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滔:北欧旅行随笔(三)

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

薛滔:北欧旅行随笔(三)

文/薛滔

在玛丽安娜隆德火车站完成了我的潜水计划后,这些天罗菲和我都沉浸在瑞典农村绝对纯粹的休闲时光中。不过这时我已经不用再同情他了,他收到了杨瀚松寄过来的相机,也完成了作品“记号”。在这样的前提下,某个风和日丽的中午,我们决定用壮士断腕的勇气从农村纯粹的休闲时光中挺身而出,于是我们决定去大城市斯德哥尔摩看看。第二天我们依然如来时一样,先坐汽车再转火车一路奔波,到达了斯德哥尔摩。

迎接我们的是罗菲的老朋友安德士,他过去做过新闻记者。大概十年前,他曾担任诺地卡的项目总监在昆明工作过。随后回国找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当了副首相的其中一个秘书。曾经连行踪都要保密的人,现在站在广场上等我们。在上一次选举中,副首相所在的党派失利,一系列的工作瞬间蒸发,包括秘书。因为选举失利,副首相的秘书失业,这简直就是个冷笑话。那天下着小雨,看到安德士严肃的站在商场门口,我还真有点冷嗖嗖的。失业后的安德士需要重新工作,他现在身兼三个党派的顾问,这似乎比只拴在一个党派上要安全些。然而,他很快可能又要失业了……流动性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常态。

为了表示热情,也可能是他在中国工作时积累的经验,每天晚上我们都被他的好酒招待着。哇!这些洋酒喝得我甚至有些不适应,对于太舒服的环境我总是不能很快适应,就像舒服休闲的玛丽安娜隆德一样,看来我真的是无药可救了。

在斯德哥尔摩我们参观了各种博物馆,东方博物馆是其中之一,就是收藏着安特森从中国带来的仰韶文物的那个地方。在这里我完成了对伟大祖国的远古追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或许只有充满智慧的仓颉会懂。

瑞典皇家美术学院

瑞典皇家美术学院

瑞典皇家美院离东亚博物馆不远,我们顺道去瞅了一眼,就是这一眼,让我对皇家美院的美好想象彻底破灭。美院大门左边立着一只神情迷蒙的狮子,右边一只极度自信的野猪骚骚的半躺着,大门处停着几辆毫无争议的单车,皇家气派的踪影一点都没有。比起昆明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大学城来说,任何一所三流学校的大门都比皇家美院大门要吊炸天还要吊炸天。很显然,天朝大学在向人类宣告“可以没有文化,但绝对不能丢了面子”的伟大信条。

罗菲在斯德哥尔摩完成了对安德士的参访后,我们仍然用火车加汽车的方式返回玛丽安娜隆德继续搞创作。就在离开的那一刹那,我几乎在瞬间就发现了自己患有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是一种被害人对施害人不但不仇恨反而同情并迷恋帮助施害人的症状。啊!我有,我严重有,因为我们有“以德报怨”的文化,所以天朝十几亿人用无比博大的胸怀在原谅甚至迷恋着那黑暗现实。同时,我似乎还具有反向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的,是反向的,因为似乎我们都有充当施害者的兴趣,在对受害人施暴以后都妄想着受害者体谅、安慰或报答我们。这是一种双向变态的隐性心理,非常的微细和难以识别,但它确实存在。

回到玛丽安娜隆德没两天,我们便再次出发,前往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对于呆在农村的我们来说,去大城市总是能让人按耐不住的亢奋。

这次在哥德堡遇到的是艺术家丹,丹在前几天专程到乡下来看望我们,并给我们讲了一连串的笑话。出于对丹的认可,我决定转述其中一个笑话给大家听。有个美国人到昆明,不会说中文,出门时在酒店门口看到一牌子,以为是路牌或酒店名称什么的,很认真的一笔一划描了下来。晚上办完事后准备回酒店,打了辆车把他描下来的牌子给司机,司机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着“禁止停车”。

