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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地理学视野下的云南油画

按:本文为“意象·叙述——第三届云南油画学会作品展”而作,并已刊发在相关展览画册《意象·叙述——第三届云南油画学会作品展作品集》上,由云南出版集团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艺术地理学视野下的云南油画》

文 / 罗菲

一、一种艺术地理学视角

在中国现代艺术叙事里,基于地域性艺术状况的描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从未停息,早期有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新具象群体、四川伤痕美术、厦门达达、北方群体等。九十年代,叙事变得多元,地域叙事在全球视野里被更大区域的中国叙事所取代。2000年以后,随着各地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越来越丰富的国际视野,基于地域维度的展览通常会被放在全球语境及中国整体的现代性议题中来审视,以云南为例,有“从西南出发”(2007年广东),“出云南记”(2010年北京),“现代之路:云南现当代油画展”(2012年北京),这些展览不断激发艺术家对所在地区艺术状况的反思。

近些年在国际尤其是国内对地域性艺术生态的描述越来越多地使用艺术地理学的概念,来讨论全球化中的区域身份。以地域为观照的艺术地理学(Kunstgeographie)自二十世纪初在德语国家构建以来,在艺术史学领域不断获得关注。在艺术地理学看来,空间、位置、气候、自然环境都构成对艺术作品的影响。艺术地理学的方法之一是用地图来表征房屋形状和风格的传播,通过标注各类分布情况来强调地区间的接触以及文化变化作为研究对象。艺术地理学为人们了解艺术的发生与扩散提供了空间认识的可能,并以此观照整个世界的艺术传播和交流的新风格史。

1986年10月 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成立时主要艺术家合影

早在十六世纪的意大利,艺术史学者们的观点就已经带有地方性维度,因为他们尝试在理论上建立一种可以覆盖所有地域与时代的普遍史的模式,瓦萨里将素描史看作佛罗伦萨艺术命运的历史叙述,却贬抑其他地方尤其是日耳曼人的艺术。在中国的山水画论里,董其昌基于当时禅家南北二宗提出山水画的南北宗论。历史上这些带有地方倾向的论述无论是获得共鸣还是引发争议,都没有改变地域性视野给艺术史学带来的观念影响,即以地域差异解释不同地区流派的差异,这种观念后来成为艺术史的话语标准,这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艺术史叙述中经常看到。尽管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艺术地理学并不简单关注流派差别,严肃的艺术史学也不会笼统以地区划分来展开讨论,但艺术地理学的视角让我们注意到,那种源自艺术系统内部自律的风格史叙事不再能够解释和把握全球各地区的艺术现象及其差异,比如按照西方抽象理论对澳洲土著绘画进行解读就完全是谬误的,中国现代艺术进程也并非一条风格史的线性叙事。

尽管艺术地理学在空间认识上提供了一个更加开阔的视角,但它尚未成为一门独立领域,它也并不关注艺术家创作的具体语境和艺术语言系统的一般法则,而是基于地理状况对不同区域内艺术是如何发生和改变进行分析与描述,并不做出基于批评理论的价值判断。

当下的普遍状况是,无论中国古典艺术、欧洲传统学院派、现代主义、前卫艺术还是当代艺术,地域差异及其历史处境都改变了其原初语境,它们形成与各地文化有关的驳杂而混搭的面貌。来自不同时间甚至相互异质的艺术形态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空间甚至同一位艺术家身上延异,呈现出一种共时性,它们偏离了来自其最初语境的意义框架,以碎片化、平面化的方式漂浮在各个地区,又以学院、美术馆、艺术空间、写生基地、工作室等形态形成不同的艺术中心——坐标。这些坐标在不同的地方延异、共生,又在地方和地方之间漂移,当地人根据自己的需要或仅仅是偶然的交流,作出了价值抉择,这形成一种共时性发展的跨文化表达的艺术叙事。

《坤舆万国全图》是由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所制的世界地图,是第一幅出现美洲的中文地图,地图布局特地以中国为中心。

二、油画入华及其地域性

通常地,地理总是与历史交织在一起,正如空间与时间一样。以油画传入中国为例,158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携带天主、圣母像抵达澳门,成为油画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二十世纪初,中国不少画家、教育家留学欧洲及东洋,学习西洋绘画并回国执教,对油画在国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产生历史性影响,如李叔同、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庞薰琴等。同时期云南最早留学日本的画家李廷英近些年逐渐被人认识。二十年代,国立艺专、上海艺大、中华艺大、新华美专、西南美专、四川美专、广州美校、云南美校等相继创办,油画进入中国文化圈,油画在中国的艺术地图基本面貌形成。三十年代,写实画派、受现代主义影响的新画派以及主张中西结合的新画派形成油画界三种不同的主张。四十年代,云南画家廖新学从巴黎学成归来。1949年后,受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中国油画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全面苏化。1955年,马克西莫夫来华开办油画训练班,教授苏式油画并推介契斯恰柯夫教学体系。在艺术哲学上,中国画坛深受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影响。在这期间,云南画家刘自鸣却在巴黎深受温和的野兽派画家马尔凯的影响。同是五十年代,油画教学中使用裸体模特成为争议,直到毛泽东亲自指示才得以顺利推进。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油画民族化口号应运而生。七十年代,全国美展得以恢复,在云南的姚钟华等画家表现具有边疆浓郁生活气息,尤其是少数民族生活的绘画,在全国引起关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文革结束,画家们尝试从革命宏大叙述里找到个人化表达。伴随着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受西方现代及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新潮美术运动在各地发生。九十年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全面展开,青年画家们普遍从历史叙事转向日常经验,从国家政治转向消费景观,从英雄主义转向个人图式。

1913年李叔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教授人体写生时的情形

从这段十分简要的油画入华历程可以窥见,以油画艺术和现代性为代表的人类知识与理想在中国内地是如何传入、交融和被改造的。它不只是油画艺术基于自身学科逻辑的历时性发展,更是不同文明共时性地交融与碰撞。也不只是油画艺术领域的风格变迁,而是社会整体性的协商与抗争,诸如风格美学碰撞、伦理冲突、国际意识形态阵营冲突、地缘政治角逐以及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因此若把中国油画发展以及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艺术运动说成是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翻版,仍是基于一种历时性的风格史判断,似乎中国艺术进程只是另一部自律的风格史,是对西方现代艺术史的补充。然而,中国的现代艺术叙事,中国的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夹杂着来自不同时间的话语,不同艺术类型和思潮在此遭遇推进与停滞、扩散与打压、继承与改造。这些状况激发并挑战着艺术家们在当下的价值抉择,却是在复杂多样的地域与历史洪流之中。

云南作为远离政治文化中心,以丰富的自然生态和多民族文化共融著称,这也使得云南自古以来,“庇护”着来自各地的文人、艺术家在此“栖居”,在艺术表达上普遍表现出一种文化上的离心力。在注重革命叙事(六七十年代)、文化大讨论(八十年代)和消费社会(九十年代至今)的几个历史时期,云南艺术家普遍保持着自己对生活对艺术的理解,对自然世界、生命意志和日常经验有着质朴而独特的持续表达。有意思的是,他们普遍选择了绘画这种古老的语言,这种双手与心灵默契配合的劳作。绘画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艺术地图上也明显比新媒体等其他艺术类型拥有更繁复的坐标。

三、混现代旋涡中的心灵叙事

无论是从空间——艺术地理学视角,还是从时间——油画入华历程,我们都看到我们正处于一个多种线索交叉关联的动态变幻的时空。在这里,传统美学、形式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当代艺术甚至风情绘画,共时性地在同一个地区出现,它们如同未经规划的“风格坐标”散落在这个地区的高山与峡谷、河流与泥潭、公路与荆棘丛中,这或被理解为一个多元的文化景观,但更是一个“混合着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混现代旋涡”(査常平语)。这个“混现代旋涡”深刻地影响着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包括其中的艺术实践和对艺术的言说。为了缓解这种深陷旋涡的焦虑,人们试图在现代话语和自身传统之间找到可融汇的表述,其中较为典型的,即有“意象”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美学思想。

“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源于中国文学传统。《周易·系辞》说:“观物取象”、“立象以尽象”,刘勰将之发展为“窥意象而运斤”的美学理念。及至近现代, 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家相续阐发、整合这一术语。“意象”被理解为由心象发展而成的可供观赏的外化形象。后来随着“意境”、“境界”等概念进入文艺美学范畴,与“意象”融汇关联。宗白华提出“意境美学”,立足于古典语境和文化差异,发觉中国古典艺术共同的内在精神和理想,以“意境的创造”为宗旨,把文化现象上升到哲学高度,完成中国艺术史特征的理论归纳。宗白华的“意境美学”及其“意象论”不仅限于诗,而是一切艺术的本体特征。今天的当代艺术批评家高名潞也通过对西方再现论的梳理与颠覆,引入中国古代美学“意”的概念,提出“意派论”,试图建立一种区别于西方的另一种结构性的艺术阐释系统。今天在云南的油画学会第三届展览也被命名为“意象·叙述”。“意象”观念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人对自身传统的理解与期盼。

在传统诗歌表达中,意象表达由心象生成,以象征性或抒情性手法表达某种人生理想境界的表意之象,或是以表意之象对人生处境发出感喟。在现代绘画实践中,我们也能看到这样一种基于人生理想境界和心象观照的艺术表达,较为典型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刘自鸣的静物油画,让人们在风云变幻的年代望见简朴生活之意象。而今天,将西方学院传统里的油画语言与东方意象美学相结合的,有马云、亚丽、曹悦、郭仁海、缪远洋等画家。

今天的艺术家普遍从个人具体经验出发,来对当下以及人类整体处境做出回应。在风格史的建构过程中,西方史学家同样倾向于作品的具体语境,而非整体性建构。20世纪中期有关风格的讨论中,迈耶·夏皮罗认为,风格分析应更多关注创作语境,而非抽象和形而上的精神理想。贡布里希认为“风格整体论”倾向于把先验的时代、民族精神或心理特质的设定,与个别的文化和风格现象联系起来,这被他视为一种“文化整体论”的观相学谬误,他主张一种基于事实语境的探索。而福柯的现代性思想也强调人在当下时刻正在进行的反思性存在,包括人自身所愿、所思、所行的方式,这是现代性的活力维度,是对理性批判的重申。

