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Xue Tao

artist, curator in China

薛滔:北欧旅行随笔(三)

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

薛滔:北欧旅行随笔(三)

文/薛滔

在玛丽安娜隆德火车站完成了我的潜水计划后,这些天罗菲和我都沉浸在瑞典农村绝对纯粹的休闲时光中。不过这时我已经不用再同情他了,他收到了杨瀚松寄过来的相机,也完成了作品“记号”。在这样的前提下,某个风和日丽的中午,我们决定用壮士断腕的勇气从农村纯粹的休闲时光中挺身而出,于是我们决定去大城市斯德哥尔摩看看。第二天我们依然如来时一样,先坐汽车再转火车一路奔波,到达了斯德哥尔摩。

迎接我们的是罗菲的老朋友安德士,他过去做过新闻记者。大概十年前,他曾担任诺地卡的项目总监在昆明工作过。随后回国找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当了副首相的其中一个秘书。曾经连行踪都要保密的人,现在站在广场上等我们。在上一次选举中,副首相所在的党派失利,一系列的工作瞬间蒸发,包括秘书。因为选举失利,副首相的秘书失业,这简直就是个冷笑话。那天下着小雨,看到安德士严肃的站在商场门口,我还真有点冷嗖嗖的。失业后的安德士需要重新工作,他现在身兼三个党派的顾问,这似乎比只拴在一个党派上要安全些。然而,他很快可能又要失业了……流动性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常态。

为了表示热情,也可能是他在中国工作时积累的经验,每天晚上我们都被他的好酒招待着。哇!这些洋酒喝得我甚至有些不适应,对于太舒服的环境我总是不能很快适应,就像舒服休闲的玛丽安娜隆德一样,看来我真的是无药可救了。

在斯德哥尔摩我们参观了各种博物馆,东方博物馆是其中之一,就是收藏着安特森从中国带来的仰韶文物的那个地方。在这里我完成了对伟大祖国的远古追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或许只有充满智慧的仓颉会懂。

瑞典皇家美术学院

瑞典皇家美术学院

瑞典皇家美院离东亚博物馆不远,我们顺道去瞅了一眼,就是这一眼,让我对皇家美院的美好想象彻底破灭。美院大门左边立着一只神情迷蒙的狮子,右边一只极度自信的野猪骚骚的半躺着,大门处停着几辆毫无争议的单车,皇家气派的踪影一点都没有。比起昆明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大学城来说,任何一所三流学校的大门都比皇家美院大门要吊炸天还要吊炸天。很显然,天朝大学在向人类宣告“可以没有文化,但绝对不能丢了面子”的伟大信条。

罗菲在斯德哥尔摩完成了对安德士的参访后,我们仍然用火车加汽车的方式返回玛丽安娜隆德继续搞创作。就在离开的那一刹那,我几乎在瞬间就发现了自己患有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是一种被害人对施害人不但不仇恨反而同情并迷恋帮助施害人的症状。啊!我有,我严重有,因为我们有“以德报怨”的文化,所以天朝十几亿人用无比博大的胸怀在原谅甚至迷恋着那黑暗现实。同时,我似乎还具有反向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的,是反向的,因为似乎我们都有充当施害者的兴趣,在对受害人施暴以后都妄想着受害者体谅、安慰或报答我们。这是一种双向变态的隐性心理,非常的微细和难以识别,但它确实存在。

回到玛丽安娜隆德没两天,我们便再次出发,前往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对于呆在农村的我们来说,去大城市总是能让人按耐不住的亢奋。

这次在哥德堡遇到的是艺术家丹,丹在前几天专程到乡下来看望我们,并给我们讲了一连串的笑话。出于对丹的认可,我决定转述其中一个笑话给大家听。有个美国人到昆明,不会说中文,出门时在酒店门口看到一牌子,以为是路牌或酒店名称什么的,很认真的一笔一划描了下来。晚上办完事后准备回酒店,打了辆车把他描下来的牌子给司机,司机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着“禁止停车”。

瑞典艺术家丹·弗尔伯格

瑞典艺术家丹·弗尔伯格

很显然,丹不喜欢美国人,不过这不影响丹成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做声音艺术的。进入丹家时,我几乎被吓到了。原以为我那8年的北飘生活,已经练就了百毒不侵的神功,但到了丹家我还是被吓到了。他家实在太乱了,比我在酒厂的工作室还乱八倍。各种各样的乱,乱得怎么说都嫌多余,我已经没有想要描述的欲望了。各种鬼玩偶,西方的东方的,瑞典的墨西哥的等等等等,吊着挂着贴着堆着乱七八糟整个家就没一平米是安静的。当然我依然是表情严肃的沉着,没有表露出丝毫我的严重吃惊,并淡定的在丹家吃了午饭,然后他带我们去参观哥德堡的艺术学校。

