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季:走出文化的时差

本文收录于李季摄影集《时差》
书名: 时差
丛书名:
作者:李季摄影
ISBN: 9787500689409 , 978-7-5006-8940-9
价格: 398(元)
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9
装帧: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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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文化的时差
——李季罗菲访谈录

时间:2009年5月4日中午
地点:李季昆明住所

罗菲(以下简称罗):我想先跟你了解一下,你这次的影集里的图片是从2001年开始一直到2007年所拍摄的吗?

李季(以下简称李):实际上是从2001年至2008年,2006年以后慢慢就拍的少了,因为比较疲劳,另一方面,可能就是新鲜感消失了。

罗:从2001年你因为一些艺术交流项目和展览经常到欧洲访问,并开始拍摄欧洲的生活场景和城市景观?

李:是的,西方对于我来说一直是非常遥远的,遥远的欧洲很神秘,如果没有摄影这种方式我就不可能更深入地去探访欧洲的城市文化,以及那里的生存现状,所以我有时候为了拍照,一天甚至要步行十多公里,直到筋疲力尽为止。

罗:摄影的这种方式在帮助你去了解当下的欧洲人文景观,我发现你的摄影里面有很大一部分跟欧洲的都市文化关系密切?

李:是的。

罗:欧洲的都市文化与中国的城市生活有什么样的差异,对你来说是什么在吸引你?

李:我在摄影里面寻找一种感觉,对我来说可能是对绘画创作的一种兴趣一直延续到摄影之中。具体地说是一种都市文化情结,以及西方深厚的人文主义对我的影响。其实我所看到的欧洲,和我拍摄的欧洲是有差异的,我不知道哪一个更真实,这可能才是最有吸引力的。正如法国摄影大师布拉塞(Brassai)所言:“我相信,摄影是要表达一种东西,而不是在反映或者解释什么。”

罗:摄影术就是从欧洲起源再传到中国的,那么我们学习并掌握之后又回到欧洲,我们看到欧洲许多大师都用照片记录过他们的城市和重要历史事件,无数的著名摄影家的作品很多也是抓拍于欧洲的大街小巷,那你在那种环境当中,会不会带来一些意外或是与大师拍过的地方场景相遇?

李:我曾经有这样的惊喜,比如说:我抓拍到一张照片在巴黎市政厅广场上,刚刚拍完以后我脑袋里突然闪过一个印象,这个场景好像跟某位大师的作品不期而遇,这位大师就是:罗伯特·杜瓦诺(Robert Doisneau ),每个摄影人都记得他那张“市政厅广场上的吻”的作品。我也就刚好也在相同的地方拍摄了一对恋人的拥抱。这也许既是巧合又是必然。因为在欧洲的街头到处都有大师的这种痕迹,每个角落都会有摄影史上经典摄影作品的拍摄现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在向他们致敬。

罗:面对以前那些大师拍摄的经典画面,当你走在欧洲的各大城市里,你是否会带来一些更多的冲动,去抓拍一些作品,这同时也给你带来更大的压力?

李:当然,我想这两者都有,一方面你会感觉到大师的影子随处可见,不管你走到哪里。另一方面你也会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事物,并充满激情去纪录他们。

罗:在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过去突破一些东西,还是本身就是一种无意识的拍照,而把艺术当做你的一种生活方式?

李:更多的还是一种生活方式,自己喜欢去拍照,与绘画创作比较起来显得更轻松随意一些。我也不刻意要去寻找某个主题而是把拍照看作一种纯粹的喜好。其实这种旅行当中更多的是一种觉得舒服和放松的感觉。

罗:那么通过你的摄影视觉了解的西方文化,给你一种什么样的印象?就像你所关注的都市命题究竟传达出一种怎样的信息?

李:我觉得欧洲的文化是多元性的,也具有深厚的历史感,欧洲特有的那种文化特质是厚重的,他包含了非常人性的社会关系,同时在美丽的外表下面也隐藏着人与人的冷漠和暴力犯罪。欧洲既不是什么人间天堂更不是什么人世地狱。当然,欧洲的大多数地方比较开放,因为我拍照总喜欢靠近被摄者,那里的人们似乎比较友好,我没有受到太多的排斥和拒绝。而是很自然的一种状态,我想这就是西方很多前辈大师习以为常的生活,聚会、喝酒,这就是他们的夜生活。当然我身处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语言问题,甚至跟他们交流也十分困难,因为我英语说不好,在各个方面我始终是一个旁观者。我去的很多地方很难见到中国人,有时很多西方人也感到很吃惊,他们请我喝酒,甚至让我拍他们。当然也有人问我,你拍这个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拍我……?
我随意走进一家酒吧或走在大街上,抬起相机就拍,我想这在中国可能就会有问题,因为我靠得可能太近了。

罗:这些年中国的社会变化是巨大的,不像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你是否观察到在那些日常生活中,我们与西方有什么不同?