在物质主义盛行的消费时代,人们的价值判断被商品符号所左右,心灵—精神性危机成为现代人无法回避的内容。现代主义一方面是风格史叙事,另一方面,从梵高到蒙克,从培根到基弗,预示着艺术从视觉中心向精神性表达的转向,人类的精神肖像从未像整个二十世纪所经历的那样孤独与绝望。二十一世纪的消费生活对心灵—精神进行了全面抚慰,消费取代了孤独,娱乐取代了绝望。

生活在云南的许多画家却回到心灵的孤独与绝望,他们热衷于描绘、表现自身的生命轨迹和内心体验,与表达社会化的宏观议题相比,他们更倾向于在自然与日常生活中表达心灵的处境,通过象征性符号,生成为个人心灵史,如毛旭辉、和丽斌、高翔、苏亚碧、白雪娟等艺术家的绘画,“日常史诗”、“荒原”、“梦”、“日常诗境”,这些心灵史叙事普遍具有诗意、内敛的品质。在他们的作品里,绘画让心灵可见。

与呈现一个富有素养的、独善其身的、轨迹化的诗意心灵不同,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认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在人类灾难面前,文化遭遇野蛮,人如何平静地生活?野蛮统治世界,文化存在的理由何在?在“平庸之恶”成为主流话语的世界,艺术得以继续的正当性在哪里?这正是唐志冈绘画在观念上的诘问,从“中国童话”到“儿童会议”再到“疾病隐喻”,心灵是关系中的心灵,“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艺术家以政治隐喻、疾病隐喻重新确认人类的精神性危机,确认“平庸之恶”的普遍状况,而非拥抱空泛的诗意心灵。曾晓峰的“相”系列把人类今天普遍的漂泊感和忧郁面孔呈现在世人面前,陈群杰的“旷野——干枝”系列,以无根的废墟景象再次确认当下的精神虚无。在对心灵—精神性危机的确认中,心灵重新成为心灵,而非空洞的、诡诈的心灵鸡汤。

奥斯维辛集中营于1940年4月27日,由纳粹德国党卫队领导人希姆莱下令建造。1942年1月20日举行的万湖会议通过“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估计约有110万人(90%为犹太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

无论是对个人心灵史的诗意表达还是对精神性危机的批判,这些作品都反映出云南的一些艺术家对日常生活延续着一种内心直觉表达的精神文脉,呈现出一种对心灵—精神性的普遍观照,这使得艺术成为有温度的精神劳作,他们使不可见的心灵—精神性在艺术中敞现。而传统的“意象”观念也在与现代精神性危机的碰撞中,才得以展开其现代性叙事。在云南艺术地图的观念坐标里,心灵—精神性表达,正在形成延绵的山脉。

四、结语

人们试图在现代话语和自身传统中找到可融汇的表述,在全球格局和地方文脉中寻求开阔而深邃的视野,在历史逻辑和时代处境中做出确切的价值判断。艺术:让人成为人。
尽管不同地区可能产生与之相关的艺术实践与美学,但我们仍然需要警惕历史决定论和地域决定论,警惕狭隘的地域观念可能导致的民族主义和庸俗艺术地理学名义下的异域风情,因为这两种观念下的艺术同时忽略了人类的整体性和人的个体独特性。它们导致一种地方现代性的乌托邦幻想,虚妄自足的地方史叙事。克服这种幻想与虚妄,是靠艺术家在个人作品中发展出来的具有强度的个人语言和独特的方法论,在具体处境中创造出的原初图式,以及作品在文化视野中的穿透力和关联性。这样,地方便不是被旅游风光化的地方,被中心边缘化的地方。这样,我们便从混现代旋涡中上岸,形成自身的山脉与河流,与世界连接。这样,我们便可以开始转向真正的艺术地理学叙事,形成有关艺术的源地、扩散、整合、社区以及生态等方面的主题故事,形成一幅充满表达活力和连接能力的艺术地图。

2017年8月

展 览 名 称:意象•叙述——第三届云南油画学会作品展
展 览 地 点:云隐·西山国际艺术交流中心艾维美术馆(西山森林公园聂耳纪念馆对面)
展 览 时 间:2017年11月3日–12月3日
开 幕:2017年11月3日14:00

展览主办
云南油画学会
云南艾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展览承办
云隐·西山国际艺术交流中心艾维美术馆

展览协办
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云南省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
西山风景区管理局
昆明西山旅游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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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星球

阿尔弗雷德·瓦加斯伍德《海啸》2008 瑞典

看不见的星球

文 / 罗 菲

1

在百科词典的定义里,环境既包括以大气、水、土壤、植物、动物、微生物等为内容的物质因素,也包括以观念、制度、行为准则等为内容的非物质因素;既包括自然因素,也包括社会因素;既包括非生命体形式,也包括生命体形式。狭义的环境,往往指相对于人类这个主体而言的一切自然环境要素的总和。

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在自然生态方面,自两百多年前的工业革命以来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使得地球成为一个彼此关联的社区——地球村。人类在共享工业文明和全球化成果的同时,人类和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生命体也共同承受着人口和消费爆炸式增长所带来的一系列环境压力和威胁,如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核污染、土地荒漠化等等。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正式提出“人类纪”的概念,因为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足以成立一个新的地质时代,其中最主要的影响来自远超任何世代的二氧化碳排放。这意味着,千万年后,未来的地质学家根据岩石和沉积物的痕迹能绘制出一条清晰的人类活动线,正如今天人类能分辨出侏罗纪恐龙的痕迹和寒武纪生命大爆炸一样。哈佛大学生物学泰斗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认为:“人类已经成为地球生命史上第一个具有地球物理学力量的物种”。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参与者,在全面改造这个星球的同时,也在其中被改造。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生态环境议题在西方艺术领域和文化研究领域开始引起关注和讨论,人们意识到生态批评成为刻不容缓的命题,艺术无法绕开人们生存的场域和文化内涵被简单欣赏。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通过生态批判、伦理批判来重新审视日渐荒漠化的环境,审视自然恶化、动物锐减与人类入侵的矛盾,由此形成一系列重要的展览和引领前卫艺术运动的作品,如贫穷艺术、大地艺术、生态艺术的形成。艺术家们在环境方面的视觉叙事与反思,成为我们今天不可忽视的内容。有关环境的反思也成为我们今天解读艺术作品的另一种伦理视角。

李季《最后的大自然No.1》220X250cm 布面丙烯 2009-2010年

2

艺术家们对环境议题的关注,在基本层面上,作为一种主题关切,以艺术媒介在感觉和认知层面唤起人们对当下环境问题的关注,如刘一帆、熊王星等艺术家拍摄的野生动物题材中呈现人类行为对动物的疏离与伤害。向卫星以后期数字加工的手法,把野生动物置入到城市生活环境里,既饱含期待,也是一种微妙的荒诞感。雷燕用纸做的鸟反映动物在水泥丛林里撞上玻璃幕墙后的结局。苏家寿的油画表现漫天飞鸟与满地塑料垃圾形成的冲突感。岩完的画面表现工业污染与人的精神状态之间的潜在影响。

在文化层面,环境问题如同疾病一样,被艺术家当做一种隐喻并发展为对深层现实的批判,如应博睿画面中的化工服形象所突显的隔离感。贾乙的绘画表现那些像被包裹的树一样的人的隔离状态。资佰的图片中成山的人类垃圾画面让人想起太平洋上的“垃圾共和国”,它们在威胁水生生物的同时,通过食物链,又重新回到人类自身。作为象征图像,这件作品也同时指向了人类内在而普遍的无法被满足的饥渴感。挪威艺术家阿尔弗雷德·瓦加斯伍德(Alfred Vaagsvold)的《海啸》项目是一个持续多年的大地艺术计划,在挪威的教堂、乡村、城市、海岸等不同地点实施,成千上万件被穿过的衣物形成一个个戏剧性的场景,俨如“他者”(人类或者外族)的入侵与覆盖,也可以被看作过度消费和生产过剩带来的威胁。

过量生产与消费引发艺术家对废弃日常物品的再利用,并从中发展出物质的语言力量,如薛滔的装置《震》采用废旧报纸做成,一种坍塌却又稳定的形式,这件作品与2008年汶川地震带给艺术家的内心震撼有关,具有贫穷艺术的气质。与贫穷、粗粝相反的是标准化的奢华感,消费时代人们崇尚光鲜、艳丽、流线型的事物,如张晋熙描绘的那样,人自身成为被抛光磨平的玻璃制品,精致易碎,画面充满怀乡的气息,却难掩消费时代精神的虚无。挪威艺术家马丁·哈里(Martin Haarr)的摄影记录那些人类行为在自然中留下的平静的异样感,如堆积在田地里的动物饲料包装仿佛一条巨大的昆虫,石头缝里废弃的人类生活物件俨如散落的人体器官。

作为后现代艺术策略,艺术家利用既定的艺术史中的图像来描述当下问题,如李季《最后的大自然》系列一和二分别纂改自戈雅的《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和米勒的《晚祷》,以此表现作为食物链顶端的人类对动物的驯化及大规模杀戮。朱岚茎利用北宋经典绘画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进行城市化改造,幽静空灵的画面变得喧嚷繁忙。
艺术家也通过营造某种理想环境来表达内心的期待,和丽斌在行为艺术《巢》中,用枯树枝筑起一个巨大的鸟巢,让自己住进去,成为荷尔德林式的“诗意的栖居”。张华采用建筑废弃石料、钢筋《再造》山水画和庭院般的意境,以片段的诗意来抵消现实的废墟感。

环境保护作为一种观念形态,鼓励人们改变生活方式,注重对地球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与发展。荷兰艺术家薇拉·纽文霍夫(Vera Regina van de Nieuwenhof)最近用一年半的时间从阿姆斯特丹骑行到东京,并途径昆明,后来回到昆明定居。她用自行车内胎做的骑行者装置呼吁人们绿色出行,并重新发现我们自己内在的动力。

3

居住在云南的艺术家们从主题关切、文化隐喻、诗意表达、生活方式等层面,呼吁人们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做出回应与关注。因为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生产生活方式背后,正塑造着我们共同的、唯一的星球。

张华作品《再造》

“看不见的星球”一个与环境有关的艺术展

居住在云南的艺术家们从主题关切、文化隐喻、诗意表达、生活方式等层面,以摄影、绘画、雕塑、装置、行为艺术、录像艺术等方式,呼吁人们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做出回应与关注。TCG诺地卡画廊主办的“看不见的星球”也以此介绍与环境表达相关的二十余位云南的艺术家们。“看不见的星球”环境艺术展通过艺术展、讲座、英语角等形式,引起人们对环境议题的关注与思考,对生活方式的反思和改变的可能性。因为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生产生活方式背后,正塑造着我们共同的、唯一的星球。

