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米民主”与身体受苦
——评何云昌行为艺术“一米民主”
文/罗菲
在网上注意到阿昌（何云昌）最近实施了新作“一米民主”。他在自己身体右侧，从锁骨下方一直到过膝盖部位划出一条1米长、深度0.5-1厘米的伤口，全过程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由一位医士帮助完成。在手术切割实施之前，有个假民主投票的程序，阿昌说是假借民主方式投票裁决他的行为实施与否。有二十多人参与了不记名投票，结果是赞成票12，反对票10，弃权3，以2票险通过。后来我又反复看了相关视频和图片好些遍，给我极大的震惊和感动，阿昌的痛苦、哀嚎和坚韧，女医士术后紧张的双手和表情，还有忙于拍照的观众。这个开始于一场正儿八经的投票程序，而后进入到实践投票结果的残酷、悲悯的自残仪式的行为作品，它的第一现场，仅且属于参与投票的二十来人，所以对他们而言，这件作品名为“一米民主”。对外而言，又名“与虎谋皮”。
阿昌作为国内行为艺术界代表人物之一，作品样式极具爆发力，语言简单凝重。他的作品以身体在极限挑战中的体验来表现人性不屈的意志力，以自身伤害的方式引起人们对肉身有限性的警觉，以身体艰难的对抗与消耗来勾画出一个荒诞的身体战场，从而唤起观者心中的叹服与怜情。阿昌的身体常常在对抗与坚守中出场，从早期“金色阳光”、“枪手”到“抱柱之信”、“铸”，再到“一根肋骨”，和这件“一米民主”，阿昌总是在与某种坚不可摧的力量较劲，部分来自外部强力，部分则来自他自己的意志。
“一米民主”是一件带有自残性质的行为。让我想起十年前国内行为艺术状况，以“对伤害的迷恋”展和部分“后感性”群体为代表的行为方式及其策略，当时留下诸多有关对身体（包括尸体）和动物的伤害的道德问题和艺术问题，至今仍饱受争论，只是那种艺术样式在公众的抨击、官方的打压和艺术市场火热的背景下，逐渐从艺术格局中孤立淡化出去。如果说当时人们反对暴力化倾向的艺术，是公众试图对普遍伦理道德的持守，对极端感官体验的反感，那么阿昌在此次行为之前设置的投票环节及其结果似乎证明，人的眼目对感官刺激的追求是从未懈怠的，哪怕被切割之人是一个认识的朋友。当然，参与投票的群体并不能代表公众，在统计学上只是一个无效度的调研。但其结果所付上的代价以及其中隐含的寓意却叫人深思。正如“一米民主”的投票过程和在身体上量化后的显现形式，似乎指出，对恶的好奇心存在于普遍人心中，意即“大多数人的专制”导致了阿昌的自残。自残的结果却暗示，即便要在民主上迈进一步，也要付上血的代价，即便付出血的代价，也不过一米长而已。沉痛的代价与有限的快慰与普遍的恶之间构成几近捕风的徒劳。“与虎谋皮”字面意思是同老虎商量，要用它的皮。用来比喻同恶人商量，让其放弃与他切身利益相关的事，当然是绝对办不到的，常用于提示善良之人。“一米民主”和“与虎谋皮”作为这件作品的两个题目，明确构成了一个有关权力争斗的残酷象征结构，形成对中国当下政治情境的指涉与反思，显出艺术家对未来的担忧，一种强烈的悲悯感。
但这件作品不只是一场时髦又过时的有关民主问题的政治学讨论，而是关于观念实践及其代价，自愿选择身体受苦及其正当性与意义的讨论。
维特根斯坦在语言学上作了日常语言与非日常语言的划分，行为艺术作为突破并模糊日常语言与非日常语言界限的艺术样式，获得了最直接最有力的表达，它与日常行动交织在一起形成区别于传统静态艺术语言的动态的语言效果，正因为此，也使得人们对行为艺术有很深的不解和误解，大众媒体也轻易从中猎取并夸大了他们所需要的部分，尤其是其中看上去颇为扭曲的艺术样式。美国存在主义神哲学家保罗·蒂利希认为，艺术需要一种把人自身的焦虑、有限、无意义与异化承担起来的勇气，并以艺术形式来表达这种勇气，这就是甚至出现在最极端扭曲的艺术形式中的期待的因素。也就是说，当代艺术家有责任通过艺术来向观者提出被遮蔽的深层现实，促使观者对既定秩序作出反思，对隐蔽现实引起关注。
