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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久洋:在精神的寻索中走进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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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的寻索中走进信仰
——专访当代基督徒艺术家朱久洋

采访人:予火
整理:罗博学

■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创作经历?

我90年在西安美院时已开始创作。作品有两条线索:第一,表现我个人生命的处境;第二,画一些乡土题材的作品。

那时,我对丁方的作品比较关注。他的作品里有一种东西非常吸引我,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永恒意识,或是宗教(基督信仰)情结。

那几年,我经历很多工作,又因生活所累,作品不是很多。2001年来宋庄,那时,政治波普艳俗,卡通比较流行。商业化和娱乐化,使人们的生活空间和思维变得琐碎。我本人反对艺术娱乐化。艺术家需要独立思考的精神,尤其在这个需要精神重建的国家里。在创作中,我力图和艳俗、政治波普娱乐的那种无聊的个人抒情,以及宣扬性和暴力的东西拉开距离。在这个环境里,保持这样的状态很不容易,努力走到现在,脚步才踏实一些。按照我现在的理解,这是上帝的保守。

■你是否一开始就对精神层面感兴趣?

是的,生命终极问题一直困惑着我。那时,在陕北黄土高原,看到妇女老少走在大山之中,感觉人的脆弱和渺小,便常常思考这些问题。这就离不开对生命意义的寻索,直到现在,也一直延续这样的脉络。

现代人不愿思考这些问题,“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当代人生活的写照。这一切还有意义吗?我看不到希望和出路,人除了赤裸裸地面对死亡,还能有什么?

那段时期,我的精神寻索之路步入一个幽暗隧道,绝望的追问弥漫在我的作品中。我忽然发现一个荒诞的现实:追问到一个绝境,我甚至连精神是什么,也无从知晓。

2004年对我来说特别重要,上帝走进了我的生命。与上帝相遇,发生于生命中无知无觉的某一刻。我忽然看到了一个属灵的世界,那个世界虽看不到,却很真实,充满力量,给艺术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人与上帝相遇,是通过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这是宇宙间最大的悲剧,同时也是最大的胜利。我认识到,人文主义知识分子所谓的“精神”,一旦离开生命的本源——上帝,无异于纸上谈兵。灵魂的复活其实比精神的复活更高一级,就是让人接受基督耶稣的救赎,在基督里把人带回上帝,把人指向爱的规律与秩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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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艺术家和信仰者,你会用艺术来传教吗?

艺术家在历史上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娱乐性的艺术,满足人的情欲和感官;另一种就是精神性的,先知先觉的,如此,在他的生命里就有一种责任。你并不能逃脱这样一个身份。人应该怎样活着?活在怎样的处境中才能体现人的自身价值?我觉得,这是艺术家的使命。

站在这个层面,所有宣扬真、善、美的艺术,都在“布道”。没有认识上帝的艺术家,是在宣扬人间的“道”,如同老子的“道”。按照唐崇荣牧师所说,人们在他们的作品里,同样可以看到卓越和美好,是因为上帝普遍恩惠的效用;而走进上帝的艺术家,其视野可被提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站在上帝的角度审视世界,比如米开朗基罗、丁方等人的艺术。

上帝是最伟大的艺术家。所有接近上帝的艺术,其生命力都是异常旺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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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追求自由,这是否会与你的创作产生冲突?

面对真理的时候,人肯定会有矛盾的两面性冲突,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和以上帝为中心的冲突。但真正的自由是什么?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一直延续到当下,人都在追求以自我为中心,推崇人性解放,人的价值的绝对体现。但你觉得现在自由吗?可能又陷到另一个不自由的环境里。

真正自由的实现,始于对自由本体的真实信仰。这个生命从罪恶与死亡中获救,灵魂被插上自由双翼。耶稣的使命就在于此,他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8:36)所以,我们需要进入信仰的实质中来,首先让自己走进完全的自由里,这样,作品便会获得自由的开释,满怀光与爱。

■你如何看待中国当代艺术现状?

我觉得,中国当代艺术缺少的就是永恒意识,没有主体性精神存在,满大街都是调侃、卡通、波普、暴力、色情、整体娱乐化、资本权利勾结、艺术批评严重失职……

后来,我才觉得最需要的,是解决人自身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人的问题,其他就没法谈了。莫特曼是法学家,他说:“如果法律不被信仰,那么就形同虚设。”同样,艺术的精神如果没有被信仰,它只能是人娱乐的工具,甚至会成为罪恶的帮凶。

文化应该放在整个人类文化史去看,不能放在小环境里。在小环境中看是明星,但是放在大的环境就是垃圾。所以我很怀疑那些表现暴力和色情的艺术家,他们是黑暗的传播者,在腐蚀青少年的心。栗宪庭曾说,艺术与宗教同质。他其实还是以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为出发点。他们共同特点,就是文艺与宗教都是感情的产物,却没有看到信仰的本质,共同忘记了人的永恒意识,也就是说,否定了人的记忆的存在。

总体来说,中国当代艺术仍然徘徊在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把人和动物压缩在一个平面来思考,没有看到彼岸世界的真相,缺少灵的艺术,缺少超越性。艺术更多地提倡关注现实,缺少对人生意义以及终极意义的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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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信仰基督之前和之后变化大吗?

这当然会有很大变化。比如以前,我认为人和动物一样,世界又是进化得来的,但现在知道,世界是由一位有位格的上帝创造并管理的。这是两种迥异的世界观,但对个体生活的影响和价值观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在这之前,生活里有很多绝望和挣扎,但现在心灵上有了一个沟通,无形中找到一个依靠。我知道,这位充满爱和智能的上帝,透过圣经(圣道)、圣子耶稣的救赎、以及他所管理的大自然,向人启示他自己。每当遇到各种困惑,我们可以向天父祷告,他爱我们,就与我们在一起。

看了德国艺术之后,我觉得非常震撼。基弗尔、波依斯等人的作品,让人很感动。他们可能不是基督徒,但他们的文化深受基督信仰的影响,其作品给人一种悲天悯人的感受。正因为我已接受耶稣基督为主,使我看懂了他们作品里属灵的部分。

中国也有很多人去学,如“拿来主义”,但都是学到一些表面形式,未曾深入其实质。中国人其实非常聪明,中国的艺术传承源远流长,中国人悟性高,学习东西也非常快,但中国人学什么都功利主义,物质实用主义。这两大软弱,是艺术创作的天敌。所以,中国诞生不了世界级艺术大师。真正的属灵的部分不是学来的,而是由真信仰而来,信仰给人属灵的启发。最好的生命来自于上帝,他给予艺术、科学、人类一切活动的精神支柱。

■你作品里的人物不美,但他们眼神里充满希望

可能我看到的人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大家都画美女,画现实中的人,但我看到的,正好是人的另外一面。我注意我们里面的东西,把表层底下但又真实存在的东西画出来,这样,我便看到了“没有上帝”之人本质的脆弱和绝望,如帕斯卡尔的“脆弱芦苇”的理论。只有当人看到这一点,才会思考上帝,才会看到希望的存在。

你看凡高、高更的画作,人物一点都不美,但特别真诚。你得看到你内心最深层的东西,那才是最美的。

■你如何看基督信仰的现实意义?

这是神学的应用问题。任何个体和群体,在每一个阶段所担负的责任不同,比如今天的西方教会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和中国就不同。如果信仰在中国,你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面对身边的人群和现实环境,你要如何站在上帝的立场来看问题?

信仰并不是单纯地对上帝的仰望,并非闭门造车逃避现实处境,你还必须要勇敢且坚毅地担负起那份神圣的呼召,进入每一个领域,为基督作见证,这就是“道成肉身”。上帝要你如何将他的信实、公义、圣洁、宽广、仁爱……展现在你的生活和工作里。

今天,你作为艺术家,又是一个与上帝相遇的人,怎样借着作品,将公义、仁爱、圣洁、希望……带给这个世界?不仅在作品中有所彰显,上帝其实更看重的,是艺术家本身,是否在日常生活中,与上帝有美好的灵性交往。

也许,绘画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甚至,讲道也是我的作品。你会看到,杰出的艺术家,都是在基督的教会里成长起来的,他们有敬虔的教会生活,与信仰者的互动,无形中带动了创作的激情。所以耶稣说,世人看到基督徒彼此相爱,就认出我们是属神的。

再一个就是,所有的批判都要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爱从上帝而来。如果没有上帝,如果不信上帝,任何批判都是一种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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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在学术上有什么新的构想?