策展人:罗菲、王蓓

艺术家:阿尔弗雷德·瓦加斯伍德 (Alfred Vaagsvold挪威),和丽斌,贾乙、李季、雷燕、刘一帆、马丁·哈里 (Martin Haarr挪威)、苏家寿、薇拉·纽文霍夫 (Vera Regina van de Nieuwenhof荷兰),Paper小组(王蓓+杨辉+沙玉蓉+黄越君),薛滔、向卫星、熊王星、应博睿、岩完、资佰、朱岚茎、张晋熙、张华

展览开幕:2017年11月4日晚8点
展览日期:2017年11月4日——11月26日(周日闭馆)
开幕行为艺术:和丽斌,Paper小组
主办:TCG诺地卡画廊
地点:昆明市西坝路101号创库艺术社区内

讲座一:艺术表达与生态伦理
对话嘉宾:李季、薛滔
主持人:罗菲
语言:中文
时间:2017年11月8日 19:30–21:00
地点:TCG诺地卡

讲座二:跨越边界 穿越文化
——有关自行车环球骑行、跨文化交流及环境保护
主讲:薇拉·纽文霍夫Vera Regina van de Nieuwenhof(荷兰)
语言:中英文双语
主持人:罗菲
翻译:蒋艺美
时间:2017年11月14日19:30–21:00
地点:TCG诺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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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清唱:刘丽芬个展

独自清唱:刘丽芬个展
艺术家:刘丽芬
策展人: 罗菲
学术主持:叶永青
翻译:谢飞
海报设计:杜鑫磊

开幕: 2017.10.20 16:00
展期:2017.10.20 – 11.10 (周二–周日 11:00-18:00)
云南昆明金鼎山北路15号,金鼎1919艺术园A区,苔画廊

Tel:0871 65385159
公众号:taigallery
www.tai-project.cn

刘丽芬的绘画是带有自传色彩的心灵叙事,在奇幻、诗性与情欲的相互晕染中,那些瑰丽的色彩和神秘的形象被释放出来,无数条通往身体之下的幽径得以形成,得以生长,艺术家在这些幽径中不断接近自己,描述自己,成为自己。看刘丽芬的画,就是这样一种引人入胜的幽径之旅。——策展人:罗菲

延伸阅读:《独自清唱——小城文艺青年丽芬的成长》叶永青(转至苔画廊网站)

以下这篇访谈摘录自2015年为刘丽芬的“屋顶之约”个展所做的访谈,这里经过重新编辑浓缩再次发布。

时间:2015年2月11日下午
地点:昆明金鼎山北路苔画廊

罗菲:在你的画作里,可以感受到孤独、疏离的状态。

刘丽芬:对我而言,绘画是一个日记,图形日记,是我自己和自己说的悄悄话。画画的时间特别珍贵,我还是愿意回到个人内心。早期的每张画都是我内心的原型,都是一个故事。包括我和人的距离感,自我封闭的状态,还有的是画我的梦。

罗菲:你觉得你的艺术创作是加深了你的孤独或恐惧,还是缓解或治愈了这种内在情绪?

刘丽芬:有段时间是在记录这种内在情绪,比如羽毛脱落的那些肖像,治愈效果显著,哈哈。我总有一份画画以外的工作,工作带给我的恐惧要更多些。不过我自救能力算还行,不喜欢掉在深渊的那种感觉 。

罗菲:你认为你的画善意吗?

刘丽芬:看怎么解读吧。有段时间我觉得颜色太美,画画的动机不在了。有时候又固执地觉得画面邪恶。画了喜欢的就留下了,不喜欢的剪成剪纸或拿来写信了。我固执地爱着一些仅只漂亮和仅只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每个物品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罗菲:你是一名画廊主,也是一名艺术家,回顾下你的艺术经历,怎么走上艺术这条路的?

刘丽芬:说到别人的时候我是非常清晰的,说到自己永远都不清晰。我第一次出国在飞机上认识了TCG诺地卡文化中心的创始人之一孟安娜(Anna Mellergard),后来就在诺地卡工作,也正是这个工作为我开启了人生的另一条路。我原来学国画,这和我后面的工作关系不大。2006年我从瑞典回来后陷入了很深的挣扎,就是对自己身份认定的矛盾:我要么做一个文化工作者服务艺术家,要么做一个艺术家,这种挣扎一直持续到2011年。但其实最后也没有结果,我往往一段时间集中创作,一段时间集中做项目,我的确对很多事情都感兴趣。

罗菲:云南本土当代艺术的活力与这里民间持续举办的国际文化艺术活动有很大关系,国际交流与协作成为常态,你作为主要推动者之一,这种跨文化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刘丽芬:非常大的影响!与越来越多的国际艺术家建立了友谊,我也去到越来越多的地方。现在的行走计划基本是因为那里有你的朋友而想去,不觉得陌生。好多地方我都回忆不起来那个城市的模样,深夜某个街头畅聊的影像反而清晰地在一直回放。行走也产生着另一种生活方式,你会看到体会到不一样的生活诉求。

罗菲:你如何看待今天本地的艺术状况?

刘丽芬:我记得2002至2003年间,70后那一拨艺术家每个人的创作面貌基本上都不一样,大家都在尝试新的表达方式。随后的“江湖”也带动了装置、多媒体艺术的创作热潮。943小组的跨界合作,还有当地各个机构开展的国际艺术家驻地项目为本土带来了多元性的创作和思考方式。但相比较之前的情况,目前整体呈现出来的创作方式显得更单一,近五到十年大家的作品面貌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艺术家兼任策展人、艺术评论的多重身份在云南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和策展人身上也充分体现,这和本土专业画廊的数量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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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妮卡·德玛黛:艺术作为精神的痕迹

莫妮卡·德玛黛:艺术作为精神的痕迹

莫妮卡·德玛黛博士(Dr. Monica Dematte):1962年10月7日出生于意大利特伦托城(Trento)。在特伦托G.Prati高中文科部毕业后, 在博罗尼亚(Bologna) 大学艺术、音乐及戏剧学院(D.A.M.S)以满分成绩获得艺术史学士学位,并取得意大利高等艺术教师资格。1986年来到中国,1988-1989年在广州美术学院研究中国艺术史和艺术评论。在热那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1989年至1994年间的中国当代艺术》。1990年、1991年、1992年制作三部以中国当代艺术为题的纪录片。1996-1997年期间,任新加坡美术馆策展人。曾于博罗尼亚大学东方语言系和威尼斯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中国文化与艺术。1999年和2001年两次参与威尼斯双年展的工作,并为展览画册撰写系列评论文章。自1994年起独立策划中国以及国外艺术家的展览。

姜楷洛博士(Dr. Gian Carlo Calza):意大利威尼斯东方大学(Ca’Foscari University of Venice)亚洲艺术史教授,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东西方相互的文化影响力,以及作为精神价值的个人和社会发展模式的风格。

莫空间:莫空间是一家独立艺术机构,于2014年5月开放,位于河南新密,由意大利学者莫妮卡·德玛黛博士担任艺术总监,我们坚信只有超越物质本身,蕴涵不同凡响的“精神”秉性,才是艺术的本真和不变的品质。莫空间的意愿是致力于创建艺术和文化的环境,注重参展艺术家和其作品的质量;促进不同背景的艺术家之间、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深入对话;在自身艺术行为的展示中进行不同艺术语言与态度的比较;让共存的多样性、开放性和多种视角、高品质的艺术体验传达给观众。此外,空间还举办面向公众、邀请不同国籍专家主持的各种主题学术讲座和不同国籍艺术家的驻留项目。

罗菲:策展人、艺术家

时间:2016年11月5日,11月6日
地点:昆明

莫妮卡1997年在新加坡

一、我的生活方式

罗菲:可以简单聊一聊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吗?

莫妮卡:在中国的时候,我基本上24小时都和朋友们在一起。在莫空间的时候一直都有人来找我,然后去他们家,每天见很多人。有时候大家一起做我想做的事,有的时候一起做他们想做的事。一起讨论展览,一起布置展览。在中国就是一个集体生活,这次来中国我也是和姜楷洛一起来的。在意大利不一样,我有时住在山上,一个人的生活。以前几乎三顿饭都是我一个人吃,现在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我一般早上做早餐,打扫卫生,下午思考和写作比较多。这样说感觉好像没什么事,但其实很忙,不知道忙什么。我一般不太出门,就在树林里转转。如果去米兰或意大利其他城市,那就是去看展览看电影。我有几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罗菲:那么你在中国的时候如何保证你的独处生活?

莫妮卡:其实没关系,我在意大利过一个人的生活,在中国过集体生活,我很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

罗菲:在西方,很多时候批评家会和艺术家保持一定的距离。

莫妮卡:我不会起个名字限定自己,有人叫我策展人或批评家,但我不是,我觉得我在生活。批评和写作不是我的工作,是我的生活方式。说实话,我跟艺术家们没有距离。我常常住他们家,他们也来住我的家,我们一起去旅行。其实首先是朋友,因为人是最重要的,然后是作品。艺术家除了做作品,也可以做其他的事。

二、在莫空间的实验

罗菲:你跑过中国好多不同的地方,近些年在河南新密主持莫空间,能介绍一下怎么到了河南?

莫妮卡:这也不是特别突然,我与河南一直有些缘分,我很早就有很多河南的朋友。他们的关系比较复杂,这可能是因为一些传统的交往方式,而我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他们很不直接。但我还是比较欣赏他们。我认识几个7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首先是王忠杰,他给我介绍了其他的年轻人,包括邢培俊。认识邢培俊三年以后他突然说他要做一个空间,刚好是用他父母的房子,他表哥投资装修了这个房子。当时我没有真正答应他们,我不知道他们会做成什么样。并且那时我一个最好的朋友毛栗子去世了,我没心思做展览。他们说可以做毛栗子的展览,我说这个可以。我邀请了50个人为毛栗子做作品,这是我在莫空间策划的第一个展览。但是我从来没有主持过这样的空间,我的经验只是做展览,他们也没有经验。

罗菲:你在莫空间的角色主要是策展吗?