丹也是昆明艺术家的老朋友,认识他的人都难以忘记他,他成功接待了很多不会说英语的中国艺术家。虽然丹也不会说中文,但他用各种办法和肢体语言在车站、大街、咖啡厅、麦丹劳等各种地方找到中国艺术家并带他们去哥德堡三十公里外的一个小岛上完成艺术家的进驻项目。丹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他用敲桌子的声音在电话里和中国艺术家确定见面的时间。他一个人带着两个女儿生活,如今两双胞胎女儿都在哥德堡艺术学校,丹带我们参观了学校。学校就在街边的一栋楼房里,出奇的平淡,就像一家普通的路边带橱窗的卖皮鞋或者唱片或者随便什么都可以的商店,对艺术学校的幻想一点都没有。看来我对学校的概念是需要重新设定了。无论是皇家美院还是艺术学校,他们每年都只招12个人,这对于广大考生来说,太残酷了,不过他们教育不用交学费。

哥德堡艺术学校

哥德堡艺术学校

告别了丹,我们在歌德堡市博物馆参观了约瑟夫的展览。约瑟夫是安娜的二儿子,他花了几年时间才考上歌德堡美院,和皇家美院一样,歌德堡美院每年也是招收12人。瑞典全国的美院大概只有三,四所,考美院前要先考艺术学校,就是丹的双胞胎女儿上的学校,相当于我们的预科,也是12人。这样算下来,美院加上艺校,瑞典全国一年招收的美术学生大概是几十人,不超过一百人。这个数目大概只是中国一个学校的招收人数,而中国至少有一千所以上的高校在招收美术学生。这么说起来,中国应该是艺术大国,而实际上,中国社会对艺术是普遍陌生并拒绝的,在中国做职业艺术家几乎等同于神经病,这样的教育结果实在是只能表示遗憾。

我们在歌德堡待了四个小时,然后一路飞奔赶往马尔默,再到马尔默我们住在海里帕克人民学校校长家(校长的名字太难记而且长)。海里帕克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有。瑞典的高中毕业并不一定直接考大学,他们可以申请选择某个行业继续学习一两年后再决定大学的专业方向然后参加考试,派遣高中毕业生通过TCG诺地卡到中国进行10个月的学习考察就是海里帕克的一项课程。除此之外,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老人院这样的单位在海里帕克也有,很多家庭从孙子到曾祖,四代人都在海里帕克,老老少少,和睦温暖,像家一样。不少中东难民在这里学习瑞典语,没人会歧视他们,和瑞典人一样他们也把海里帕克当作家。瑞典法律规定,只要能证明在居住国有生命危险,就可以申请到瑞典避难,通过申请的难民将由瑞典政府负责在瑞典的学习和基本生活,比如来海里帕克学习瑞典语,这真是当之无愧的人民学校。

校长家的聚会

校长家的聚会

校长夫人伊达和其他朋友一样,非常热情的接待我们到来。校长和伊达有三个女儿,最小女儿莉娜出生时便患有先天性脑部疾病,医生诊断生命只能维持数月,最乐观估计也只数年而已。然而校长与伊达用强大的毅力,细致的护理坚持不懈的治疗。而今莉娜已过了三十岁的生日,并且在餐桌上给我们讲非常幽默的故事,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伊达一直握着莉娜的手,给她安全与鼓励。在这三十多年中,莉娜接受了60多次的脑部手术,医生多次给出病危通知,校长与伊达也做了多次准备,然而莉娜奇迹般的坚持了下来。由于多次的脑部手术及感染,莉娜没有一根头发,先天残疾导致头面变形,我需要极大的勇气并摒除内心的所有粗鄙情绪才敢直视莉娜。60多次手术以后,莉娜的头部现在已经失去再做手术的条件,伊达每周都带着莉娜去教会参加礼拜,这在中国很可能会因为“面子问题”而闭门不出,伊达和校长带着莉娜参加各种公共聚会,这让人从中看到了久违的光明与希望。

在校长家住了三天,我们再次启程回到乡下。由于展期逼近,我们回去后便开启了密集工作程序。这时罗菲完成了他的我认为堪称为代表的作品,一件行为录像。这是我看过他做的最棒作品,就单件作品来说,放在任何场所展览都不会逊色。作品直指中国人的存在状态,把个体与国家之间复杂又微妙的关系表达得极为准确,语言,观念每个方面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且作品非常符合他的个人气质。