现在绘画比较容易实现,还有一些雕塑装置的计划。最近想策划一个体现精神信仰的展览,从现实历史记忆的角度,避开娱乐化和波普化的东西,去反思当前自身和现实所面临的问题。这样,也能给自己理出一条线索,希望有更多人参与到这样的讨论中来。

■朱久洋,1969年出生于陕西省吴起县,1992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2005年举办个人画展《天堂之路》,其作品中透射出的信仰的力量,引起各界关注。

原文来自罗博学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b34b080100keim.html
图片来自朱久洋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324wodejia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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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访谈

1,你为何选择昆明这个城市作为你的创作根据地?
我的创作根据地不在昆明,而是在我心。
不是我选择了留在昆明,而是在没有选择的时候,我只能欣然在此地耕耘。

2,为什么你选择行为艺术,怎么接触上这种艺术形式的,你想通过它到达什么目的?
一开始仅仅因为它很直接很尖锐,可以捅破现实虚伪的马甲。
当你开始了解现代艺术史,就不可能不知道这种艺术形式。

3,你心中的创作根据地应该是什么样?
自由、包容、充满热诚和想象力

4,诺地卡是怎么经营的,名声和经济的收益如何,今后怎么样发展。
非营利文化艺术机构。
名声得去问艺术家和观众。
今后也一如既往地实践我们的意象:以多元艺术形态激起对人类价值的反思。

5,从你的一些文章当中我发现你对昆明的城市文明(例如都市人的价值观,都市人的生活方式等等)不是很满意的,这对于你的创作有什么意义。
请列出具体不满意的例子。如果你很满意,请谈谈对于你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6,你认为云南人有一种质朴、散漫、忠于生活状态的人文品格,这种人文品格和乡土艺术的发展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如果有,是种怎样的联系?
这可以是一篇博士论文,无从三言两语谈到其必然性。但如果你去过乡下,就明白了。

7,你创作的一些作品或是你在评论文章中提及到的很多作品都带有悲伤或是恐惧等比较刺激人的一类元素(例如死亡等),为什么你欣赏这一类的作品?
我不知道哪些是不刺激人的元素(例如活着?)
如果悲伤、恐惧、死亡等事情可以叫我们忽略不计,那我们作为人存活的意义在哪里?
人们“欣赏”苦难,是因为人们既恐惧又满怀期盼了解其中的含义,具体详情可以去问那些排队买票看《唐山大地震》的人们。

8,你创作的作品或是你在评论文章中提及到的作品以人和社会为主体的比较多,你希望艺术能带给人们什么,改变什么?
一切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纯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美德的,都值得称赞……。以此激起人们去触摸真实的生命与灵魂,而非粉饰过后的现实。

9,通过你的文章我了解到你认为现在的本土艺术是处于一个振兴阶段,那么你在其过程中扮演或是希望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好像没有写过本土艺术处于“振兴阶段”。
我扮演服务者的角色,帮人筹备展览、打电话、编辑资料、挂画、设计海报、贴标签、导览、写作、邀请、联络、清扫空间等等。

10,“江湖”实验艺术虽然已经终止,但是就这最近的三年而言,它对整个艺术和艺术家群体有没有产生过更多积极影响,有没有生出一个“后江湖”。
可能让人们更期待那种放松的、立体的、可以相互交流的、跨界的、带来更多惊喜的现场,而不是死气沉沉的陈列馆。至于更多影响,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后江湖”?!请你谈谈这是什么?

对话孙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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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对话孙国娟
参与者:孟安娜(Anna Mellergård,以下简称安娜)、孙国娟(以下简称孙)、罗菲
翻译:吴月蓉
录音整理:筱琳
编辑校对/摄影:罗菲

时间:2010年5月2日
地点:TCG诺地卡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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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在中国艺术家中你是最早在T咖啡画廊(TCG诺地卡前身)举办展览的,展览有一个糖做的女人和其他的装置作品,还有很多粘满糖的瓶子,我很好奇你用糖作为材料。你说现实有时是很丑陋而且困难重重,因此你要把糖覆盖在上面使它显得更甜美,是不是这样的?

孙:我想可能说过,但我不记得了。

安娜: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当在谈这个话题时我就想到,盐也有另外的意义,《新约》里耶稣曾谈到,做门徒的要在这个世上做盐。他的意思是你不一定要承受所有的事情,但要在里面产生作用,要带出一种更新和变化来。“糖和盐”项目之后不久,不同的人就产生了对所在做的事情的不同理解,对我来说很有意思的是糖和盐之间似乎就产生了一些差异和相互抵消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最初在你的艺术中用了糖,然后发展成为了“糖和盐”的项目,所有发生在糖、盐这两种材料当中,却激发出多种不同的思想。你现在回顾以前,怎么样来看这个项目?你之后的创作有没有更换材料?

孙:没有换过材料,做完后当时我有很多感触,我有很多机会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另外一种文化就给了我他们看待糖和看待盐的方式。更重要的一点是,以前我理解的交流是,比如我和德国人展览,德国画家就把他/她的画挂着,作为中国画家我也把我的画挂着,中国大部分艺术家就把这个理解为交流,展览完了吃顿饭各自把画拿走。所以“糖和盐”这种合作,海伦(Helen Goodwin)就很重要,以前我不理解她说的社区艺术家是一种怎么样的艺术家,但是后来通过她的活动我才知道社区艺术家有指导别人的一种能力。还有一个也从“糖和盐”理解到的,糖在云南是很自然的一个东西,甘蔗嘛,是山地的产物,盐是大海的产物,这些都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体验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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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这个项目之后,有没有参与过这样类型的合作?

孙:没有,再也没有。

安娜:你有没有和其他的中国艺术家预备好迈出这一步,你们自己来开展这种项目?

孙:没有,困难特别大,当时和苏亚碧讨论过,把朋友召集起来做这样的训练,但是后来还是没有成功。

安娜:这很不容易,你们只是经历了一次这样的体验,而从西方的角度、瑞典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常常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受如何在群体中发展和训练。而对我们来说来到中国的环境里也是一个新的体验,你们有共*产*主*义的背景,或许在团体中的合作会更容易,因为你们是集体主义。这并不是很表层的来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透过这个项目我们也认识到了有很多个人主义的状态和观念在里面。在所有的交流项目中我们都体验了类似的经验,从每一个项目都能学到一些东西、新的知识。

孙:是,在合作中,她们瑞典艺术家都很自然的就会配合,不要自己的名,作品都是合作出来的,没有谁是谁的作品,每个人都会马上进入合作状态。但是中国艺术家会觉得这个作品是我做的就是我做的,她们很难融入一种无名的状态,而且她们会觉得我做一个作品就是要展出,我不要走过程。整个“糖和盐”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展示,但是中国人只想要展示。这个就是很大的文化差异,我们从小就没有经历过“合作”这方面的训练。

安娜:或许有很多比较深的文化根源。我记得当我们两个在北京城外,我被安排在第一级重要人物的位置上,但我完全考虑不到我的地位是高还是低,头脑里完全没有这种概念。

孙:我们很清楚,很清楚这些东西。

安娜:对我们来说不同的人承担了不同的工作,有些人就是做了首相的工作。在昆明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厄勒布鲁(Örebro)省长来访问,他很亲切,立刻给我了拥抱,在场的所有人都很惊讶,我当时不明白,后来才意识到他是厄勒布鲁的大省长,我只是经营着一家小咖啡厅。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来审视这个事情。

孙:中国人马上就势利了,哇,这个人我们要重视她。

安娜:当没有进入项目时,你很难深刻的理解这些事情,只有亲自体验之后才会有更多的了解。

孙:是的,是这样的。

安娜:你现在已经决定离开昆明搬到北京?

孙:也不完全,还是和现在的状态一样。

安娜:就是说你现在多了一个工作室,你根据情况来调节?

孙:对,是的。

安娜:当我们谈到艺术社区的发展时,你觉得从2000年到现在这十年中,昆明的变化怎么样?

孙:我当然觉得变化是非常大的。那个时候是没有社区的,现在有这样一个社区就很依赖它,它就像一个单位一样,你要来这个地方才能找到归属,同类都在这里。

安娜:在这样的社区中,男性和女性的比例是多少?

孙:还是男性多,而且他们说话是更重要的。

安娜:所以你认为这样很自然,而且都接受它。

孙:有时候我很痛恨这样,有一些男性特别觉得自己说话重要。但是也有一些,像毛老师(毛旭辉),他就很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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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当然,在世界各地常常能感觉到这样的事情,或许这样的观念在中国要更强烈一些。历史中也看到一些深层的文化根基,比如革命时期妇女都穿的和男人一样。

孙:对,就像秋瑾那样。她以为通过这样就获得一种权力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包括红色娘子军,那时候只是因为没有男人打仗了,政权需要而已,一解放这些人到哪里去都不知道了,没有属于她们的地方。我在瑞典听说男女很平等,很多女的不用男人的钱,家庭里男的女的都拿出钱来,很公平的。瑞典女人就是很女权的。

安娜:对我来说,这并不是女权主义的问题。而且女权主义并不像孔子思想一样根植得很深,持续变化了数百年。当然亚洲文化对女性的认识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女性要如何美丽漂亮,女性都会成为男性的私有产品等等。昨天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列举了云南十大艺术家,都是男性,我觉得非常奇怪。

孙:而且他们做这种事情没有一点负罪感,比如这个西方的策展人如果策的展其中没有一个女性艺术家参与的话,他是要被人看不起的。

安娜:我意识到这不是很好。我们有一些女性艺术家交流的项目,为她们举办不同的展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许我们可以做些男性的项目,让全部男性来参与。我们邀请女性艺术家来参与,就导致一些男性说我们选择的是女性参与而不是好的艺术家参与。因此我认为我们做的项目都要有男性和女性参与,但这也会带来很大的困难,会产生很多矛盾,你觉得呢?

孙:我当然觉得有男性的时候挑战更大。我参加过一次这样的项目,当时是中英艺术家,有男有女,也是有这种训练在里面,本来说是五天,很快才两天就不欢而散。

罗菲:训练什么?

孙:也是讲故事,和“糖和盐”很像。每个人随身带三件物品,然后讲它们的故事。但很快中国艺术家就不能适应这种形式,很快就吵架了,吃过午饭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

罗菲:男的吗?项目地点在哪里?