莫妮卡:对,我肯定不会去做商业的运营,这个我不会,但我要保证空间的水平。

罗菲:就是指你在选择艺术家时候作出的考虑。

莫妮卡:我选择艺术家不单是考虑作品,我觉得这个工作比较微妙。我在莫空间的第一个展览是邀请50个艺术家为纪念毛栗子做作品,艺术家自己决定什么作品。但从第二个展览到现在,都是同时有两个艺术家的展览,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其实我策划展览不是动脑筋,我是凭感觉,完全凭感觉。在我了解的艺术家里面,我看谁跟谁适合。这种适合是各个方面的,比如他们的东西有一些关系,但不是看得出来的那种,或者不是那么明显的关系。比如一个摄影家和一个雕塑家,一个摄影家和一个画家,最近的展览是两个画家。这应该说是两个艺术家的个展,但我会布置在一起。除了最近一次以外,因为我觉得他们在一起有点乱。大部分时间我会协调他们的空间,互相对话,互相强调。其实这和画画一样,策展不是想出来的,而是感觉出来的。另外,我选择国外艺术家会特别考虑这个阶段中国艺术家需要看什么,比如现在中国艺术家特别看重钱,我会找一个特别不看重钱的人,他的东西根本没办法卖。如果现在中国艺术家做作品特别不认真,我会找一个特别认真的。如果很多人没有理想,我会找一个特别有理想的艺术家来。就是为了大家知道,还可以这样,有一些启发。我考虑中国现在最需要什么。

罗菲:你认为现在中国艺术界最需要什么?

莫妮卡:刚才说的那些,真诚、低调、完全投入,没有目标的状态,或者不是单一目标……我给艺术家做展览都是认识了很长时间,我首先看这个人是怎样的,我非常重视这些因素,当然,还有作品。

罗菲:你的很多活动范围都不是在中心,比如河南、云南。这是出于什么考虑,你认为需要更多的非中心的地方兴起吗?

莫妮卡:首先从理论上说,这是必须的,要去除中心的概念,我反对中心,每个地方都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都需要有本地人在做这个事情。第二,我个人也不喜欢大城市,我不可能为了一个工作牺牲一切,我愿意去的地方是我喜欢的地方,我会长时间待在那里,做事情舒服。在北京上海,已经不需要我去做展览,那种气氛也不适合我和我做的事情。

莫空间2015 罗永进和米耳克·塔耳西

三、直觉与理想

罗菲:你非常强调个人直觉,而不是宏观的艺术史或学术框架。

莫妮卡:当然我也非常理性,那种理性是关于怎么做事情,但是出发点可能不理性。

罗菲:这也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

莫妮卡:这也可以说是理想,因为今天很多人都会认为我们永远达不到一种高度,这个没办法,那个不可能。我觉得也许有办法,只要你想要,就可能会实现。我去新密是一个挑战,去北京相对比较简单,尽管也有其他方面的挑战,但在北京还是容易被关注。我就是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罗菲:在路上我们谈到一个问题,90年代以及2000年代初,中国当代艺术其实有蛮多群体运动,今天这种运动可以说已经结束了,没有一群人来宣告一种理念,越来越多的人强调个体的丰富性。你认为这种群体运动在今天是否还有效?

莫妮卡:刚才我们看到翠湖边上很多人在表演,其实很多人也不会表演,但他们很乐意,就是为了在一起。其实以前艺术圈的情况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很多人不是那么专业,但他们的热情是很纯粹的,后来越来越专业,越来越没热情。特别是越来越不需要别人。就好像自己拿到一盒蛋糕,也不希望分给别人,别人吃没吃跟我没关系。也许可以说今天每个人都不一样,但说实话,我也看不出来到底有多不一样,因为他们的目标基本都很清楚,理想也都差不多。当然,我觉得艺术圈还是需要团结。

罗菲:听上去你对西方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持谨慎立场,甚至反对某些个人主义。

莫妮卡:我也不反对,包括宗教领袖都强调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独处的时间,但我们人类肯定不是分开的。

罗菲:你看重发自艺术家心底的东西,而不是策略性的。

莫妮卡:如果有的话……当然,如果策略是一种艺术的办法,这也不一定。

四、策展生涯

罗菲:你最早什么时候开始做策展人?

莫妮卡:我1994年在广州做了一个意大利画家的展览,然后1995年在西西里岛做了丁乙的展览,那是他第一次在国外做展览。

罗菲:你会有意识地建立艺术家档案库吗?我的意思是除了那些人们已经了解的作品,也包括艺术家的手稿或其他方面的资料,这样有助于形成一个艺术家较为完整的文本系统。你会建立这种东西吗?

莫妮卡:比较难,哈哈!但以前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有,后来就比较少。我确实不是太需要了解每个艺术家的每件作品的详细资料,我只是关心一个艺术家的大的感觉。比如他的气氛,那个人和作品的关系,他生长的过程,这是我关心的,其他的我不是很关心。说实话,我对作品看的比较淡,因为我不认为作品是物质的,因为很多时候人们把作品当作物质,值多少钱,我不这样看。对我来说,作品只是痕迹。当然好的作品也会给人好的灵感,但作品没有那么重要,我更看重人的过程。一个人自己尽量在改变,通过改变去影响别人,这是我比较看重的。

罗菲:也就是说人整体的精神性。作品是人精神性的痕迹,对吗?

莫妮卡:对。对我来说,作品必须是精神,不是钱也不是物质。

罗菲:做展览会涉及到很多具体的资金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莫妮卡:首先我把自己在物质上的要求变得很低,我也生活得很好。不是因为我有钱,我钱比较少,但我有很多朋友和我一起做事情,一起旅行。这个很重要。我如果想去登山,也很容易,我不可能忙到没空去登山。如果忙到都没时间登山,那对我来说生活水平太低了,这是我的态度,我必须有这个可能。包括来一个朋友,我必须有陪他的时间,除非有特殊情况。可能我们今天对物质的要求太高了,但我没有。很多东西我不需要。因为这个原因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每年夏天,我在我的村庄做一个小展览,那个空间以前是一个小教堂,每年夏天我在那里做一个中国人的展览。那个展览我也不赚钱,我做过太多不赚钱的展览,只要有意义我就愿意做。每年我做展览会赚一点钱,但是不多。

罗菲:通过做展览来产生交流和意义,也打开人们的思路。

莫妮卡:我觉得是相互的吧,有的人会很感谢我,我说不用感谢,这是相互的。比如有的画家因为我写文章觉得我为他做了什么事情,其实我也通过写作得到了不少。我没有目标,我不想赚钱也不想出名,我做事情是因为我喜欢。你如果设定目标,你就不会活在当下。你会觉得有一天你会如何如何,但也许那一天就不存在,甚至永远不会有,这样也不太愉快。

罗菲:作为策展人,你认为最核心的工作是什么?

莫妮卡: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你所关心的每个艺术家的特点显明出来,鼓励艺术家继续按自己内心的方式去走,不要停留在自我欣赏的阶段。有时一些变化可能是艺术家自己不欣赏的,但要面对。对我来说,策展人和艺术家的关系是平等的。

罗菲:策展人和大众的关系呢?

莫妮卡:我尽量让观众能更容易明白我做的展览,比如写文章写得更清楚,有时需要在作品下面解释一些背景,包括需要前言,需要放映这个艺术家的纪录片。但每个人看作品都会有自己的出发点和态度,我觉得每个人需要主动有兴趣看展览,这个我没法去影响。另外我非常重视布展,布展会改变一个作品的感觉。许多朋友看了我布展以后会说给人感觉很不一样,当然这是关于好的方面。这样挂和那样挂是不一样的,这也会引起观众的注意,他们会发现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罗菲:现在国内越来越多的策展人出现,你是否有一些重要的建议给年轻的策展人?

莫妮卡:我不一定有什么建议,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根据每个人的需要去做吧。比如我说你们不要商业,可他们就想商业,所以跟他们说没用。我说的可能他们并不感兴趣,所以没用的,是吗。我觉得我们尽量去做自己喜欢做的,适合自己做的,不要为了一个太远的目标做一个自己不太喜欢做的事情。我对艺术和艺术家的态度比较透明,比较真实,也比较学术,虽然很多艺术家都是我的朋友,但如果他的作品还没有达到一定的质量,我不会因为朋友去做展览,这个可以分开。做展览是要考虑谁看,为谁做。这跟画家画画一样,需要问自己为什么画这个,我也要问自己我为什么写文章,为什么做展览。这些都要问自己,不要稀里糊涂地做。

五、精神需要

罗菲:你以前提到过把艺术当作自己的需要,而不是职业。

莫妮卡:是这样,如果没有需要,干嘛要走这条路,这是一条很寂寞的路,甚至没有办法出名和挣钱,甚至亲人也没法理解,这肯定是条不简单的路。包括我自己,我没有考虑要孩子,这可能会改变我的生活。但我可以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罗菲:昨天姜楷洛老师提到艺术家这个角色很像受难的角色,艺术家是通过受难进入到更高、更开阔的现实,做艺术就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这一层现实。这和你谈到的放弃一些生活需求,听上去都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

莫妮卡:这可以说是宗教,我更愿意说是精神。我认为人类跟上帝或者大自然或者精神或者神之间,肯定有一个通道。艺术是一个通道,还有音乐,因为这是人能看得到的通道。也许还有更高的通道,比如宗教或精神。这些肯定是很重要的,能够让人获得提升。

罗菲:因此艺术家为了精神生活需要选择过一种简朴生活。

莫妮卡:没有,这些都不是选择,如果有选择的话,这个人可能就不是那么需要这个东西了。我们不是选择,谁选择?你选择了吗?我没有选择,我根本没有选择,我一直在调整,但我不是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不是我选择的……

罗菲:不得不?

莫妮卡:对,我觉得只能是这样。艺术家肯定不会问自己,我做艺术还是不做?他要么有这种需要,要么没有,而不是选择。

罗菲:你之前说到当代艺术进入到最糟糕的时候。

莫妮卡:是的,因为今天已经物质到不能再物质,做什么都是为了物质。以前人们在一起谈到新观念会很兴奋,现在见面也不知道谈啥,除了卖,没什么想法,就是一些炒作技巧。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在新密做这样一种试验,看有没有另外一种声音。我觉得至少需要几种声音,不可能只是一种声音。希望有这种想法的人多关注多参与我们。算一个广告吧,哈哈!

六、艺术家与知识分子

罗菲:你认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是怎样的关系?