罗菲作品《锤击》

罗菲作品《锤击》

当我们的工作顺利结束时,安娜策划的展览如期开幕了,很多观众来到这里,展览规模虽然不大,但每一个人都尽全力的工作,每件作品都耐人寻味。开幕式很成功。

为了庆祝展览成功开幕,也为了庆祝这一个月的进驻项目圆满结束,罗菲我们到杨瀚松老家很惬意的荡了秋千,并在那住了一晚,就是在“随笔一”中提到的杨瀚松妈妈的爷爷住的那栋老房子。房子建在一个小山坡上,周围是森林和农场,要走好远一段路程才有别的人家出现。关于房子最早的记载是1826年,在1900年的时候杨瀚松的外曾祖父搬到这里,并在这里与镇上“青年协会”的成员一起支持在中国的传教士,寄钱到中国。一百年前的几乎每天晚上,他外曾祖父全家都围坐在壁炉边谈论中国。一百年后,杨瀚松点燃壁炉,我特意搬了把椅子坐在壁炉旁边,一边听柴火燃烧的噼啪声,一边想着在此发生的与中国有关的故事,这是多么的奇妙啊。

杨瀚松家的老房子

杨瀚松家的老房子

杨瀚松的老房子

杨瀚松家的老房子

薛滔在杨瀚松的老房子荡秋千

薛滔在杨瀚松的老房子荡秋千

第二天早上,我和罗菲在农场边散步,欣赏这里的景色。农场里的牛群似乎和我们想的一样,齐刷刷的抬起头来愣愣的看着我们,似乎我们也是它们从没见过的风景。

风景过后,我们和杨瀚松一起到养老院看望他妈妈,瑞典的老人都在老人院,那里有更专业和周到的看护。房间宽敞,干净整洁,布置了一些从家里搬来的家具、照片等。90多岁的老人以前经常纳闷小时候为何家里总在谈论中国,杨瀚松去中国后,这个疑团才被解开。

罗菲与薛滔

罗菲与薛滔

此次出行的最后一站,我们又回到巴黎。在机场,奇迹般的碰到解炫,她和我们一起从昆明出发,到巴黎后罗菲与我朝瑞典方向去了,她在巴黎待着,然后去意大利西班牙等地逛了一圈,把在课本上看到的博物馆逛了个遍,回程时我们约好在机场见面,还没打电话就在取行李处碰到了,真是蹊跷。更为蹊跷的是我们在登机时,我的登机牌被工作人员表情镇定的一把撕碎,我自然是冷静的站在那里,没有想要开口询问的意思,实际上我会的那几个英语单词也无法支撑我应对这么复杂的情况。此时,从旁边来了一个工作人员,拿了新的登机牌给我们。新的登机牌纸质要比撕碎的那个厚一点,仔细一看座位也改了,我们三人多少有点疑惑的朝机舱走去。登上飞机,找到座位,居然被升级到商务舱了。我滴个妈呀,可以把椅子按平了,身体伸直了睡回国去。当空姐微笑着递上毛巾转身走后,我们按捺不住的兴奋瞬间爆发,差点把飞机给笑翻了。艺术家的自信与光荣顿时爆满,对艺术家这个职业的未来充满了无限信心。可是,由于我过于兴奋,一直没睡着,在连续看了三部电影后,才稍稍有点睡意,这可浪费了商务舱那宽大舒适的靠椅。

回到昆明,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明白为何被莫名其妙的升舱,也不想去搞个究竟,管他呢反正已经回来了,反正又和过去一样白扯扯的走在昆明的大街小巷上,又回到为房租、水电、交通等费用绞尽脑汁的现实生活中。尽管如此,在艺术家被视为神经病的世界里,我依然得承认我喜欢艺术家这个职业,并为自己是艺术家而感到欢喜。

2015年6月11日星期四

薛滔:北欧旅行随笔(二)

薛滔在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工作照(图:罗菲)

薛滔在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工作照(图:罗菲)

薛滔:北欧旅行随笔(二)

文:薛滔

离开马尔默,我们坐上火车,火车结束后又转了两趟汽车才来到玛丽安娜隆德,这是个非常理性的村庄,理性得只有大自然及汽车来往的声音。这里非常安静、有序,安静得甚至没有多余的人在路上行走,我和罗菲每天在路上走来走去,轻而易举就获得了马路占有率第一的好成绩。村庄到处鸟语花香,一尘不染,对于受够了烦透了乱哄哄的人来说,这当然很舒服,但对于野惯了的我来说,这简直舒服得有些拘谨过分。作为农村,我还是比较认可咱老家那种杂乱无章,鸡飞狗跳,大人喊娃娃哭,横七竖八的长棍短棍,一堆一堆的牛屎猪屎等等,看来我已经无药可救了。

在离开马尔默时,罗菲我们双双把东西遗忘在杨瀚松家,对于两个新世纪细心男来说,发生这种事情简直就不可思议。不过我忘记的是无关大局的牙刷毛巾,他遗忘的则是工作用的必备工具相机。没了相机,他便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他的采访,他的行为难道要让我用文字记录,这是不可能的。那么, 这几天,罗菲吃完早点便开始等待他的相机,路边每开过一辆货车,他都怀疑是送相机来的,这时他便在路边流露出望眼欲穿的神情。对此,我很同情他,但又不能表露出来,大多数情况下我还是沉着脸。再说了,刘丽芬说我笑起来像个坏人,我虽然很幽默,但为了避免给人留下坏印象,一般情况下我都沉着脸。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瑞典玛丽安娜隆德(图:薛滔)