孙:英国的是两男一女,中国男女都挺多的,项目地点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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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我记得大概在2002年,男女艺术家共同参与,有一位西方的艺术家非常受伤害,之后我意识到问题是由于她是女性所以她没有得到接受。

孙:是“4+4”中国和欧洲艺术家的联展。

安娜:那个时候高翔也参加了,是个很大的项目,在大观公园。

孙:我认识那个策展人,是个德国人。

安娜:这是一个常常很难让人来谈的话题,但无论如何,诺地卡更愿意看到男女艺术家是平等的,选择女性艺术家不是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而是因为被选的女性艺术家是一个很优秀的艺术家。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人也注意到,但我们从最初就有这样的一个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有更多的人了解。

孙:我觉得如要邀请男艺术家和女艺术家一起做项目的话,男艺术家一定是年轻的,因为只有年轻人才有合作的精神。

安娜:西方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家有一个区别,西方人不是很愿意让别人来挂自己的作品,不需要策展人做很多事情,认为自己的作品只有自己挂才能显示出最好的效果。无论是画廊还是博物馆都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却只有一个策展人。这些也是西方和东方很不同的,在我们那边通常没有这么多人,没有很多钱来雇佣人手,艺术家到了北欧不能都坐享其成,认为会有很多工人来为自己工作。

我记得“航海日志”项目,我们和乌普萨拉(Uppsala)的博物馆合作,所有艺术家都工作得很辛苦,她们甚至还刷了墙,那时只有一个总监会过来,如果她们需要买灯或者其他工具的话可以提供帮助,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不同的视角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

非常高兴有幸成为你的朋友,你能参与到我们所做的项目总是令人激动,你和雷燕都是我非常感激的艺术家。

罗:我觉得孙姐和年轻人合作一直都很开放,气氛很轻松。从我最早策划的第一个展览,就把你们搅进来,尽管那个时候很不会策划。另外,在做交流项目邀请到老艺术家时,的确挑战很多,项目后面还要照顾人,特别是男性艺术家。

孙:记得你做艾滋病项目时邀请了毛老师,刚开始他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但是最后却非常快的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我觉得这样就很好,这样是一种很开放的态度。

安娜:我想不仅仅和男女有关系,还和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下一个问题,你怎么来看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你有没有想过要做什么?

孙:没有,我从来不做计划。

安娜:所以你只是等,等待事情的发生,只要做自己的作品就好了。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会去做。

采访和丽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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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士、罗菲对话和丽斌

TCG诺地卡按:本采访记录是2010年5月3日上午由TCG诺地卡前任文化总监安德士(Anders Gustafsson)与现任艺术总监罗菲,对云南艺术家和丽斌进行的一次拜访与谈话,采访地点在和丽斌工作室内。和丽斌作为2005年以来云南艺术现场最活跃的艺术家之一,身兼策展人、评论家的工作,积极频繁参与本土艺术活动,推动云南年轻艺术家与国内其他省市艺术家、艺术社区的合作。与此同时,作为艺术家的他近年来所创作的作品却流露出极为内敛的精神气质,关注材料、时间和个体生存等议题,他最近一次在TCG诺地卡画廊举办的名为“行者日志”的个展则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这种精神面貌。以下是为采访内容:

问:我曾读过一篇谢飞(Jeff Crosby)的文章,他强调昆明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常常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从它最早作为法国哨岗,到日本侵略时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避难所,昆明总是走在引领中国拥抱现代思想的先锋道路上。我想在这里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是必须要提及的。你是否认为昆明的艺术社区是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上的,或者是我们应该断言这样的传承已经不复存在了?

和:肯定是和这样的历史和传统有关系的。相对于其他城市,昆明在文化上觉醒得比较早,像刚才你说的,艺术家能在昆明建立最早的社区,都是有这种历史渊源。西方文化很早进入昆明,使这个地方受到了很多影响,不管是被迫的还是主动的。而且昆明的传统文化受汉文化的影响相对比较弱,所以比较容易接受其他文化。不过也很奇怪,其实昆明艺术家很懒散,很自在,各搞各的,但是只要遇到合适的契机就可以很快的聚集到一起,像创库、“江湖”都是这样的。

问:是不是昆明今天的艺术社区比起四五年前分布的更散了?

和:是的。

问: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艺术家之间的合作减少了?

和:其实应该是艺术家之间的合作更多了,选择、可能性也更多了。过去只有创库一个社区时展览比较单一,现在艺术空间、展览空间多了、展览类型也就更多,特别是跨领域的艺术。

问:我注意到昆明人经常会对外国人提到少数民族对云南文化的影响。你作为有纳西血统的艺术家怎么看少数民族文化对当代艺术产生的影响?

和:对我个人来说影响很小,因为我生活的环境是以汉文化为主的。而且我觉得云南虽然民族很多,但其实主体文化还是汉文化,其他民族就像餐桌上的配餐一样,很丰富,但是起点缀作用的。而且还有云南近代的殖民史,西方文化的影响还是很大。

少数民族文化在音乐歌舞方面影响更多一些,视觉艺术方面的影响其实比较小。我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和学院的教育传统有关,艺术院校教育的主要系统是西方艺术,另外一个系统是中国传统教育,以临摹和写生为主,少数民族艺术只是作为很小的一个部分来讲授。

问:80年代少数民族对风情绘画、重彩画的影响还是很大。

和:对,80年代初,很多受过西方绘画教育的汉族艺术家去到少数民族地区后,结合西方绘画方法。就我所知道的,很多少数民族绘画都具有实用功能,和宗教仪式联系在一起的。它没有成为独立的艺术,各个民族之间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的差异决定了他们的艺术只限于本民族内。如果做个比较,把云南的风情绘画、重彩画和真正的本地的少数民族绘画放在一起,差异还是很大。风情绘画到90年代后影响就很小了,因为它毕竟只是停留在表面上,没有深入到个体心灵深处,没有具体到每个人的生活经验上。风情绘画都是一样的,诗情画意的、美好的,但其实据我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体会来说,诗意美好只是一面,还有一种很深的伤感和苦涩在里面,这些东西都被风情绘画粉饰掉了。当然像官方知道的这类艺术家丁绍光、蒋铁峰,最后好像一种合谋,如政府大力提倡的旅游文化大省建设外来者提示了这样一个信息,云南是伊甸园一样美好的地方,诱惑人们来旅游消费。

问:云南不仅因为少数民族文化有别于中国其他省市,地理上和越南、缅甸、老挝、泰国接壤或很近,特别是缅甸又是云南最大贸易伙伴,这些因素有没有影响到昆明的艺术生态?

和:更多是经济上的,文化上的交流合作还是比较少的,远比不上经济上的合作那么紧密。云南昆明这几年和东南亚合作的艺术活动非常非常少,当然我们现在也在逐渐了解东南亚的艺术,像越南、泰国等等。我觉得它们和云南艺术的差异还是很明显。但云南和周边国家对彼此的影响都不是很明显,对它们影响比较大的还是西方艺术,不管是美术院校的教学体系还是展览平台,收藏家,包括基金会,更多的是来自于西方世界。我想这还会持续很长时间,毕竟整个近现代的历史都是一个被西方殖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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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毛旭辉曾经谈到你作品里表现的“焦虑”,反映出现代文明对传统风景取代性的破坏所导致的缺失感,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和:其实每个中国人都有焦虑,只是程度不同。我并不把自己当作知识分子,个人焦虑的根源在于生活方式,一种纯朴、简单的生活方式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带来的焦虑,或者说自己有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但现在不可能实现,比如我现在怕进超市,有时觉得超市是很奢侈的、太浪费了,生产了那么多物质的东西来消耗。可能我在这方面的理想生活方式更倾向少数民族的方式,很简单。但像中国传统文人,他们的生活还是分裂的,他们人生理想是矛盾的,一方面想入世,一方面又想出世。所以我不把自己当知识分子,我无法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里找到认同感,可能在我的知识系统里,儒家的层面就很少,我内心深处更向往的是道家文化所倡导的一些东西,比如修道,都是要远离人群在山里面、自然里面的。

问:我找到你的一个作品“记录深圳”,你和一些志愿者一起画城市的场景,却只用水不用颜料,这件作品只保持了2个小时。这个作品的灵感是否是出于道家思想?

和:我没有这样想过,但也许可能吧。我最近在做的一些行为作品里就是想尝试一些简单的元素,像水、空气等等,时间也是我作品里所关注的。

问:时间的重要性怎么体现出来?你用水来表达都市或这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是无可触及、不可挽留的,对吗?

和:是很难挽留。其实是很想尽力去触及的,但是它确实是转瞬即逝的。这样就有一种伤感,当然这种伤感再上升就成了一种无常,不可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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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我看来你的“遗失的山水”和“遗失的书写”这两件作品都使用的同一种语言,你用报纸作为材料来诠释传统风景以及书法,报纸尽管不如水消失的那么快,但也是一种善变的材料。

和:一开始不是想清楚了去做一个纯观念作品。一开始用报纸是因为它不需要花钱,而且报纸这种材质很朴素,很亲切。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越来越发现,它时间的有限性和我在作品中想表达的观念是吻合的。我前面做作品的报纸都是朋友给的,到现在都还没有用完,反正肯定永远也用不完,因为总是不断的有人问我需不需要报纸。

问:当再次回到“时间”这个元素上时,我突然豁然大悟,时间是可以改变材料的运用的。

和:时间可以改变任何东西。可能我在深层面里是属于悲观的人,所以对“无常”这个词有很深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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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下一个是关于诺地卡的问题。今年是TCG诺地卡十周年,你认为诺地卡、创库在这十年间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和:诺地卡扮演的角色和创库扮演的角色不太一样。创库是像一个“飞地”,它的起因是一群带有理想主义的艺术家,想营造一种和城市生活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叫它“飞地”,是因为他们想象的生活方式和其他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十分不同,它是悬浮在城市上,不是完全的融合在这块土地上的。但由于这些艺术家的努力,当代艺术越来越日常化,尽管和大众还是有一些距离,但起码对于艺术家来说是越来越日常化了,展览平台越来越多,而且做展览、看展览都变成云南艺术家生活的一部分,创库出现以前展览的只是少数官方艺术家,无论是做展览参加展览还是看展览,是很难得的机会。其实我不是很清楚西方艺术社区的情况,是不是也像“飞地”一样?