但所有新事物的诞生与尝试都需要付上代价，正如阿昌在草稿上写的：“理想或观念的尝试，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无论是社会、艺术还是一个生命。在这个实利主义、消费主义盛行的国家，似乎所有问题都可以靠消费行为来解决，代价无非是钱的问题，身体只是为舒服和长寿而存在。但阿昌的“一米民主”却直指身体作为生命样式的价值感与破碎，肉身苦难作为获取新生的必然代价，民主作为集体意愿商议的有限与无奈，暴力作为人自由的最大限度表现，他以一种极端悲情的自由来展开身体与制度的有限性体验。而这种悲情的自由正在成为许多人的激情所在，尤其是艺术家。
如果说10年前国内行为艺术暴力化倾向只是极少数艺术家的偏激行为，那么今天社会中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正说明一种暴力化情绪正在人心中普遍蔓延：对施暴者付诸暴力的反抗者，对无辜学童付诸暴力的受害者，在自己身体上付之一炬的维权者……暴力行动在公共领域的频发说明了我们赖以生存和交流的日常语言正在走向萎缩贫乏和偏激，以至于懒惰而无可奈何地选择最粗糙最方便最宣泄的语言来震慑他人，崇尚权力的震慑力，导致人与人的关系紧张复杂。
艺术作为一种突破并揭示既定现实的力量，本身需要具备语言的偏执性，在某种程度上，语言的偏执程度决定了形式的力度。作为艺术语境中的暴力自残行为，因其并不为了现实的实利诉求和责任补偿，而是追求身体作为生命样式的体验并意涵的持续性敞现，由此它在艺术上具备了相应的正当性（伤害他人和动物不在此讨论范畴），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具备承受终极关注的仪式感。
但暴力自残因其语言本身的偏激，本身就为艺术注入了相当的形式力度与震撼效果，即便不是在艺术中，其震撼力也是必然的。甚至，在今天灾难频发的时代，艺术的震撼力在真实的灾难面前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也即是说，不是所有应用暴力语言的行为作品都可以成为有力量的好作品，正如不是所有用了红色颜料的画都是刺激的画面，不是所有使用了钢材的雕塑都是有力度的一样。重要的不是暴力自残的使用及其艺术中的正当性，而是其语言在艺术中的转换，产生陌生化效果，从而使作品观念与意涵在观者心中得到充分展开。
另一方面，所有自愿选择身体受苦的有持续性意义敞现的行动都具有特殊境况中的紧迫感（但绝不是为了赶时间），以及不得不如此行的甘愿去己的唯一性。正如在基督教中自愿降卑道成肉身的上帝，只能通过圣子耶稣在十架上的受死与复活，透过信仰者的信心，才能将人类从罪恶的存在中赎回。由此十架事件构成人类新生可能性的象征。换句话说，如果有更好的办法，上帝无需降世为人受辱受死，如果有更好的办法，见义勇为也不需被提倡。作为最直接又鲜活的生命样式的行为艺术，艺术家同样需要发挥智慧与技巧，而非莽撞行事草草就义（或“艺”）。除非，非如此不可。
自愿选择身体受苦是一种建立在终极象征及其意义层面的冒险实践，无论是在艺术、政治还是宗教层面。但自愿选择身体受苦若非成为建造他人的基石，而是成为自我崇拜与失控的样式，那么它就极易落入“对伤害的迷恋”的陷阱。当暴力化艺术泛滥时，也就意味着一种仓促的交叉传染的自贱自怜样式在语言贫瘠的艺术界蔓延。这就是为何我们十年前有足够争议的艺术，却没有在这十年间看到由此延续下来具有足够原创性的艺术样式与观念的原因。
阿昌身上为观念献上的一米长的刀疤，作为一个暴力美学与悲情自由的记号，如何将身体从苦肉计中夺回，由此追问苦难的意义。在暴力自残的感官震慑之后，有没有一种同样富有激情而鲜活的艺术样式能够对当下暴力化社会人格展开治愈与关怀呢？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在未来中国艺术图景中所要期待的。
2010年10月30日完稿于昆明
本文已发表于《艺术时代》2010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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