安娜是热情开朗阳光灿烂极具活力的人,她总是对我们笑脸相迎,似乎她无论在哪里都能折腾出事儿。十多年前她到昆明,于是昆明便有了TCG诺地卡,后来她来到玛丽安娜隆德,于是这个村子的废弃火车站与教堂便成了画廊,这个安静了几个世纪的村庄便有世界各地艺术家的进驻和来访。

安娜的先生佩卡,就是在上一篇游记中提到的佩克,应该叫他佩卡,我不会说英语。佩卡与安娜是在去印度的旅途中认识的。那时他们高中毕业,并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立即去上大学,而是选择了旅行,去亚洲旅行。他们开车花了一年时间,从瑞典到伊朗到印度、尼泊尔等。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出那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正是在这此旅行中安娜与佩卡决定以后一定要再回到亚洲,后来的事情果然应验了他们的决定,这简直就像是电影镜头。

佩卡,2015年(图:罗菲)

佩卡,2015年(图:罗菲)

佩卡与安娜,2012年(安娜供图)

佩卡与安娜,2012年(安娜供图)

佩卡的故事从后来说起。后来,安娜与佩卡再到亚洲的决定应验的时候,佩卡第二次到了昆明(几年前他曾途经昆明待了两天),作为脑外科的专家被昆明医学院和几大医院联合邀请去做临床指导。脑外科就是那种把脑壳撬开,处理脑子里出现的各种问题,例如肿瘤啊、瘀血啊、创伤啊什么的。撬开脑壳的重要性人人都明白,这是极其尖端高危高风险的职业。佩卡作为外国专家被邀请到昆明做临床指导,那么他所受到的重视与热情接待是可想而知的。在工作结束临分别时,中国领导自然会说一些“希望下次再来”,“希望常来指导”或者“期待着有机会到医学院来工作”之类的话,这是中国人常见的客套。而问题是佩卡是瑞典人,他听到这样热情的期待后,决定真的要来昆明工作。当佩卡把来中国的决定告诉昆明医学院的时候,外事办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面临什么,在向佩卡出具邀请证明时他们同时告诉佩卡一些在中国将要面临的困难,想用这些困难来打消佩卡前往中国的想法。可佩卡和安娜在高中毕业时就开车从瑞典到印度,他们哪里是困难能够阻挡得了的,很遗憾医学院外事办似乎不太了解这些。于是佩卡回国花了很长的时间准备了厚厚一摞上课用的讲义,估计可用两学期的或者更多,辞去瑞典的工作,带着安娜和三个十岁左右岁的孩子来到昆明。天哪,带着三个上小学的孩子,辞去瑞典工作,就这样冒冒失失的来到中国,他们可都不会说中国话啊,这种事情想想我都会急出心脏病。

T咖啡画廊,2000年(TCG诺地卡供图)

T咖啡画廊,2000年(TCG诺地卡供图)

当他带着准备好的资料坐在医学院外事办的领导面前时,可以想象得出那个领导有多么的六神无主。这种意外对领导来说过于挑战了,他应该没有权利做出决定,决定一个外国脑外科专家在中国的医学院任教,开什么玩笑这是多么重大的事情他当然决定不了。但他也不能立刻拒绝佩卡,万一哪天上头发起神经,说你居然你把一个外国专家拒之门外,这也是他吃不消的。在为难与尴尬中,外事办领导对佩卡说:好吧,但只能教英语。教英语!让一个外国脑科专家去教英语,佩卡有多生气是可想而知的,但他还是同意了,他认为这是上帝对他的磨练。

那么,此时医学院有了一名英语外教——佩卡。作为英语老师的佩卡,教学是很给力的,经常有学生围绕在他身边,来他家里,那是一种非常鲜活的课堂。而中国教师的英语课大多数情况都下可以做到要多枯燥有多枯燥。由于有众多学生的围绕,学生对瑞典老师的好奇,再加上安娜与佩卡希望有更多的事情可做,于是他们一起讨论出一个看似正常实则非凡的决定,在中国做一个中瑞两国文化交流的民间机构,促进两国人民对彼此的了解。这当然是个非常好的想法,但任何事情都需要资金的支持,钱从哪里来呢?他们的办法是把瑞典的房子卖掉,用这些钱来中国做一个文化艺术交流的机构。我的天,这又是一个可以让人得心脏病的想法。

佩卡、安娜、栾小杰和瑞典学生在T咖啡画廊,2001年(TCG诺地卡供图)

佩卡、安娜、栾小杰和瑞典学生在T咖啡画廊,2001年(TCG诺地卡供图)