问:对西方艺术家来说更多的是个人主义,他们很少会认为自己属于哪个艺术社区,我就是我自己。

和:可能这就是最大的区别,西方概念是“我与他”。中国上一代艺术家,由于历史原因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我们与他们”。所以创库就是“我们与他们”的差异。建立创库的这群艺术家感受到了“我们与他们”的不同,才有了创库。

问:你指的“他们”是?

和:官方艺术家以及更广泛的大众。在那一代艺术家过去写的日记经常围绕“我们与他们”这个话题,之所以有“我们与他们”是因为艺术家群体是社会里的一个异类。

问:上一代是指的哪些人?

和:50年代生艺术家。搞现代艺术的是社会的异类,不管是他们的自我认定还是社会对他们的认定都是这样的。当然经过20年的变化,中国已经很开放了,这个问题已经变的很模糊,他们也作为成功者被社会所认同和接纳。

问:那么诺地卡呢?

和:我觉得诺地卡一直是一个桥梁,一直在分享不同的东西,当然分享的前提是双方都认同所分享的东西的价值,包括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分享的过程和结果是更促成每个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而且这样的分享不是为了达成一样,我想这可能是诺地卡和创库最大的不同。诺地卡不单是为了艺术家分享,也为了和大众分享。我也发现西方艺术家都是“我”,不是“我们”,不会像中国艺术家每天一起打牌,一起吃饭,所以我觉得诺地卡在创库里是很重要的机构,如果没有诺地卡,创库就只是本土的、地方性的一个社区,缺少多元的文化和不同的生活方式。诺地卡有理想化的成分,但不是乌托邦,因为它是充分肯定每个人的价值和不同生活方式。如果一个艺术社区和一群艺术家想过一种大家一样的理想化的生活方式,这才是乌托邦,是不可能的,那样其实是在强调同一性,像共*产*主*义一样。

问:你是否觉得诺地卡扮演的这个角色在将来应该发生变化?

和:我希望诺地卡的角色不要发生太大变化,作为沟通的桥梁能更深入更广泛地与不同社区不同领域交流与合作,我指的是文化方面。

问:现在主要是以中国北欧的交流为主,你觉得需不需要邀请更多的国家参与?

和:我的意思是和昆明本地各种领域的交流,因为它毕竟是扎根在昆明的,渗透的越深入生命力就越强。诺地卡的成长不仅仅是诺地卡几个工作人员的责任,而是所有关心文化的人的责任。

问:这是个反思,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和:比如像诺地卡原来做的一些有拓展性的项目,像“蔓延的爱”等等。其实诺地卡一直在做这种事情,希望能有更多这样跨界的项目,并做成常态。这样的活动还是少了一点。诺地卡运营了那么多年,做的比较深的还是艺术活动、艺术展览,有些跨界的活动深入起来是需要很具体的计划来推动的。

问:你指的跨界是比如邀请国外音乐家过来的时候,试图让他来参与绘画创作,让艺术家来参与诗人的创作,跨界是否包括这些?

和: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比如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合作就将会很有意思。

问:这是个很有趣的想法!

和:创库现在有很多众所周知的问题,比如拆迁,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每一个艺术家的问题。只要艺术家在创库就在,如果艺术能做到融入生活的话,有没有社区都不重要。艺术社区是特殊时期的产物,是艺术家处于边缘群体处于弱势群体,需要集合在一起通过集体的力量发出声音的产物。如果艺术家个人的能力很强大,也不再处于社会的边缘群体,艺术社区可能就会消失。我个人看来创库存在与否对诺地卡的影响不大,即使没有创库,诺地卡也可以持续运营。而我更看好独立机构的运营和所作的事情,艺术社区感觉很大,但真正有价值有影响的事情还是里面的某几个机构所做的,比如重庆器空间以及西安的么艺术空间,这才是实实在在的。

问:我有一次和章水(Jonathan Kearney)讨论到昆明和沿海城市很不一样。昆明可能不会成为西方人眼里“真正的中国”,但却可以被看做一个“另一个中国”。如果你同意这种说法的话,你认为昆明对中国艺术生态的贡献是什么,才使得昆明如此的与众不同?

和:我非常同意,就是“另一个中国”。每个城市都有它自身的特点,昆明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了贡献,只是影响大小的不同,它的价值在于能提供另外的艺术方式、生活方式,和那些城市不雷同的另外的方式。

问:更具体的说呢?

和:最大的不同表现在艺术创作方式和经验上的不同上。比如80年代的新具象,倡导的东西和其他地方不同,给了云南昆明以外的艺术家很大影响。90年代比如创库,这种模式在昆明首先出现,却影响到全国很多城市。2000年后比如“江湖”,这种实验艺术和昆明本土经验结合,这种狂欢,我没有在其他城市见过,也不可能在其他城市发生。像丽江工作室的乡村计划,它们产生的模式都是要在一定的地方才能孕育出来,还有像诺地卡的宗旨和所做的事情。每一个机构都是和这个城市所结合而产生,不是因为刻意要做一种新的事物才出现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很多经验都是建立在都市经验上,但是云南提供了很多自然经验,艺术家作为带着社会属性的人在自然里发现了反差以及很多新问题,这种经历是很特别的,云南的自然提供了一种漫游的心境。

问:新任市委书记仇和对昆明的未来很有雄心。大学城搬到了呈贡,远离昆明,明年预计建成的新机场是全国第四大的,连接云南、四川、贵州、广西、重庆的铁路将要提速,昆明上海之间的高速铁路已进入计划,改善通向河内和曼谷的公路一举将剧烈缩短昆明与这些城市之间的距离。 你认为这些变化将会怎样影响昆明的艺术生态?

和:我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艺术家有自身的系统和计划,不会因为外界环境的变化而轻易调整,更深入的东西是和个人心灵有关的。可能昆明城区的扩大会对艺术社区的分布造成一些变化,小的艺术社区会分布的更散。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没有看到昆明市政府对艺术社区有大的动作,他们的做法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艺术的规律是不会出现突然很快的变化,毕竟昆明艺术真正的发展还是需要良好完整的建立起本土生态,收藏、策展等方面需要完善,这是需要是要长期持续的努力才能建立起来的。

问:我觉得政府的这些行为主要是想影响外国人,有可能今后会有更多的外国人来建立画廊,做相关的事情。

和:对。

问:你为什么会选择呆在昆明,而不去像北京上海那些地方?

和:因为我的家庭在昆明,你指的是去那些地方能办更多的画展和赚更多的钱,但在昆明我可以活着而且过的并不差,我不需要背井离乡。父母妻子女儿都在昆明,这个是很重要的,日常生活是第一位的。

问:好的,谢谢能够听到你的想法,你是一个很具睿智的人。

和:谢谢,非常感谢。

录音整理:筱琳
编辑校对:罗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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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He Li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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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Libin
(Interview with the artist in his studio. 30th April 2010. Present: He Libin, Luo Fei and Anders Gustafsson.)

I once read a text by Jeff Crosby, where he emphasized that Kunming historically did play an often overlooked role in China’s road to modernity: from it’s time as a French outpost, to its role as a refuge for Chinese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Kunming often led the way for China’s embrace of modern ideas. I guess the South West Art Research Group should also be mentioned here. Do you see Kunming’s art community building on this heritage, or should we declare it dead and buried?

– It is building on that tradition. Compared with other citites, Kunming woke up early in relation to modernity. The first Chinese art community started here (Chuang Ku/Loft, 1999). It was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world. During French and Japanese occupation, this influence was forced upon us. The Han culture didn’t have such a big influence here, so Kunming could accept different cultures.

– It’s actually quite interesting that many Kunming artists are rather lazy, or very relaxed anyway. This also means they’re very free. So if there’s an interesting opportunity, the artists can easily gather. Chuang Ku is an example. Another case is the Jiang Hu-project 2005-2006 (a project supported by Lijiang studio). It influenced lots of young artists and was awarded a price for being the second best art project after the Shanghai Biennal in 2006.

But isn’t the Kunming art community more scattered now than say four-five years ago?

– Yes, definitively.

But is that a sign of the artists cooperating less? Or of something else?

– We cooperate more, actually. There are more opportunities and possibilities. Four years ago, there was only Loft. The exhibitions were more simple at that point. Now we have more art spaces, which results in more cross over art.

I’ve noticed that people in Kunming often remind us foreigners about the minorities influence on the culture of Yunnan. You are of Naxi heritage yourself. Do you see any influence from the minority cultures on contemporary art?

– Personally, the Naxi culture doesn’t attract me. I’m mainly living with Han-people. Even though Yunnan is a minority province, Yunnan’s main culture is Han. Just look at the menues in the restaurants. The minority food is often there more like a decoration.

– Another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in the 20th century, even if we have many minorities, we where occupied by Western countries. That influenced us. Minority culture is maybe more influential in song and dance, but not so much in the visual art where the Western influence was stronger.
As far as the art academies educational tradition is concerned, the visual arts relates mainly to the Western system an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ainting: More precisely, the Western tradition of realism and the Chinese one where the students copy old masters and paint plants. So the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art is marginal, in my opinion.

– In early 1980′s there was an art wave, the Heavy Colored School and the Scenery School, who were influenced by minority culture. All the artists were Han-people, and they combined minority culture with western influences. Most of the minority art is more utility based, for religios ceremonies and so on. But it doesn’t reach independent or fine art. Different minorities have different religions. This means that they are enclosed in there own circles; it doesn’t spill over to other cultures.

– If you compare original minority art, with the Heavy Colored School and the Scenery School art, they are very different. The latter are landscape paintings with strong colors. But already in the 90′s they were less influential. They were hardly scratching the surface of the minorities cultures. It never dealt with the feelings of the individual, and it never acccounted for the individual’s experiences.