莫妮卡:在中文里面,知识分子的意义还比较好,但在英文里,intellectual这个词我不喜欢,它把头脑跟其他的感受分开,它觉得都是头脑和智力,我觉得不是。所以在英文和意大利文里我不承认这种概念。而且我并不觉得艺术家是intellectual,艺术家应该尽量不是intellectual,如果是intellectual,他就够不敏锐,不够敏感。

罗菲:在中国,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把艺术家看作某种知识分子,或者有的艺术家认为自己应该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意识。

莫妮卡:那我不同意,首先艺术家不是知识分子,当然还要看谁是艺术家。艺术家是知识分子吗?我觉得很难,因为他们的知识面比较窄。中国很多所谓的艺术家们什么都不关心,除了怎样赚钱,那算什么知识呢?他们也不看什么书。我不觉得他们是知识分子,也不觉得他们是intellectual。

罗菲:很多时候可能指的是艺术家对公共问题的关注和介入。你怎么看这一类的艺术?

莫妮卡:我最近跟一个朋友聊这个问题,他的意思是好像一种艺术家关心社会,另一种艺术家不关心社会。我觉得这种划分非常没有意义。首先你怎么确定这种作品是关心社会,那种就不关心社会。比如我一个朋友画抽象,你说他关心社会吗?他说不关心。我说那一幅写实的画农民种菜的作品,那个是关心社会吗?我不认为你画这个东西就说明你关心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画这个,但你的私人生活根本不关心。你可能画环保题材,但你个人生活一点也不环保,甚至对保姆很凶,这能叫关心社会吗?我首先从小事看一个人的态度,不是你画什么画。所以我认为那种说法非常无聊。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关心社会,不可能有人完全不关心社会,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也有人只是把画画当做画画而已,但生活里非常关心社会,比很多人关心得多。

莫妮卡在云南,1998年

七、艺术与艺术家

罗菲:你认为艺术家比艺术更重要?

莫妮卡:没有艺术家就没有艺术。

罗菲:也有人说只有艺术而没有艺术家。

莫妮卡:艺术肯定是超越艺术家的,但艺术至少是通过艺术家表达出来的。我关心的是当代艺术,所以我要跟人打交道。我没有选择古代艺术,因为我在当代更容易理解他们的艺术。那谁在看艺术,也是人。如果否定人,那是谁在看艺术?谁在做艺术?但作品可以超越人。回到关心社会的话题,我自己因为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孩子,有的方面我可能不会特别关心。但我会特别考虑我个人行为跟社会的关心,比如环保。

罗菲:姜楷洛老师,想起您昨天提到的一个问题,对您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我是谁?我能如何成长?我如何能成为更好的那个我?这种思考换到艺术家身上将产生怎样的作用?

姜楷洛:艺术家其实已经这样去做了,如果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的话。问题是,我如何通过自己艺术家的这段经历和表达,来使内在的自我成长。对艺术家而言,他需要通过自己的作品不断自省这些问题。

八、艺术系统

罗菲:之前聊到很多中国的情况,你认为今天当代艺术在欧洲的问题是什么?

莫妮卡:可能差不多吧,就是当代艺术这个系统,刚才我们没有谈到这个系统。这个系统由几个画廊和机构在控制,至少控制了比较有名和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影响力和财富由他们来决定。这个系统把艺术变得特别夸张,特别贵。其他人都比较困难。也许这也很正常,因为艺术就是一条很艰难的路,谁有需要的话谁就继续。但说实话,这个系统不健康。以前还有部分博物馆还好,现在在任何地方做事都很功利,没有一个地方是纯粹的。在这个系统内的人都很清楚这一点,系统外的人可能不清楚。

罗菲:这个系统其实一直在制造神话,关于成功的神话。

莫妮卡:艺术系统只是一个通道,不是那么理想。我从来不喜欢把一个艺术家看的怎样了不起,首先艺术家也都是人,你要是碰到这个人,他也会有很多缺点、很多问题。我也认识一些所谓的神话中的艺术家。首先我比较反对关于艺术家的神话,这种事情一般是艺术家去世以后产生,活着的时候一般比较少见。如果是艺术家去世以后,制造这种神话我觉得还行,但活着的时候就有神话我觉得对谁都不好。比如现在流行关注某个艺术家穿什么衣服、什么牌子,去什么地方,说什么话……这些都很无聊。

罗菲:我所看到的欧洲当代艺术变得越来越学科化,不像六七十年代的艺术那样轻松并且态度明确,现在当代艺术有自己的方法,要求艺术家读很多书。在中国的情况也是越来越建制化,人们在努力建立一套话语系统,一种等级制的利益系统。这也导致国内当代艺术的独立表达越来越萎缩和边缘化。

莫妮卡:我对欧洲的了解可能还不如这儿,我知道的艺术家们都有另一份工作,他们不可能都靠卖作品生存。这也可以说是比较健康的,尽管不是很理想,但还可以。他们运气最好的是一边在美术学院教书,一边做作品。也有一些职业艺术家,他们的代价也比较大,因为他们要符合策展人、画廊、收藏家很多的要求。他们也不轻松。你提到的现在中国的情况,很多人需要读研究生、博士学位,这跟艺术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这非常可笑。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河南的环境我非常喜欢,因为那里没有过美术学院。哪里有美术学院,哪里有问题。哪里有美术学院,哪里的问题就大。因为人们不是在那里学东西,而是在破坏自己的感觉。当然我不是说艺术家不应该有文化,应该有真正的文化。技术技巧有一定的必要性,但不能看得太重。

九、艺术给人希望吗

罗菲:似乎当人们对这个世界了解得越来越多的时候,对这个世界就越失望。那艺术还能给人希望吗?

莫妮卡:但我不是。今天你那个科学家朋友,我问他悲观还是乐观,他说他悲观。科学家们都悲观,因为他们完全是从已有的证据来看世界,科学家可能会告诉你这个世界活不过五十年,从这个角度看肯定悲观,尤其你有孩子肯定就更悲观。我不悲观,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力量。我认为每个人从自己做起的话,还是有可能会改变这个世界。

罗菲:你是指个人道德的力量吗?

莫妮卡:是精神和道德的力量,就是爱的力量,这个会超越一切。我们可以谈具体的爱,比如男女的爱。多少人为了这种爱做了非常了不起的事。但这还不是最高级的爱,这是很低层的爱。你可能也相信一个更大的爱,我也相信,你可能有个名字,比如上帝,这个不重要。如果相信有那种更大的爱,肯定比物理的、科学的世界要强大得多,不是吗?只要越来越多的人有这种行动,往好的方向做事情,这一定能解决很多事情。过去有一些僧人会预言现在是怎样的时代,我们即将进入另一个时代。也许我们正处于这样的变化中,这种情况特别难。但可能会出现新的情况。

罗菲:你提到的这种情况,我在书里有提到艺术家作为先知的角色。这是基于犹太-基督教的一种眼界,我在考虑艺术家和先知是否有一些内在联系,比如他们有时会像先知那样对现世作出关于心灵问题、公共问题的警示。旧约里的先知会预言上帝对世界的审判,同时也会宣告弥赛亚的到来,这是一种有关医治与更新的观念,也是一种信心的力量,这种信心就像一粒种子一样在人心中生长。有先知眼光的艺术家不只关注现在,还能预见将来,把将来的可能性在作品中表达出来。

莫妮卡:对我来说,未来不重要。当然我们刚才谈到了未来,但这个未来是不是未来,还是过去?这个不是很重要。但如果艺术家非常真诚在寻找自己,这种态度会带来真实的感受,它会带来好的影响。我不讨论未来,不管这个未来是50年以后、100年以后,我都无所谓。我考虑的是现在——我的生活。比如你经历过生活失去意义,这些我都有过,不单一次,并且以后还会有。你只要非常真诚、非常投入去做每一件事情就可以了。

罗菲:可是当一个人陷入绝望的时候,其实是难以投入的。当一个人意识到绝望,那还不是真正的绝望,这也是人和动物的区别,也是克尔凯郭尔的观点。但人陷在绝望里,就已经无法专注。那如何解决,如何继续生活?

莫妮卡:这种经历可能在生命里面特别重要,没有这种经历,生命会少了很多东西,不可能提升自己,也不能理解它是如何发生的,更无法理解别人。人如果停留在一个阶段,就没法往前走。有追求的人会认为困难是一种礼物,而不是灾难。我比较欣赏佛教里的观念,它看什么都看得比较淡,没有绝对。我从中得到不少启发。但我对有组织的宗教都有点反感,它是为需要这种东西的人安排的。回到艺术能不能给人希望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是最重要的,只要艺术存在,就有希望,因为艺术是一种比较高的精神的通道,所以有艺术就肯定有希望,艺术如果不存在,就没希望。这种希望不是一个具体的目标。因此在一件作品中打开了这个更高精神的通道,就有希望。其实当代艺术应该都是这样的,如果不是这样就谈不上艺术。

罗菲:艺术应该是一种有精神指向的行动。

莫妮卡:对,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我很不愿意用艺术这个词太多,因为很多东西都跟艺术没什么关系。

罗菲采访莫妮卡,昆明,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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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s Roles/Artists Rules II

Artists Roles/Artists Rules II – China/Sweden Art Exchange Project (Station Kunming)

Initiators: Madeleine Aleman, Luo Fei
Curator: Luo Fei
Executive Curator: Wang Bei
Chinese Artists: Lei Yan, Luo Fei, Zi Bai, Xue Tao
Swedish Artists: Rikard Fåhraeus, Madeleine Aleman, Jannike Brantås, Ylva Landoff Lindberg

Opening: 20:00, Sep 9th, 2017
Performances on the opening by: Jannike Brantås and Madeleine Aleman
Exhibition Duration: 11:00-21:00, Sep 9th to Oct 8th, 2017, Sundays Closed

Host by: TCG Nordica
In cooperate with Studio 44 (Stockholm), City College of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tist Talk:
Artists: Luo Fei, Madeleine Aleman, Rikard Fåhraeus, Jannike Brantås
Time: 7pm, Sep 7th, 2017
Location: Lecture Hall, City College of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out Artists Roles/Artists Rules
Artists Roles / Artists Rules is an exhibition on the artist’s mission, responsibility, duty and position in society- sometimes enforced, sometimes self-imposed. Each artist has worked individually from a personal standpoint on an individual basis as well as with the vision of how things ideally could be.
The origins of the project is the desire to explore and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as well as the similarities in working conditions for artists in China and Sweden.
We have a desire to, through this exchange, as artists achieve greater awareness of each others lives and our respective communities.
The only common language for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project have been the imagery. The language barrier made written communication sparse and poor. Initially, we have communicated through short videos on a chat forum, a channel open and possible in a Chinese – Swedish communication. It has given us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s. These videos have then been merged into a joint work on show in the gallery.
The exhibition features the collaborative video as well as individual video works, installations, collages, photographic works, drawings and documentation of performances.
The project part one has been hold at Studio 44 in Stockholm last Aug and Sep, now ready to present the project part two at TCG Nordica, the 9th of Sep, 8pm, welcome!