1999年的某一天,安娜与佩卡卖掉了瑞典的房子,在昆明红菱路租了房子准备他们在中国的事业。两个老外在中国做文化机构这当然是中国政府所不允许的,那么他们只能注册一家商业用的咖啡厅,作为商业投资中国政府当然很欢迎。那么,昆明红菱路上的一家外资企业“T咖啡”便诞生了。为了让咖啡喝得更有品质,实际上他们在T咖啡里举办了很多文化活动,例如音乐会、画展、诗会等等。很自然的,T咖啡那里便聚集了很多艺术家及文化人。我记得参加了一次T咖啡的活动,有画展和小提琴演奏,开幕式的酒水和各位外国绅士笔挺的尾巴开叉的正装,让我印象深刻。

整个中国的艺术界在2000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昆明也不例外,其中2001年在昆明西坝路开业的“创库艺术主题社区”成为中国首个正式形成的艺术社区。2002年以后,以上海M50、北京798为代表的艺术社区在中国各大城市凭空崛起。目前,艺术社区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现代文化标志,改变着中国城市发展的基因。在著名艺术家叶永青、唐志冈筹建昆明创库的时候,T咖啡作为创库早期的艺术机构在唐志冈的强烈邀请下进驻,进入创库的T咖啡改名为“TCG诺地卡”。

2014年3月挪威行为艺术之父赫尔马·弗雷德里克森与中国行为艺术家罗菲、和丽斌、黄越君表演“艺术真容易”,TCG诺地卡画廊(TCG诺地卡供图)

2014年3月挪威行为艺术之父赫尔马·弗雷德里克森与中国行为艺术家罗菲、和丽斌、黄越君表演“艺术真容易”,TCG诺地卡画廊(TCG诺地卡供图)

TCG诺地卡作为创库重要的艺术机构,对昆明本土的艺术生态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很多云南艺术家都以不同形式参与过诺地卡的项目。十多年中,诺地卡举办了上百场展览,通过TCG诺地卡的各种项目,包括艺术、音乐、诗歌等活动让数以千计的人次来往于中瑞两国,其中就有至少260个以上的云南人(包括艺术家、作家、诗人、音乐人)在TCG诺地卡的项目中到过瑞典。每年都有长达3个月的艺术家进驻项目在交换着云南和瑞典的艺术家来往于中国和瑞典。很多云南青年艺术家通过TCG诺地卡来到欧洲,不仅参观在教科书中学习到的各种美术馆、博物馆,还和瑞典艺术家一起工作,了解彼此的差异和共同点。瑞典则有上千人次(包括艺术家、教师、学生等)通过TCG诺地卡来到中国云南,对中国社会有了直观真切的了解和感受。除了大型项目外,TCG诺地卡十多年来的举办的讲座、英语角、创意市集和各种演出更是不计其数。昆明人可以在这里看到北欧人的圣诞节是怎么过的,当然还能在这里吃到正宗西餐喝到地道咖啡等等。可以说云南青年艺术家通过TCG诺地卡打开了国际视野。TCG诺地卡带到欧洲的很多云南艺术家是第一次出国的,对于一个学习西方艺术的人来说,第一次到欧洲在博物馆、美术馆中看到课本上的原作,这意味着什么,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诺地卡的艺术家进驻项目进行数年以后,昆明市政府才与瑞士苏黎世政府开展类似的艺术家驻留计划,但这个由市政府主持的工作其效果和影响力远远不能和诺地卡相比,尽管市政府使用的资源是诺地卡望尘莫及的。当看到诺地卡让昆明与北欧产生链接,成为中国昆明与瑞典之间重要的交流文化艺术平台与纽带的时候,我的心脏病稍稍好了一点。

作为诺地卡灵魂人物的安娜在中国做了大量的工作,她出色的个人魅力感染着整个工作团队,团队中有不少人在崇拜她,甚至模仿她。员工在诺地卡的工作中,都有很强的参与感,他们能够看到自己在诺地卡的贡献,能够明显感受到自己在团队工作中的价值。没人觉得安娜是老板,都把她当朋友看待,大家都感觉诺地卡是共同的家,很多人从中得到锻炼与成长,安娜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

安娜在玛丽安娜隆德创建了儿童电影博物馆(安娜供图)

安娜在玛丽安娜隆德创建了儿童电影博物馆(安娜供图)

再后来,由于佩卡要回国工作,他不能一直在昆明做英语外教,瑞典一所神学院需要他回去当院长,所以安娜开始有意培养中国团队来接管诺地卡。随着时间推移,安娜从诺地卡的事务中逐渐淡出,直至2010年完全退出,诺地卡则移交到逐渐组建起来的中国团队那里继续运作。