– When I watched them, they all looked the same. Soft, beautful, like a poem. I’ve lived with minorities, and I know that this beautiful side is only part of the truth. There are sorrow and suffering too. That kind of life is never covered by those paitings, and they don’t show these people’s real life.

– I think that the government knows and likes the Heavy Colored School and the Scenery School art, and those artists use this style to present a romantic idea about minorities to Westerners. They want Yunnan to be the biggest tourist province in China, so they portray it like the Garden of Eden.

It’s not only the minority cultures that distincts Yunnan from other provinces in China. It’s also the geographical proximity to Vietnam, Myanmar, Laos and Thailand. Myanmar is Yunnan’s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for example. Is this influencing the Kunming art scene?

–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se countries takes plcae within the economical sphere, but very rarely on a cultural level. So if we look back on the past years’ culture events, very few of them are in any way connected to these countries. (Even if the day before this interview an exhibition from Thailand opened at Yunnan Arts Institute).

– In recent years, we’ve learnt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rt in Yunnan and, say Laos and Thailand, are really big. So we influence each other only to a small extent, if any. Their art education, exhibitions, collectors and foundations are all of Western origin. This will continue, I think, and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in rescent history they were occupied by Wester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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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Xuhui talks about your “anxiety”, reflected in the loss of the traditional landscape conquered by the destruction of modernity. Do you agree with this?

– Almost all Chinese have anxiety, it’s only on different levels… Personally, I don’t see myself as an intellectual. My anxiety is mainly about lifestyle. Being caught between on one hand my dream of a pure and simple life, on the other hand the modern life’s with its speed and its urges. So I’m almost afraid to go to the super market, it’s a big waste of products and resources. I’m afraid it’s all about desire. Maybe I would have preferred to live the simple life of minorities.

–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ntellectuals lead divided lifes. They wished to join this world and at the same time escape from it. So I don’t see myself as an intellectual. I can not totally embrace th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opinions or feelings. My culture and knowledge system is only slightly influenced by Konfucianism. Deep down, I much more prefer daoism. Daoists usually live in forests or mountains.

I find your project, Recording Shenzhen,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You and some volunteers painted the city’s sceneries, but used water instead of colour. The art work lasted for a maximum of two hours. Isn’t that quite Daoistic?

– No idea, I hadn’ t thought of that, haha. But probably. Just like my recent works, where I only used water, air and other simple resources. Another important element in my work is about time.

Time… Isn’t there som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ephemeral or unreachable nature of this vaning waterdepictions of a hypermodern city, and the traditional landscapes of some of your other paintings? I mean: Aren’t we often projecting our contemporary thoughts and worldviews on a distant past that in some sense is unreachable?

– Yes. I always try to reach for it, but it disappears. It makes me sad, and if you lift up this feeling, it’s somthing like impermanence (a Buddhist term). And you can’t really know it or control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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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looks to me that you are speaking the same language in The Forgotten Views and The Lost Writing; there you are using newspaper as material to depict traditional landscape or calligraphy. Newspapers as a material are ephemeral, even if not as much as painting in water.

– Yes. But as you know, I’m not the person who plans everything. In this progress I tried different materials, but finally I choose newspaper. It’s cheap, actually it doesn’t cost me anything. And it’s a good material, easy to work with. All the newpapers came from friends, they’re for free. I can’t finish it, cause people always ask me if I need more newspapers…

– During the works I found newspaper as a material has its limits. Time will change it, it won’t last. I tried with other materails as well, like sand and metal. Mixed material. Time will change everything. Deep down I’m a pessimist. Impermanence, is a word I really understand and can identify with.

TCG Nordica is celebrating its 10 years anniversary. Please give me your thoughts on which role it – and Chuang Ku – has played through the years.

– They’ve played very different roles. Chuang Ku was established by Ye Yongqing and Tang Zhigang. In the beginning it was like creating an enclave. They were idealists, in a way they wished to build Utopia. With enclave, I mean they wanted to create a life style that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other citizens. Their land was sort of up in the air, it didn’t land.

– But because of these artists’ hard work, Kunming’s art events became more and more a part of the city’s daily life. There was a distance from the public, maybe. But art became more and more a part of daily life for artists, with exhibitions, platforms and so on. Before Chuang Ku, the opportunities to see or particpiate in an exhibition was very limited . It was limited to the official museums.

– In Chuang Ku there was a thinking mode that it’s “us” inside Chuang Ku, and “them” outside. To make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and the artists supported by the authorities. “We are Chuang Ku(Loft) artists, they are outsiders”. Maybe Western artists see it more as “I” and “you”, rather than “us” and “them”?

– When I read the last generations diaries (like Mao Xuhui, Ye Yongqing and so on), it was a lot about us and them. They were different, that also went for the relation to society. Today it’s a big difference. The boundaries have been blurred. And this is because of their success. They have become accepted, before they were a more heterogenous group.

And TCG Nordica?

– I see Nordica as a bridge. The founders wanted to share different kinds of culture with everyody. This sharing was not to make everybody be the same. In fact, it makes everybody different. This i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Nordica and Loft. Nordica was not just only for “us”. Instead it made us realize our differences. I think this is a culture difference. For Westerners it was I and you. For Chinese it was much about us and them; us always eating and drinking tea, playing cards together, for example.

– I think Nordica is the most inportant place at Loft. Without it, Loft would be a local community. There would be no dialogue, no conflict.

– According to Nordica’s vision, there’s still a kind of idealism, But it’s not Utopia. It has a positive view on everybody’s life style and culture. If the art community thinks: “Let’s build an alternative life style”, it’s more utopian. It makes everybody look the same. Like communism; everybody are the same.

At one point in a discussion woth the Loft artists, we tried to explain how we at Nordica work more with a flat organization, rather than a hierarchial one. One of the artists ironically exclaimed: “Ahh, you are the real communists!”

– Actually, even when there’s a cooperation with Nordica, everybody still have their individual work.

So will this – and should it – change for the future, in your opinion?

– I think Nordica shouldn’t change their role much in the future. I wish Nordica can just go deeper in their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also, I wish there could be more communication.

Other cultures, not just Scandinavian-Chinese, you mean?

– No, my point is that we need build more communication in Kunming, with other culture areas. Not only art, but literature and so on. It’s not only the Nordica staff’s responsibility, but everyone’s.

Can you give a concrete suggestion?

– For example the HIV-project. That was a very good example of a sort of cross-over project, where people meet on a bridge. I wish we could move further, where artists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society. In the past years, the art scene has been more profound than the other culture areas.

So, for example, we arrange a concert and let artists and poets create from their experiences during it?

– Yes, and artists could cooperate with scientists.

And how about the future for Loft?

– There are many, many problems with Loft, and everybody knows that. But I think it doesn’t matter if it’s there or not. The most important is how the artists work in the future. I think that even if there’s no art community, it’s not important. If the artists bring art into the daily life, it’s something that could happen everywhere.

– The art communities in China was probably a phenomena related to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The artists needed to make themselves known, needed to gather energy from each other. When or if the artists become stronger, and aren’t considered as being on the edge of society, I think the communities will dissappear naturally.

– Even if Loft disappears, it’s not necessarily a big problem to Nordica, who can still continue their work. All the artists in China have found that the art communities haven’t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e organisations have been more important. Within each art community, there has been a maximum of one or two organisations that have done most of the work.

In one discussion I had with Jonathan Kearney, we both agreed that Kunming’s culture life is different than what you find in the coastal megacities. Kunming can maybe not claim to be The Real China, but that it can claim to be A Different China.
If you agree with this, what is 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the Kunming art scene, that makes it stand out from the rest?

– I agree. A different China. The Director and founder of Lijiang studio Jay Brown even made an exhibition in Germany with that name. I think all the events happening in Kunming contributed to the whole of China. Some of them had much influence. Generally speaking, the Kunming art scene even made Kunming different from other cities.

In what way, more precisely?

– There were some cases with big influences. The New Concrete Group in the 1980′s influenced many cities. Also, the Chuangku/Loft influenced other cities. Another one was Jiang Hu (The before-mentioned project in Lijiang). It was tightly connected to the local experience, it c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anywhere else. It was a village project outside Lijiang. Invited international artists to connect with the local experience and culture.

– And then there’s Nordica.

– Mos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is about an urban experience. In Yunnan the contemporary art connects with experience from nature. Those who come here find other influences and raise other questions, in relation to nature. Yunnan can give the artists inspiration for “slower walking”.

– These things make art life here stand out from the rest of China.

The current party secretary, Qiu He has personal ambitions for Kunming’s future. The universities are moved to Chenguang, outside Kunming. A new airport, China’s 4th biggest, should be ready next year. Rail lines linking Yunnan, Sichuan, Guizhou, Guangxi and Chongqing will be upgraded. Construction of a high-speed rail between Kunming and Shanghai is already underway. Improved roads to Hanoi and Bangkok will shorten the time between Kunming and these cities drastically.
How do you think such changes will affect the Kunming art scene?

– It’s hard to say. I haven’t thought about it that much. I think it won’t change a lot for the artists themselves. They mainly focus on peoples’ hearts and experiences. But there might be changes in the patterns and structures, relating to the city’s enlargening. I haven’t seen any ac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towards the art community, so the change might not be so big.

– The small art communities might spread out in different places, because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It will hardly make art develop faster, though. In order for the local art scene to stay healthy, it will need local curators, collectors and galleries. But that will take a long time.

You have chosen to stay here, although many artists follow the money to the coastal region. And it’s not that you haven’t seen the world. You have travelled to Scandinavia, for example. So what’s most attracting for you here?

