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盲点”

Alfred Vaagsvold开展前三小时问我,是否愿意在他开幕式上表演我去年在瑞典做的那个行为,我楞了下,因为那件作品绝对不可能在中国表演的,调整方案,仅剩三个小时,心里琢磨了下,或许可以吧,也想借此提升这件作品的质量,因为去年的表演自己不太满意,于是答应了。也算是对自己一年一件小样的交差。

立即查看调试现场可用的道具,删除原作品中的画面,删除爬到梯子上的说话,为白纸重新拟定含义,方案在开幕前20分钟基本确定下来。

我用一张A4白纸遮住脸,用舌头顶着纸前行并爬上人字梯,过程中纸张滑落地面数次,拾起来放在舌头上继续。待爬到梯子顶上,将纸顶到聚光灯下,随后纸张再次滑落地面,我将脸部贴到聚光灯下并凝视强光约2分钟,直到眼睛和皮肤难以忍耐,眼前几乎黑暗,然后爬下梯子,在那张纸上反复书写“光”字,直到将A4纸全部写黑,行为结束。

表演大致与我之前的设想一致,根据现场气氛适当调整,比如纸张在舌头上滑落的情况,以及在书写到后面部分,我也和观众一样,有点开始按奈不住,琢磨着:是大致写黑就可以,还是需要完完全全写黑,如果是前者,那我需要拿着满是墨的纸重新盖在脸上,爬上梯子,那接下来呢?那张纸最后如何处理是这个行为的关键,如何处理它意味着我将赋予它什么样的意义,这也是我和Alfred商量的时候一致认同的。开始都是简单的想法,比如撕掉、烧掉、归还原处、随风而去……但这些都不能让整个行为亮起来,要么有太刻意的强制性,缺乏过程感,要么有点太随便的感觉,缺乏触动的地方,我觉得对这张纸的处理必须是让整件行为作品的含义最后显影完全的过程。否则,这张纸就是多余,这件作品就有点语焉不详。

最后行为做完,自己还是比较满意,气氛也非常好。我看到了自己四年来的一个突破,就是在政治和宗教语言受限的时候,艺术语言开始生长,而这种生长反过来,丰富了整体的含义。

其实有关这件作品的含义,我在做之前自己也是模糊的,在做的过程中以敏锐的心去察觉它,这同时牵引表演的进展,在做完之后与他人的交流中,在反复的表达中才显明出来。

总有一种光,就是我们未曾见过的光,极为强烈,当我们面对它的时候,不是让我们看到更多,而是让我们看到更少,以至于什么也看不见,眼前一片黑暗,我们在这个时候或许会惊慌失措、焦虑、颠覆、毫无办法,这黑暗不是因为没有光,而是因为我们正在面对那光。这样的体验不只是感官的,更是心灵的,如同前往大马士革的扫罗在强光下跌下马匹瞎眼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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