在瑞典南部的小镇玛丽安娜隆德,一个要把地图放到最大才看得见的地方。在朋友家四处蹭住两年以后,2005年以后,安娜与佩卡把家从中国搬迁到这里,慢慢的这里废弃的火车站与教堂便成了画廊和艺术现场,陆续有中国艺术家来这里工作访问。2014年,安娜在这里创办了“造访2014”的艺术项目,小镇上所有闲置的空间都成了展览现场,除了前面提到的火车站和教堂,还有仓库、厂房等闲置空间。这个一直平静的小镇,很多人一辈子都待在这里,突然在他们门口看到了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及作品,让他们接触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这是多么的让人觉得惊艳。今年,因为“造访2015”的项目,我和罗菲来到这里,开始我的疯狂潜水者行动与报纸创作,这一切的缘由都是因为安娜。

通常我不是一个喜欢赞美别人的人,因为那样看起来特别假的样子。但今天的故事让我不能不用最不擅长的赞美语法来讲述,对安娜的赞美其实再多一些也不嫌过分,她确实在中瑞两国民间文化交流上做出很大贡献,就个人力量而言,她的成绩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这些事情都是这些年我们看到并经历的,我想很多云南艺术家都不会觉得陌生,甚至会有一种久违了的熟悉。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太过匆忙,匆忙得没能够去细心体会,每当我们稍有回顾的时候,就会发现许多宝贵的事物就在身边,一点都不遥远。

2015年5月21日星期四

薛滔:北欧旅行随笔(一)

薛滔:北欧旅行随笔(一)​

文/薛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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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滔

直到今天,我才开始为大家讲这个故事,在之前的几天时间里,我一直在消化它,它给我的感触太深,以至于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中国最早的文明,居然是瑞典人发现的,这个事实超越了我来瑞典的所有准备,我一时手足无措,应接不暇。对此我花了一周的时间来消化它,来调整和梳理这个太大的意外,这个发生在上个世纪的瑞典人在中国的故事,关乎中国的远古文明和数百孤儿的故事。让我这个中国第一染毕业的学生深感学艺不精丢死人。

我和罗菲在到达马尔默的杨翰松( Janeric Johansson 的中文名)家前,我已经认识杨翰松十多年了,由于语言的障碍我们没有深交。我一直认为他只是个艺术家,和很多昆明朋友对他的印象一样,他是个来自瑞典的艺术家,在昆明做艺术交流,似乎他只在做艺术交流。这个印象一直保持了十多年。后来,就是几天前,在他家客厅的台阶上这个印象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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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艺术家杨瀚松

似乎瑞典人都有在台阶和楼梯边上放书的习惯,杨翰松家也是这样。我们在他家客厅休息的时候,台阶上的几本书引起了我的注意,几本关于“仰韶文化”的书籍。是的,就是那些陶碗陶罐,人面鱼纹盆或者尖底瓶之类的,关于华夏大地上的第一个文明阶段的书籍。这让我异常惊讶,连中国人都不见得熟悉的彩陶文化,竟然放在他家的客厅里。由于我出身于染织专业,大学时基本上陪着彩陶渡过,所以这几本书格外的引起了我的注意。

晚餐是由杨翰松做的泰国菜,在餐桌上聊天应该是全人类的习惯,但那天的晚餐聊得特别漫长,话题正是我疑惑中的仰韶文化。故事从一百年前一直延续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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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中国某考察团来到瑞典进行考察,但却遭遇了一次慌张、沮丧与懊恼的经历。坎坷过后,他们找到一个熟悉中国的瑞典人杨翰松。很自然的,杨翰松便成了他们的“项目”。作为考查成果,杨翰松被邀请到河南做了展览,受到当地政府最高规格的接待,全程陪护。我猜想杨翰松甚至有点受宠若惊,因为我和他一样都是艺术家。

在河南期间,杨翰松了解到仰韶文化的信息,当地政府也给他一些寻找仰韶文化发现者安特森后人线索的期望。于是杨翰松便开始了他奇异的调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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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森

安特森发现仰韶文化的事情得从让人尊敬的瑞典传教士玛利亚.佩特松说起,故事从这里开始将慢慢变得严肃。 当提到玛利亚.佩特松的名字我的心稍稍有些颤抖,我不是个矫情的人,在中国会有更多的人因她而颤抖或者是泪流满面的等等。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很多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 玛利亚.佩特松就是其中之一。当然传教士在中国的历史众说纷纭,观点各异,但这不是今天的议题。这里说到的玛利亚.佩特松是一个让民国军队和土匪都同时肃然起敬的人。她年轻时来到中国,经历了义和团的追杀,从天津徒步到河南,创办孤儿院,收养因重男轻女而被遗弃和因战乱造成的孤儿。医治收留因战争致伤无力医治的人们。所有这些都是免费的,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安特森是在火车上认识玛利亚的,当时的安特森是中国政府邀请来的地质专家,需要他为中国探测矿藏,在中国与他交往的人有梁启超,胡适等等。偶然的机会让安特森发现了中国出土文物“龙骨”,于是考古的兴趣让他坐火车到河南来寻找“龙骨”的发现地,他希望在这里有完整的恐龙骨发现。他不知道这些龙骨和恐龙没有任何关系,他更不知道他对恐龙的兴趣将引导他填补中国考古界的历史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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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利亚·佩特松