– My family. Maybe I could earn more money in some other place, but I enjoy life here. I don’t want to leave my loved ones: parents, wife, daughter. The daily life is most important to me. Only then comes art.

Interview by Anders Gustafsson
Photo by Luo 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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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artist He Libin, please check his CV, and the tag on TCG Nordica’s website: He Libin, thanks!

一些故事

2010年4月4日晚,TCG诺地卡举办了精彩的庆典活动,感谢许多朋友与大家分享了他们眼中有关诺地卡的故事,以下为录音记录:

孙国娟:回到温暖的家

小蓉:孙国娟是我们T咖啡刚开始的时候第一位举办展览的艺术家,她在2003年参加了“糖和盐”的交流项目,她 也是第一位在北欧水彩博物馆参与艺术家交换项目的本土艺术家,因为这个项目她到达了瑞典西海岸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孙国娟:我想很多艺术家都去过瑞典,因为诺地卡我们才有机会去到北欧做交流。我03年 3月30号离开昆明,当时是非典初期,我们生活在中国的风险是很大的。

去瑞典的时候是安娜(Anna Mellergård)接的我,然后就住在她马尔默的家,按照计划住一晚上我就应该去我的目的地——哥德堡的北欧水 彩博物馆,但博物馆要我们隔离十天再去,我就只能住在安娜家。

安娜家有一栋别墅,里住着两家人,伊达(Ida Anderson)和安娜家。他们两家实际上是一家人,安娜做一天饭伊达做一天饭,两家人差不多有 十个人每天同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我每天在这个餐桌上和他们用同样的碗筷,当时是很有风险的,我是从中国去的,从非典区去的,而他们两家十多口人冒着风险接 待我,却没有让我感到他们有丝毫对我的防范心理。后来我们知道昆明没有一例患者,但是当时我们谁都不知道。我在泰国转机发现一路都是戴口罩的,人们都很紧 张。我自己也很紧张,我不能保证我自己没有问题,我很害怕如果我真的有病就要传给这两家人。当时觉得我死倒是没什么,但是要让两个家十多个人受牵连他们就 太无辜了。

这十天里安娜尽量抽时间陪我去美术馆画廊,去看这座城市,或者她的朋友陪我去。十天期间有一天是我的生日,那天我去了有点类似我们呈贡的一个大学 城,比较远,从大学城回来觉得非常非常的冷,而家非常非常的温暖,好像还很诡异,他们都在悄悄的说话,我觉得有事情正在发生,我换了鞋子走到餐厅的时候就 看到他们正在唱生日快乐歌和一桌子生日晚餐。在异国他乡,在那么寒冷的天气里,又在非典这样一个时期,回到家,有自己的一个生日晚会,我心里的温暖是没有 办法形容的。我从没说到我的生日,但伊达无意间看了我的护照,很用心地为我预备这样一个温暖的时刻。

一个人没有到达目的地(北欧水彩博物馆)的时候经常会觉得无所事事,但是我在安娜家有很多温暖的故事,每天出门前安娜会把面包夹上奶酪,再带一个水 果,每天她都会安排得很好,让我们出门不会饿。我记得我到他们家时,第二天早上伊达就打开她们的大冰箱,告诉我里面的东西你随时想用都是可以的,特别快 乐。

安娜是个非常勤奋的人,早上6点不到我就听到她已经在电脑上工作了,每天如此。支撑诺地卡这样一个非盈利机构的确是需要花费很多心思和努力,她每天 要和很多艺术家、机构、基金会联系,所以才会有诺地卡,和诺地卡的十年。

然后还有一个小秘密,安娜开车开的很快,我坐在她的旁边,我一看“——哇!110——麦!”。好了,我分享完了。谢谢大家!

小蓉:实际上这个故事还应该再讲长一点,去年当我在瑞典的时候,我和安娜开车去访问一个艺术家,一路上安娜不停 的和我说话,直到突然有人制止了我们,一看原来是警察,安娜很紧张的下了车,处理完后灿烂地笑着回来,我赶紧问怎么了怎么了?她说:“噢,我真幸运,这才 是我超速第二次被警察发现”。

金飞豹:梦想的召唤

安娜:所有的事情都像一粒种子,它拨在你的心里,你的头脑里,慢慢的成长发芽,如果你聆听你的心声而且够大胆的 跟随它去做的话,将会发生很多奇妙的事情。TCG诺地卡由瑞典和中国的朋友们共同创立,虽然一开始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却都拥有同样的梦想,我们共同使它 生根发芽。无论是其中的哪一位,我们都有这样的意愿,希望在西方和东方建立一个交流的平台,在这样的平台上我们能不断的搭建惊喜,我们都希望它能够在昆明 这样一个城市发生。

当我们初次认识金飞豹时,很多人,像叶永青、唐志刚他们就希望我们从昆明大学旁的T咖啡迁到创库来,但实际上当我们接到邀请时,所有空间都满了,只 剩下一些很小的空间,他们非常的欢迎我们,不停的给我们介绍各种小空间,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感谢金飞豹,当然他今天晚上会带 来他的版本的故事。那在分享完他的故事,我们将会邀请毛旭辉老师,毛老师不仅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还曾经是诺地卡2003至2004年间的画廊总监,毛老师 我们希望你知道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你!

金飞豹: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度过诺地卡的十周岁生日。也就是前几天,上月31号,我们为 云南一百年的一条铁路——滇越铁路过了一个盛大的生日,这个生日patry还在云南省博物馆继续展出,也欢迎大家有空能到云南省博物馆去看看一百年铁路的 生日是什么样的。在云南这块传奇的土地上一百年可以成为一段传奇的历史,十年也可以成为一段传奇的经历。

十年前因为我的关系,我成为了这个大空间的主人。唐志刚、叶永青和我,我们三个人是最早把创库最大的空间租用下来的人。我是一个有冒险精神的人,我 非常喜欢这样一个大的空间,所以当时丝毫没有犹豫就把创库最大的空间租用下来,但是做什么却还不知道。当时的我有很多梦想也有很多想法,但是我要面对的最 大的一个问题是,我要为我哥哥偿还银行高达几百万人民币的贷款,让我迟迟无法决定用空间来做什么。正在这个时候安娜出现了,之前我已经了解T咖啡在昆明大 学旁运作非常成功的模式,所以当谈到合作共同来建立创库的诺地卡时,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机会。当时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的梦想,和安娜这样优秀的艺 术家共同来创办诺地卡,但是对我来说有很多挑战和困难。

十年前的我为哥哥还债几百万,根本没有能力来参与到诺地卡的经营当中,所以在我们非常愉快的合作一年之后,我主动提出退出,这样一个场地非常适合诺 地卡的经营现状,到现在我觉得非常庆幸的是我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有了安娜的经营,诺地卡已经成为了云南梦想的舞台,这个舞台和在座所有朋友的关心、 支持和参与是分不开的。

大家可能还为我的一些烦恼担心,其实今天的我早就偿还了所有的债务,而且每年还会得到几百万美元的赞助,让我去环游世界。十年来诺地卡在成长,我也 在成长,十年的积累让我有幸成为了世界上最快完成七大洲攀登,徒步到达南极和北极的探险家之一。第一次走出国门是去攀登珠穆朗玛峰,如今已经完成。当我第 一次走出国门的时候其实我连26个字母都不会说,今天我已经不需要翻译,起码简单的沟通能力让我走遍60多个国家。这是一个梦想的召唤,因为有了一个伟大 的梦想,可以让我围绕这个梦想而努力。

就在3个小时以前,我还在距离昆明70公里的地方,美丽的虎仙湖澄江,我在跑一场马拉松,今天是我的第一场马拉松,它的距离是42.95公里,要一 口气跑完,这也是我的一个梦想。我有一个最高的梦想,我攀登了七大洲的最高峰,之后要来跑七大洲的马拉松。因为对我来说攀登七大洲最高峰代表的是地球的高 度,跑七大洲马拉松代表的是世界的速度。每个人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梦想。

今天我在这里参加诺地卡十周岁的生日派对,我想告诉大家十年可以做很多事。再两个月我将飞到秘鲁和巴西去全程穿越亚马逊河。再过半年,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莫哈韦(Mojave)太空飞行基地乘坐美国的太空飞船飞上太空,因为我已经拿到一张世界上最昂贵的机票。这就是梦想!通过十年的努 力我们可以做很多梦,不论我走多远,只要我一听到昆明的诺地卡在举办活动,我心里都荡漾着温暖。因为诺地卡有我的参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里因为 有我有了诺地卡,在昆明因为有了诺地卡有了一个梦想的舞台,我在这里希望我们在昆明能过诺地卡的第二个十年的生日,第三个十年的生日,甚至是当我们很老的 时候还能来过诺地卡的生日。

毛旭辉:一个错误的决定

毛旭辉:今天相当高兴,诺地卡的节日就是艺术家的节日。本来想要送一个礼物给诺地卡, 但想来想去没有想到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幸好你们给了这个机会可以口头表达,其实想表达的东西很多,十年来风风雨雨,很不容易。这样一个机会其实也是一个怀 旧的时刻。刚才我们了不起的冒险家金飞豹的故事启发了我,让我想起一了个细节,他说十年前他租下了这个地方,但十年前如果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没有诺 地卡这个地方了,因为金飞豹和安娜谈之前先是和我谈过一次。他是个冒险家,所以他谈话的方式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很“雷人”,他说:“大毛,我现在把这个空 间租下来了,我想在这做一条大船,这个地方也可以做工作室,我免费给你,但是这个工作室必须是透明的,所有进入创库的人都能看到你每天在里面画画”。我被 他这样一个大胆的条件吓到了,我是一个画画让人看到会很害羞的人,因为胆怯,我就婉言拒绝了他,所以才有了安娜的机会,也才有了十年诺地卡的历史。