opening performance “am I a refugee?” by Luo Fei, Studio 44, Stockholm, 2016 (photo by Anna-Britta Sandberg)

“艺术家的角色与规则(二)”——中国-瑞典当代艺术交流展

项目发起人:罗菲、玛德琳·阿雷曼
策展人:罗菲
策展执行:王蓓
中国艺术家:雷燕、罗菲、薛滔、资佰
瑞典艺术家:瑞卡德·法利伍(Rikard Fåhraeus)、玛德琳·阿雷曼(Madeleine Aleman)、杰妮卡·布朗塔斯(Jannike Brantås)、于尔娃·林德伯格(Ylva Landoff Lindberg)

开幕式:2017年9月9日,周六晚8点
开幕式行为表演:杰妮卡·布朗塔斯、玛德琳·阿雷曼
展览时间:2017年9月9日——2017年10月8日,周一至周六11:00——21:00,周日闭馆
地址:昆明市西山区西坝路101号,创库艺术社区TCG诺地卡文化中心

主办:TCG诺地卡文化中心
合作机构:Studio 44(瑞典斯德哥尔摩)、昆明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学术讲座《艺术家的角色与规则》
时间:2017年9月7日晚7点至9点
地点:昆明理工大学城市学院报告厅
主持人:罗菲
主讲:玛德琳·阿雷曼、瑞卡德·法利伍、杰妮卡·布朗塔斯

关于 艺术家的角色与规则
每位艺术家的独立创作都是基于个人底线与立场,也是对理想世界的想象。“艺术家的角色与规则”是一个关于艺术家的使命、责任和社会姿态的展览,这些定位有时是被动的,有时则是自我设定的。
项目的初衷是中国和瑞典的艺术家们渴望通过探索和讨论不同条件下的艺术家的差异性和相似性。
我们有一种渴望,通过此次交流项目,作为艺术家能获得对他人以及各自社群更广阔的认识。
语言障碍使得书面交流十分稀缺,在这个项目中参与者之间唯一的共同语言是图像。最初,我们通过在微信群里发布短视频来交流,这对中国和瑞典艺术家来说都是一种开放的可能性。通过这种交流我们也彼此认识互相学习。这些视频目前已经被合并成了一件集体作品在画廊展出。
“艺术家的角色与规则”展览将包括一件集体录像作品以及艺术家个人的录像、装置、拼贴、摄影、绘画以及行为艺术文献等作品。
该项目已于2016年8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Studio44画廊正式启动,今年9月9日该项目的中国部分将在昆明TCG诺地卡文化中心进行,八位艺术家将带来不同形式的艺术文化交流活动。9月7日晚7点艺术家们将在昆明理工大学城市学院进行学术交流讲座。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了解更多:https://mp.weixin.qq.com/s/BpkO2uuPK5qObbZE97dI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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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 Xiang: Seeking an Eastern Method

Gao Xiang: Seeking an Eastern Method

Gao Xiang is a visual artist, a professor of oil painting at the China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and a scholar of the modern Italian painter Giorgio Morandi
June 21, 2013, TCG Nordica Gallery
* This interview was published in the book To Start from Art by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house in 2014, author: Luo Fei.

Gao Xiang, “The Dreams: To Feed The Tiger”, 160×120cm, Oil and Acrylic on Canvas, 2015

Luo Fei: I think that you are a unique artist in Yunnan. You paint oil paintings, carry out research and engage in certain cross-disciplinary, cross-cultural art projects. I remember when I first arrived in Kunming in 2000, you were making installations.

Gao Xiang: Right. Before 2000, I created a series of installations. I wanted to make transparent artworks connected to Ming dynasty furniture, which I did using Plexiglas. I was very enthusiastic about installation art at the time, but the artworks cost a lot to make. One table, including materials and labor, cost nearly 20,000 yuan.

Luo: Did you sell it?

Gao: It has remained in my studio (laughs).

Luo: At the time, there were quite a few Kunming artists engaged in installation and performance art, such as Xiang Weixing, Zhang Chongxia, Ning Zhi and Jiang Jing. It was around the year 2000 that performance and installation art were being spread around China, and a lot of young artists were drawn in. It seemed as if using these mediums gave the artists a critical, independent attitude.

Gao: I was very enthusiastic at the time. There was a sense of freshness to it. That experience was very important, and it provided me with inspiration in my painting, spurring me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ce and painting, with such approaches as painting on Plexiglas.

Luo: Since 2005, you have been painting a series of horses on round pieces of Plexiglas.

Gao: Right. That is in order to explore painting in space. Making installation art brought me in contact with the third dimension, and so I started wondering whether or not painting could also touch space, rather than merely being hung on a wall. I had a good opportunity in 2005, which was to travel to Kirstiansand in southern Norway. It was a contemporary art event to celebrate the centennial of Norway’s independence. Artists from ten countries participated, and I was recommended by Nordica. The organizer wanted us to create outdoor artworks, and I was thinking I could paint on Plexiglas, that it would be really cool to integrate it with the plants in the garden and the sea in the distance. I gained the most that time from working for long periods with Western artists. I learned a lot about Western contemporary art by talking and working with them, and that gave me a true understanding and feeling for their conceptual and performance artworks.

Gao Xiang, “The Dreams: Who is The Doll”, 220 x 300 x 60cm, Glass,Acrylic,Aluminium Frame, Kristiansand, Norway, 2005

Luo: How do you decide what contemporary art is?

Gao: I think there are many basic factors in contemporary art. It can be judged in terms of time or subject matter, or in terms of the idea of the artwork or the medium used.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or four comprehensive factors through which one can judge whether or not something is contemporary art.

Luo: I remember you painted night scenes for a while.

Gao: Yes, it was called Why Have Night Scenes Become so Alluring? I painted it between 2001 and 2003. I painted this series of night scenes at the same time I was making installations. There were about twenty of them, and they weren’t very big. I was doing a lot of bar-hopping at the time, and I caught a certain feel for the scenes of the night. I wanted to express it.

Luo: How did you end up painting horses? The horse is a classic form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ainting.

Gao: Right. Many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painters have painted horses, painters such as Xu Beihong[1] and Li Gonglin.[2] It was by chance, however, that I ended up painting horses. One day, when I was painting “dolls,” I suddenly added a horse to the picture. I think it was a subconscious experiment. It felt mysterious. I didn’t really know anything about horses at the time; I was just trying to create the atmosphere of the painting. Of course, now I have painted many of them, and my horses have taken on symbolism. Sometimes it is femininity, sometimes it represents nature and sometimes myself.

Gao Xiang, “The Dreams: Lookout”, 180x80cm, Oil on Canvas, 2010

Luo: In the Dolls series, we always saw the figures of “big women” together with “little men.” I don’t think we ever saw “little women” with “big men.” Why is that?

Gao: Actually, much like my decision to paint horses, I didn’t really think about it. It’s just that there were a few times that I painted the men a bit smaller, and it felt interesting. There was this sense of freshness that is difficult to describe. I then started painting the men smaller and smaller, and it was fun. It fit with the feeling I was pursuing.

Luo: What was the feeling?

Gao: Very comfortable, very harmonious, but with latent discord and contradiction. All of my works feel very comfortable and harmonious in terms of color.

Luo: There is a feel to your paintings that is poetic, dreamlike and somewhat dramatic. How do these three come together?

Gao: I think it may be connected to my life experience or my artistic experience. For instance, the sense of theatre or drama is connected to the Southeast Asian art project I took part in from 2002 to 2004 – the Mekong River Project.

Luo: Did you do stage design?

Gao: This was a project connected to the National Theater in New York and sponsored by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Each installment brought together about twenty artists from various regions and fields such as dance, music, cinema, theater, choreography, folk puppetry and visual art. For instance, in 2004, I went to Cambodia for a month with famous Yunnan dancer Wen Hui.

Luo: What was your role in this?

Gao: They didn’t actually care what I did. I ended up being a part of the performance.

Luo: You performed?

Gao: I can perform if I want, but I don’t think it’s one of my strengths. At first, I was having a lot of trouble, thinking about how to integrate painting into a temporal artwork, so I didn’t know what to do. Later, when they performed, I would sit to the side and paint, using light to project the painting onto a big screen. My painting would change to the music, the dance and the story, so that they would fuse together in time. These experience have extended onto my painting and now play a role in it.

Luo: Your art has been exhibited internationally quite a bit in recent years. What do Westerners think of your art?

Gao: They mainly think it’s interesting, seeing something they don’t often see.

Luo: The artist list for your last exhibition in Canada included the Gao Brothers, Zhang Huan, Gu Wenda and Cao Fei. Their works contain clear social themes.

Gao: Right. Last year, a group exhibition I took part in at a Paris gallery included works by Ai Weiwei, Cai Guoqiang and Sui Jianguo. Cai Guoqiang’s work is different, but the other artists’ works have heavy sociological elements, touching directly on social issues. The Canadian and French curators thought that my Dolls series contained concealed social issues, such as issues about gender status or psychological gender balancing. My artworks actually aren’t so direct. They are more of a psychological response and experience. The other artists might strike at issues more directly, while I propose my individual mental perceptions.

Luo: The attitude of your artworks is not so direct, and focuses more on visual perceptions such as aesthetics.

Gao: This is perhaps connected to my experiences learning art. I am obsessed with the ontological aspects of art, for instance artistic form, colors, modeling. Their abstract visual effect can influence human perception and emotion. Of course, this has been emphasized in modernist era artworks, but I think that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alluring aspects of art, something that is close to the power of visual art itself.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Luo: Compared to the conceptual, you are more interested in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visual pleasure.

Gao: I think that the perception of artistic form can allow the artwork to speak for itself. Actually, something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do is see if I can fuse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conceptuality and sociology so that they speak together.

Luo: Who would you say is a good model for this?