然而尽管有中国政府的保护,但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革命军与北洋旧部,加上土匪的横行流串,一个老外在河南的安全是可想而知的。但幸运的是安特森在火车上遇到了瑞典老乡玛利亚.佩特松。玛利亚告诉他跟着她,并不用带枪,因为根本用不上。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曾经革命军和土匪打战,两派都有大批伤员被收容到了玛利亚的传教站,两边的人差点又要打起来,玛利亚.佩特松大喝道:不许动,一边的人待在一边,另一边的人在另一边,她画了一条线,谁敢越过半步,我就把你们都赶出去。所有人都很尊敬玛利亚.佩特松,认为她是一位神圣的人物,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士,有着特殊魅力和崇高的人格。与玛利亚在一起的时候,安特森总感到有人在跟踪他们,后来他才知道,是当地人在暗中保护玛利亚,因此他也知道外出工作不带枪反而更安全。

在河南寻找龙骨的过程中,安特森去了许多地方,包括渑池的仰韶。在过程中得到了各地传教士的帮助。在仰韶他并没有找到恐龙(民间流传的“龙骨”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而是发现了大量陶器,直觉告诉他这可能是一次重要发现。这时他已经和中国政府的考古部门合作,中国考古专家与他一起工作,民国首任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也意识到他工作的重要性,并全力协作。安特森与中国同事们发现的这些陶器经过中国政府同意,被运回瑞典,交给瑞典王子。王子找到英国最好的专家,在经过英国方面的鉴定后得出结论,这些陶器距今5000-7000年前,是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这个结论引起轩然大波,在此之前,考古界一致认为中国只有金属时代(青铜时代),彩陶的发现,填补了这一时期的空白,这个空白为中国历史和艺术史翻开了蔚为壮观的新篇章。为此安特森成为考古界的明星,帮助他完成工作的传教士也受到了瑞典科学院和皇室的嘉奖。运到瑞典的陶器按照之前与中国政府的协议,留一半在瑞典,运一半回中国。留在瑞典的这一半如今完好无损的陈列在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而运回中国的那一半由于战乱,现在已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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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儿院

那个保证安特森安全的传教士玛利亚在1951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强迫遣返回国。回到瑞典三个月后,她便永远的闭上了眼睛,她收养的数百孤儿,他们及他们的后代仍繁衍在神州大地上。

杨翰松拿出一张照片,是他奶奶的全家福,照片上的他奶奶还是个小孩。这张照片拍摄于他奶奶家的老宅子前,这间一百多年前建造的房子如今依然存在,被当作遗产传到杨翰松手里。杨翰松在整理老宅时发现一个箱子,这个箱子保存了很多信件,让杨翰松惊讶的是这些信件都是来自中国的,记录着他奶奶的爸爸与去中国的瑞典传教士之间的信息。在一百年前,杨翰松的曾祖父生活的瑞典一个两三千人的小镇上,镇上有一个“青年协会”,这个协会是个公益组织,专门资助远在中国的瑞典传教士,杨翰松的曾祖父即是青年协会的成员之一。那不是一个富裕的村镇。就在他们这个小村镇里有二十多人到中国传教,而没去中国的青年协会们,每周都带着各自的家人为八千公里以外的中国人民祈祷祝福,其中就有杨翰松的奶奶一家。他们生活中有大量的时间在谈论从没去过的遥远的中国,并不停的寄钱到中国去,希望可以帮助到那里的人们。

故事听到这里,我已经感慨万千,历史上的瑞典从来没有伤害过中国,而在一百多年前,瑞典当然可以算得上是西方列强,而他们只来中国传教,办孤儿院,医院,学校,帮人戒大烟等等。300年前,瑞典的商船频繁来往于中瑞两国,交换着彼此的货物,瑞典首都因此还建有中国风的城堡。这是多么温暖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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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妈妈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杨翰松让一个中国朋友帮助寻找当年玛利亚收留的孤儿下落,他这个朋友当然倍感吃力,这无异大海捞针。而当他这个朋友的另一个画家朋友把玛利亚的照片带回家时,他妈妈看到照片顿时泪流满面,照片上这个人太熟悉了。是的,画家妈妈正是当年玛利亚收养的孤儿。

玛利亚创办的教会今天还一直在河南传播着福音,画家妈妈和其他几个被找到的孤儿参加了教会纪念玛利亚的活动。安特森发现的仰韶文化也得到中国政府更大规模的发掘与研究。这部分内容成了学习中国历史的重要篇章,更是中国设计史及纹样史的重要开篇。在图案课上,我们多次临摹祖先在数千年前创造的艺术杰作。并从鱼纹的演变中得知,在彩陶时代我们的祖先便完成了从具象到抽象的复杂思维过程。西方的这一过程在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家蒙德里安那里才得以实现。曾经我一直以此为骄傲,并在课堂上对学生自豪的讲解祖先完成的伟大事业,而今天我的骄傲被羞愧占据,只能表情沉重的坐在那里默默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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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坡鱼纹的复合演化推测图