安娜:真是非常有趣的,我之前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出。

吴为民:风景里的我们和这座桥

吴为民:我像一个侯场的演员,侯的太久了,所以我很害怕到我上场的时候观众都走完了, 所以我恨不得在后面去拦住观众,但是事实上还坐着这么多人,我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坐到现在,节目实在太丰富了。

我想起来一个故事和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个老朋友艺术家杨瀚松(Janeric Johansson),1999年我在云南艺术学院做院长助理时,认识了这个面庞清秀身材和我差不多的年轻人,第一次艺术交流后彼此都很欣赏,便成了好朋 友。他到昆明,如果我和其他朋友不在的话他就会觉得十分遗憾,反过来也是一样。有一次他来我刚好有一个约会走不开,就约他一起去,去一个私人朋友家坐客。 美味佳肴放了一桌子,中国人很好客,而且那天碰巧有几位漂亮女士在坐,鸡肉鱼肉拼命往他碗里夹菜,因为他不会说昆明话和中文,所以想阻止根本不可能,吃完 一碗又是一碗。后来他终于因为急切的想吃完,一根鱼刺卡在了喉咙里。刚开始他不好意思说出来,憋着,我看他脸都憋红了,后来他终于忍不住逃进卫生间,我听 到他在里面弄出了很大的声响。我怕他出事就拼命的敲门,想让他给我看一看,他很尴尬的打开门,但是这时我突然被一个强大的力量撞开了,回头一看,后面站着 一位女士,她的姿势是这样的,一只手里拿着一双筷子,另一只手不断的向杨瀚松招手,当时杨瀚松几乎吓得要昏掉了,但鱼刺实在拿不出来最后终于还是同意了那 个女士的帮助。女士让他坐在椅子上,拿着筷子要把鱼刺拣出来,但还是没有成功,最后我们用了中国很传统的方法,就是吞一些长纤维的蔬菜把问题解决了。那个 女士是个医生,好像还是口腔科的医生,所以后来杨瀚松问我“中国的医生难道都是用筷子工作的吗?”我说当然不是,但是情急之下也可以用筷子。鱼刺卡在喉咙 里使我想起来了一个词——如鱼哽在喉。

事实上鱼哽在喉的感觉是我今早得知诺地卡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极想说一些话却又难以表达的那种感觉。感谢安娜、佩卡和月蓉的努力,他们做了一个非 常正确也非常巧妙的选择,选择了昆明这座非常美丽的城市建立了一个洋溢瑞典文化的文化中心,因此昆明在瑞典成了一座最著名的城市。

早年的T咖啡,还有安娜、佩卡,和在座所有朋友都变成了在这个既小又大的空间里、文化汇流长河里的高朋满座,那么小的一个空间却汇流了世界不同文化 背景的意念和创造意识,我觉得它远远超出了瑞典和中国交流的意义,这个小小的空间是中国和瑞典之间,也是中国和西方文化之间交流的桥梁,我们站在这坐桥上 看到很多风景,而我们在这座桥上看风景的时候别人又看到了他们风景里的我们和这座桥,这是卞之琳的一首小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别人在风景里看见你。这座 桥梁既在物理的空间里存在,更建在我们不同人的心里。希望这座桥能够永存。互相了解是所有善良人的愿望,让我们为诺地卡的十周年的生日祝福,为所有善良的 人祝福。

于坚:一种坚强的信念

小蓉:03年于坚受邀参加了耐舍(Nässjö)国际诗歌节,因为那次行程于老师也访问了托马斯·特罗斯特罗姆 (Tomas Transtromer),托马斯当时住在一个海岛上。因为托马斯(Thomas),使我们TCG诺地卡的“T”由此得名,我非常清楚的记得在一棵苹果树 下,于坚老师和托马斯面对面,他们虽然语言不通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交流。今天晚上我们很荣幸的邀请于坚老师与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于坚:各位朋友晚上好,十年过去了,十年前的春天我认识了安娜。我记得,我接到了一个 朋友的电话,他说有一个瑞典的女士开了一家酒吧,这个朋友是我们在座很多人都认识的朋友,他是一个画家,已经不在世了,他是我的朋友苏新宏。十年过去了, 很多人消失了,很多人来到诺地卡,又离开了诺地卡,但是诺地卡还在。我想起丹麦的首相,他是一个诗人,喜欢写日本俳句,他有一首诗,我说给大家听:多年前 风吹着我的头发,多年后我的头发不在了,风还在吹。

我认为诺地卡是一阵来自西方的风,十年前它出现在昆明的时候我不知道它要做什么,十年我去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和中国的很多地方,但像诺地卡这样的环境 我只见过一次。北京没有诺地卡,上海、南京、成都都没有诺地卡,诺地卡在昆明是昆明的幸运。我印象最深的是十年来我在诺地卡学到了很多,诺地卡带来了西方 最主要的价值观。首先是民主,十年间有600多个艺术家在这之做过交流,这些交流我觉得重要的是他提供了一个民主的平台,在中国过去的传统历史里,一个这 样的展览场所一般来说是有些人能展示有的人不能展示的,但是在诺地卡各式各样的艺术家都有展示自己艺术的机会,诺地卡把判断作品的权利交给观众。另外一个 诺地卡让我最感动的是它有一种坚强的信念,这个时代有多少人坚持不下去都跑掉了。诺地卡同样也有很多机会它可以搬到北京,搬到798去。如果诺地卡这种水 平的场合出现在798的话,我想立即会成为第一流的,而且很快会有大笔资金注入。而且我觉得最严肃的一点是,当艺术家都离开的时候诺地卡却还在这里。诺地 卡不是为了人民币活在这里,实际上我知道最近两三年诺地卡很穷的,因为西方看到中国已经崛起,腰缠万贯的暴发户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像过去对中国的资金 援助已经转向,他们认为中国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援助,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诺地卡依然留下来了。我觉得这是由于一个伟大的信念。

我想起那些美好的时光,那个春天我和我认识的很多新朋友,安娜(Anna Mellergård)、佩卡(Pekka Mellergård)、郭毅·培松(Goy Persson)、悦然·萨尔贝(Goran Sahlberg)我记得我们就在那个地方讨论时间和哲学的联系,这给我重要的启示,我记得那个晚上我们谈到西方文化在走到终点的时候它回溯源头从而获得 一种新的东西,这和我正在思考的回到中国文化的源头是一样的。我也记得我去龙马岛访问托马斯。他是一个大人物,整个欧洲都知道他,但是我没有看到奔驰,我 看见的是这个伟大的诗人过着朴素的清贫的生活,他住的房子估计也就在七八十平米的样子,他却很平静,我觉得那是我希望的一种生活。

下面我讲一个小故事,我们到达的时候住在安娜家的一个房间里,我们同去的有四个中国诗人,三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们家附近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湖,我们就 准备到湖里去游泳,我们三个男的都脱了衣服后发现我们三个都穿着同样颜色——红色的短裤,为什么呢,我们三个都是属马的,按照中国的传统,本命年的时候要 穿红色的衣服才能保命。

谢谢诺地卡,谢谢安娜,谢谢在座的所有朋友,我心中充满了对你们的爱。

本文录音整理:朱筱琳
编辑校对:罗菲
图片摄影:高云飞

延伸阅读:有关庆典现场的文字与图片

有关云南艺术生态谈话录(节选)

按:近日家里老小患病,昨夜不能全程参与讨论“云南的艺术生态”,提早离去。今早起来按自己的兴趣将其中有价值的部分整理出一份文字,主要根据上下文语境整理,基本按时间顺序排列,原文未改动。自然,经选择后的事物往往无法还原“现场感”,谈话全记录见http://bbs.artintern.net/viewthread.php?tid=15654

和丽斌:我从另一角度理解“昆漂”,昆明紫外线强,晒得人晕晕忽忽呢,懒洋洋呢,许多人喜欢这样的状态而来到昆明。

和丽斌:有关云归派:逍遥,自由自在,无定式,在都市和山川的进出之间达到心灵的自由。

和丽斌:云南民族众多,气候多样,文化复杂,一些城市在极力追赶现代城市化的进程,而许多农村还刚刚脱离刀耕火种的时代,农耕文明和都市文明的冲突尤为剧烈。这是造就云南艺术生态多样化的原因。

和丽斌:什么算是云南的艺术呢?从古至今,云南的文化和艺术不都一直是在被入侵与自我消化的过程中发展的?云南是中国的外来民族最多的移居地,也是放逐之地,还有为逃避战乱的迁徙,云南的少数民族只有极少数是原住民,云南的艺术和文化就是有众多的外来文化与原住民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形成的。

叶永青:云归派实际上是说这样一种状态,一种由云南这样的地方生活引发出来的生活方式以及它所造成的影响力,我想这与北京上海这样的文化中心城市或者是纽约伦敦的现代化的城市化的版本相区别,虽然它也与现实世界今天的时代有关联,但提供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另类现代的版本和解读”,这种行为方式确实另有魅力,并且在都市化和中心化的进程和各地颇有受众,有时甚至被过度解读。

叶永青:出云南记 —— 90年代当代艺术之一脉是我正在策划的一个展览大约3月份会在北京举办,这也是90年代发端于中国各个地方的艺术走向的一个缩影,艺术家总是从他生长和居住的城市出走(无论是地理还是心灵上的),把自己汇入到各种与外界和他人的碰撞中,最终是为了突破自己和周遭,去寻找那个”我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90年代的中国艺术展示了这种开端,并且上演了出四川,出湖北,闯关东,走西口的传奇冒险经历。所以展览是一群具有影响的云南籍的艺术家为阵容,讨论的是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事情。