Gao: In Western contemporary art, there is Mimmo Paladino, Enzo Cucchi, Anselm Kiefer and Luc Tuymans. Their work has achieved an appropriate integration between their experience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cultural traits, personalized artistic concepts and artistic language. When there are only “concepts” without visual transformation or highly developed artistic language, then the resulting artworks are mere propaganda posters. If they are just textual concepts, then it is better to let the philosophers and sociologists write them. The artist’s work should employ the appeal of visual language.

Luo: Is your focus on artistic ontology what led you to research Morandi?[3]

Gao: Yes. His artworks are very important in terms of the ontology of art. Of course, he is also conceptual. I think that he is a rather successful modern artist in this regard. For instance, most people focus on the color, forms and linguistic rendering of the bottles, but through these, you discover that his concepts are connected to his religious faith. He was a very pious catholic. He went to mass every Sunday. He lived a simple life, like that of a monk.

Gao Xiang, “The Dreams: Trojan Horse”, 180 x 80cm, Oil on Canvas 2010

Luo: This is a lot like the traditional monastic painters of China.

Gao: Yes, but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religions and worldviews, their starting points and resulting expressions were different. Morandi was more directed at God in the sky. China’s monastic painters were connected to Daoism and Zen, aimed more at nature, the fus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or the wanderings of the individual. Morandi’s painting was aimed directly at God. These were highly religious paintings for modernism.

Luo: Did he carefully collect those bottles?

Gao: He did. He personally purchased over a hundred bottles and jars. When he brought them home, he would sometimes treat them. For instance, he would take a chocolate jar, and treat it according to the color he wanted, perhaps painting it white, blue or brown.

Luo: Were those bottles from his own time, or were they antiques?

Gao: They were quite normal, water jugs and chocolate jars.

Luo: This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Chinese literati. Literati figures had a tradition of collecting various types of vessels, such as porcelain vases and bronze vessels, and they cared a lot about their eras and origins.

Gao: I think that Morandi was actually a lot like Chinese literati painters. Some of the more refined literati painter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mundane, discovering truths within ordinary things. This is quite like Zen.

Luo: Which literati painters?

Gao: For instance, Bada Shanren[4] and the Four Monks[5] all painted very ordinary things around them such as squashes, vegetables, lotus flowers and birds. The things Morandi collected were very normal, part of ordinary life.

Luo: We can also see from Morandi’s living arrangements that he led a very simple life.

Gao: It was very simple, even for his three sisters. I have gone through their closets, and none of them owned a single brightly-colored dress. Few people visit his old home, and I was the first Chines person to do so; I may be the last as well (laughs). The house was very simple, no different from that of your average farmer. When he built this house in 1956, however, he was already a very rich man. He could have lived a very luxurious life. He had no material desires at all. When Museo Morandi was sifting through his library, they found many blank checks among his books. These were given by the buyers of his paintings. He could fill these checks out however he pleased, within certain limits, and redeem them immediately, but he was using them as bookmarks (laughs).

Luo: Within Catholic ascetic traditions, there is the belief that simplicity is wealth. The simpler your external life, the richer your inner life.

Gao: His later studio was a bit bigger, but it was still only 40 square meters. His earlier home in Bologna was only nine square meters, including his studio. His material life was very simple, but he enjoyed great spiritual wealth.

Luo: Let’s get back to your artworks. I think that your art has a certain Eastern quality.

Gao: Thank you for that complement (laughs). To me, that is quite a compliment. As a student and later as an artist, I have visited many Western countries, and I gradually came to understand that I must seek out inspiration from Eastern traditional ideas or aesthetics in order to create artworks with originality.

Luo: What experiences does this inspiration draw from?

Gao: The first source is aesthetic ideas. For instanc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you often find very lofty metaphysical meaning. Also, I draw from the figurative schema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These two things are both quite far from Western classical,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I think this is a good thing, particularly in this era of globalization. Without this distance, we would all become the same, losing the artistic value that is rooted in individualization. That is a fundamental view for me. From the East, I seek out forms, perceptual methods and inner spirit that differ from those in the West.

Luo: Give me an example.

Gao: For instance, Chinese painting focuses a lot on emptiness,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Western aesthetics. Chinese people view the blankness in the picture as the sky or as water, but in reality it is just blankness. Westerners with no experi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ainting may think that it is an unfinished painting, a sketch, and that the blankness has no meaning. The Eastern tradition also places a lot of emphasis on aesthetic experience that transcends reality. For instance, very few Chinese paintings of the last 2000 years depict war scenes, but we all know that China was no less warlike in this period than any Western nations, with battles of great size and brutality that produced profound memories. The Chinese never expressed these brutal memories. Their expressions are of ideal states, even fairy realms that transcend this suffering.

Luo: You are saying that this spiritual mindset needs to be expressed in contemporary art.

Gao: Actually, this Eastern transcendent state is particularly precious in our increasingly materialistic and ever-accelerating contemporary society. This was done long ago in Japan and Korea, so many Western critics believe that Japan and Korea are today’s inheritors of Eastern Zen aesthetics. For instance, the Japanese Mono-ha School[6] approaches art from Zen philosophy. I think that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has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is type of artistic path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Luo: This is connected to the overall progression of society. Japan and Korea completed the modernist transition of their societies long ago. China overall is still in a pre-modern period. The greater backdrop determines how far an artist can go.

Gao: I really agree with that. This is connected to the state of a society’s development. Of course, I’m not saying that any contemporary art that draws from Eastern philosophy is good, just that I think this path has value.

Luo: Let’s talk about life. You’ve been working in both Kunming and Beijing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What are your impressions of these two cities?

Gao: I have a pretty big studio in Beijing, where I can paint large paintings. When I’m back in Kunming, I have a studio at the Yuan Xiaocen Museum, where I can paint smaller paintings. Beijing is China’s cultural center, and you can see world-class exhibitions and artworks there. Bu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Beijing is very poor. It is very cold in the winter and very hot in the summer. Life is rough there. Kunming is very livable, very comfortable. You really feel like you’re living. But there’s a distinct lack of cultural exchange there. Beijing is a lot more vibrant.

Luo: Do you think that you create better art in Beijing or Kunming?

Gao: That’s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laughs). I think that a little more than half of my best works are created in Beijing.

Luo: It would seem that artists need pressure (laughs).

Gao: Right. Beijing is full of passion, and it’s also constantly giving you stimulation and pressure.

Luo: Thank you for giving this interview. I really enjoyed talking with you today.


[1] Xu Beihong (1895-1953), originally Xu Shoukang, was a Chinese modern painter and art educator. A forefather of modern Chinese art, Xu was known not only for his paintings of galloping horses but also for his ability to fuse Chinese and Western painting techniques to create a unique artistic style.
[2] Li Gonglin (1049-1106) was a painter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His surviving works include Five Horses and Herding at Lin Wei Yan.
[3] Gao Xiang, Quiet Observation of Space, People’s Fine Arts Press, 2011. This book researches the work of 20th century Italian painter Giorgio Morandi, seeking out the roots of his artistic style through analysis of his painting forms, artistic views and attitudes towards the world in order to assess the artistic value of Morandi’s paintings.
[4] Bada Shanren (ca. 1626-1705), born Zhu Di, was from Nanchang, Jiangxi Province, and lived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Bada was a member of the Ming dynasty royal family and a famous painter, one of the “Four Monks” of early Qing dynasty painting.
[5] The Four Monks were four Buddhist monk painters from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All were adept at landscape painting and were highly expressive in their work. They preferred innovation over imitation. The four monks were Yuan Qi (also known as Shi Tao, 1642-1718), Zhu Da (also known as Bada Shanren, ca. 1624-1705), Kun Can (1612-1692) and Zhe Jiang (monk name Hong Ren, 1610-1664).
[6] Mono-ha was a Japanese school of modern art that emerged between 1968 and 1971.


Translated by Jeff Cros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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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高翔:寻找东方方式

高翔,《梦 — 舍身饲虎》,布面油画,丙烯,160×120cm,2015

对话高翔:寻找东方方式
高翔  //  视觉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油画专业博士,意大利现代画家乔尔乔·莫兰迪(Giorgio Morandi)的研究者。
罗菲  //  策展人  艺术家
* 本文收录于罗菲著《从艺术出发——中国当代艺术随笔与访谈》,2014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 ※ ※
时间:2013年6月21日
地点:昆明TCG诺地卡画廊
※ ※ ※

罗菲(以下简称罗):我觉得你在云南是一个很特别的艺术家,你画油画,做研究,也参与一些跨界、跨文化的艺术项目。我记得2000年我刚到昆明的时候,你在做装置。

高翔(以下简称高):对,2000年前后我做过一批装置。我想做一些和明代家具有关的透明性作品,采用机玻璃。那时对做装置有很大的热情,但作品的花销很高,有一张桌子,成本连工时费就近两万元。

罗:后来有卖掉吗?

高:后来一直在我画室里(笑)。

罗:当时昆明有一拨做装置和行为的艺术家,比如向卫星、张琼飞、张仲夏、宁智、姜静等。2000年前后正是行为、装置在国内受广泛传播的时期,获得年轻艺术家的青睐。使用这种媒介似乎给人带来一种批判和独立的态度。

高:我们当时主要是因为热情,有新鲜感。那段经历很重要,我做了两年装置,这也给我在绘画上一些启发,促使我尝试处理绘画与空间的关系,比如在有机玻璃上画画。

罗:你从2005年以来一直创作一组在圆形有机玻璃上画的马。

高:对,那是想在空间里探索绘画。因为做装置让我触及到三维空间,我就想绘画能否也触及到空间,而不只是挂在墙上。2005年有个比较好的机会,去了挪威南部的克里斯蒂安桑(Kristiansand)。那是挪威独立一百周年的国际当代艺术活动,有十多个国家的艺术家去,我是诺地卡推荐去的。主办方希望我们多做些户外的作品,我就考虑用有机玻璃来画画,如果能和花园里的树木,以及远处的大海结合起来就很棒了。那次给我最大的收获是跟西方艺术家一起工作很长时间,通过闲聊和工作对西方当代艺术了解了很多,能真正理解并体会他们做的观念艺术和行为作品。

罗:你判断当代艺术的参照是什么?

