展览,这个展览在媒介和语言上的丰富性也是一大亮点。

刘菁:我们看到无论是速写也好,架上绘画也好,其实有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在二号厅和一号厅的长廊,有些年轻艺术家比如像王月的作品、艾维小组创作的作品,都是自行车遗弃掉的配件产生了一些关联,或者说他们用这些废旧的自行车二手物品,进行再创作,您有在这次展览中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吗?

罗菲:这一次让我非常意外和惊喜的是有好几位青年艺术家做的装置作品,比如王月的那组《关系》系列装置作品,宰鹏飞做的那组铃铛的表情包,艾维艺术小组用单车零件做的“树”,还有王钰清为这次展览做的大型婴儿车。我们可以看到个人的某些情愫和故事被融入到里面,比如王月作品里书写的《诗篇》23篇的经文,一种人对灵魂安顿的期望,地上那些小钉子源自她父亲为她修补单车的经历。还有陶锦骑行回家一路收集的泥土,和他回忆母亲的离世有关,让人泪目。这些与个人成长经历有关的故事,让展览变得特别有温度,有非常真实的情感,不管是愤怒的还是焦虑的、担忧的或者某种期许的,这次展览的丰富性也正在于此。

刘菁:就是您刚刚说到的就是比如说从公众的的角度来说比如说来到美术馆不会有距离感,而这个展览第一是它的丰富性,第二个就是它的温度,第三个就是介绍了整个展览的线索、逻辑等。其实根据您说的这个方式,这个画展的丰富性就是让人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可能她让你看到你看不到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展览特别棒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就是可能很多观众他们没有美术史的基础,随着您策展人对作品的解读,他更能清楚的知道,我们这个展,就是以自行车骑行为发端,到最后我们表达的一些就是具有象征、时代意义、含有温度的精神体验。特别要感谢您策展人带给我们那么好的一个展览。

罗菲:如果我们说自行车是关于“生活在别处”的提示的话,那么“人力驱动”这个展览它也成为“生活在当下”的一个提示,没有人力驱动,就没有别处。生活的许多细节需要我们去记录、回顾以及展望。最后我也想感谢艾维美术馆这次合作,让我们的关于自行车的整个理念和美学得以呈现,谢谢艾维美术馆,谢谢刘菁。

展览信息:

人力驱动:一场艺术与骑行的邂逅
HUMAN DRIVEN – An Encounter Between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Cycling

策展人:罗 菲

联合策展:刘 菁、Novikova Anna

诗歌单元策展人:张翔武

主 办:艾维美术馆、艾维闪电自行车

协 办:SCIW-CLUB(春城国际葡萄酒俱乐部)、摩登天空、创维集团云南分公司、GoKunming

展览时间:2018年3月17日至4月15日(9:30—17:30)

更多详情请访问艾维美术馆公众号:这里(中文)这里(EN)访谈诗歌单元

菠萝蜜对谈第五回@大墨雨

菠萝蜜对谈第五回

昨晚(2018/1/13)在大墨雨一个“尚未完成”的院落展开,

作为今年“尚未完成——合订本2017”计划的一部分。

讨论个人成长史、全球在地化、乡土中国的情感纽带与当代艺术实践、

云南的杀猪饭与“合订本计划”、语言与伦理的争论、

当代艺术如何成为一种纽带……

讨论从八点持续到夜里两点。

参与:罗菲 薛滔 和丽斌 郭鹏

拍摄:黎之阳

地点:大墨雨

录音及编辑:罗菲

* 本音频文件为略缩版,全部内容请关注1月27日的“尚未完成——合订本2017”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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