瑞典艺术家丹·弗尔伯格

瑞典艺术家丹·弗尔伯格

很显然,丹不喜欢美国人,不过这不影响丹成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做声音艺术的。进入丹家时,我几乎被吓到了。原以为我那8年的北飘生活,已经练就了百毒不侵的神功,但到了丹家我还是被吓到了。他家实在太乱了,比我在酒厂的工作室还乱八倍。各种各样的乱,乱得怎么说都嫌多余,我已经没有想要描述的欲望了。各种鬼玩偶,西方的东方的,瑞典的墨西哥的等等等等,吊着挂着贴着堆着乱七八糟整个家就没一平米是安静的。当然我依然是表情严肃的沉着,没有表露出丝毫我的严重吃惊,并淡定的在丹家吃了午饭,然后他带我们去参观哥德堡的艺术学校。

丹也是昆明艺术家的老朋友,认识他的人都难以忘记他,他成功接待了很多不会说英语的中国艺术家。虽然丹也不会说中文,但他用各种办法和肢体语言在车站、大街、咖啡厅、麦丹劳等各种地方找到中国艺术家并带他们去哥德堡三十公里外的一个小岛上完成艺术家的进驻项目。丹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他用敲桌子的声音在电话里和中国艺术家确定见面的时间。他一个人带着两个女儿生活,如今两双胞胎女儿都在哥德堡艺术学校,丹带我们参观了学校。学校就在街边的一栋楼房里,出奇的平淡,就像一家普通的路边带橱窗的卖皮鞋或者唱片或者随便什么都可以的商店,对艺术学校的幻想一点都没有。看来我对学校的概念是需要重新设定了。无论是皇家美院还是艺术学校,他们每年都只招12个人,这对于广大考生来说,太残酷了,不过他们教育不用交学费。

哥德堡艺术学校

哥德堡艺术学校

告别了丹,我们在歌德堡市博物馆参观了约瑟夫的展览。约瑟夫是安娜的二儿子,他花了几年时间才考上歌德堡美院,和皇家美院一样,歌德堡美院每年也是招收12人。瑞典全国的美院大概只有三,四所,考美院前要先考艺术学校,就是丹的双胞胎女儿上的学校,相当于我们的预科,也是12人。这样算下来,美院加上艺校,瑞典全国一年招收的美术学生大概是几十人,不超过一百人。这个数目大概只是中国一个学校的招收人数,而中国至少有一千所以上的高校在招收美术学生。这么说起来,中国应该是艺术大国,而实际上,中国社会对艺术是普遍陌生并拒绝的,在中国做职业艺术家几乎等同于神经病,这样的教育结果实在是只能表示遗憾。

我们在歌德堡待了四个小时,然后一路飞奔赶往马尔默,再到马尔默我们住在海里帕克人民学校校长家(校长的名字太难记而且长)。海里帕克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有。瑞典的高中毕业并不一定直接考大学,他们可以申请选择某个行业继续学习一两年后再决定大学的专业方向然后参加考试,派遣高中毕业生通过TCG诺地卡到中国进行10个月的学习考察就是海里帕克的一项课程。除此之外,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老人院这样的单位在海里帕克也有,很多家庭从孙子到曾祖,四代人都在海里帕克,老老少少,和睦温暖,像家一样。不少中东难民在这里学习瑞典语,没人会歧视他们,和瑞典人一样他们也把海里帕克当作家。瑞典法律规定,只要能证明在居住国有生命危险,就可以申请到瑞典避难,通过申请的难民将由瑞典政府负责在瑞典的学习和基本生活,比如来海里帕克学习瑞典语,这真是当之无愧的人民学校。

校长家的聚会

校长家的聚会

校长夫人伊达和其他朋友一样,非常热情的接待我们到来。校长和伊达有三个女儿,最小女儿莉娜出生时便患有先天性脑部疾病,医生诊断生命只能维持数月,最乐观估计也只数年而已。然而校长与伊达用强大的毅力,细致的护理坚持不懈的治疗。而今莉娜已过了三十岁的生日,并且在餐桌上给我们讲非常幽默的故事,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伊达一直握着莉娜的手,给她安全与鼓励。在这三十多年中,莉娜接受了60多次的脑部手术,医生多次给出病危通知,校长与伊达也做了多次准备,然而莉娜奇迹般的坚持了下来。由于多次的脑部手术及感染,莉娜没有一根头发,先天残疾导致头面变形,我需要极大的勇气并摒除内心的所有粗鄙情绪才敢直视莉娜。60多次手术以后,莉娜的头部现在已经失去再做手术的条件,伊达每周都带着莉娜去教会参加礼拜,这在中国很可能会因为“面子问题”而闭门不出,伊达和校长带着莉娜参加各种公共聚会,这让人从中看到了久违的光明与希望。