高:我觉得当代艺术有好几个基本元素,比如从时间、题材来判断,从作品理念以及媒介来判断,至少有三四个综合因素可以判断是否是当代艺术。

罗:我记得你画过一个时期的夜景。

高:对,叫《为什么夜景变得如此迷人?》,是2001至2003年间画的。我在做装置的同时也在画这批夜景作品。尺寸都不太大,总共二十多张吧。因为那段时间经常泡吧,对晚上的景象有种特别的感受,想去表达。

罗:那后来是怎么转向画马?马是中国传统绘画里非常经典的一个形象。

高: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画马的画家很多,比如徐悲鸿 ,李公麟 等。但我画马很偶然,我在画“玩偶”的时候突然在画面里加入了马,我觉得是一种无意识的尝试,有种神秘感。其实那时我对马也没有什么认识,只是为了营造一种画面的气氛。当然,画多了,我的马就有多种象征,有时是女性,有时代表自然,有时是自己。

罗:在“玩偶”系列中都是“大女人”的形象,和很小的男人的组合,好像没有“小女人”和“大男人”组合。为什么会这样处理?

高:其实跟画马有点像,我也没考虑过,就是一两次画男人的时候其身体尺寸画小了点,反而觉得有意思,有种说不出来的新鲜感。后来就把男人缩得越来越小,觉得很好玩,符合我想要的感觉。

罗:什么感觉?

高:很舒服,很和谐。但又有种潜在的不和谐与矛盾。我的画作从色彩上看着都很舒服,很和谐。

罗:我从你的画中看到一种诗意的、梦境的,同时也是剧场的感觉,这三者如何在一起的?

高:我觉得可能跟我的生活经历有关系,或者说跟我的艺术经历有关。比如舞台感、剧场感,跟我2002年到2004年间参加东南亚的艺术项目——湄公河计划的经历有关。

罗:你做舞美吗?

高:这个项目是纽约国家舞蹈大剧院下属的一个项目,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每次都有各个领域的二十多位艺术家参加,舞蹈、音乐、电影、戏剧、编导、民间玩偶艺术家、视觉艺术家等等。如2004年,和我同去柬埔寨一个月的就有云南籍的著名当代舞蹈家文慧。

罗:你在里面的角色是什么?

高:其实他们无所谓我做什么,后来我参与到舞台演出的部分。

罗:表演?

高:我也可以表演,如果我愿意的话,但我觉得我很不擅长这个。所以我一开始比较头疼,我老在想绘画作品如何跟时间性的作品结合起来。一开始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后来在他们表演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画画,用灯光投影仪,在玻璃纸上画,把画投到巨大的幕布或者背景上。我的画跟随音乐、舞蹈和剧情同时变化,让它们在时间里融合。这些经历也延续到我的绘画上,并且发生了作用。

高翔,《梦 – 谁是玩偶》,玻璃、丙稀、不锈钢架,挪威利斯塔,2005

罗:你的作品最近几年常在国际上展出,西方人怎么评价你的作品?

高:他们首先觉得有意思,看到了不常见的东西。

罗:你上次参加加拿大一个展览的名单里有高氏兄弟、张洹、谷文达、曹斐等,他们的作品都具有非常明确的社会议题。

高:对,我去年在巴黎一个画廊参加的群展上,还有艾未未、蔡国强、隋建国等艺术家的作品参加。蔡国强的作品是另有不同,其他艺术家作品里社会学份量比较重,直接针对社会问题。加拿大和法国的策展人觉得我那个“玩偶”系列里有隐藏的社会问题,就是男女之间的社会地位或心理平衡问题。我的作品其实不是那么直接,是一种心理上的回答与体会。可能他们直接采取抨击的态度,我是提出个人心理感受。

罗:你的作品态度不是那么直接,更注重观看的感受,比如审美。

高:这可能跟我学艺术的经历有关系,我对艺术本体的东西比较迷恋,比如艺术形式、色彩、造型等,它们自身的抽象视觉效果就能对人的感觉和情绪产生影响。当然这在现代主义时期的作品中被强调,但我觉得这是艺术主要的魅力之一,更贴近视觉艺术本身的力量,对我自己来说很重要。

罗:和观念性相比,你更看重审美体验,视觉愉悦。

高:我觉得艺术形式的感受能让作品自己说话。其实我一直想做的是,审美体验与观念性,以及社会学方面能否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三方面同时发出声音。

罗:你觉得谁是这样的典范?

高:以当代西方绘画来看,如米莫·帕拉迪诺(Mimmo Paladino)、恩佐·库基(Enzo Cucchi 1949—)、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吕克•图伊曼斯(LucTuymans)等等。他们的作品将自己对当代社会的体验,民族的文化特征,个性化的艺术观念和艺术语言做了恰当的结合。只有“观念”,没有视觉上的转换,和较高水准的艺术语言,作品就是简单的宣传画。如果只是文字上的观念,不如让哲学家、社会学家来写。艺术家的作品应发挥视觉语言的感染力。

高翔,《梦 — 眺望》,布面油画,180x80cm,2010

罗:正因为你看重艺术本体,所以你去研究莫兰迪 ?

高翔:对,他的作品在艺术本体上很重要。当然,他也有观念性。我觉得他是在这一块上做得比较成功的现代艺术家。比如大多数人看他作品的色彩、形体,处理瓶子的语言方法。可透过这些你也会发现他的观念,即跟他的宗教信仰有关,他是非常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每个星期天都去做礼拜。生活简单,像是一个修士。

罗:这跟中国传统的僧人画家很接近。

高:是。但因为宗教、世界观不一样,他们的出发点和表现出来的结果也不一样。他更多还是直接指向天上的上帝。中国僧侣画家跟道教、禅宗有关,更多指向自然,人与自然结合,或个人逍遥。而莫兰迪的画直接指向上帝,是现代主义里非常宗教的绘画。

罗:他那些瓶子是精心收集的吗?

高:是的。他自己买过一百多件瓶子罐子。他买回来有时还会再处理,比如巧克力罐子,他会根据自己想要的颜色来处理,比如涂上白色、蓝色、赭石色。

罗:这些罐子都是他那个时代的,还是有古董?

高:其实都是平常人家用的,比如蓄水罐,巧克力罐。

罗:这一点跟中国文人很不一样,中国文人有收藏各类容器的传统,比如瓷瓶、青铜器什么的,而且特别讲究年代、出处等品相。

高:我觉得莫兰迪跟中国文人画比较接近,层次比较高的中国文人画家还是注重日常性,从平凡事物发现真理,这一点比较接近禅宗。

罗:比如哪些文人画家?

高:比如八大 、四僧 ,他们画的都很平常,都是身边的瓜果、蔬菜、荷花、鸟。莫兰迪收藏的东西都很生活化,很一般。

罗:从莫兰迪家居安排也可以看出来,他生活非常简朴。

高:太简朴了,包括他三个妹妹,我都翻过她们的衣柜,她们没有艳丽的衣裙。访问他故居的人很少,我是第一个去的中国人,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个中国人去(笑)。房子非常简朴,跟一般农民房子没任何区别。但在1956年他盖这个房子的时候他已经很有钱了,如果他想奢华一把的话,完全是可以的。他对物质真没什么欲望,当时莫兰迪博物馆在整理他的书籍时,发现书里面有好些没有填写数额的空白支票,是人家买他画的时候给的,随便填(有上限),而且可以立马兑现。但他就当一个书签用,哈哈(笑)。

罗:在天主教简朴操练的传统里有这样一种信念:简朴即丰盛。你外在生活越简单,你内在生命就越丰盛。

高:他后来的画室大一点,也才40平米,他以前在博洛尼亚的房间才9个平米,画室也在里面。他在物质上简朴,精神上却非常富足。

罗:回到你的作品,我觉得在你的作品里有一种东方品格在里面。

高:谢谢你的表扬(笑)!这个对我来说是比较大的表扬。从我学画到后来做艺术家,去西方国家也多,我渐渐明白需要从东方传统理念或美学里寻找一种灵感,否则很难创造出有原创性的作品来。

高翔,《梦 — 木马计》,布面油画,180 x 80cm,2010

罗:这种灵感主要来自什么经验?

高:一是审美理念,比如中国传统绘画里会看重比较高的形而上精神内涵,另一个是形象图式。这两样跟西方古典、现代或当代都有比较大的距离,我觉得这个距离很好,尤其在全球化时代,没有这个距离我们就会变得雷同,丧失了艺术基于个性化的价值,这是我的基本立场吧。我要从东方寻找到区别于西方的形式、感受方式以及内在精神。

罗:举个例子。

高:比如中国画讲究空,这跟西方的审美有很大差异。中国人把画面中的空白理解为一片天空、一片水,但其实是空白的。这对没有中国传统绘画经验的西方人来说,他们会觉得这幅画没画完,是一张草图,空白没有什么意义。东方传统也比较注重超越现实的审美经验,比如中国两千多年的绘画史上很少出现战争场面,但大家都知道中国这两千多年来不比西方哪个国家的战争少,而且规模大、残酷、记忆深刻。但中国人从不表现这种痛苦的记忆,他们要表现超越于痛苦的理想状态,甚至是仙境。

罗:你是说这种精神境界需要在当代艺术中表现出来。

高:其实东方超然的精神境界在我们日益物质化,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当代社会,尤其珍贵!这个日本和韩国早就做了,所以很多西方艺术评论家认为日本和韩国是东方禅宗美学的继承者。比如日本的物派(Mono-ha) 是从禅宗哲学出发来做艺术。我觉得中国当代艺术前面二十多年对这类艺术道路很没有重视。

罗:这跟整个社会进程有关,日本韩国早就完成了现代性社会转型。中国总体上还处在前现代(Premodern)时期。整个舞台背景决定了艺术家能走多远。

高:对,我非常同意,这跟社会发展状态有关系。当然我也不是说只要是东方哲学的当代艺术就很好,我只是觉得这是很有价值的一条路。

罗:聊聊生活,你这几年在昆明、北京两地工作,对这两座城市有何感想?

高:我在北京有一间比较大的工作室,可以画大画。回来昆明我在袁晓岑博物馆有间工作室,可以画一些小画。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可以看到世界级最好的展览和作品。但北京自然环境太恶劣,冬天很冷,夏天很热,生活很粗糙。昆明比较生活化,很舒服,感觉你生活了,你活着,但这里文化交流还是比较贫乏,北京更有活力。

罗:你自认为比较好的作品是在昆明还是北京创作的?

高: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笑)。好像我一半以上比较好的作品都是在北京创作的。

罗:看来艺术家是要有压力(笑)。

高:对,北京充满激情,也给你不断刺激和压力。

罗:谢谢你接受采访,今天跟你聊得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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