这是多么神奇的故事,神奇得近乎是我编造出来的,而故事的主人就坐在我对面,让我感慨。在一个信仰的国土,这样的神奇每天都在上演。

我怀着复杂心情离开马尔默,到玛丽安娜隆德住进安娜家。安娜的先生佩克是一个医生,脑科专家,同时他也做过神学院的院长。关于他的中国往事,将在另一个故事中讲述。同样是在饭桌上,我们聊了一些宗教话题,并在他的介绍下,参加了第二天上午的教会活动。

这次同行的好伙伴罗菲是个基督徒,经他介绍得知,过去瑞典一直以路德宗为国教,并严格的按照圣经的指导来生活,所以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受到上帝的祝福,有9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比邻的挪威也是这样,也受到上帝的祝福,在他们的土地里发现了石油。我虽然不是基督徒,我信奉佛法,但这并不阻碍我理解一个国家数百年来持守戒律的意义,也深知杨翰松家族在一百多年前坚持每周为中国人民祈祷祝福会产生何等重要的力量,这是何其的让人尊敬与感动。

无论如何,有信仰总是好的,不为别的,为自己能得到安宁。我的信仰告诉我“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祝福所有的,以各种方式行善的全世界的人们。

2015年5月11日
本故事依据聊天转述,情节若有错漏之处请指正,包涵

延伸阅读有关《瑞典艺术家杨瀚松》:http://topic.chinaluxus.com/arts/JanericJohansson/

被定义为艺术的骑车运动

艺术家薛滔被定义为艺术的骑车运动

文/薛滔

可以为五斗米奔忙,不可为五斗米折腰。2014年5月18日我们一行18人又开始了骑车环行滇池的运动,我们为此次活动定义为艺术运动,为参加活动者定义为艺术家。是的,我们事先定义了这个概念,那么事后必然的就与这个概念产生关系。就像美国定义每个在美国领土上出生的人为美国人一样,只要在美国领土出生必然的就是美国人。那么我们定义了这次骑车运动为艺术运动,那么必然的它就是艺术运动。只是美国的定义有宪法和军队保护,而天朝则要求运动者办暂住证暂时居住在自己的祖国。所以我们今天定义了艺术,让每个参与的人定义为艺术家,不需要任何条件,唯一要求是"只要你愿意"。难道我们要花重金去威尼斯或者巴塞尔弄个展位才叫艺术?算了,咱不干那种勾当。

huandian-art03对于滇池,劣五类的水质完全是春城人的耻辱。春城人民一直以自己的城市四季如春而骄傲。一群生活在废水池边的市民,有什么值得沾沾自喜的呢!劣五类的废水既挑战了春城的智商又挑战了春城的勇气,在大美云南的弱智愚弄中,春城以及云南的所有人民将亲自品尝沉默与胆怯带来的恶果。今天在滇池,明天就可以在抚仙湖和洱海,这是天朝系统性的灾难。如果山鬼他们的"过境计划"是对丽江茨满村的"临终关怀",那么我们的"骑车运动"就是对劣五类滇池的"超度"。这里面没有子丑寅卯ABCD,只有在31度的烈日下12小时完成130公里。这是可以随时爆胎的情况,实际上确实有三人在途中爆了胎,这不但挑战了单车的质量也同时挑战了队友的心情。如果没有足够的准备,途中爆胎这种事情实在让人太过崩溃。

在烈日烘烤下的奔波中,让人丧失了看风景的心情,只剩下焦急与疲惫。全程除了意外加入的四人以及开车补给的二人外,计划中的十二辆单车全都在太阳落山之前到达终点。并且在一身疲惫中把冠军的旌旗颁给了实际上的最末一位达到终点者。末位冠军,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颁奖,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次运动把冠军颁给末位。难道我们要遵循弱肉强食的动物法则?做为注重灵性成长的人类,我们关怀并鼓励每一个虽然吃力但却坚持完成行动的队员,所以我们把旌旗颁给末位到达者。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下,地球上很多动物被人类逼到绝种的边缘,在哺乳动物中只有老鼠族群伴随着人类同样的茁壮繁衍,也许最终人类将只剩下老鼠这类亲戚,这对人类文明无疑是极富想像力的讽刺。

骑行结束后,再没有意外发生,每个人又都陷入为五斗米奔忙的庸碌之中。不过,在体力恢复以后,也许在下月,也许在下下月,我们又会无怨无悔的再次开始定义为艺术的骑车运动,又会开始亢奋的独立思考。艺术!总是一如既往的好了伤疤就忘了痛。

2014-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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