在校长家住了三天,我们再次启程回到乡下。由于展期逼近,我们回去后便开启了密集工作程序。这时罗菲完成了他的我认为堪称为代表的作品,一件行为录像。这是我看过他做的最棒作品,就单件作品来说,放在任何场所展览都不会逊色。作品直指中国人的存在状态,把个体与国家之间复杂又微妙的关系表达得极为准确,语言,观念每个方面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且作品非常符合他的个人气质。

罗菲作品《锤击》

罗菲作品《锤击》

当我们的工作顺利结束时,安娜策划的展览如期开幕了,很多观众来到这里,展览规模虽然不大,但每一个人都尽全力的工作,每件作品都耐人寻味。开幕式很成功。

为了庆祝展览成功开幕,也为了庆祝这一个月的进驻项目圆满结束,罗菲我们到杨瀚松老家很惬意的荡了秋千,并在那住了一晚,就是在“随笔一”中提到的杨瀚松妈妈的爷爷住的那栋老房子。房子建在一个小山坡上,周围是森林和农场,要走好远一段路程才有别的人家出现。关于房子最早的记载是1826年,在1900年的时候杨瀚松的外曾祖父搬到这里,并在这里与镇上“青年协会”的成员一起支持在中国的传教士,寄钱到中国。一百年前的几乎每天晚上,他外曾祖父全家都围坐在壁炉边谈论中国。一百年后,杨瀚松点燃壁炉,我特意搬了把椅子坐在壁炉旁边,一边听柴火燃烧的噼啪声,一边想着在此发生的与中国有关的故事,这是多么的奇妙啊。

杨瀚松家的老房子

杨瀚松家的老房子

杨瀚松的老房子

杨瀚松家的老房子

薛滔在杨瀚松的老房子荡秋千

薛滔在杨瀚松的老房子荡秋千

第二天早上,我和罗菲在农场边散步,欣赏这里的景色。农场里的牛群似乎和我们想的一样,齐刷刷的抬起头来愣愣的看着我们,似乎我们也是它们从没见过的风景。

风景过后,我们和杨瀚松一起到养老院看望他妈妈,瑞典的老人都在老人院,那里有更专业和周到的看护。房间宽敞,干净整洁,布置了一些从家里搬来的家具、照片等。90多岁的老人以前经常纳闷小时候为何家里总在谈论中国,杨瀚松去中国后,这个疑团才被解开。

罗菲与薛滔

罗菲与薛滔

此次出行的最后一站,我们又回到巴黎。在机场,奇迹般的碰到解炫,她和我们一起从昆明出发,到巴黎后罗菲与我朝瑞典方向去了,她在巴黎待着,然后去意大利西班牙等地逛了一圈,把在课本上看到的博物馆逛了个遍,回程时我们约好在机场见面,还没打电话就在取行李处碰到了,真是蹊跷。更为蹊跷的是我们在登机时,我的登机牌被工作人员表情镇定的一把撕碎,我自然是冷静的站在那里,没有想要开口询问的意思,实际上我会的那几个英语单词也无法支撑我应对这么复杂的情况。此时,从旁边来了一个工作人员,拿了新的登机牌给我们。新的登机牌纸质要比撕碎的那个厚一点,仔细一看座位也改了,我们三人多少有点疑惑的朝机舱走去。登上飞机,找到座位,居然被升级到商务舱了。我滴个妈呀,可以把椅子按平了,身体伸直了睡回国去。当空姐微笑着递上毛巾转身走后,我们按捺不住的兴奋瞬间爆发,差点把飞机给笑翻了。艺术家的自信与光荣顿时爆满,对艺术家这个职业的未来充满了无限信心。可是,由于我过于兴奋,一直没睡着,在连续看了三部电影后,才稍稍有点睡意,这可浪费了商务舱那宽大舒适的靠椅。

回到昆明,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明白为何被莫名其妙的升舱,也不想去搞个究竟,管他呢反正已经回来了,反正又和过去一样白扯扯的走在昆明的大街小巷上,又回到为房租、水电、交通等费用绞尽脑汁的现实生活中。尽管如此,在艺术家被视为神经病的世界里,我依然得承认我喜欢艺术家这个职业,并为自己是艺术家而感到欢喜。

2015年6月11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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