叶永青:回答一下所谓对云南的过度解读,云南过去一直被描述出一种世外桃源和乌托邦,在外来者的眼里,它是一种异邦远离中心,在徐霞客和艾芜的笔下,它是浪漫和离奇的南蛮之地,在毛的时代,在艺术上只负责提供一种边疆文艺,五朵金花,阿诗玛,云南画派等等,物质上,负责向北京提供少数民族风情和三七虫草,政治上的国家郊区和边疆,经济上的二手城市,文化上的盗版,永远走在吃力和费劲的追赶现代化的路上,但是在许多今天的批评和文化人的描述中,云南的艺术生态被祥装和打扮为能够超脱于这些现实之外的,故作轻松的文化姿态,其实就像云南的阳光照射下的每一寸土地一样,有阴影也有发光,很多由云南这块地方培养起来对艺术的热爱的人们内心的真实感受更多的是想把自己汇入到世界中去……

叶永青:云南当代艺术生态算不上充满活力,云南在哪个时期都不缺一些艺术活动和产生一批又一批的艺术家,但是所谓生态其实是个系统,包括创作和推广,市场,公众以及媒介等等,这样看来其实这里只是有些单一的创作现象和创作基地,理论和批评更加匮乏,一直没有形成像别的城市所产生的那种创作,批评,收藏和推广的人群,其实判断一个地方的文化和艺术的活力,是要看他的接受外来影响和刺激并且转换成自身批判的能力,从这些意义上来看,90年代云南的确产生过一个小的繁荣和高潮,它一度成为一方风云际会的天空和艺术重镇。

叶永青:其实多年以来,我一直被一种激情所征服,这种激情把我们所热爱的地方和社群的优秀品质与我们所渴望的外部世界联系起来。

李凡1977:云南是个适合种植艺术的好地方。
娃哈哈:其实哪里都适合种植艺术 关于地域性关键是看这个地方对个体艺术家的特定阶段的影响, 而不能说哪里就好就不好 任何人影响都是阶段性的 因为一切都在变化。
和丽斌:对的,艺术就是需要养的,需要时间,需要阳光,空气和水。
罗菲:是的。其实所有的艺术都必须在一个地方生长,没有悬在空中的。

李凡1977:其实艺术就是出门和寻找回家的路的过程。
罗菲:不是悖论,而是在叛逆与救赎之间探寻。返璞归真的意思是,艺术家用了一生,找到了最初爱上艺术和人生的那个理由。

李凡1977:艺术本身没问题,是人出了问题。

杨卫:北京的艺术家羡慕云南,云南也有不少艺术家漂在北京。这都是为了寻找自己缺少的东西。
娃哈哈:地域只是过程的一个点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和收获 千万不要把云南搞得像圭山那样像一个革命朝圣的地方 说起云南的风景都往那里去。
罗菲:如果一个地方的艺术家能把自家门口的风景画得让人们都向往,又何尝不是好事,阿甘正传能把路边一把普通的椅子赋予含义,大话西游能把一堵残败的城墙赋予感情,这是很好的事。或许,这正是地方性艺术的价值所在。

杨卫:北京是个戏台,云南是个后台。
罗菲:同意。一个优秀的演员,既能演好戏台上的角,也能演好生活中的角。如此说来,没有所谓的地方和中央,心在哪里,价值就在那里。

杨卫:外省是想象的栖身之所,鲁迅、沈从文等人的小说描绘的都是外省,可外省真有那么诗意吗?不见得,其实都是作者赋予出来的。
杨卫:艺术就是变废为宝,所谓化腐朽为神奇。其实,人在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还有一种纯净的心态,有创造诗意的热情。
杨卫:云南搞法,不靠谱恰恰是他们的谱。能够名垂历史的东西,大都是不靠谱,比如《世说新语》里的那些人物,大都成了中国文人的骄傲。

杜应红:云南的艺术还是和其它很多城市一样,面临本土化文化挖掘、保护与全球化文明、去文化差异的矛盾问题。只是,我们现在在谈云南艺术而已,云南是个有20多个少数民族的地区,他们有着各自的文化与生活习俗,在今天,这些民族的文化与生活方式成了“外人”向往和猎奇的原因,在文化民族主义、政治主义的作用下,大家都在继续弘扬和推崇少数民族的文化与生活方式,然而,从社会文明、平等进步的角度我们分明看到少数民族很多文化缺陷和问题。虽然直到现在我也还在有意无意地很喜欢着少数民族的文化。
但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人的生活、现代化的文明生活,他的追求立场与国家意识形态的推崇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了一种矛盾。
云南的山、水、泥土传递出一种平和、滋润的气息,让人们眷念。我们去年沿路行了大半个云南,一路为云南的自然界叫好着走,非常兴奋。尽管我小时候还生活在与云南是手足之地的贵州。
云南的云简直是迷人地美,我这样的描述在你们云南哥们面前这里也是斑门弄斧,不过,我需要表达的,这句话就象是:哎呀!这盐好咸、糖好甜一样无意义却又有诗意。
云南的艺术家在老一辈艺术家们的民俗绘画方面做出了云南特点,后来叶帅从川美主要回昆明参与各种工作开始,云南(主要是昆明)便有了生气与活力,那几年,其实也是中国艺术的高潮年,这就是影响了很多新艺术人士云南创库时代。老唐、老毛、李季等自然都是那个时代的“云南艺术”。
管哥去到云南,董重经常说是我们贵州的损失,既如此,那肯定是云南艺术的荣幸。我05年去创库便是他老人家带我去的。
后来,我所知道的吴以强等几人在创库,长伟、丽斌、薛韬、向卫星、木玉明、罗菲、善文、刘丽芬等人在正杰等的支持下从江湖系列活动开始把年轻一代的云南艺术带进第二个高潮,我认识你们很多,名字我就不一一记了,太多真实而优秀的艺术家朋友们了。
我说了第一段少数民族的文化问题,到这里,我的意思是,我们云南的艺术家怎么在自身的文化、资源条件下研究一些更容易触及的问题。以之在本土化艺术语境里具备面向未来的基础。
到现在,因为我认识了很多云南的朋友,去过很多次云南,自己很喜欢云南,喜欢大理、喜欢丽江……所以,我经常把我自己也看成是云南艺术人。

妞妞:国际化是当今不能拒绝的大趋势,然而它对个体的同化和消灭也是很可怕的,艺术家往往被国际化的大流默默吞没。因此我认为必须要有意识局部跟国际化的趋势和价值观相对抗。而此种对抗肯定是要从自身土壤和背景汲取力量的。因此这对很多人是一个矛盾和问题。
叶永青:妞妞说的是身份的认同的问题,每个人都会有一种角色感和身份感,其实不管我们来自何方和去向哪里,都没有必要时刻提示自己会丢掉自己的那个标签,比如说云南的……中国的……我想这些东西挥之不去,并且当我们起身去探索别处,将自我放在与他人的比较中,可能更想找到一面镜子,我想起阿波罗登月的宇航员被问及探索太空的发现时,他说道:漫游太空让我更清楚的看见地球,对世界的探索被揭示更多的往往是出发的地方。

杨卫:穷人要革命,富人要保守。这是鲁迅说的。

匿名拍砖:说来悲凉中有骄傲,昆明的创库模式,全国开花!各地的旧工厂,只要是大开间,一准弄俩画画的整个工作室!所谓社区不过多聚几个人而已,画的好点人气一聚,商业就来了,商业一来,房租一涨,画家自然扛不下去,一搬走艺术区空有其壳了!领军了全国艺术社区的创库便是如此,更别说步其后尘者,商业发达的上海、北京,莫干山、798高昂的地价就是最好的标注!云南为中国提供了个蓝本,而叶帅曾经的 创库 貌似到了今天也难以维系了吧?

叶永青:到今天我都还认为创库是最成功的艺术社区之一,这不光是指它是最早的的艺术主题社区,将原来的艺术村和社会公众以及城市生活纠结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它直到今天,都还在向社会公众推广一种由艺术家为主导的生活方式,并且用这种方式过日子,在我看来,艺术活动的终极目的还是回到生活,在一种自己感兴趣的精神状态下过日子,这一点创库和创库的艺术家们做到了。
当然今天创库所遇到的”难以维系“的问题是包括北京纽约各种城市的艺术社区都会面对的问题,如何将艺术区从现在这种临时的租赁式的和过渡性的合作模式中创造出另外的可能性?有没有可能在今后新的艺术社区的构想和创办中植入城市发展的布局的考虑中,持续性,生长性,永久性,和公共性的艺术文化生活和社区,有没有可能在今后的各种利益博弈中产生?
和丽斌:叶老师也说“今天的创库是个苦局”,不过还会自然地延续下去。

叶永青:苦则思变。

xiefeilaga:关于创库现在面临的问题,我觉得叶老师说的对,我们就是得想一些新的模式。我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人出来做实验,而不是等整个社会找到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只有很多实验失败了才会有创新。

xiefeilaga:我们大家都知道叶帅的贡献,但我想,如果我们要走到新的一个高峰,我们也不能老依靠他一个人,得有新人出来。另外,能不能列出昆明的一些其他的艺术地带?

刘丽芬:谢飞好!现在艺术家比较集中的是明日城市的年轻艺术家,然后虹山高地,云南民族博物馆里…还有西苑茶城。

夏炎:我觉得云南的前景挺好,做事动作舒缓像太极功夫,看着变化不大,但有深度有力道,尤其优势是气长。相对很多动作短、频、快的使硬功的区域来说,云南其实更胜一筹。浇好自家的水、施好自家的肥,云南不可能不枝桠参天!

董重:真正好的艺术家作品都不在中心创作的,梵高,高更,塞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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