李:我想今天你无论在哪一个大城市,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都能感觉到一种非常物质化的东西。比如:北京、上海,我感觉更有说服力,从某种意义讲商店和餐馆就是中国老百姓的博物馆和音乐厅。很多中国人在伦敦、巴黎购买各种名牌服装、商品,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出访欧美的根本动机。
当然欧洲人的生活习惯与中国人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举个例子:2003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傍晚,我带着疲惫的步伐游荡在斯德哥尔摩的大街小巷,享受着这个城市给我带来的恬静与沉寂。然而在不知不觉中我感到饥肠辘辘,于是我开始在城市的北部寻找美食,但几乎走遍了整个街区都没有找到一家营业的餐厅,我继续向南行走,不一会就来到了赛格尔广场(Segels Torg),这时我看到了显眼的麦当劳的灯光,如果不是十分饥饿,麦当劳是我最不愿意的选择。我站在那里犹豫着,这时我想起了一位美国作家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他许多年前在斯德哥尔摩有过与我完全相同的经历,我们之间唯一不同的就是他走进了这家麦当劳而我没有,最后我终于在城市的另一个岛上找到一家十分昂贵的餐厅并填饱了我饥饿的肚子。

罗:中国现在大城市晚上的这种夜生活在许多层面上是否也越来越相似于欧洲的某些城市,比如就你的感受而言?

李:可能现在中国更热闹,如果按目前的发展来说,反倒是欧洲显得比较冷清,特别是夜晚,有些街道有一种凄凉感。我前几天去了重庆,重庆的夜晚如同着了火一样,在欧洲这是难以想象,满街都是热闹非凡的餐馆和娱乐场所。甚至到半夜城市的各个角落都是人山人海、灯火通明、车水马龙。

罗:那刚好今天是五四青年节,90年前的今天正好是著名的五四运动。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学者也包括艺术家都怀着远大的理想和愿望到西方去学习,去开眼界,去了解西方的人文和思想。今天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有很多机会出去,你发现有什么不同,对你个人来说这种心态跟过去或者说你如何来看待这种变化?

李:今天的国门已经打开,改革开放以来出国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事,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众多的中国人缺乏五四时期的忧患意识,更缺少当年的那种求知欲望和理想主义精神。大家都在谈论购物,巴黎、米兰的名牌服饰似乎成了热门话题。很少有人关心精神层面的东西,当然这也许是全球性的现象吧。

罗:所以现在普遍呈现出来的这种现状,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在一种消费的生存状态里面,那刚好是你关注的,无论是你的绘画还是摄影当中的一个主题。我看你摄影当中有一部分关于欧洲那些非常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同时也有一些乡村的景象,你发现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李:一方面我觉得西方的大都会、大城市非常丰富多彩,另一方面也很自然很秀美。伦敦的海得公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特别中心的地理位置,但是基本上没有人工修饰的痕迹,非常自然和宁静,甚至公园里居住了众多的野生动物,这一点真让人惊叹不已。伦敦,具有不可思议的历史感,而且又有最新的生活时尚,最重要的是它拥有无限的包容性。

罗:所以在欧洲拍摄给你更多的是一种体验的机会?

李:对。在欧洲我总是在失眠和倒时差,不当当是生理上的时差,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时差。你要去体验完全不一样的文化背景、生活习俗这本身是很有意思的。

罗:因而你更多的是用一个过客的眼光去看一个陌生的世界?

李:我想就像是我的个人日记一样,别人以写作的方式来记录每一天,而我是用摄影来记录。

罗:今天数码技术越来越发达,对很多摄影师影响也是很大的,许多人放弃了传统的胶片摄影,对你来说有没有影响?

李:影响非常大,但是数码也有非常好的一点,特别方便,基本上不需要带太多的设备,只需要带上记忆卡就可以取代沉重的胶片。而且携带很多胶片每次过海关或安检时都会遇到一些麻烦。

罗:一般是去还是回来会遇到麻烦?

李:去或是回来都很麻烦,因为你只要坐飞机都要经过安检,要经过X光,我带的有些胶片是高感光度的。我有一次在柬埔寨和越南的边境就遇到类似的问题,几个士兵不让我进行手工检查,他们一掌就把我推开,把我的胶卷盘塞进X光机,当时我想那些胶卷完了,但是我也不敢再做过多的要求,因为他们非常无礼,根本不听你解释。
当然数码这种新技术也有很多是我无法习惯的,特别是当你按下快门,马上就可以知道结果,这对很多摄影者来说可能非常难以适应,我听很多摄影师说拍数码必须用胶布把显示屏贴起来,每次去撕胶布的时候你都要想想还是不看了吧,其实那只是一个习惯问题。

罗:那以后去欧洲你是否还会有兴趣去拍摄?如果再去拍照你可能会去关注哪一方面的主题?

李:我想要把照片拍的更好首先必须要倒完这个文化时差,因为目前来说需要找到一种更深层面的表现方式,或者说更个人化的艺术语言,我想这才能走得更远。
总而言之,要从原先的那种文化时差当中走出来,去寻找下一个拍摄焦点,当然也不排除去购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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